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8月在平壤召开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堪称当代朝鲜极具特殊历史意义的重要转折点，曾有国际学者将其评价为“朝鲜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具有组织力量的反金日成集团对金日成发动的政变”。
耐人寻味的是，朝鲜历史中并没有准确记载会议上所发生事情的经过，尤其是反金日成集团对金日成的攻击乃至金日成派对此如何展开反击这些详细内容都被删除，多年来，外界只能通过已公开的文献资料和事件亲历者留下的记录试图构建“八月事件”的来龙去脉。
经过此次会议，金日成不仅完全粉碎了延安派与苏联派联合发动的政变企图，还借此机会肃清了派系异己，让延安派一夜之间全军覆没，最终在朝鲜劳动党和国家内部成功构建以金日成领导的“单一指导体系”，正式走上权力巅峰。
那么，“八月事件”的真相到底如何？笔者将在本文略谈一二。
8月30日上午，金日成作会议报告，首先认可了苏共先前公布的“克服个人崇拜”主张，随后针对朝鲜国内局势阐述了朝鲜个人崇拜问题、劳动党内宗派主义及团结问题、主题路线问题。
报告结束后，全体会议成员展开大讨论，从尹公钦发言开始，延安派对金日成展开严厉批判，理由集中在“苏共二十大会议精神在劳动党内没有存在”、“党中央委员会没有完全实行马列主义”，可他的发言遭到了会议主席团的反驳，会议因此被中断。
到了晚上，大会再次召开，延安派核心人物已逃往中国，与会众人纷纷谴责并批判尹公钦白天的发言，逐步将其定性为反革命、宗派主义，局势走向已经被支持金日成的势力控制，延安派其余成员以及苏联派都不可能再有机会批判、抨击金日成。
至于金日成在会上的讲话，几乎决定了延安派和苏联派日后的命运。
“召开这次全体会议之前，我听到小道消息，就是在苏联大使馆内有一个人认为朝鲜劳动党的政策不正确，而且他领导这帮朝鲜劳动党内的不满分子。我为了解释朝鲜劳动党党中央的情况而派朴正爱和南日到苏联大使馆跟苏联大使沟通。通过这次访谈，我可以了解到这些对我敌对的小道消息是由反革命集团所传播的。”
原来，金日成对于反金日成联合势力的动向和计谋早已知晓，对方想要借由此次会议将他一举扳倒，殊不知，金日成在暗中做了更加万全的布局与应对，以致于局势几乎在顷刻间发生逆转，拥护金日成“一边倒”的局势因此形成。
此前，金日成面对自身主政错误也摆出了高姿态，通过亲信向劳动党高层传达他会通过民主主义方式逐步改善，以此赢得人心，在无形中瓦解了本就不算牢固的反金日成联合势力，大会上的反击大有“出手即结局”的味道。
至于苏共与中共在9月的介入此事，因为反金日成集团背后的两座有力靠山正是苏共与中共，金日成对于两大派系的排挤、迫害也就意味着他拒绝接受新路线，尤其对于苏共而言，理应对其进行干预。
对于中共而言，于发动“八月事件”的主干力量是延安派，且我党还要解决逃亡人员的后续安置问题，更加严重的是，事件发生后不久，朝鲜党政各部门与机关中的500多名延安派人士遭到撤职与处罚，还有千余名延安派人士为避祸逃亡中国。
毫不夸张地讲，“八月事件”的进一步发酵就是金日成骤登高位后的大规模清除政治异己，以此稳固一家独大的局面，如此有悖于社会主义革命路线的举动当然会受到质疑与遏制。
9月19日，中苏两党代表抵达平壤，经过几天的交涉与说服，金日成无奈地在23日召开的“9月全体会议上”撤销了先前对尹公钦等人的处分决定，可从大局来看已是于事无补，甚至还起了反作用。
其一，金日成的政治铁腕已经达到了“一手遮天”的程度。
其二，迫于中苏压力改变会议决定让金日成感到蒙羞，加重了他对延安派、苏联派的反感，催使他在日后的革命、建设过程中更加强化自身权力稳固，还有对政治异己更深层的肃清。
其三，正逢东欧局势动荡，中苏不希望朝鲜再起波澜，面对金日成对朝鲜形成新主导，出于大局考量也只能听之任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