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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父亲更伟大
转眼间，父亲已过世十六载，但父亲的音容笑貌还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一米八五的个头，洪大的嗓门，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似乎能看透这世界的一切。他总能把一身蓝色咔叽中山装穿出各种花样，由蓝色穿成浅蓝，再到泛白，即使袖口和肩膀、膝盖等部位磨破了洞，或自己动手或让妈妈对称地补上补丁，衣服再破也不少一个纽扣。每到逢年过节或出门赶集，父亲再忙也要从头到脚洗涮一遍，整理头发，刮掉胡茬。父亲使用剃头刀的功夫是远近闻名的，以至于逢年过节我家几乎成了免费的“理发店”。父亲勤快且爱好整洁，每天早早起床，总要先挑上几担水盛满水瓮，然后把院子打扫干净，把猪羊牛圈清理一番，此刻，妈妈的早饭已经熟了，吃过早饭，一天的劳作才算正式开始。![]()
父亲是一个不识字的庄户人，实际上是处于社会最基层的人，但是我们永远也不能藐视或低估这些像父亲一样处于社会最基层的人，因为他们从小就饱经沧桑，尝遍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比起我们这些坐办公室、走社会捷径的人，他们的思想更能真实地反映时代的灵魂，他们的感情世界最丰富、最真实，时代的脉搏在他们的身上能得到真正的体现。我虽然算是个文化人，但与父亲相比，无论心胸、胆识，还是为人处事的能力、格局都相差甚远。父亲个头大，苦重，饭量也大，平时吃饭总是狼吞虎咽，可是每当妈妈做一些可口的饭菜让一家人改善生活的时候，饭到中途，父亲总是找各种理由，要不喝点水，要不休息一会儿，放慢吃饭的节奏，难道仅是为了品尝美食的味道吗? 我一直不得其解。后来终于有一天，我与我的孩子在一起吃饭时，不知不觉中重复了父亲的动作，忽然领悟到了其中的奥秘，那是因为过去的那个年代，物质条件不丰富，好吃的、可口的饭菜也是有限的，那是父亲怕他吃多了，轮到我们这些孩子吃不饱。
人们都说没有文化的人与世隔绝，不好交流，我认为我的父亲则不然，他深知自己没有文化，但他有一个机灵的大脑和一双敏锐的眼睛，好像能想明白看明白这世界的一切，他也从来不因为自己没有文化而埋怨社会，埋怨爹妈，怨天忧人，也从来不因没文化而自责自卑。他总能与学校的老师和驻村的干部交成朋友，时间长了，上面下来的考察指导农村工作的干部，总是先在我家落脚，为此妈妈贴了不少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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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交通仍然不发达，特别是偏僻的农村，大部分走动还是靠步行或畜力，人口流动远不如现在频繁，但总还是有走动，有经济方面的，也有艺术方面的等等，比如挑着担子的货郎或是耍把卖艺的艺人，这些人到了晚上走不动了，总要吃饭、住宿、歇脚，那时的社会治安虽然搞得好，但有的人家为了避邪总不乐意收留外人住宿，可只要父亲知道，总要把这些人招揽到家中，供他们吃喝住宿，不收半分钱。那时的每家经济条件都不怎么好，妈妈难免有意见，父亲总是将心比心地说，如果我们出门在外，遇到天黑、刮风下雨等困难，没人收留我们，那我们该怎么办？总不能睡在路上或地里吧。后来妈妈也就默许了。父亲是一个念旧感恩的人，我三个月大的时候，得了咳嗽气喘病，实际上就是现在的重症肺炎，生命奄奄一息。叔父用骡子车到镇上请来一位靳医生，据说这个靳医生脾气很大，对我的病情进行了初步诊断后，很生气地用拐杖打破了我家的窗户，然后只给我打一针不知道什么药，就救了我的命，一针过后我不哭不闹，后来经过调养，逐步病情好转了。我现在胸口有个深深的凹陷，就是那次肺炎留下的后遗症。后来等我有了记忆了，父亲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起这位靳医生，让我不要忘了这个救命恩人。但是等我长大了，这个救命恩人早就不在当地了，我也试图打问过，他可能是一名大城市下放来的知识分子，但不知后来调到哪里去了。父亲曾与这位靳医生因我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每到逢年过节，总要到镇医院拜访靳医生，免不了拿点农村的土特产品犒劳人家，人家也给他一些钱物相赠。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医患关系，医患之间靠的是信任，没有任何合同或协议等纸质痕迹。![]()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三年困难时期过后，国民经济刚刚开始恢复，人民公社在起步阶段，虽然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意志坚定，热情高涨，但毕竟国家底子还薄，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仍然不高。一个夏日的中午，为了贴补家用，年轻的父亲在砍草木樨籽时，镰刀误伤了自己手掌的虎口，鲜血直流，快要虚脱休克，他无力地躺在炕上，昏睡不醒。因为没有钱，想硬扛着不去医院，他的堂姐刚好住娘家，看到后给了他五块钱，让村里的人用骡子车把他送到了镇医院进行了包扎输液，父亲终于转危为安。后来，我长大了，他常常提起此事，让我永远也不能忘记，我确实也没有忘记，从16岁认识我的姑姑，她现在已经八十六岁高龄，我每年拜访3至5次，从未间断，而姑姑也惦记着我们。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包产到户等经济形式的改变，农民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但仍没有现在富裕。勤劳人家，通过养猪、羊等，再搞些农副产品，秋冬到集市上卖，贴补家用，供孩子上学等。那年我家刚盖了新房子，还有几百元的饥荒，父母打算把家里的半口猪卖掉。一天过集，父亲起的大早就到二十里远的镇上卖肉，忽然看到了他堂姐夫单位的汽车，便毫不犹豫地把半只猪捎回了县城，等到晚上回来，妈妈向他要卖猪钱，父亲搪塞了半天才说出实情，那一夜爸妈确实发生了口角，我们姊妹几个躲在被窝里都不敢吱声。后来我姑姑知道他弟弟家的难处，托人捎来了钱物，我家也还上了饥荒。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我们那个村比较偏僻，交通条件不好，上小学单程要走五里路，上初中至少要走十里，而且都是山路，孩子们上学都很辛苦，大都中途辍学，好多年也没有出过几个吃公家饭的人，所以通过考学求职这条路对村民们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起初父亲对他的几个孩子也不抱多大希望，说我们能上几天学，有点文化能种庄稼就行了，因此我的小学和初中基本上是在半耕半读中度过的。因为念书的事，小时候我也与父亲发生过冲突，但凡念书好一点的孩子，干农活都很笨，实际上是他不往那上摊功夫，也由于孩子的天性贪玩，农活也确实很苦很累，父亲常因为我不好好干农活，指派的任务我没有完成或完成得不好，经常处罚我，我是敢恨不敢表露，我害怕父亲的威严，我也没有足够的理由来证明我的正确，因此小时候对父亲的积怨不少。八一年中考前一天下午，我本打算好好复习调整一下，但当时确实农忙，家里人手调不开，记得当时下着濛濛细雨，父亲还是硬拽着我帮他干农活，一直干到晚上九点多，搞得我身心疲惫，但出于对父亲的尊重，同时也是让我有一个尽量平静的心情参加中考，我没有过多的怨言。不过我还是很争气，第二天我到镇上参加了中考，最终以全县第三十名的成绩被府中重点高中班录取了。中考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从那以后，父亲对我的认识、态度发生了变化，他好像在我的身上看到了希望的光芒，我在家中的地位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连同年幼的弟弟妹妹也尊重我三分。自打上了高中，我基本上就脱产了，偶尔干点农活，根本不是任务，而是父母让我在地里散散心，而我的父母为了那心中的一束光芒，甘心起早贪黑，披星戴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自从我在家中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后，我反倒有了压力，因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考学，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无论中考还是高考，补个三年五载，无果收场的人很多很多，由于年轻人的世界观不成熟，考不了学，得抑郁症、焦虑症也在常理中。三年高中一晃而过，到时候如果拿不出点儿实际成绩来，像电影《人生》中的高加林一样背着铺盖卷灰溜溜地回去，不光给家人不好交待，就连村民们见到你那一刻的眼神也让人受不了。虽然毛主席指导我们：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但是真正落实到每个人头上，还需要一定的思想准备和时间适应。不过我很幸运，三年后我顺利地考取了学校，也算给家中一个交代，也没有过多受到落魄带来的挫伤。![]()
参加工作后，父亲免不了不时地去单位探望我，也想让我这个算是出人头地的儿子帮家里忙。因为他不懂单位的规矩，有时把家里的农副产品整车拉到我的办公室里，或者把准备在集市上卖掉的牛羊寄存在单位的院子里，弄得我哭笑不得，过后还得不断地给单位领导、同事解释道歉，因为确实影响了人家的工作和生活。说心里话或多或少还是对父亲的做法有些怨言，但是再怎么也得忍着，因为那是我的父亲。我年轻时由于世界观不成熟、不稳定，年轻人的虚荣心时有作怪，不能理性对待工作与前途，有时难免浮躁，看到有背景的、家庭条件好的同事被提拔重用，难免心生妒意，甚至埋怨自己的父母出身低微，自己没有好的靠山。不过一件事，彻底颠覆了我的人生观，彻底撕破了笼罩在我身上多年的那层虚伪的面纱，也彻底击碎了我那可怕的虚荣心。37岁那年，父亲65岁，那时农村交通仍然不方便，偏僻的村子仍然需要步行二十多里路才能坐上公交班车。一天我从老家准备坐公交车回县城，临走时，妈妈给我带了近三十斤自产的猪肉。那天父亲有点感冒，本打算送我一程后让我自己到镇上坐班车，哪曾想我一个早已脱离了农业生产坐在诊室里手握听诊器的人，根本就拿不动那三十斤猪肉，更不用说带着它走路了，父亲临时改变了主意，一直把我送到了离家二十里路的镇公交车站，全程我几乎是追着父亲在走，更不用说拿那块猪肉了。当我按时坐上了开往县城的班车，看到父亲转身离去的渗着汗水的疲惫的背影时，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大大……”，我瘫软在座椅上，眼泪夺眶而出，失声痛哭起来，搞得整车人都非常诧异，我也顾不得那么多，这是为人之子灵魂的哭泣，这是我三十七年来第一次发自内心的愧疚。那一刻起我被父亲彻底地征服了，我发誓如果以后再虚伪，再有虚荣心，将愧对生我养我的父母，我就不配做人。
年轻人，即使是学有所成旳年轻人，步入社会后，由于缺乏历练，加之万千世界的诱惑，难免迷茫，虚无缥缈，但一定不能忘记初心。父母帮助你学有所成已属不易，仅这点恩情也难以偿还，接下来的路要靠自己走，人生的篇章还得靠自己书写，只有紧跟时代步伐，认准方向，脚踏实地工作和学习，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父亲经常教育我，工作要踏实认真，但做人要低调，特别是咱农村出身的人，要看得起咱农村人，不要让人家在背后戳脊梁骨，我一直牢记父亲的教诲。我是一名由老百姓培养出来的医生，我深爱着老百姓，深爱着我的患者，确实把他们的痛苦放在了心上，我也深知作为一名医生，一定得牢牢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珍爱生命”“救死扶伤”的思想，但我也深知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性。几十年来，我不断地加强业务知识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甘心为医疗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是一名资深的内科主任，每天带着一帮年轻医生救治病人，每次查完患者的病情后，总要拉起那些年龄与我父母相当的人的手叫一声叔叔阿姨；管那些与我年龄相当的人叫一声兄弟姐妹；拍一拍那些年幼的孩子们的肩膀，鼓励他们早日康复，尽快恢复学业，这些已成为我工作的习惯与流程，实际上这也是不知不觉中完成我对父亲的承诺，也是父亲的言传身教在我思想中的潜移默化。很多同事和患者都说我的看病有艺术性，患者到我这里来，没吃药一半病就好了。实际上，哪有什么艺术，只不过我能站在患者的角度考虑问题，想最大限度地为他们排忧解难。我因是一名医生，得到了一定范围群众的好评，这些得益于党和人民的培养，也得益于我的老父亲榜样的力量。
写下这篇文章，有对父亲的情结和对老父亲的思念，更多的是经过多年的人生历练，我对人生的认识和态度的升华。与父母兄弟姐妹相处的那些日子，实际上是人生最美好、最幸福、最淳朴的时光，它在人生中不知不觉中流逝，当某一天忽然醒悟，回首往事，它只能是回忆，再也捕捉不到当时的那种感觉了。
中华民族是礼义孝道之邦，如果我们每个年轻人都能不忘初心，世界观里充满浓厚的家国情怀，必将激励我们为中华之崛起努力拼搏，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指日可待。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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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豹，中共党员，主任医师，府谷县中医医院脾胃病科主任、消化内镜室主任，陕西省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委员，榆林市肝病学会常委，府谷县有突出贡献拔尖人才，获榆林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省级以上杂志发表学术论文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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