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刘伯温是哪里人
——兼与孙红华商榷
作者/郑文清
偶然在高中语文教科书《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选修，2006年11月出版，2019年8月第38次印刷）中翻到刘伯温的名篇《苦斋记》。并在书中看到对刘伯温的评价：明代开国之初的刘基、宋濂是当时散文的主要作家。刘基的散文以短篇寓言著称，《卖柑者言》讽刺元末官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郁离子》中《楚有养狙以为生者》一章，批评以“术”欺民者必败。虽然没有给予刘伯温热情的称赞，但教材收录刘伯温的作品，并在概述中给予如此篇幅的评价，亦足证刘伯温在中国散文创作史上的地位。作为一个文成人自是欣喜非常。美中不足的是关于刘伯温的注解：“刘基（1311-1375），元末明初青田（今浙江青田）人”。这显然是错误的。笔者又联想到近日出版的浙江优秀先贤教育丛书《品读刘基》中有“此时，刘基重病缠身，早想回老家（青田县南田武阳村）休养了。”（浙江人民出版社，《品读刘基》，第4页）之句。感觉还是有必要理一理刘伯温到底是哪人，以及该如何表述的问题。或难定论，抛砖引玉，且供读者参考吧。
首先来看刘伯温到底是哪里人。
刘伯温出生于今天的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南田镇，在1948年文成县成立以前该地隶属于青田县。准确的说，在刘伯温的时代该地是隶属于“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浙东海右道）处州路青田县”，这就让一些文成、青田人，以及部分文人学者产生了误会，以为刘伯温还是今天的青田县人氏。
为了方便讨论这个问题，先了解一下两地大致的区划沿革：
东晋大宁元年，永嘉郡的设立，包括了现在的温、处（丽）地区，青田境域属永嘉郡。
隋开皇九年(589)，废郡，改永嘉郡为处州。析松阳东乡置括苍县，属处州，治所在括苍县。
开皇十二年(592)，处州改称括州。
隋大业三年(607)，改括州为永嘉郡。
唐武德四年(621)，永嘉郡复改称括州。
唐上元二年(675)，析括州置温州。
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分括苍县建立青田县，属括州。
唐天宝元年(742)，改州为郡，括州改称缙云郡，温州改为永嘉郡。
唐乾元元年(758)，复改郡为州。缙云郡复称括州，永嘉郡复称温州。
唐大历十四年(779)，又改括州为处州。
宋时，属两浙路处州。
元时，属江浙行中书省浙东海右道处州路。
明时，龙凤四年（1358）腊月十二，朱元璋在婺州设立的中书分省，也叫浙东分省、宁越分省（朱元璋改婺州路为宁越府）。
龙凤八年（1362）二月二十二日，朱元璋改中书分省为浙东等处行中书省。
龙凤十二年（1366）腊月十二，设浙江等处行中书省。
洪武二年（1369）五月十九，从浙江行省中析置福、汀、漳、泉、建宁、邵武、兴化、延平八府，置福建行省。
洪武九年（1376）六月十一日，撤销行中书省建置，改设承宣布政使司，浙江承宣布政使司自此设立。地方政府改为布政使司、府、县三级。青田县属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处州府。
景泰三年（1452），分鸣鹤乡和柔远乡的仙上里、仙下里等地置景宁县，析出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
清顺治元年（1644）置浙江巡抚，为最高行政长官。
清康熙六年（ 1667），浙江设杭嘉湖、宁绍台、金衢严、温处四道。温处道治所在温州府。
民国，废府、厅、州制，正式设“省”为行政区划。
三年（1914），浙江省设钱塘、会稽、金华、瓯海四道，属瓯海道，治所在温州。
十六年，废道制，实行省、县二级制。
二十一年，实行县政督察制，青田县先后属第十一区、第二特区、第九区、第七区、第六区行政督察区。
三十七年（1948），五月，青田县划归第五行政督察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驻温州），七月一日，置文成县，析青田南田区的南田、西坑、三阳、黄坛、岙里五个乡和万源乡一部分归文成县（析置方案于民国三十五年确定），面积约600平方公里。八月一日，划永嘉县的温溪、贵岙、黄坦、霞嵊四个乡和林福、界坑两个乡的一部分归青田县，做为补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青田县、文成县均属温州专区。1961年10月，西岙、上横两个公社划给永嘉县。
1963年5月，青田县改属丽水专区 （1968年11月改丽水地区）。
从上述历史沿革，可知以下几点：
一、温州丽水两地关系纷繁复杂，行政区划调整频繁，经历了数次的分分合合。文成县的析置，虽于文成县人民而言意义重大，然而从整个浙南视角来说，只是一次普通的区划调整。
二、温州丽水两地在历史上经常被视为一个整体，特别是清代以后，均处于一个行政机构——温处道（道员为正四品，知府为从四品，知府等以下官员奏事须经道员批核转交，使之成为实际上的隶属关系）——实际上也就是温州的节制之下，行政隶属关系类同于东晋初年的永嘉郡。因而两地关系密切，文成县的析置也是在两地官员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当时青田的官员、名士出力犹多。析置也以“对亲”的方式进行——温州以永嘉县地补偿青田县析出南田等地的损失，有一种两地亲上加亲的感觉。
三、在经历两次行政区划调整之后，青田县从原辖区中析出了一个半县，原辖区面积缩小一半有余，约2600平方公里，沧海桑田，人、物皆非。虽“青田”之名未曾改变，但今日的青田县早已不是初置时的青田县了。
加之析置文成县时，当时参与谋划的诸君不仅选用刘伯温谥号“文成”为新县命名，还有意将与刘伯温及刘氏宗族相关的，如：祖刘集（始迁祖）墓、刘庭槐墓、刘濠墓；父刘爚墓；生卒地武阳村、庙、墓；子刘璟故居、刘琏墓、参政公祠、忠节公祠；袭诚意伯刘廌墓、刘瑜墓，以及辞岭亭等数十处文物尽皆划归入新县。
现青田县与刘伯温相关的文物已所剩无已，仅余“三碑二祠”，即：季氏湖山义塾之记碑、刘瑞致祭诚意伯文碑、明诚意伯刘文成公故里碑、石门洞刘文成公祠、刘府祠。
“季氏湖山义塾之记碑”为刘伯温撰，时永嘉县丞林斌祖书、青田县尹叶伯颜篆额，刘伯温受托撰写碑记之类的文章众多，本不足为奇，然季氏家族重视文化传承，对此碑珍爱有加，颇可嘉许。“刘瑞致祭诚意伯文碑”为刘瑞以私人身份致祭刘伯温的祭文碑，可能碍于南田路途迢远，崎岖难行，他致祭于县城某庙，并立碑以记。而今庙已不知何处去，仅余此碑藏于2011年重建的刘府祠中。“明诚意伯刘文成公故里碑”为清乾隆五十七年时任青田知县王觐立。据说本立于青田县城官埠头，而今亦收于刘府祠内，成为了“馆藏“文物，有人藉此碑认为今日的青田县是刘伯温无可争议的故里。然而事实是，文成县南田镇有一块比之更早，由时任青田知县吴捧日于乾隆二十八立的“明开国诚意伯刘文成公故里”碑。石门洞刘文成公祠为原祠倾圮后于民国二十二年重建，面积较小，仅160余平方米。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文成县的析置是通过交换土地的方式完成的，温州、丽水深厚的历史渊源，紧密的地缘和文化关系，为文成县的析置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析置时，谋划者有意以刘伯温作为新县的文化内核，从名实上都有意使文成县成为怀念、彰显刘伯温显赫功业之所。
三、如果把文成县的析置看作青田文成兄弟分家，那么刘伯温文化作为一项财产，已完全彻底的分给了新置的文成县。而且青田县在刘伯温故去之后，先分出了一个近2000平方公里的景宁县，后又置换了600多平方公里土地，早已不是当初的青田县了。可以说今天的青田县已在物理层面切割了刘伯温。
那么，刘伯温是哪里人的答案也就显而易见了——文成人。
其实这个问题有一个等价的提问方式——刘伯温故里在哪里？今天的青田县地图已经找不到刘伯温的生卒地武阳村了，只能在文成县找到，那他的故里自然也就在文成县。之所以今天仍然有人提出刘伯温故里在青田之类的说法，无非是利用青田县从未曾改名这一条件，偷换概念，把今天的青田县等同于明景泰三年以前的青田县，假装青田县从未改变。如若像宣平县一样被拆解消失，那也就没有今天这样的争议和误解了。
既然明确了刘伯温是文成人，那么该如何表述呢？
目前大概有这么几种表述方法：
《文成县志》（1990年代编）：生于青田九都武阳村（今文成县南田武阳）。
《青田县志》（1990年代编）：生于南田武阳(今属文成县)。
《明史·刘基传》：青田人。
温州市人民政府官网：文成南田人。
文成县人民政府官网：浙江文成南田（原属青田）人。
高中教材《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元末明初青田（今浙江青田）人。
以及“浙江处州路青田南田武阳村（今文成）人”之类大同小异的表述。哪种表述最为合适呢？没有标准答案？不妨先分析一下教材中的表述方式，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
摘录七年级语文课本中出现的古代人物介绍如下：
另摘中学课本部分元明时期的人物表述方式如下：
由上表可知：
一、绝大多数历史人物出生地的行政区划都有调整，或隶属有变、或有析并、或名称变更，特别是明代以前的历史人物。个别甚至牵涉到国境调整。
二、教材之中并无统一的古人籍贯书写格式。有的只写郡（州、府）级行政区划，如，张养浩，时济南为路；有的只写县级行政区划，而不书隶属关系，如赵师秀，时永嘉为县，宋濂，时浦江为县；身世较为复杂不便直书是哪里人氏的，则只列事实，如，李白，出生于西域，幼时随父迁居绵州昌隆；有的在地点前面加朝代，如，魏学洢，明末嘉善人。可见籍贯表述的复杂性。
三、叙述时通常直接抄史书中的描述加备注今天的行政区划。但并不完全遵从正史，对有确切定论的人物，采用最新研究成果，如，韩愈，教材不用新旧唐书的说法，称其为“河阳人”。
四、今天的行政区划标注的较为随意，有些标注到省，如岺参，今湖北；宋濂，今浙江。有的标注到市，如赵师秀，今温州；张岱，今浙江绍兴。有的标注到县，并带有较为具体的方位，如孔子，今山东曲阜东南。无统一规范。
五、定籍标准较为随意。如李益，他本世居郑州，且生于郑州，但因其族望为姑藏（时陇西李氏为名门望族，多数李氏均自言出于此），教材便将其列为姑藏人。
教材此种表述方式好处是简约，且引摘史书，出处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免去了确定书写规范的麻烦，以及由此可能的争议。坏处也显而易见，最大的问题便语焉不详，且具有很高的阅读门槛。古代地址大多无法知道标注的是县，还是郡（州、道）；现代地址也同样不知道标注的是设区市，还是县级行政单位。加之定藉标位不一等因素，让人难以从中获得准确、清晰的籍贯信息，部分还存在误导的可能。
因而，教材中的籍贯表述方式不足以成为通行的表述范式，也就无法直接应用于刘伯温。
那么有没有现成可用的表述方式呢？
《文成县志》（1990年代编）：生于青田九都武阳村（今文成县南田武阳）。此表述值的商榷的是，元代是否有“九都”这一地名尚不确定，刘伯温有诗云：我昔住在南山头。可见南田山的概念当时大概率存在。
《青田县志》（1990年代编）：生于南田武阳(今属文成县)。此表述从符合部分青田县文人学者的想法，但刘伯温已非今日的青田人，其新编县志实不应再收录其中。此外，南田之名起于何时也尚未确知。
《明史·刘基传》：青田人。史书表述，已不适合当下。
温州市人民政府官网：文成南田人。于今而言较为准确。只是信息量略显不足，未能提供沿革信息。
文成县人民政府官网：浙江文成南田（原属青田）人。微瑕。加上区划建制就更好了，作为文成县政府的官网，可直书“南田镇武阳村”。部分青田人可能会不满意。
高中教材《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元末明初青田（今浙江青田）人。此表述加入了时代表述“元末明初”，简洁明了的表述了人物和区划建制所属的时代。但编者没有注意到元末明初的青田县不是今日的青田县。但改为“今浙江文成”似也不妥，毕竟今天依然还有一个青田县存在。
此外一些人主张的“浙江处州路青田南田武阳村（今属文成）人”的表述方式也有问题，其一，元代并无浙江省或浙江这样一个行政区划或建制；其二，县以下、村以上的南田是怎么样一个行政建制，里？乡？不熟悉青田文成的人看了必是一头雾水。且如此复杂的表述，也让人难以记住。
因而，直接采用现有表述也有问题。但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在1948年文成县和青田县分家的时候，将刘伯温及其相关的文物几乎完全分给了新置的文成县，刘伯温故里在文成县无可争议。
二、在刘伯温出生的时候，其出生地属于元代的青田县。
三、现有刘伯温的籍贯表述，都难以让所有人满意，且可能永远没有让所有人满意的表述方式。
四、应尽可能的使用简洁的方式，传递最多的信息，使读者一目了然。五、应剔除存疑的内容。
由此，笔者以为最佳的表述方式是：浙江省文成县南田镇（旧属青田县）人。理由有以下几点：
一、地理信息明确，清楚的表达了刘伯温故里所在地。
二、区划沿革信息简洁明了，避免了“文成县（旧属青田县）人”此类表述可能带来的县域沿革关系误解。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今青田县与1948年以前的青田县的区别，防止有人利用青田县名混湑古今，进而让人产生刘伯温故里仍在青田县的错误联想（如高中选修教材）。
三、区划建制信息无疑义。
四、防止“搭便车”的可能。
当然，此表述也有一个障碍，就是大家已经熟悉了教材上那种古称备注今称的表述方式，但如若依据此种方式，需表述为：“元末明初青田县（其出生卒地为今浙江省文成县南田镇）人”，方能达到同样的表达效果，过于繁杂。如果做学术研究，个人以为也可以表述为“生于元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处州路青田县（今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南田镇武阳村）”。这就引出另一个话题，是不是该依据使用目的选用不同的表述方式？本文已经过长，不做此讨论。
笔者的结论必也难让所有人满意，且试驳几个经常提及问题，供读者参考，并与青田县刘基研究会孙红华先生商榷。
一些人认为刘伯温以“地望”被称为“刘青田”，所以他是无可争议的青田人。近日孙红华先生发表的《关于刘基“籍贯”问题的一点浅见》中也以刘伯温诗句“身骑青田鹤，去采青田芝”为由，认为如称刘伯温为文成人，抹去了刘伯温的青田背景，会难以理解该诗。
个人以为这些说法是不成立的，如韩愈，他自称“昌黎人”，世人称他为“韩昌黎”，但他仍然是孟州市（县级市）人；宋濂，世人称其为“宋潜溪”，但他是浦江人。至于说如称文成人会抹去青田背景，这个问题本身就会产生一个悖论，即称青田人也会抹去其生卒地今属于文成县的事实。显然是一个伪命题。“浙江省文成县南田镇（旧属青田县）人”并不会抹去青田背景。
此外，孙先生还在上文中举李白与“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的例子，认定刘伯温应是今天的青田人。李白在七年级教材中的表述为“出生于西域，幼时随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州江油）”，仅列事实，不书哪里人氏，足见编者之左右为难。至于康德，我不知道当今的俄国和德国人是如何表述的，但依孙先生“从史标准，它要维护的就是历史史实。历史人物生活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里，其籍贯和其经历、事迹应与当时特定的时空相对应，而与其身后的变化无关”的主张，那康德生的时候是普鲁士王国，死的时候是普鲁士王国，那他应该是普鲁士王国人，不应该列为德国或俄国人。孙先生认为他是德国人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孙先生此外又特举了左权将军的例子，认为后世著书记史不可写“左权将军战死在左权县”，记史不宜这么写可理解，著个散文书之类的为什么不可以呢？更何况口头表达？今天左权县人如果都说“左权将军牺牲在辽县”，是不是过于迂腐了？且依照孙先生的标准，其结论“只能表述为‘浙江青田县南田（今属文成）人’”也有自相矛盾之忧，元代并无浙江省，也没有一个行政区划叫浙江。而且孙先生也未能注意到古今青田有别这一事实。
孙红华先生有一点说法笔者很是赞成：“青田和文成难免会有将之‘据为己有’的想法”。是的，这是人之常情，毕竟刘伯温文化是一项极好的优秀文化资源，开发利用这一文化资源需名正言顺。同时，个人也以为“占”就应该服务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在精神层面提升群众文化素养，在物质层面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然而笔者查阅了青田县近十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仅一次提及刘伯温，不知道青田县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
延伸阅读
关于刘基“籍贯”问题的一点浅见
文/孙红华
刘基，字伯温，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夏历六月十五日出生于江浙行省处州府青田县南田山武阳村。
南田山的地形较为独特，“万山深处忽辟平畴”。也就因山中平缓的土地较多，有大片良田，又在青田的南部，故名南田。这里离县城有“一百五十里”之遥，地处偏僻，县地方政权对其的管控力不足。故在民国时期，南田一带有就近设县的要求。1945年，浙江省请示国民政府内政部，要求增设文成县。次年，二度请示要求增设文成县。1946年，国民政府行政院核准瑞安、泰顺、青田三县边区设立文成县。随后温处地方开始筹备文成设县事宜。1948年，浙江省政府正式下达《定期成立文成县》的命令。1948年7月1日文成县正式成立。文成县就是因为刘基的出生地南田一带划归其管辖而用刘基的谥号“文成”来命名。
文成县的成立带来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元代生于青田县、明代死于青田县、1948年出生地南田又划归文成县管辖的刘基，到底应该表述为或定性为青田人还是文成人。
如果刘基是一般性的人物，或许这也不会成为问题。但问题是刘基太有名了，一人就占有“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四项头衔，是明朝的开国元勋，历史上少有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伟人。跟谁沾边谁光荣。青田和文成都难免会有将之“据为己有”的想法，或者认为刘基“属于”自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两县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发生过刘基“属谁”之争。这种争论也就是一种常见的文化现象——争名人。比如：湖南株洲和陕西宝鸡有炎帝之争，山西和山东有舜帝之争，河南和安徽有老子之争，江苏和河南有姜子牙之争等等。
说起“争名人”，也是分类型，有区别的。举例来讲，青田和文成“争”刘基，就与历史上鼎鼎有名的襄阳与南阳“争”诸葛亮不一样，分属两种类型。襄阳与南阳之所以要相争，是他们对诸葛亮被刘备请出山前的隐居地所在有异议。襄阳认定诸葛亮耕读于襄阳的隆中，而南阳认定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卧龙冈。此中必有一真一伪，双方之争，其实就是各自证据的真实性之争。文成与青田对于刘基出生地是南田这一点并无异议，因为南田先属青田后属文成是史实是事实。两县要争的是谁有刘基籍贯的“署名权”。双方之争，其实就是各自理由的合理性、充分性之争。
证据的真实性，可以通过考古考证等方法去检验，容易确定。理由的合理性、充分性相对来说不容易把握。要是不确立一定的评判标准，各说各理，那就永远也争论不清了。把话讲白了，文成与青田“争”刘基，其实就是“出生地行政隶属关系有变”的历史人物的籍贯如何确定的评判标准之争。
一般来说这“标准”会有两个：其一是从地标准；其二为从史标准。所谓从地标准，就是说历史人物的籍贯随其出生地走，只要出生地的行政隶属关系有变，历史人物的籍贯也跟着变。很显然，文成的朋友会赞同这种“标准”。一直以来，文成方面认为刘基的出生地南田于1948年划归文成县，甚至文成县名也是取自刘基谥号“文成”，所以刘基应该是“温州文成人”。
所谓从史标准，就是认定历史人物的籍贯由史实而定，要讲时空对应。所谓盖棺定论，历史人物逝世前所拥有的籍贯就是他的终生或永久籍贯，不受其身后出生地行政隶属关系变化的影响。青田方面当然会持此项“标准”。刘基出生之际南田属于青田，刘基身死之际青田拥有南田。那么，刘基是青田人的身份就此被定格冻结，不可能再作改变。
判定历史人物的籍贯，当然不能搞“双标”。这从地标准与从史标准，也只能取一舍一。那么，使用哪个“标准”更合理、更科学呢。在此稍作分析：从地标准是充分考虑并照顾到当今的事实，但却无法对历史负责。使用这种“标准”，必然会打破历史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例如诗仙李白的出生地在唐朝安西都护府的碎叶，而今属吉尔吉斯的领土。若按从地标准来划分，李白的身份就由初始的盛唐诗人，几经转变成为目前的吉尔吉斯诗人。又如德国哲学家、天文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创始人康德，1724年出生于德国的哥尼斯堡，现此地已属于俄罗斯（更名为加里宁格勒），那么现在是否能称康德为俄罗斯人呢？答案是否定的。所以，以从地标准确定“出生地行政隶属关系有变的历史人物”的籍贯是不科学的。
再说从史标准，它要维护的就是历史史实。历史人物生活在特定时间与空间里，其籍贯和其经历、事迹应与当时特定的时空相对应，而与其身后的变化无关。比如，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于1942年战死在山西辽县。为纪念左权将军的抗日功绩，同年辽县改名为左权县。但因为有时空对应的关系，虽然辽县更名为左权县了，后世著书记史也不可以说“左权将军战死在左权县”，而只能说“左权将军战死在辽县”。历史人物的籍贯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名称谓，它就像现在超市中商品的条形识别码，不仅标注价格还应该包涵与商品相关的许多信息。这个籍贯的内涵是丰富的，涵盖到其主人生活的时代环境、人文背景等内容。称刘基是青田人，也就相应说明了当时南田是属于青田管辖，刘基有青田的人文背景等关系。刘基在诗歌《二鬼》中写道：“身骑青田鹤，去采青田芝”。如果称刘基为文成人，抹去刘基的青田人文背景，就很难理解刘基在诗句中所表达的意思和情感。
当然，光讲从史标准也有缺陷，那就是没有照顾到历史人物出生地行政隶属发生变化的现实情况。就像讲刘基是青田人而不提及文成，从客观现实和文成人民的情感上是说不过去的。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以从史标准确定“出生地行政隶属关系有变”的历史人物的籍贯，相对来说更科学些。当然，在具体运用时，也要对现今的事实作客观的补充解释。比如，在讲刘基是青田人的同时，也要对南田今属文成的事实，作客观的说明。还有一种情况也必须在此要作一下说明，那就是“出生地行政隶属关系有变”与“出生地的名称有变”是不同的概念。例如：今江苏苏州唐朝称“姑苏”，那么唐朝文学家陆龟蒙可注释为：陆龟蒙，姑苏（今苏州）人。南田却不一样，它的情况是旧属青田今属文成，而青田文成之间，只有“交叉”关系并无“继承涵盖”关系，所以刘基的注释不能是：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今浙江文成）人，而只可表述为：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其出生地南田现属文成县。或者：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县南田（今属文成）人。这也就是说，在以从史标准确定人的籍贯后，还要对其出生地行政隶属关系的变化作实事求是的表述。
当然，不论称刘基为何地人，他都与青田和文成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刘基是青田的光荣，同时也是文成的光荣。一代国师，两县荣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