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出路：低收入流动女性家庭抗逆力研究

低收入流动女性家庭如何在多重困境中寻找出路？这篇文章揭示了她们在就业、生活和资源分配上的挑战，以及通过灵活调整结构、代际团结与信念支持等策略提升家庭抗逆力的关键路径。让我们一起阅读，了解这些女性如何在坚守与脆弱中为家庭发展贡献力量！

同雪莉 西北大学

根据2021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城镇居住人口较2010年比重上升14.21%,其中人户分离流动人口49276万人,较2010年增长69.73%,可见流动人口规模巨大,其中女性人口规模同样不可小觑｡数量庞大的流动女性生存状态究竟如何,则是学者们仍需关心的重要议题｡

(一)文献回顾

近年来,学者们就流动女性已进行了诸多研究,其研究视角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家庭化迁移的流动女性研究视角｡家庭化迁移是流动女性进城务工的主流方式,举家迁移在保护流动女性核心家庭完整的同时,也为女性自身发展带来诸多困境威胁,她们或者需要因家庭照顾压力而处于“流而不工”的生活状态①,或处于工作稳定性差､劳动时间长､工资水平低和福利保障差的工作状态②,其生育活动､子女数量①､社会资本②､家庭资源③等均是其劳动参与和就业质量的制约性因素｡与之相比,单独迁移流动女性收入更高,但其工资收入存在“婚姻诅咒”｡④

究其原因,生育所致的家庭照料对流动女性后继的职业获得和流动具有“瘢痕效应”⑤,负向预测了流动女性的劳动参与,而生育保险等外部支持对于流动女性生育后继续就业有长期稳定效应｡⑥尽管如此,二孩后流动女性生育意愿仍急速降低｡⑦二是从个体化视角来看,流动女性职业地位是自我重塑的重要契机,她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及独立平等的个体价值观追求极易受持续存在的制度性隔离所限制⑧,阻碍了流动女性职业规划和通过职业而获得的自我认同⑨,是她们独立人格和城市融入中的风险要素｡⑩三是从性别视角的流动女性研究来看,流动女性社会性别责任､社会性别权力和社会性别利益是影响其职业地位获得的主要因素11,职业地位的获得对于她们城市场域中的自我再生产具有重要作用12,而职业地位的获得受教育程度､专业技能､成就动机､社会网络规模､务工市场等因素制约｡13

已有研究几乎都关注到了流动女性生计状况与其家庭互动模式的紧密关系｡家庭既能为流动女性提供支持资源,促进其收入提升和职业地位的获得,同样也会因家庭照顾而反向预测其劳动参与､就业质量和生育意愿｡因此将流动女性(尤其已婚)与家庭分离的讨论方式终究无法获得她们在流动中争取权力获得发展的内在机制,而家庭究竟为流动女性自我发展产生助力抑或阻碍作用仍取决于其家庭禀赋与家庭功能｡那么,对于低收入流动女性而言,怎样的家庭互动和家庭禀赋更可能助力于流动女性及其家庭的积极发展?这便是家庭抗逆力研究的主要课题｡

抗逆力的概念发展经历了特质说､结果说､过程说和能力说的演变,如学者们将抗逆力定义为能够帮助个体在逆境中得到良好发展的特殊特质14,是个体在面对逆境或风险时仍能适应良好的结果15,是保护性因素与风险因素相互博弈的过程16,是经历逆境之后能继续反弹的一种能力｡14但无论概念如何变化,其核心均离不开对“遭遇困境后却能适应良好”这一内在过程的探索,且因其分析单位的不同,便有个体抗逆力､家庭抗逆力､社区抗逆力､组织抗逆力①等概念被提出｡

家庭抗逆力是指当家庭作为一个整体时的困境应对过程,包括家庭内部成员通过交互作用以建构家庭抗逆力资源的过程,及压力困境应对策略的实践过程｡②对于低收入流动女性及其家庭而言,女性自身及其家庭均遭遇比其他家庭更为严峻的困境阻碍,因此本文在讨论低收入流动女性家庭抗逆力时并非将研究视角固定于单个的个体或家庭本身,而是将个体(流动女性)与家庭的互动过程作为分析要点,以探讨低收入流动女性家庭抗逆力核心策略｡

当抗逆力概念扩展到家庭时,概念结构必然需要涉及家庭结构与特质｡如Walsh将家庭抗逆力结构定义为家庭的信念体系､组织模式和沟通质量的三个关键过程,McCubbin将家庭抗逆力视作家庭压力与危机下家庭资源的保护性过程,其中家庭沟通模式､问题解决策略､结构灵活性､家庭身份地位等均是家庭成功应对危机的重要保护性因素｡③Patterson指出高抗逆力家庭的五个特质:共同的价值目标､注重挑战而非需要､对当前经历赋予意义､家庭社会交往能力及成员自身的角色认知｡④不同的结构框架均指出家庭困境应对中资源和策略的协同效应,其中资源指向家庭的结构层面,而策略则凸显了成员与家庭的交互作用｡然而从具体实践来看,对家庭抗逆力的讨论仍停留在家庭的资源或结构层面,仍缺少对家庭抗逆力过程中成员互动及其效应的深入解释｡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家庭化的迁移本身使低收入流动女性及其家庭面临多重风险困境⑤,那么她们在家庭功能的维持中究竟处于怎样的生活状态?家庭作为她们最重要的生存场所,究竟如何维续其基本功能?她们自身在家庭功能的维续中做着怎样的贡献?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她们的性别意识在家庭抗逆力的平衡维续中发生着怎样的作用?基于此,本研究中以低收入流动女性家庭困境的呈现模式为研究起点,解析其家庭抗逆力的关键过程,并从女性自身及其家庭互动视角探析其家庭抗逆力的作用机制,以为低收入流动女性家庭抗逆力的福利服务提供借鉴｡

(二)研究资料

流动女性与家庭化迁移紧密相关,而迁移所致的家庭结构变化和家庭资源限制是流动女性家庭需要面对的首要困境,如城市化适应困境､生育与养育困境､工作-家庭冲突和性别化的家务劳动分工等｡为突出风险压力的显著性影响,结合文献梳理和专家讨论,本文将研究对象界定为(1)家庭化迁移,(2)在城中村租住,(3)有一个以上需要养育的随迁子女,且(4)需要兼顾工作与生活双重责任的流动女性家庭｡也即研究对象排除了单身流动或已处于空巢期的流动女性家庭｡

家庭因应困境的过程机制和资源禀赋来自于生活实践,流动女性家庭的生活实践决定了困境应对的交互过程｡基于生活实践的分析方式能帮助我们从具体的日常实践入手,探索家庭困境应对的过程机制和女性在家庭抗逆力过程中的交互模式｡研究采用家庭生活实践的分析方法,对家庭困境应对中的功能维持､需要协调､压力缓冲和资源免疫等过程进行分析,解析流动女性在家庭抗逆力过程中的自我角色调整和资源禀赋,以呈现女性与家庭相互作用､交替发展的困境应对图景｡从家庭抗逆力的过程机制来看,它需要从家庭抗逆力的动态发展中把握家庭功能的适应与调整策略,因此研究采用事后回溯的深度访谈法系统收集流动女性的经验资料,追踪与家庭抗逆力密切相关的一系列人物､事件和社会过程,以详细呈现其家庭抗逆力的过程机制｡

研究采用半结构式深度访谈法对西安市城中村租住的34名流动女性及其家庭进行资料收集｡每个个案参与者会被询问如下的开放式问题:“你的家庭遭遇最困难的事情是怎样的?”“你的家庭是如何应对这些困难的?”“你在这些困难应对中做了怎样的努力?”“期间你的家庭获得了哪些支持?”在获得参与者知情同意的前提下,对访谈过程进行了录音并逐字转录,去除其中与研究无关的信息后,形成了本文分析资料｡由于本研究聚焦于家庭抗逆力的微观交互过程,因此忽略了家庭所在地域因素的考虑｡

流动女性家庭及生存困境

流动女性家庭因迁移使其家庭支持资源缺乏,家庭经济与照顾困境突出,而经济与照顾资源又主要表现为向上向下的双向流动,因此将家庭抗逆力的过程实践置于“老龄祖辈-成年子代-未成年孙辈”的三代链条中,以审视流动女性及其家庭的生存困境｡

(一)非正式/低保障的就业困境

流动女性自身较低的教育背景和相对弱势的社会地位使她们多从事收入水平低､技术要求低､工作时间长的非正式就业岗位｡①工作本身的特点使她们难以在职业领域获得有利的发展机会,职业期待多止步于更高的收入,其低专业性和女性身份导致议价能力较低,从而处于相对被动的职业地位｡且她们的劳动雇用形式以非正式就业为主,难以获得有法律保障的正式雇佣关系,从而导致权益保护和职业福利保障相对缺乏｡②

“咱又没有人家那大学学历,只能找一些保洁啊､销售啊,或者帮人家看店的这些工作,就这还都是要熟人介绍的……这种工作没有什么发展机会,走一步看一步吧……没有劳动合同,都是人介绍的,你不想干了就走人,一般差不多没啥大事也稳定着呢,那种(被辞退)肯定是出了啥事人家不满意……没有五险一金,刚开始没想那么多,后来发现大家都差不多,都这样,也就没考虑｡”(20221131)

“我们这上班时间一天从早到晚14个小时,中间能休息2小时,有啥办法,人家下班时候就是我们最忙的时候,等忙完收拾收拾天就黑了……回家之后才能顾家里……像我们这哪有什么晋升,就是干时间长了看老板能不能给你涨点工资……干着总比呆家里强,至少我挣的就能够家里生活基本开销｡”(20221103)

访谈中的流动女性最低月收入2200元,略高于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在作者的另外一项调查中,流动女性平均月收入为3373.1元,且呈现出较大的变异,少数从事销售､自媒体等工作类型者收入万元以上,是流动女性中高收入的极端案例｡有研究指出,流动女性非正式就业导致基本工作保障缺失,进而使其工作不稳定性特征突显｡③然而就调研情况来看,流动女性对自身工作稳定性满意度居中,她们在当前单位工作时间平均5.4年,非正式就业状态仍是主流,拥有单位购买五险一金比率21.08%,其中五险一金全部购买者占31.3%,其余只购买了部分保险｡可见,低收入､缺保障的工作模式是流动女性就业中的典型困境｡

(二)家庭工作兼顾的生活困境

老人和儿童作为家庭照顾中的需要主体,构成了成年子女需要面对的相互叠加的照顾图景｡家庭化迁移使流动女性一方面需要通过打工提升家庭经济能力,另一方面仍需承担家庭照顾的重要责任｡照顾随迁子女是流动女性在较长家庭生命周期中的基本任务,而老人身体健康威胁则是她们双向照顾的脆弱性来源,从而使婚后继续流动女性仍旧无法摆脱从属性流动的地位,她们一方面需要在打工流入地承担家庭再生产劳动,另一方面还需随时流动于城乡之间,以满足家庭照顾的需要｡①

“要管两个孩子上学,所以只能在他们上学之后放学之前的时间出来工作……工作挺好,老板也挺好,就是工资太低,但你上班时间不正规,就找不到人家那种工资稳定的好工作……现在想着再打一份工,但不好找,时间把你限制死了｡”(20221117)

“孩子小的时候老人在家帮不上你,现在孩子还没走(上大学)老人身体不行了,好在我姐在老家那边,平常她照顾,周末我回去换换她｡”(20221104)

国外研究指出,家庭化对男性和女性生活方式均具有重要影响,其中社会结构则具体形塑了家庭化的影响方式｡对于女性而言,家庭化和随之而来的生育､养育等劳动力再生产负担增加了女性家内无酬劳动时间,加剧了她们家庭工作冲突,形成了一系列“母职惩罚”②,且对于不同阶层女性的影响程度和方式存在差异｡对于优势阶层女性来说,家庭化通过削减职场工作时间和削弱工作经验而形成母职惩罚,而对于劣势阶层的母职惩罚则表现为加剧家庭工作冲突､增加雇主歧视､中断职场工作等｡③从本研究结果来看,家庭化对流动女性的母职惩罚主要体现为家庭工作冲突和雇主歧视,使她们原本非正规的职场工作随时存在中断的可能｡

(三)迷茫无奈的未来发展困境

传统性别分工模式使流动女性自然地承担了家庭内部的养育和照顾主体责任,进而使流动女性的生活模式多表现为无奈之下的现实选择｡大多数流动女性不喜欢当下的生活模式,如无法全身心地照顾子女,又无法通过职场获得自我价值,工作太累太辛苦,与家乡的生活脱节,又与城市居民生活观念有太大距离等等｡而“养育出色孩子”的家庭绵续使命④促使她们身处各种约束之中,仍努力争取着对未来的各种可能｡

“家里的事情都是我在打理,不论我们家这边还是他们家那边,两个孩子也是我主要来照顾,他负责挣钱养家……每天回到家都挺累的,本来应该多陪孩子玩的,实在累了就让他自己去玩｡”(20221104)

在谈到家庭可能的危机时20221102提到,“他现在收入很好,对未来职业发展也非常乐观,可我仍会担心万一哪天他没有了收入我们该怎么办?”在谈到对于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时说,“其实最大的是迷茫,你说两个人如果不能同步未来会不会连交流都成了问题,可像我这样的再出去找工作能找到的都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工作),跟现在的工作没什么两样……(对于以后的工作)老想,但也想不出来,等孩子上小学再看吧｡”

流动女性职场角色较高的可替代性使其处于职业发展的边缘地位,其较低的自我价值感又诱发了她们对未来的发展性危机｡个体的生活路径必然黏着于各种约束之中,流动女性的结构性分工模式造就了日常生活实践缺乏职业规划,使她们对家庭发展萌生危机意识,而现实约束又迫使她们无法为未来的可能危机提前准备｡

(四)双向支出的资源分配困境

在老龄化和少子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家庭面临一老一小的照顾需求叠加图景,对儿童照顾的系统性规划和老人照顾的危机响应模式是中间一代家庭照顾的基本模式｡①自理的老人日常生活依赖自我照顾及配偶相互照顾模式,然而当老人发生紧急事件之后,严重的照顾赤字使流动家庭同时面对经济与照顾资源的分配困境｡

“以前他们身体好的时候自己在家,我们也没管过什么,突然父亲查出了癌症,就赶紧带过来看病,这下娃顾不上､老人顾不好,一下子全乱套了……花钱是一方面,医院有个病人就忙得不可开交,最后商量了一下,还是我辞职算了｡”(20221105)

流动家庭中因为城乡迁移(至少是暂时)阻断了与父辈日常生活中紧密合作的可能,这无疑增加了流动家庭的脆弱性｡然而当家庭危机凸显,流动家庭中的成年子女则需要立即承担向上和向下的经济与照顾资源提供｡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使他们往往不具备市场化社会照顾的条件,因此双向资源输出也成为务工女性家庭资源流动的主流模式｡

破解家庭困境,需要回归家庭抗逆力的实践策略,揭示复杂家庭形态背后的抗逆力逻辑,并基于家庭发展的理想形态构建家庭抗逆力的类型化框架,以揭示家庭抗逆力的生成基础与脆弱关键｡

(一)低水平的资源流动-功能维持机制

家庭抗逆力的维持机制是指家庭在困境应对中仍能维持原有的平衡状态｡流动女性家庭通过低水平的资源流动来维持家庭各项功能,使家庭在有限资源配置中仍能获得平衡,而不至于陷入危机失调,或使家庭功能受损｡

“需要(钱)的地方太多,所以尽力而为就行了,人家玩的时候咱就不去了,人家买太贵的衣服咱可以不买嘛,反正每天工作都要穿工服｡家里(老人)现在基本上不用管,就是需要看病的时候花得多一些,平常基本上还可以｡”(20221118)

“平常要攒一点,老人年龄大了,万一有个啥事肯定要有点储备｡”(20221101)

家庭功能主要体现为家庭的资源累积状况和资源动员能力｡流动女性家庭的资本积累和消费需要共同决定了其低水平的资源流动模式｡一方面,流动家庭需要维持在城市的子女教育､基本生活和农村的家庭养老,为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需要更高的家庭生计资本存量来应对家庭在未来可能面临的风险冲击,以维持家庭稳定性｡生计资本存量决定家庭生活状况,流动家庭往往为了生计资本的积累,表现出较低的长期居留意愿和较高的家庭储蓄率②,从而在整体上表现为居于农村和城镇之间的家庭消费水平｡

另一方面,流动女性家庭因流动而提升了其经济收入和消费观念,但在交通通讯､子女教育､赡养父母､休闲娱乐等方面消费压力大,从而表现出强烈的节俭储蓄倾向｡③可见有限的经济能力使流动女性家庭脆弱性凸显,然而其低水平的资源流动模式则能帮助家庭功能的正常运转,从而成为家庭抗逆力的重要维持机制｡

(二)灵活重整的家庭结构-功能协调机制

人口流动使家庭结构向更小更简单的方式转型,然而当遭遇重大危机,三代直系家庭结构会以灵活重整的方式应对家庭困境,完成家庭功能的协调过程｡务工女性家庭结构以父系三代为轴,夫妇与父辈共同构成了功能上的合作单元｡两代人通过收入､劳力与资源的统筹安排,获得了在困境应对中的普遍成功｡

“刚生完老大时没办法带孩子出来工作,就放在家里让老人带,孩子不在身边还是很担心,就接婆婆一起过来帮我带孩子,生老二时在这里(城市)压力太大,我在老家住了一年多,老大能上幼儿园时又一起过来｡”(20221119)

“我妈生病时候我就回家照顾了两年多,后来她离开(去世)之后,我就又出来工作了｡”(20221110)

为了完成家庭再生产的核心任务,流动女性家庭需要通过家庭结构的灵活调整以协调家庭功能｡其家庭结构调整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跨域主干结构转向妻子留守结构,表现为女性因生育返乡生产以降低城市生活的经济需求,或女性返乡照顾以应对失能老人照顾需求;二是跨域主干结构转向老人流动结构,表现为老人进城以满足孙辈照顾需要;三是祖孙隔代结构与跨域主干结构的转换,表现为孙辈因经济或照顾困境而转换于留守与流动之间｡

访谈中也发现,流动女性家庭结构的调整策略中最为普遍的是以女性自身的进城或返乡以应对困境,而为了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环境,则可能采取老人的候鸟式迁移以应对,在家庭经济与照顾压力双重作用下,才可能促使孙辈的流动状态转向留守,而一旦条件允许,孙辈的随迁流动便成为首要解决的家庭任务｡虽说返乡或进城是流动女性自主选择的结果,而这些策略选择本身却投射出流动女性自身需要在家庭排序中的次要地位｡

(三)代际团结的家庭关系-功能缓冲机制

家庭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网络,需要提供某种结构以支持整个家庭的整合与适应｡对于流动女性家庭而言,家庭成员之间彼此支持､合作和承诺的关系联结是家庭抗逆力的重要组织模式,而代际团结的成员关系是家庭困境应对中的组织资源｡

“父母都很能理解,知道我们不容易,我们说(邀请进城照顾孙辈)的时候她(婆婆)二话不说就来了｡”(20221106)

“他们(父母)尽可能不给我们增加负担,去年公公生病就没跟我们说,两个老人自己去县城看病,一个照顾一个,怕跟我们说了我们会担心｡”(20221101)

代际团结的亲密关系表现为一种在情感依赖关系上的跨代际的互相认知､理解和情感共享｡①正如费孝通先生在讨论“家”的概念时指出的,在困难出现的情境下,“家”所带来的“父母､子女､亲戚的互相帮助,增强了家庭渡过困难的能力”｡②代际关系是影响流动女性家庭代际团结的核心要素,主要表现为亲代的互动频率､流动距离､家庭资源支持与交换能力､情感共通性､观点一致性和家庭共享的隐性规范｡流动女性家庭代际之间的理解支持和情感共享使家庭在压力应对中有选择的可能,形成了家庭困境应对中的重要缓冲机制｡

(四)积极传递家庭信念-功能免疫机制

信念系统是家庭功能的核心,是家庭抗逆力培养的强大力量｡当家庭能够为自己的经验创造意义,并将家庭经验联结到更大的社会､文化和精神生活之中,联结到家庭的未来和希望时,家庭便能形成正面展望的力量｡高抗逆力的流动女性家庭善于为家庭困境创造积极的意义,并将此信念在成员之间进行传递｡

“刚开始有些不适应,后来就习惯了,现在让我回去我还会不适应呢｡”(20221119)

“都是为了孩子嘛,毕竟大城市能给他一个好的学习环境｡”(20221111)

高抗逆力的流动女性家庭信念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逆境的正常化叙事,以保持家庭生活的统合感,如“这(照顾压力)只是一个过程”;二是对家庭未来发展的积极信念,“万事开头难”“肯定会越来越好”等在访谈中经常出现,且能将家庭的当前困境与未来希望进行联结,如“都是为了孩子”｡已有研究表明,积极乐观的家庭信念有助于家庭功能适应和家庭资源建设,能提高个体和社会资源及困境应对能力,并在厌恶生活事件之后能够预测更好的长期调整｡③流动女性家庭的积极信念传递为家庭逆境中的适应与调整给予正常化的信念,使问题不再成为问题,从而促成了家庭抗逆力的免疫过程机制｡

总之,高抗逆力的流动女性家庭能够在低水平资源流动中维持家庭基本功能,可通过灵活的家庭结构重整应对家庭困境需要,其中代际团结的家庭关系和积极传递的家庭信念则是其家庭抗逆力促进的关键过程｡

流动女性抗逆力的个体-家庭互动策略

家庭理论强调将家庭视作一个系统性的功能单位,从这个视角看,家庭抗逆力不仅是个别指定成员的功能综合,更是成员互动过程中的相互建构｡那么,流动女性家庭抗逆力过程中成员是如何互动以形成积极有效的家庭困境应对策略?其间流动女性自身的贡献如何?这是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一)敏锐识别困境以调节应对策略

情境敏感性是指当情境出现在规范背景中时,个体能够感知到冲击需求和机会的能力,并确定适当的监管策略以回应这些需求和机会｡①家庭困境敏感性是家庭抗逆力反思与发展的前提,若家庭不能发现客观存在的问题或困境,便难以对其进行理智化的处理,或可能对问题困境的解决方式出现偏误｡女性自身的敏感性使流动女性对问题或困境能够给予敏锐的识别,这不仅包括她们对自身生活､工作中的困难､麻烦或障碍的敏锐观察,而且包括对问题情境的准确理解和有效应对,这种敏感性往往能促成家庭策略的及时调整｡

“我很快就意识到这样不行,他(丈夫)回家已经不想说话了,所以我决定还是先把孩子送回老家,缓过这阵子再说｡”(20221105)

高抗逆力家庭的流动女性能够对家庭成员的情绪状况及时准确地意识､接受和理解,并给予适当的反应,这种能力是对成员心理需求信号的觉察与反馈,而家庭中这种觉察能力往往表现为女性或母亲的角色能力｡缘何如此?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妻子在家庭中更多承担情感表达与人际沟通的作用,尤其与儿童的接触和相处更多,在培养子女情绪调节与表达能力方面具有关键作用｡②从家庭系统的角度来看,母亲对家庭成员交往中的亲密依恋与情绪调节均有重要影响,因此在依恋理论中也将个体敏感性定义为对他人心理信号的意识､理解和及时反馈,它是维持安全依恋的关键,也是安全依恋型个体的特点｡流动女性的高敏感性和对成员的支持性互动有助于将家庭塑造为一个支持性环境,进而减轻成员困境中的忧虑和消极情绪体验,贡献于家庭成员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

(二)角色灵活安排以重整家庭结构

为了获得家庭发展能力,流动女性需要通过灵活机动的角色安排及时响应家庭需要,具体表现为在职场需要努力赚钱,在家内需要营造干净舒适的家庭环境,同时满足全家人日常生活需要｡当家庭中的子女学业出现困难,她们需要尽己所能给予辅导;当老人健康出现困境,她们还要随时做好安抚和照顾工作;当家庭需要她们从流动状态转为留守时,她们则需要返乡照顾,同时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和乡土人际网络建设,完成家庭结构的灵活重整｡

“上班时我是销售员,下班后立刻变保姆,孩子写作业时候还要做老师和家长,做老公的妻子和父母的女儿｡呵呵,这些事情大家都是要做的,都差不多吧｡”(20221108)

从流动女性的角色表现中不难看出,传统性别角色意识是流动女性灵活机动角色安排背后的动力,同时也是流动女性社会劳动参与的阻碍｡虽说这种文化抑制因素对于年轻一代流动女性劳动参与的限制作用已然降低,但家庭照料的中介作用仍旧凸显｡③然而事物总是有其两面性,从个体与家庭抗逆力的互动视角来看,流动女性的角色转换和角色安排却能够帮助家庭重新获得发展能力,是家庭困境应对中的重要资源,促进家庭在困境中作出适应性改变,通过重新振作和重新组织以因应新的挑战｡

(三)双向照顾支出以促进代际团结

流动女性外出务工的角色本质促使其成为家庭经济的支持力量,而传统性别角色下的照顾任务分工安排又使她们需要承担家庭照顾的主要责任｡流动女性经济与照顾双重责任安排既能为家庭发展提供物质资源,同时在家庭内部满足照顾需要,通过能动的资源分配促进家庭代际团结,实现家庭可持续发展｡

(当问到照顾与工作兼顾的辛苦时)“肯定难嘛,你说不工作就没钱,靠他(丈夫)一个的工资还是紧张,我能帮多少是多少……就是感觉时间太紧,每天跟个打仗一样｡”(20221112)

照顾赤字､照顾焦虑､照顾需求叠加的交互作用,是现代老龄化与少子化背景下家庭所需面对的重要困境｡①国家通过制定与照顾相关的政策来塑造家庭照顾观念和照顾安排,处理国家与家庭的照顾责任分配,而家庭则根据自身经济社会条件､家庭结构和认知观念等情境性约束,能动地做出资源分配安排｡②与城市家庭不同的是,流动女性家庭因经济能力有限而无法通过市场获得照顾支持,因此,对于她们来说老人的失能不仅意味着整个家庭照顾资源的减少,而且意味着中间一代需要增加对老人的照顾资源流向,而照顾压力多会叠加于流动女性自身｡受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流动女性一方面要满足小家庭的舒适､乐趣和私人成就需要,表现为对财富的积累和生活机会的争取,另一方面还需要有大家庭的责任意识,表现为对一老一小的照顾关爱｡

(四)协调整合资源以提升凝聚力

家庭凝聚力是将家庭成员粘合在一起的内在力量,使家庭能够在面对困境时以有组织的整体来应对风险困境的威胁｡这就要求家庭对外具有整体和一致性特征,而内部可以彼此支持合作,相互联结,在尊重差异与界限的基础上维持稳定｡流动女性往往充当了其家庭内部协调关系､整合资源的重要角色,在功能整合的基础上促进家庭能力发展｡

“(有问题)商量着来嘛,有时候事情大家都说一说也就都能相互理解了｡”(20221104)

“遇到(教育子女)问题我们先商量,有时候他唱红脸,有时候我唱红脸,反正我们两个不能有分歧｡”(20221108)

“(老人小孩)都要兼顾嘛,那都重要嘛,这个时候你能把谁放下｡还好他们都比较听我的,所以我说什么基本上都能搁住(能得到其他成员的认可)｡”(20221132)

家庭系统理论指出,家庭成员间的相互联系意味着妨碍一个家庭成员的压力源可能会导致所有家庭成员功能的变化,反过来也是如此｡③流动女性往往承担了家庭凝聚力的促成要素,通过自身润滑剂的角色效应使家庭成为一个功能整体,其凝聚力的发展策略包括三类过程:(1)清晰的信息沟通和坦诚的情感交流;(2)专注目标､运用资源,以协商策略处理冲突;(3)创造性地､合作地解决问题｡三类过程在家庭互动中灵活运用,成就了流动女性家庭凝聚力提升的关键过程｡

结语与反思

在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的伟大预期背景下,流动女性的生存状态事关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达成,而她们家庭自身的抗逆力策略能够为流动女性家庭能力提升提供借鉴,因此对流动女性家庭抗逆力策略的研究对于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流动女性家庭抗逆力策略

流动女性家庭的抗逆力是在女性与其家庭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完成的(图1)｡与其他家庭相比,流动女性家庭需要经历更为严重的压力,其低收入或非正式的就业困境限制了家庭经济资源的获得,家庭工作兼顾的生活状态使其需要经历经常性的时间冲突,其自身职业发展的迷茫无奈和向上向下的双向资源输出使流动女性及其家庭面临更为严厉的压力与挑战｡

流动女性家庭的抗逆力策略包括低水平的资源流动以满足家庭功能的维持,灵活重整的家庭结构以在困境中协调成员基本需求,代际团结的家庭关系能够为其家庭压力提供缓冲区间,而积极传递的家庭信念则帮助流动女性家庭困境挑战中的免疫功能发挥｡

流动女性家庭抗逆力的过程是在女性与家庭的交互作用中获得的,流动女性自身对问题或困境的敏感性能促进家庭困境的准确理解和应对,促成家庭低水平资源的维持调节;她们对自身灵活机动的角色安排能帮助家庭结构的重整以因应挑战;其双向的照顾支出能有效促进家庭代际团结,实现家庭可持续发展;而女性在家庭的核心地位有助于协调内部关系,整合家庭资源,提升家庭凝聚力｡

(二)女性脆弱性的抗逆力代价

人作为行动主体在规避风险的同时又会建构出新的风险,使得风险不可能根除,由此构成了“自反性”的现代化进程｡①流动女性家庭在应对困境危机中建构出其家庭抗逆力的策略过程,已然充分显示出女性在其中的核心作用｡然而也正因如此,女性自身处于其家庭脆弱性的核心位置,从而也构建了新的家庭风险｡

流动女性在其家庭抗逆力过程中是以能动的个体角色出现的,她们需要同时回应传统与现代的双重挑战｡传统的家内分工模式给予流动女性更重要的家内责任,而现代女性的独立意识促使她们努力追寻自我的意义｡她们灵活运用家庭策略以为家庭发展制造机会,并在具身实践中追求独立意识和个体化的身份转型,同时应对个体与家庭发展的内在张力｡诚然,女性自流动伊始便以个体化的发展动机作为内在自我追求,然而家本位思想影响下,家庭困境应对中又总是以女性放弃自身需要作为抗逆力的调节策略｡生育是改变流动女性动力机制的重要转折,女性一旦生育其人生使命就开始转向了培养优秀子女,流动的动力机制也从最初的“挣钱看世界”转向家庭的发展与维护｡

然而这种女性脆弱性并非意味着向传统性别意识的回归｡时代为女性提供了改变命运的可能,使女性在经济独立与母职身份中实践着家庭主导者的角色;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也改变了家内分工模式,使流动家庭同时呈现出夫妻合作的新格局｡

乡土社会共同体规定的女性命运在流动女性群体中几乎都在发生改变｡家务处理中的核心化安排,开创了女性掌控自身命运的方式,也使相互支持的夫妻关系和性别关系得以呈现｡女性无需依赖父权制结构所提供资源,可以说是从实践上对父权体系的舍弃,也创建了女性独立自主的重要条件｡

然而流动女性有其独立自主的一面,也有为子女牺牲自我的一面,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她们主体性的重要面相｡高抗逆力的家庭需要夫妻能够一起成长,共同处理生活中的内在挑战和外在阻力,有弹性的关系结构能够获得即时的修改和重塑,以符合家庭发展和与时俱进的方式来回应家庭的需要和挑战｡因此建议对流动女性社会服务和家庭照顾的政策部署,使女性能够在家庭发展的同时获得自我发展的权力和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