厅级干部因犯错，被贬为处级，7年后再次晋升副部
文摘
2024-10-25 18:08
江苏
今天说的这位官员，是一个传奇人物。他被视为与海南百姓有奇缘之人，民间尊他为“雷公”。海南改革开放40多年间，是一位令人无法忘怀的风云人物之一。雷宇，1934年底出生于广西横县，1949年7月参加革命；1972年6月与黑龙江省委常务书记兼省革委会副主任任仲夷相识，后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1980年11月成为任仲夷来广东的唯一随从，任广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委研究室副主任。1982年7月28日任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兼行政区公署主任；1983年7月任区党委副书记、行政区政府主要负责人；1985年7月17日因“海南汽车事件”离开海南，赋闲在家3个月。1985年10月29日任广东花县县委副书记；1987年2月9日任广东增城县委书记；1988年1月15日任广州市副市长，6月任常务副市长、市委常委；1992年4月25日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分管对外工作、沿海开放、内外贸、工商等；1996年1月在广西辞职，回广州居住。雷宇入朝鲜上过战场，后又到黑龙江、辽宁搞工业，再后来跟随任仲夷到广州搞对外开放，可以说是个多面手。1980年6月底至7月初，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为期11天的“海南岛问题座谈会”，全面总结海南解放以来的开发建设，明确“放宽政策，把海南经济搞活”，正式决定对外开放海南岛，可参照深圳、珠海等特区政策，海南由此成为“准特区”。这是海南开发的重大转折点，标志着中央由“巩固海南”到“开放海南”的历史转变。为了进一步落实中央精神，1981年7月，当时任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雷宇受时任广东省省长刘田夫的指派，带领一个6人组成的调研组前来海南，考察海南的自然资源，提出具体的开发计划。“这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美丽而荒凉”，这是海南给雷宇的第一印象。随着走访的逐步深入，雷宇清楚地看到了海南的落后和贫穷，虽然解放31年了，横贯南渡江上的还是日本人40年前修建的铁桥，很多老百姓的日子还那么穷那么苦。令他最没有想到的是，同属一省、相距不远的珠三角改革春潮风起云涌，商品经济日益繁荣，而海南却还沉睡在计划经济年代，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商品经济意识都很薄弱，甚至根本没有，个别地方还残存着原始公社的痕迹。他记得，当他们路过乐东黄流，停车在路边和老百姓攀谈时，发现纯朴的老百姓连卖鸡蛋都会不好意思，把鸡蛋摆在路边，自己却躲在一边，有人问了才跑出来。雷宇问卖鸡蛋的人有什么好躲的，卖鸡蛋的人说，给别人吃几个鸡蛋怎么好意思要钱，但不卖鸡蛋又没钱买盐买油。在写给广东省委省政府的调查报告中，雷宇分析了海南落后的诸多原因，提出海南要发展必须改革开放，必须向人们灌输商品经济意识，而这种灌输不能靠办培训班解决，必须靠实践来提高，同时不能“急”。这份调查报告得到了有关中央领导和广东省领导的高度评价和重视，随后广东省委在调研报告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加快海南岛开发的意见》。1982年在一次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上，雷宇提议：“在莺歌海的天然气利用上，应该给海南一些适当的照顾。”当时国务院领导回道：“海南虽然近水楼台，但是也不能先得月。”雷宇接着说：“我不是海南人，不怕被说成地方保护主义。海南能源严重缺乏，如果莺歌海的天然气不给海南人适当照顾，海南人从感情上很难接受。知道在海南流传一句什么话吗？宝岛宝岛，拿走的都是宝，留下的都是草。”这本是一个平常的建议，但这一次中央却决定让带头提建议的人来带头实施。1982年7月，雷宇这个“幕僚”从幕后走上前台，担任海南行政区区委书记兼行政区公署主任。临行海南前，亦师亦友的任仲夷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去海南待两年就行了，搞好团结，不出问题就行了。但踌躇满志、一心想做事的雷宇却不想在海南只当个“不出问题就行了”的官。10月3日，雷宇抵达海口，由此海南迎来了解放后至建省办特区前最重要的发展黄金时期。雷宇也开始了他生命中“最精彩”的三年。雷宇做事雷厉风行，绝不拖泥带水，敢想敢干，注重民生、注重解决实际问题，不怕犯错，不怕丢官。汽车事件的翻车，从雷宇上任那天起，也许就埋下了伏笔。当时中央有领导提出海南要“先做神农氏，再做爱迪生”，即发展好农业再谈工业。雷宇断然否定了这个观点。他清醒地看到，海南的热带作物关起门有优势，但国门一打开，不要说在全世界，甚至在东南亚地区都没有竞争优势。雷宇认为，海南不上大项目经济难以在短时间内见起色。主政海南三年，雷宇以只争朝夕的速度，为海南引进了24个重点建设项目，到1984年海南全区的固定资产投资达到7个多亿，列入开发建设的24项重点工程除4项还在进行前期准备外，其余20项全部破土动工。“为海南发展打好基础”被雷宇当作主政海南的一大任务。当时任仲夷说他在海南干两年就行了，雷宇说，不管以后谁接我，我要把基础打好。后来小平提出海南20年后赶台湾，雷宇深知这个目标不可能由他来实现，但他要打好基础。马村电厂、海口机场扩建、微波通讯系统、清澜港、洋浦港、西部铁路、南渡江大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基础设施中有不少还在为海南今天的发展发挥着巨大作用。可以说，每个项目都是靠雷宇和其他干部“跑”出来的，“跑”的背后都有动人故事。雷宇爱跑、勤跑、善跑是出了名，“勤跑上，勤跑下，勤跑外”是人们对他的评价。“不跑不行”，雷宇说，我们国家这么大，但国家的资金、项目是有限的，批给谁不批给谁，都是应该的。所以必须要“跑上”反映情况争取支持，“海南以前的干部很老实，很少到上面要项目要政策”。在雷宇看来向上级反映情况，提出合理要求，争取更多支持是领导干部的责任，不过千万不能狮子口大开吓着对方。在跑这些项目过程中，雷宇坚持“诚”和“实”，真诚，实在，务实，先汇报再请部委的同志到海南实地看。雷宇说有一年在北京他创下了一个星期跑26个部委的纪录，“部长不在，那我就见司长，司长不在就见处长，处长不在工作人员也行，只要有人能听我汇报情况，帮助海南研究解决问题就行。”每逢雷宇从北京回来，海南很多干部都会涌到他办公室，他们知道，每次雷宇都不会空手而归。1984年初，邓小平南巡广东深圳福建等地区，针对海南发展问题，邓公提出：“用20年的时间把海南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当年，国务院发布了《加快海南岛开发的讨论纪要》，海南进入发展黄金期。雷宇振奋不已，自觉海南必须走上发展的快车道才行。但是要发展，首先要解决发展资金的问题。当时海南非常穷，很多乡镇百姓吃不饱饭，政府机关连办公纸张都紧张。如何实现原始积累？雷宇动起脑筋：不能靠战争掠夺，也不能靠贩卖黑奴，只能靠增产节约，靠内部积累。海南基础设施很差，没有几个像样的企业，要积累到何年何月？不如通过商业流通转手买卖赚钱，是一条便捷的渠道。这就是雷宇班底当时定下的“草船借箭”策略。转手买卖卖什么？当时，全国地市级以下的党政机关、央企、国企和国家事业单位机构，配备的是清一色的北京牌吉普车、苏联嘎斯69吉普车和缴获的美军吉普车，只有省军级以上的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才能配备一定数量的上海牌吉普车、波兰华沙牌和苏联伏尔加牌普通轿车，而日本轿车，只进口少量给高级领导使用。当时中央给了海南很多特殊政策，其中一条就是可以进口日本轿车自用，除非旧车，否则不能转手卖到内地。雷宇最初的想法，只进口1.3万台日本车，赚到两个亿搞建设就行。可是消息传出去了，全国政府机关，上到国务院、下到县级机关，都来海南买进口车，态势控制不住了。有什么办法没有呢？有，向广东和福建学习，开罚单！罚款就充当了税收。工商局门口天天排长龙交罚款。海南省上到机关下到幼儿园，都参与了汽车转手买卖，政府并没有搞专营，海南百姓都得实惠。卖出岛的汽车总计达到10余万辆，震惊了中央和国务院，下令查封尚未出岛的7.9万台，指派副总理万里带102人专案工作组，上岛调查处理。经过调查和协商，鉴于当时的背景和实际情况，专案组认为这次事件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并没有犯法，提出331的处理意见。331即不再罚没岛内进口车辆，将车辆及卖车所得分成三份，1/3上交国库，1/3上交广东，并留做支持海南发展的资金，1/3留海南，处理善后事宜。主要负责人雷宇免去现任职务。三个月后调任广东花县县委副书记。1988年，雷宇被重新启用，担任广州市常务副市长、市委常委；1992年，升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1996年，61岁的雷宇因回家侍奉九旬老母亲，主动辞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职务，回广州居住。假若他像任仲夷所叮嘱的那样，到海南一切按步就班，什么事也不“自作主张”，只注意“搞好团结”，那么，等待他的也许就是另一种结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