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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书我看过一些本，不同于时髦晦涩的诗歌评论，她的书是真正面向人生的，很好读，是普及与提高兼顾的。没资格、更没能力评价叶先生的一生，拎出几个关键词吧。叶嘉莹的父亲幼承家学，后来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后任职于中国航空公司，叶嘉莹从小受到双语教育。前几年有人胡说八道“我是中国人，干嘛学外语”，叶嘉莹的人生，证明了英语学不好，中国古诗也难讲好。巧合的是，叶嘉莹上了大学以后，“唐宋诗”课程的老师是顾随，此人跟她父亲一样，也是北京大学英语系毕业。顾随的学贯中西，有着世界襟怀和识见，又不受西方学说的局限，最终仍然回到“国学”上来。此时的“国学”，已经是新的学问，而不是寻章摘句的旧学了。叶嘉莹四岁开始读诗，到高中毕业前，有两个选择，一是报考北京大学医学系，二是报考辅仁大学国文系。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专业说明，那时候文理真的不分家。最终她选择了辅仁大学。一是辅仁大学是教会学校，那时候北平已被日寇占领，但教会大学不受日伪控制，很多不肯在敌伪学校任教的有风骨的教师都到了辅仁。二是辅仁放榜在前，她被录取了，于是她乐呵呵地选择了自己的兴趣。假如她学了医学当了医生，也许人生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1945年，叶嘉莹大学毕业后，当了一名中学教师，因为讲得好，她竟然同时教了三个中学的五个班的国文课。1948年，叶嘉莹结婚，丈夫叫赵东荪，是海军中的文职人员。他的姐姐是叶嘉莹的中学老师，在她的撮合下两人结婚。![]()
国内形势迅速变化，她只有随丈夫迁往台湾。叶嘉莹后来说，我这一生都不是自己选择的，丈夫是老师替我选的，去台湾是丈夫替我选的。然而刚一赴台，丈夫就因“思想罪”被抓进了监狱。当时国民党动疑神疑鬼抓间谍，动辄怀疑某人是共产党。赵东荪不爱诗词，偏爱政治。政治不好玩，但是诗词很难玩，所以人们多爱玩政治。赵东荪被捕时，女儿刚出生几个月，然后叶嘉莹也被关了起来，她任教的彰化女中，被关起了6个教师。她抱着吃奶的孩子入狱，虽然不久就放了，但是失去了教职，没了宿舍，天地之大，没有容身之地。白天为了营救丈夫到处跑，晚上在亲戚家走廊搭个地铺、待人家入睡以后才能安顿自己的位置。直到几个月后，才在台南一个私立女中找了一个教书工作。四年后赵东荪被释放，然而这个男人因为监狱生活而性情大变，动辄暴怒，又经常失业，他对社会的所有牢骚愤懑都加诸妻子身上。叶嘉莹在生活重担之外，又添加了精神重担。她生了第二个孩子，在病房外等候的赵东荪，在得知又是女儿后，连叶嘉莹问他现在几点钟，他都不肯回答，掉头而去。这就是从前的中国，大陆台湾都一样，男人为主的社会就是这样，郭达的小品是真实的。我那时对一切加在我身上的咆哮欺凌，全都默然承受，这还不仅是因为我过去在古老的家庭中，曾接受过以含容忍耐为妇女之美德的旧式教育而使然，也因为当时我实在再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可以做任何的争论了。
为了养家，她在三个大学兼课：“那时除了为生活而必须工作，和对两个女儿尽教养的责任外，我对一切都不存在任何希望”。直到晚年赵东荪才转变，他就像石光荣一样，知道做家务了。1966年，叶嘉莹应哈佛大学邀请去讲学。赵东荪早就恨不得永远离开台湾，于是以家属的身份，带着两个女儿，都到了美国。但是按照台湾大学的规定，叶嘉莹两年后必须返回台湾，这一家人东西相隔。为了与家人团聚，叶嘉莹只好接受了加拿大一所省立大学的临时聘约。美国不给她签证，只好丈夫和女儿到加拿大，但加拿大刁难说女人不是一家之主，丈夫和女儿不算眷属。可见岂止中国，从前世界的通病就是刁难女人。赵东荪此时在美国丢了工作，于是老毛病又犯了，以对妻子的发飙来显示自己的权威。有一次赵东荪看到叶嘉莹讲课的录像带，惊奇地问：“这是你在讲课吗？下次我也去听好不好？”他在美国也当过教师，竟然不知道妻子一辈子讲中国古典文学，简直像一个陌生人。叶嘉莹52岁时，大女儿和女婿在车祸中丧生，叶嘉莹遭受生命中第三次打击，她写了十首《哭女诗》，有这样一句：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作为诗人的“幸”，是以他现实生活的不幸作为代价的。人生境界有三个层面。第一种叫俗务层面；第二种叫事业层面；第三种叫审美层面。谁都没资格小看俗务层面，鲁迅说要有钱，凡是说钱卑鄙的，饿他一天就行了。这是鲁迅在《娜拉出走之后》里说的，女性独立，不止是精神独立，前提是经济独立。叶嘉莹堪称“当代娜拉”。谁也离不开日子，但人需要超越这种“凡俗的日子”，尤其是这种日子不如意的时候。叶嘉莹的生活也好，事业也好，她对人生的超越都因为中国诗，因为中国古典诗歌中有着天然的生命律动与感发。中国旧体诗很难懂，不要说现在的人，古人也经常弄不懂，陷入猜谜游戏。中国的古代文艺评论也很难懂，梁武帝评王羲之的字：“龙跃天门，虎卧凤阁”，让宋代米芾大怒，这说的是什么话？！中国诗更是如此，它给出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托物言志，直观神悟。一切要靠悟。中国语言的特色就是唯诗的、唯美的，不善于做逻辑分析。叶嘉莹的贡献，在于深切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消化吸收西方现代文学理论，运用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叶嘉莹对中国古典诗词的评论是以感性的“直观神悟”为主，同时极大地拓展了诗歌评论的范畴，一是传记的，对于作者的认知；二是史观的，对于文学史的认知；三是现代的，对于西方现代理论的认知。所以她的书很好懂，但又无碍她的深邃。学贯中西的叶嘉莹，不但指出了中国古人诗歌评论的诸多错误，甚至指出了西方翻译《诗经》的错误，这种能力，如今是凤毛麟角了。都在说中国文化走出去，可是如果不会外语，恐怕连中国诗歌都解释不清楚。国学并不好讲，因为国学需要明白人讲。古人讲学，照本宣科，猜谜游戏，层层叠加谬误；新文化运动，造就了一些学贯中西的大师，国学有过新气象。只以诗歌来说，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早就走了，现在叶嘉莹也走了。国学不会回到1917年前的讲法，因为那需要很多知识，我担心国学又接不上叶嘉莹的讲法，那就很糟糕了：人们只会背诵几首中国古典诗歌，而远离诗歌的整体生命和精神。往期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