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神宗朝的变法，带来了大规模而且持续长久的党争，经历哲宗、徽宗两朝，直到北宋灭亡，仍未烟消云散。所谓党争，不止在新党（改革派）和旧党（保守派）之间的对立，更有新旧两党内部的相互攻讦。
变法期间，为了维护绝对皇权，宋神宗有意保存朝堂中的旧党势力牵制新党。随着新法全面推行，新、旧两党围绕变法展开的政见之争逐渐演变为党同伐异。神宗去世后，元祐更化尽罢新法。旧党也随着司马光的去世而失去了意识形态上的凝聚力，彻底沦为利益集团。
而新旧党人看似针锋相对的辩讦，其实都没有超越皇权至尊的思维框架。他们没有想过，如果君主作为一切社会政治秩序的核心和变革的起点，那么专制制度下日益膨胀的个人野心将带来怎样巨大的不确定性。
宋徽宗赵佶即位后，起用蔡京为相并命其提举讲议司，并继续推行变法。为保固权位，蔡京不惜广植党羽、布结私恩，甚至伺察宋徽宗之动静。二者矛盾逐渐积累，并以对辽、夏的和战问题为导火线集中爆发。
自“澶渊之盟”签订后，宋辽弭兵修好近120年。徽宗宣和为夺回燕云十六州的异动，遂与金朝订立“海上之盟”。可糜烂、腐败的宋军在前线一败再败，迨至辽朝灭亡，宋、金两国交恶，进而导致后来“靖康之变”的发生。
在这一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宋徽宗赵佶的个人因素毫无疑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宋徽宗的所作所为，虽然不能直接导致北宋政权的崩溃，但其本人对于宋朝的灭亡仍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熙宁年间北宋政坛的党争激烈化趋势
北宋历史上因王安石变法引起的元祐党争，起初几乎没有牵涉什么个人恩怨的成分在内。例如司马光就认为，王安石并非如人所讲是奸邪，只是不晓事而已。王安石排挤异己，但在手法上还算温和，并不含多少恶意。
司马光在《居家杂仪》讲述启蒙教育的理路时，强调应禁读异端非圣贤之书。而这和王安石推行新法时“权”行管、商之术以压制批评的议论，成为明显的对照。王安石如此行事，在司马光的眼里，已是远离仁义。
有趣的是，自宋初以来，文人学者多受唐代韩愈影响而推崇扬雄，司马光亦不自外于此一历史潮流。他撰写的《法言集注》、《太玄集注》、《易说》、《潜虚》等著作，都旨在光大扬雄的学说。而王安石却有不同见解，他认为扬雄其实不好非圣之书。
很多历史爱好者在回顾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的分歧，往往仅聚焦于他们在“理财”领域的意见不一，却很少想到当时王、马二人很可能更对方在义理诠释、读书方法上的大相径庭而分外恼火。而扬雄问题，只是纯粹的学术辩论。
王安石变法之前的北宋朋党之争，大多在完全正常的政见分歧的范围内，并非都不可解，譬如被认为是启宋代党争之端绪的范仲淹与吕夷简二人。至于真宗朝的丁谓、寇准矛盾，则大体属于臣僚个人间的权力斗争。
熙宁年间各项改革措施推行后，面对来势汹汹的朝野非议与愈加高涨的反对声浪，宋神宗和王安石君臣在一连串摒排异己、恶意倾轧事件之后，便开始主动侦察社会上与政事有关的行为与沮格言论。
熙宁五年（1072）正月，宋神宗特别批示以皇城司逻卒、开封府散从官数十人巡察京城，收捕谤议时政者处罪，是为“探事人”。起因是熙宁三年发生有人伪作司马光批评时政的章疏，其中且有诋毁王安石的文字。
而伪作之人经穷治而查出后发现，此人除了在民间煽惑、诋毁时事外，还有指斥乘舆之语、诟詈皇亲国戚之谈。宋神宗和王安石因此大怒，尽归罪于旧党，进而决心扩大皇城司巡察亲事官（即亲事卒）和开封府的散从官编制及应用范围。
作为护卫宫城的军事单位，皇城司常由宦官主掌，下辖亲从、亲事两支部队。太祖、太宗年间除护卫宫城外，又用于探察军人不法、防范军中事变；真宗、仁宗两朝，皇城司主要侦缉的是帝室姻亲的不法行为，尚未探察社会上批评时政的言论。
至于开封府的散从官则是由开封府尹雇募而来的差役，原用以追催公事。但鉴于开封府尹一职常有“储君”担任或由太子党亲信担任，所以散从官的特务属性也要远远强于地方州县衙门的基层吏员。
到熙宁七年，皇城司卒加上开封府散从官大约在七千余人左右。他们被轮班派出，开始到北宋社会的各个角落刺探、伺察政治异议，所得消息皆需要事无巨细地上奏皇帝。当然，为了防备他们恐吓骚扰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神宗规定普通刑案及民俗异事不得奏闻。
皇城司卒和散从官数量的增长，隐约预示着北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即将变化。1067年的相州狱，不仅牵连到多名官员和太学生下狱，而且狱中待遇愈加恶劣，在相州狱中的官员泌屙饮食杂混在一大盆中，有如犬豕。到1079年的太学狱，逼供手法也愈加惨酷。
值得一提的是，在两大狱案中获利最大的，却是日后车盖亭诗案的最大受害者蔡确。在他一系列蓄意罗织、无中生有的罪名之下，有太多无辜士人受到牵连，或是下狱，或是流放，更有甚者非理而死。“又善以滥起冤狱以夺人之位而居之”，是宋史蔡确传中最刺眼的文字。
虽然宋神宗和王安石皆视这些因政见而起的狱事，为实践其政治理想而不得不用的“权宜之法”，很多冤案也未必全出自他们的授意。但人性的弱点，必定会令这些“特殊办法”在不久之后变质。
北宋吸取李唐宗室“祸乱朝纲”的教训，对皇亲国戚的限制极为严格，这使得北宋的王爷、国丈、驸马们基本上回避政治，不讨论政治。但当时宋神宗四弟嘉王赵頵却因其反对变法的保守派立场，身边聚集了一批大臣，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熙宁七年（1074），宋神宗忍痛将王安石罢相后，赵頵表现得相当活跃。以至于民间有传言，同持保守派立场的两宫太后，将会行驶废立大权，另立嘉王为帝。次年，太祖一系曾孙赵世居据传“结纳匪人，议论军事，怀挟谶语，寻访天文变异、朝廷得失”。
一连串事端使得宋神宗心理上的不安全感为之大增，虽然嘉王在矍然而悟后“惟求医书讲汤液方论而已”，赵世居也被赐死并从族谱中除名，但赵顼个人对于士大夫和民间的活动比之过去更无法信任。
而随着新旧两党争执的激化，彼此间的裂痕逐渐加深。双方势同水火，愈演愈烈。狱案不仅用之于打击旧党，排斥异己，也用之于新党内部的互相倾轧和谋求个人权位。最终，君子之争转向小人之争。
在宋神宗驾崩的两年之内，王安石和司马光先后去世。他们的死亡标志着熙宁、元丰时期的结束，元祐时期的开始。他们在生前大概都不会料想到，新旧党争在他们身后，不仅延续到元祐时期过后仍未中断，而且愈演愈烈。
1089年，车盖亭诗案爆发，士大夫群体内部调和分裂的努力宣告失败。高太后基于现实考量的处置，却无意间把士大夫群体中的温和派被逼进死角。至此朝堂之上的彼此没有妥协，展开了枉顾底线的报复和迫害。
而原本在熙宁、元丰时期的党争中，仍见于一些争执者之间的温情，却在此后难以再看到。而这段历史的后续发展，不幸正如曾巩在《转对疏》中所担忧，在智虑未审、议论未一的情况下，带来了风俗、纲纪的隳坏，进一步影响到国家的安危。
士大夫政治文化从元祐到宣和的畸变
元祐党争，在中国政治史上是特例，但也是常例。说是特例，是党争发展到了你死我活、终不可解的地步。说是常例，只要有政治存在，政见之争便不可避免，只是相互之间的芥蒂程度不同、龃龉规模不同罢了。
哲宗元祐年间，旧党的内部分为洛、蜀、朔三派。当然，三派也不是完全由同一个地区的人组成，洛、朔两派的边界也不是那么明显，至于蜀派究竟以四川人为主，这说明熙宁年间所谓“北人守旧，南人尚新”纯粹是无稽之谈。
洛、蜀、朔三派的分歧起于政策之争，后来又牵涉到人事的问题。起先只是言词的攻讦，逐渐不择手段，掌握政治权力的一方想尽办法来迫害对方，直至1089年的车盖亭诗案的爆发，达于极点。
旧党利用高太后对变法的不满，捕风捉影，对整个新党集团进行了一次斩草除根式的清算。其中处于本次政治漩涡中心的，正是当年在相州狱案和太学狱案泛稽滥捕的蔡确，可见旧党昭然若揭的报复心态。
这一次吹毛求疵的文字狱，不仅章惇、韩缜、李清臣和张商英等新党官员受到处罚、重贬，那些如苏轼般未表明态度或立场模糊的中间派，以及同新党官员有诗文来往或收藏其诗文的普通人亦被连累。
宋朝的政治风气变得前所未有的狭隘凶险，对于国脉更是产生了很大伤害。因为急于勒停新法的旧党僭越了北宋开国一百二十多年来业已形成的程序正义，很多案件未待大理寺检索出相关法令便定罪，也没有送至审刑院覆议，量刑时更是肆意妄为，从严从重。
更糟糕的是，在旧党执政的八年间，节流原则的执行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叠加西夏不断侵扰边境，军费开支仍大，于是财政逐渐感到困难，这就给予新党攻击的借口和复起的机会。而经历过几次大型文字狱的宋哲宗赵煦，却很好地吸收了英宗、神宗驾驭臣僚地权术。
宋哲宗亲政后，因迫切要求把握权力，迅速开始利用党争重谪臣僚。甚至挑起“同文馆狱”；重修《神宗实录》；将臣僚章疏加以编类、看详诉理，大搞文字狱。这一点，对于士大夫群体而言尤为致命。
因为在“语言文字”的背后，正是士大夫的议论、思想、立场。哲宗针对臣僚“文字”所做出的整顿和清洗，彻底打断了北宋立国以来士大夫群体的独立性和责任感，使其逐渐沦为成为权势的依附。
绍圣元年至元符二年间，新党对旧党的打击，就如同元祐年间旧党对新党的打击一样，带有自认受到无理压制之后的一种报复心理在内，只是新党在再度执政后的表现，令人感觉他们的行动含有这种心理的成分更大，他们的手段也已趋向于毒辣。
主导这些行动的赵煦、章惇、蔡卞君臣对《周礼》八刑中的“造言”、“乱民”两刑规范化、精细化、系统化地升级为“不忠”、“不和”。宋哲宗的“诏求直言”更像是引蛇出洞，检视朝野上下有谁对新法的复行不满。
更重要的是，绍圣、元符年间的北宋朝野上下，已没有任何一个人质疑、反对、阻止宋哲宗干涉具体庶务的行为。哲宗赵煦治下的北宋政治气候和庙堂氛围，已经和他爷爷英宗赵曙时期完全不同。赵煦可以亲自主持改革，决定每一个政策推行的力度、进度和广度。
元符三年（1100）正月，宋哲宗去世，无子，端王赵佶即位。为了“囊括四方之钱，尽入中都”以满足宋徽宗兴学、拓边及其享乐之欲，敛财能手蔡京在崇宁二年（1103）调聘入京，担任宰执。
蔡京掌政之后，一方面仿照熙宁年间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旧例，“设讲议司，讲议熙、丰已行法度，以及神宗欲为而未暇为者”；另一方面则扩大对元祐党人的打击，列出成千上百名所谓的“元祐党人”。
值得注意的是，蔡京此次政治清洗将“元祐党人”划分为“正上”、“正中”、“正下”、“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七等。而被列入“邪等”的五百多人中，还有章惇、曾布等传统意义上的新党。
这样，绍圣绍述新法、赵佶的功业及其个人私欲、蔡京及其党羽的地位，在理念路线和人事组织上都形成了利益捆绑。否定其中任何一方都终将否定的矛头指向宋徽宗，蔡京权位与影响极难根除，只可不断调整。
与此同时，宋徽宗采用了一条与前代帝王完全不同的统治手法，以道教打造一个神秘化、神圣化的君主形象；以“手诏”、“御笔”、“亲批”精妙地调教貌似到达了权力巅峰的“公相”宰执；以国家“丰亨豫大”为借口，来满足私人的贪婪欲望。
“内藏”、“封桩”、“经费”三个敛财系统都在为应奉御前搜刮民脂民膏，“惟王不会”成为不容置疑的政治口号。到宣和年间，北宋政制已经完全演变为君相独裁形态。赵挺之、刘速和张商英等人，均无法像蔡京这般聚敛地方财物以供上用。
“丰亨豫大”一词的政治意涵其实是指君主在施政上的成功，使得人民因生活安乐而豫悦，应奉的主要目的不在于皇帝本人的享乐，而在于供京师各种建筑工程与礼乐工程之需；这些工程的用意，则在于宣扬圣君的理想之治。
至于“惟王不会”就典籍上的意义来讲，同样是说一个理想君主在治理有成之后才可以有的奉养。《周礼》书中所讲的“不会”，是指膳、酒、服、裘等王室度支情况，都是要会计的，并且还必须向王报告。
可蔡京却把“丰亨豫大”和“惟王不会”扩大到宋徽宗衣食之需以外庞大的各类经费，而且不把国家财用开支的实际情形向宋徽宗报告。更糟糕的是，蔡京以王安石在《周官新义》中对于此词的解释作为背书，即“岁终则会，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会”。
而这其实才是南宋朝廷何以将北宋覆灭归咎为王安石的原因。但从王安石在《周官新义》中对“惟王不会”的解释，即看他对宋神宗所说的“人主若能以尧舜之政泽天下之民，虽竭天下之力以奉乘舆不为过当，守财之言，非天下正理”。
其意应在于君主本身的自我节制比起限制其开支更为重要，所以他会接着说：“然陛下圣心高远，如纷华盛丽，无可累心，故安于俭节，自是盛德，足以率励风俗，此臣所以不敢不上体圣心也。”
很明显，蔡京的解读完全歪曲了王安石的写作重点。而财政在进一步向中央集权后，却完全没有达到“益国裕民”的目的。茶、盐、酒“三榷之入”尽归宋徽宗个人的腰包中，供其穷奢极欲。
宋徽宗的言行举止表明他其实对正邪、忠奸、义利及作为君主应该如何抉择等问题有着清晰认知，只可惜，这位“圣人之君”的种种措置皆导向了亡国。宣和二年（1120），方腊起义爆发。
地方政府在镇压起义之后，因为宋徽宗对公共储蓄池的侵占，户部竟然没有能力给予残破凋零的东南各路以财政上的支援。当时的发运使兼江淮荆浙等七路经制使陈遘，建议征调经制钱。由州县“度公私出纳，量增其赢”，聚少成多，调拨为经制司经费。
其范围都是一些苛细的税目，包括“量添酒钱、增收典卖契税钱、增收公家出纳头子钱”等等，此外大概也包括了“赡学钱、籴本钱、应奉司请无名之敛”。经制钱的征调，起先行于东南地区，然后又行于京东、京西、河北，岁入数百万缗。
这意味着受征调的北宋人民，将承受更加沉重的赋税压力。北宋绝不是亡在宋徽宗短视、拙劣、不诚实的外交政策，女真人只是一股微风，却吹倒宋廷这栋腐朽、空洞的高楼。当金兵撕毁和约南下，东京梦华在一夜之间被瞬间摧毁，宋徽宗政府金履其外，败絮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