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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自私的，每个人都会努力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生物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皆如是说，一方面源源不断为这一元命题提供证据，一方面基于这一元命题建设理论。硬心肠的理论家证明弱肉强食有理，软心肠的理论家则费尽心思发明一套机制来说明：虽然人都是自私的，后来却发展出了善良、互助、法治。“血亲互助”“看不见的手”“契约论”，这些理论是否成功，谁也不知道。人皆自私这一命题不只是理论家的法宝，同时似乎也已成为普通人的共识。布雷格曼异于是，他釜底抽薪，从根本上否认这一臆想出来的元命题，断然声称“绝大多数人在内心深处都是相当正派的”。不假，很多畅销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支持人性本恶这个元命题。《幸存者》全球热播，《蝇王》卖了数千万册，作者戈尔丁（Golding）还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但这些作品，说到底，是小说，是虚构作品。现实与此相似吗？布雷格曼找出了6个汤加男孩被困阿塔岛一年有余的真实故事，那里发生的事情跟蝇王的故事几乎完全相反。难道我们的基因里已经深深植下了自私的种子？《自私的基因》畅销全球，但在生物学界饱受质疑，实则，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本人在这本书的后续版本中也放弃了人类天性自私的主张。针对道金斯，布雷格曼介绍了科学家别利亚（Belyaer）和柳德米拉（Lyndmila）在西伯利亚一家养狐场所做的一场长达数十年的实验，这场实验的结论，用布雷格曼的话来总结，是“最友好者生存”。人类在动物界生存下来，发展起来，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只有人会脸红，只有人有眼白——眼白透露了视线或关注点的方向，这些都是交流的产物。
人类当然有他残酷的一面，单说最近的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日本人残害中国人、纳粹残害犹太人，但那种认为人类变得越来越残酷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布雷格曼引用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及其他资料说明，人类并不天生好战，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人类的好战之心逐渐受到了抑制。
好吧，道金斯的理论也许有点儿迂阔，但也有很多心理学实验得出了人性本恶的结论。坊间博识之人，多半都听说过津巴多的监狱实验，一些大学生受试者分成两组，9个充任狱警，9个充任囚犯，他们本来都是些普普通通的大学生，可在短短几天的实验进程中，“狱警”们转变成一批凶神恶煞，“囚犯”们变得极度焦虑、惊恐。米尔格拉姆的电击实验同样出名。实验项目招募了一些人来充当“老师”，另有一些实验团队成员充当“学生”被绑在隔壁房间的椅子上。老师提问，学生回答，回答错了，老师被要求按下电击开关。电击设备的电压不断提高，直至会让学生尖叫甚至昏迷。学生的这些表现是团队成员装出来的，但受试者并不知情，他们虽然对“学生”表示同情，但大多数仍然会服从命令，一直电击这些极度痛苦的学生。米尔格拉姆由此得出结论：人类会盲目服从去做那些可怕的事情。这些实验非常有名，被广为传播，被写进教科书，然而，布雷格曼徵引各种材料表明，这类实验都是被导演的，有些甚至可说是骗局。但人性本恶的元命题似乎并不只是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编造出来的，现实中到处可以找到例子。20世纪60年代，在纽约的邱园公寓，一位年轻女士凯瑟琳凌晨回寓所，在寓所边上，一个凶犯袭击了她，凯瑟琳不幸死去。附近公寓有很多人听到她的呼救，有人推开窗户大喊“放开那个女孩”，然而，在长达半个钟头的行凶过程中，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这起凶杀案后来在美国人所周知，作为人心冷漠的典型案例。然而，关于邱园凶杀案的新闻报道大大失实，后来的调查研究表明，邻人们从熟睡中被呼救声惊醒，立刻有两人报警，一位较晚被叫醒的女邻居还冲出公寓找到严重受伤的凯瑟琳，而凯瑟琳正是在她的怀里断气的。我们可以在社会新闻里读到很多凶残、邪恶、变态，但我们必须记得，新闻不是社会整体状况的平衡写照。更何况，有些记者出于种种目的以偏概全，歪曲事实，甚至捏造事实。据新闻报道，卡特里娜飓风把奥尔良市变成了一个野蛮社会，布雷格曼通过深入调查揭示，真相远非如此。布雷格曼写道，大量研究的结果表明“新闻是一种危害精神健康的有害品”。
现实世界中人并不像这类新闻渲染的那样不堪。布雷格曼于是讲诉了丹麦人在纳粹眼皮底下救援数以千计即将遭到围捕的犹太人的故事。当然，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并没有像这次行动中的丹麦人那样去对抗邪恶，布雷格曼承认，这是一个例外，但他还另外举了一些事例，说明在正常社会条件下，人们会自发去帮助别人、救援别人。
在那些坚持人皆自私元命题的理论家眼里，普通人也许不是也不必一味自私，但那只是因为他们不够理性。理性总是教人自私，作为理性的楷模，经济人总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真的吗？你一意要开一家书店，是因为书店能带来最高利润吗？也许你已经丧失理性了？当然，一家企业没有利润就不能持续存在，然而，挣得一份利润跟利润最大化之间还有很远的距离。针对以上种种，布雷格曼做了方方面面的考察来说明“绝大多数人在内心深处都是相当正派的”，我们人类是“最善良的物种”。人类更像倭黑猩猩，“对不平等有天生的厌恶倾向”，而不那么像好勇斗狠的黑猩猩。那么，问题倒转过来了：那些唯利是图的行径，那些令人发指的暴行，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这本书的第三部分将会回答这个问题。布雷格曼列出的暴行的第一个来源可能让人吃惊：移情共感（empathy，本书译者译作“同理心”）。是的，共感是善良之源，然而，运用不当的共感则会带来可怕的后果。暴行的第二个来源：权力。经验和实验表明，在一个小团体中被推为领袖的，通常不是马基雅维利式的邪恶君主，而是友好、善良之士。然而，权力就像麻醉剂，这些人握有权力之后，常常会变得无视他人的痛苦。大规模人类社会的领袖则从一开始就不是“善类”，这类所谓的文明社会似乎天然需要某种不平等，赋予一个人或一小撮人以巨大的权力。由是观之，“长期以来，文明都是一场灾难”。
那些得出宏大而惊人结论的心理学实验从来都很可疑——物理学实验的结论若不同于我们凭常识得出的结论，我们多半要放弃后者，但事渉我们自己的思想感情，我们凭什么该去相信某一个所谓实验而不相信生活经验教给我们的结论？新闻和现实中的确有些事情匪夷所思，但我们未必就能由此出发来概括全世界的现状。自私的基因，理性经济人，人云亦云，耳朵听得长了茧子。质疑、驳斥也不是没有，韩少功一篇《个人主义正在危害个人》就是好例，奈何难阻沧海横流。今又有布雷格曼花费精力去重新调查真相，站出来高声质疑流行成见，值得为之鼓呼。不过，为之鼓呼到此为止。我对布雷格曼的结论大多存疑。我相信，在正常社会条件下，尤其在没有重大利害冲突的时候，大多数人蛮善良的，但似乎不能由此断定人性本善。作者相信人类暴行在不断减少，看起来人类是在不断进步，可是而今恰恰是那些坏人最容易爬上高位，文明又被说成一场灾难。至于结语中“赖以生存的十大准则”提倡要宽容，要理解，要爱自己，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它们肯定很好，说不定也管用，就像鸡汤一样，可我还是不相信任何人能够发明出“消除仇恨、不公正和偏见最好的办法”。![]()
导论
人类共有的特质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国陆军司令部就发现自己面临着生死攸关的威胁。伦敦当时正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对此，温斯顿·丘吉尔将这座城市称为“全世界最大的攻击目标，它就像是一头‘身娇肉贵’的大肥牛，而且手脚已经被紧紧绑住了，吸引着一切想捕食的猛兽”。最凶恶的那只猛兽当然是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战争机器。如果英国人在德军恐怖的狂轰滥炸之下崩溃了，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将走向灭亡。一位英国将军无比担心地说：“交通将完全瘫痪，到处都会是无家可归的人尖厉的呼救声，整个城市将会陷入彻底的混乱。”2一旦数以千百万计的平民在压力之下屈服了，军队就有可能无暇顾及作战，因为他们将会受到那些歇斯底里的乌合之众的严重掣肘。丘吉尔曾预测，至少会有300万～400万伦敦人离开这座城市。任何一个人，如果想要深入了解人性中可以释放出来的种种邪恶，只需要读一下这本书就足够了——《乌合之众》。这本书的作者是法国的古斯塔夫·勒庞，他是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希特勒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读了很多遍。墨索里尼、丘吉尔和罗斯福也都细读过这本书。勒庞的书对人们如何应对危机进行了实况转播般的详尽阐述。他说，当危机突然发生时，几乎在一瞬间，一个人“就会在文明的阶梯上倒退好几步”。恐慌和暴力喷薄而出，人类的本性将暴露无遗。1939年10月19日，希特勒向他的将军们简要介绍了德军进攻伦敦的计划。“纳粹德国空军（Luftwaffe）将对英国抵抗意志的心脏进行残酷无情的打击，”他强调，“攻击能够而且将会在接下来的任何一个时刻展开。”而在英国，每个人都能够感觉到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溜走。在岁月指针的嘀嗒声中，英国政府提出的最后一个计划是在伦敦的地底下挖地道，构建一个避难所网络，但是这个计划最终被放弃了，因为政治家们担心，在地底下生活一段时间后，因恐惧而失去勇气的民众将永远不会返回地面。在最后一刻，英国政府在城外建成了一些战地精神科医院，以照顾第一批受害者。1940年9月7日，348架德国轰炸机飞过了英吉利海峡。那是一个周末，天气晴好，很多伦敦人都在户外活动，因此当下午4点43分警报响起时，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天空。这一天，作为一个“黑色星期六”而被载入了史册，随之而来的是旷日持久的“伦敦大轰炸”。在接下来的9个月里，德国空军仅仅在伦敦城内就投下了超过8万枚炸弹。所有街区都被摧毁了。在英国首都，被损坏或摧毁的建筑多达100万幢，整个英国则有4万多民众失去了生命。那么英国人的反应又是怎样的呢？在遭到了连续几个月的狂轰滥炸之后，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人们变得歇斯底里了吗？他们做出像野兽一样的行为了吗？让我从作为一个目击者的一位加拿大精神病学家的描述开始吧。1940年10月，约翰·麦柯迪医生（John MacCurdy）驱车穿过伦敦东南部，走访了一个受损特别严重的贫困社区。那里只有坑坑洼洼的路面和摇摇欲坠的建筑物，几乎没有任何完好的东西。如果英国只有一个地方会陷入一片混乱，那么肯定就是这里。在空袭警报响起之后的那些时刻，这位医生在那里又发现了什么呢？幼小的男孩们继续在人行道上玩耍，顾客们继续与摊主讨价还价。有一位警察，他继续庄严地指挥着交通，只是他的动作显得有些单调沉闷，而骑自行车的人则继续无视生命，触犯着交通法规。就我观察所得，甚至没有一个人抬头看一下天空。如果说所有对“伦敦大轰炸”的描述有一个共同点的话，那就是描述者所说的出奇的宁静了。一位美国记者采访了一对英国夫妇，他注意到，尽管在炸弹爆炸的冲击下窗户都已经嘎嘎作响了，那对英国夫妇仍然悠闲地安坐在厨房内小口品茗，难道他们不害怕吗？这位美国记者想知道答案。“哦，我们不怕，”他们的回答是，“而且如果怕的话，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很显然，希特勒忘记了一件事：英国人的典型性格。他们一贯坚定沉着，处变不惊。有的时候，这甚至表现为一种颇具反讽性的幽默感。例如，商店老板们会在张贴在被炸毁的店铺前的告示中写道：“我们的门比平时开得更大了。”又或者，酒吧老板会在一片狼藉中放上这样一个广告牌：“我们的窗户是没了，但我们的精神还是很好。进来试试吧。”英国人能够忍受德国空军的残酷空袭，就像他们能够忍受一趟晚点的火车一样。这一切的确令人恼火，但总的来说还是可以忍受的。碰巧的是，在“伦敦大轰炸”期间，铁路服务也仍然在继续，而且希特勒的这种战术一直没有对英国国内经济造成太大的影响。相比之下，对英国的战争机器的危害大得多的反而是1941年4月的复活节，那是一个星期一，当时大家都在休假。在德国人发动轰炸后的几个星期内，相关信息的更新就像天气报告一样，激不起太多涟漪：“今晚很有可能会有轰炸。”根据一位美国观察家的说法，“英国人对‘大轰炸’感到厌倦的速度比对其他任何事情都要快得多，而且没有人会躲得远远的”。那么，精神上的伤害又如何呢？许多专家曾经警告过，轰炸后会出现数以百万计的遭受精神创伤的受害者，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奇怪的是，没有地方可以找到这样的受害者。悲伤和愤怒的确存在，失去深爱之人确实让人悲痛万分，但是精神科病房仍然空空如也。不仅如此，英国民众的心理健康实际上还得到了改善。酗酒现象减少了，自杀人数比和平时期还要少。战争结束后，许多英国人甚至怀念起了“伦敦大轰炸”期间的日子，那时人们互帮互助，没有人关心你的政治倾向，也没有人关心你是富有还是贫穷。“英国社会的很多方面，都因‘伦敦大轰炸’而得到了改善，”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这样写道，“这使得希特勒的如意算盘完全落空了。”用“伦敦大轰炸”期间发生的各种事件来检验勒庞提出的理论，可以说是完全不靠谱的。危机并没有使人性中最恶劣的那一面暴露出来，反而使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展现了出来。如果说危机真的带来了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使英国人在文明的阶梯上前进了几步。“普通英国人的勇气、幽默和善良，”一名美国记者在她的日记中这样由衷地感叹道，“在噩梦般的情况下令人惊叹不已。”德国空军的狂轰滥炸所带来的这一系列意想不到的“积极”影响，甚至在英国引发了一场关于战争的辩论。当英国皇家空军准备向敌军派遣自己的喷气式轰炸机执行轰炸任务时，他们想要了解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轰炸产生最有效的结果。奇怪的是，即便是在已经看到了上述可靠证据的前提下，英国的军事专家仍然支持如下这种观点，即一个民族的士气是可能通过空军轰炸来摧毁的。诚然，这种方法对英国人不起作用，但英国人只是特例。这个星球上再没有其他国家的人能像英国人这样头脑冷静、意志坚定。这些专家深信，德国人肯定做不到像英国人这样。因为德国人从根本上“缺乏道德素质”，而这就意味着他们将“无法承受”英国人承受过的“轰炸的25%”。支持这种观点的人当中，包括了丘吉尔的密友弗雷德里克·林德曼（Frederick Lindemann），即人称“彻韦尔勋爵”（LordCherwell）的那位。彻韦尔勋爵留下来的资料不多，从一张罕见的照片来看，他是一个高个子，手拄拐杖，头戴圆顶礼帽，表情冷漠。在关于空战策略的激烈争论中，林德曼一直坚称轰炸是有效的。与勒庞一样，他对普通大众持有一种悲观的看法，认为他们胆小懦弱，且容易惊慌失措。为了证明他的观点，林德曼派遣了一个由精神科医生组成的研究小组到伯明翰和赫尔去进行调查。这两个城市都在德国空军的轰炸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个研究小组采访了数百名在大轰炸中失去家园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求证了各种微小的细节，“细致到一个人喝了多少品脱A酒、从药店里买了多少片阿司匹林”。几个月后，这个研究小组向林德曼汇报了调查结果，结论用大号字体印在了扉页上：没有证据表明士气被摧毁了。那么，林德曼又是怎么处理这个毫不含糊的结论的呢？他的选择是，直接忽略它。因为林德曼早就有了先入之见，他深信战略轰炸的效果，事实也不能改变他的想法。在发给丘吉尔的一份备忘录中，林德曼说了一些完全背离调查中发现的事实的东西：调查结果似乎表明，房屋被摧毁对士气的威胁是最大的。人们对自己的房屋被毁非常介意，其程度超过他们的朋友甚至亲人不幸身亡。在赫尔，尽管只有10%的房屋被炸毁了，但人们精神受创的迹象还是非常明显的。根据以上情况来看，我们可以确定，对德国58个主要城镇进行轰炸，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毫无疑问，这种轰炸将可以摧毁德国人的士气。就这样，关于轰炸威力的辩论结束了。正如一位历史学家后来描述的那样，整个事件带着一股“明显的政治迫害的意味”。在辩论过程中，那些反对以德国平民为轰炸目标的战术的有良心的科学家，却被斥责为懦夫，甚至是叛徒，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与此同时，那些“炸弹贩子”则深信需要给敌人以更严厉的打击。丘吉尔发出了命令，整个德国因遭受空袭而陷入了一片混乱。当轰炸最终结束时，德国的伤亡人数是“伦敦大轰炸”的10倍以上。仅就一个晚上，德累斯顿市被炸死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就比整个战争期间伦敦的死亡人数还要多。德国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城镇被轰炸摧毁。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废墟。在此期间，只有一小部分盟军空军部队以工厂和桥梁等作为轰炸的战略目标。在最后的几个月里，丘吉尔仍然坚持认为，赢得战争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向平民投掷炸弹，因为那可以打击民众的士气。1944年1月，英国皇家空军提交的一份备忘录也“令人满意”地证实了这种观点：“我们轰炸得越多，效果就越令人满意。”英国首相用他那支著名的红笔在这句话下面画了一条线。好吧，让我再次从一个目击者的描述开始吧，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精神病学家。1945年5月至7月期间，弗雷德里克·潘泽博士（Friedrich Panse）采访了将近100名家园被毁的德国人。“真的，在轰炸之后，”其中一个受访者说，“我可以说全身都充满了活力，还点了一支雪茄。”另一个受访者则说，在遭到空袭后，从总体上说，他们的情绪是欣快的，“就像打赢了一场战争之后的那个样子”。完全没有任何集体歇斯底里的迹象。相反，在刚刚遭受了空袭的那些地方，居民们感到如释重负。“邻居们非常乐于互相帮助，”潘泽在笔记中这样写道，“相对于空袭时精神紧张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而言，人们的总体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稳定、非常克制的。”一直密切关注德国民众心理状态的帝国保安部（Sicherheitsdienst）的报告也传达了类似的信息。空袭过后，人们会互相帮助。他们一起把受害者从废墟中拉出来，他们会一起扑灭大火。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Jugend）的成员们四处奔走，照顾无家可归者和伤员。一个杂货店老板甚至开玩笑似的在他的店门口挂了这样一块招牌：“本店出售灾难牌黄油，欲购从速！”1945年5月，就在德国宣布投降后不久，一个由盟国的经济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访问了这个战败国，他们接受了美国国防部的一项任务——研究轰炸的后果。最重要的是，美国人想知道这种战术是不是赢得战争的一个好方法。经济学家给出的研究结论对“炸弹贩子”们来说是残酷的。对平民进行炸弹轰炸，实际结果是一场“惨败”。空袭似乎还促进了德国战时经济，从而延长了战争周期。这些经济学家发现，在1940年到1944年之间，德国坦克的产量提升了9倍，喷气式战斗机的产量更是提升了14倍。一个由英国经济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他们调查的21个被摧毁的城镇中，生产增长的速度比14个没有被炸毁的城市（控制组）更快。“我们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坦承，“这是我们得到的关于这场战争最大的一个发现，它或许也可以说是这场战争中最大的一次误判。”在整个令人扼腕的故事当中，最令我感兴趣的一点是，几乎所有的“主要演员”都掉进了同一个陷阱。希特勒、丘吉尔、罗斯福和林德曼——他们全都同意勒庞的观点，即人类文明的厚度非常之浅，只是表面覆盖的一层薄薄的膜而已。他们确信，空袭足以把这层脆弱的遮盖物炸成碎片。但是事实恰恰相反：越是轰炸，它变得越是厚重。看起来，它根本就不是一层薄薄的膜，而是一层厚厚的老茧。遗憾的是，军事专家们对这个发现的反应非常迟缓。20年后，美国空军在越南投下的炸弹的威力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三倍。然而，这一次失败得更甚。这是人性的普遍弱点：即便证据明明白白地摆在我们眼前，我们还是会设法去否认它。时至今日，许多所谓的专家仍然深信，英国人在“大轰炸”中表现出的坚毅沉着，可以归结为英国人的一种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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