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高考
那年高考，我在农村修地球。
1976年三位伟人相继去世，1977年小平出山主持国务院工作。10月份发出恢复高考的信息，这犹如给广大知识青年注入了一针兴奋剂。当时，十七八岁的娃娃，从城市到农村，从课堂到田间，知青生活是十分艰苦的：经常是早餐井水就包谷粑或黑馒头，午晚餐是红薯玉米饭。干农活，挑粪翻堰蛆虫满脚爬；割麦子、搬玉米，大汗淋漓，一身瘙痒；打谷子、掏苕沟，筋疲力尽，脚生水锈。此外还不时受农民欺负，遭农村干部辱骂，挨带队干部批评。知青只有含泪发牢骚，埋怨中发泄，抵触中抗争，都想早日脱离这苦海。
于无声处听惊雷。知识重新唤起受“读书无用论”影响颇深的一代青年渴求，许多人找复习资料、拜老师，请病假回家复习，还有按习惯做法找关系、送礼物的，城乡都热闹极了。国家10月发消息，12月份考试，时间只两月，介于我所处的环境，只有靠收工回来的时间翻翻中学时的课本；刚通知高考，时间短，复习资料一本也没有。那时我对考试是不抱任何希望的，在考试的头一天晚上，还与知青朋友在自贡五四医院看露天电影到晚上十二点，第二天早上八点半准时赴考。那时觉得看一场电影比什么考试有趣得多。
坐上考场，云里雾里，四个半天都是胡乱答题，可以说没有一道题自己心里有底，敢肯定说答对了的。那时考完不像现在，天天盼公布成绩，吃不好睡不香。我是走出考场奔农场，农活照干，与知友酒照喝，上床就入睡，考不考试一个样。
后来通知填志愿（当时考试不公布分，也不提前填志愿），感觉还有点希望，头脑一下就膨胀起来了，自不量力填了复旦大学新闻系（这成了自己后几十年常聊的笑话），因为那时在农场爱写点狗屁不通、词语都不顺的东西，得到周围比自己文化还差的人的点赞，就不知天高地厚，真以为自己就是文化人、作家、诗人了。中专填了自贡工业校，我们那代人绝大多数的理想就是参军或当工人，很少有人想当什么“臭老九”。我的目标退而求其次就是做一名有知识的技术人员。
隔了一月，我竟收到了自贡师范的录取通知书，弄得我莫名其妙，但为了早日离开农村，还是拿着通知书去学校报到了。进校才知道我考了189.5分，自贡师范因为要为中学培养师资，凭借“优先录取高考落榜生”的土政策把我拦截了。要知道，当时190多分就是大专体检线，大学入学率只有4%左右啊！我所在农场只有三人考上了中专，大专以上一个也没有。而我好多同学复习半年，第二年都读上了大学本科。
七年后的1985年，我也“扬眉吐气”了一回，参加川大的入学考试，在全省（当时含重庆）几百名工会干部考生中，我以5科433分考了第一名，但于我的人生轨迹来讲，已没有什么意义了！那年高考已为我划出人生路迹！
作者简介：李建伟，上世纪五十年代生人，接受过贫下中农再教育，师范毕业后，误人子弟近三年，当了教育战线的逃兵。入工会，与职工交友，为职工服务，为职工奔走，为职工呐喊，做得不尽人意，但问心无愧。好读书，不求甚解；好码字，文辞不顺；好交友，朋友不多；好喝酒，酒量有限。受尼采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影响，一生喜自由自在，信奉怀疑一切，知足常乐，无欲则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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