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在楚雄州元谋县举行2024年第三期“云岭楷模”发布会,授予李学平、毛建忠、余林同志“云岭楷模”称号,并向社会发布他们的先进事迹。
李学平退休前是元谋县司法局主任科员,毛建忠是宁蒗县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股股长,余林是弥勒市竹园镇人民调解员。多年来,他们坚持做好同一件事——普法。自1986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普法规划以来,我国普法宣传工作已经走过38年。数十年来,以他们等为代表的广大普法工作者做了哪些努力?本期先锋对话,我们一起聆听3位“云岭楷模”的普法故事。“云岭楷模”余林(左)、毛建忠(中)、李学平(右)在发布会现场 邹鹏 摄
李学平:
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普法”。从1986年“一五”普法规划开始实施,我就被派到元谋县元马区凉山地区开展普法工作,然而这项工作并非想象中那么轻松。1998年8月的一个雨天,一大早我带着工作队前往50公里外的老城乡老者格村开展普法,到村委会时队员们都被淋成了“落汤鸡”,冷得瑟瑟发抖,有的队员还在途中摔跤受伤,可当听到群众“谢谢你们冒险前来为我们讲法律!”的称赞声,大家都觉得再辛苦也值得。38年来,我始终坚守在普法工作第一线,目的就是“把法律教给人民群众,使人民群众信仰法治”,让山区各族群众能够学法、懂法、守法、用法,利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宁蒗县俗称小凉山,受地理环境、交通信息闭塞等因素影响,当地群众法治意识相对淡薄。2001年大学毕业后,我进入宁蒗县电视台工作,发现每天的综合新闻有不少都与毒品泛滥有关。当时,我深切感受到法治意识淡薄和毒品问题已成了宁蒗乃至整个小凉山地区社会发展的“绊脚石”,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先从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入手,提升群众的法治素养。“请群众吃一顿饭不如给他们上一堂生动的普法课。只有思想改变了,未来才有希望。”正是秉承这样一种理念,才让我在普法工作中坚持了20多年。20多年前,龙潭村村民因土地补偿、环境污染等问题频频上访。我担任龙潭村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后,经常去跟村民聊天,向他们讲法律、讲政策、讲道理,跟他们交心交朋友,思想工作做通了,上访自然就少了。从事调解工作二十余载,我觉得能够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是一件很高尚的事,也是我人生价值的重要体现。我晚上回去经常发现门口放着几棵白菜、几个萝卜、几个洋瓜,我知道,这些都是群众表达的谢意。所以,只要人民需要、群众需要,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李学平(前排中)参与录制央视第十个国家宪法日特别节目 元谋县委社会工作部供图
普法过程中,如何让群众更易于接受?你们有什么好方法?
李学平:
我觉得在基层普法,一是内容要有用,要契合群众关心的难点热点,能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二是形式要创新,要多问多想群众爱看什么。
“三五”普法期间,我就采用花灯、左脚舞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法,先后编写彝族左脚舞法治歌曲11首、法治宣传花灯120首,并组织普法志愿者进行表演。原先看10遍也搞不懂的法规,一曲花灯就明白了。渐渐地,上了岁数的老人也开始把“权利”“义务”挂在嘴边了。
另外,“七五”普法期间,我和同事一起收集、整理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典型案例,拍摄制作法治宣传教育专题片《热坝说法》,通过“案例+法律条文解读+点评”短短几分钟内讲清案由以及违法的后果。如今,《热坝说法》已成为楚雄州普法教育特色品牌。我的普法宣讲从来不缺素材,老乡们向我诉说的身边事,就是我取材的源泉。我的宣讲没有教案,都是根据现场群众的反响来及时调整内容的。宣讲中,我坚持用民族语言讲老乡听得懂、听得进去的道理。除现场宣讲外,我还将禁毒防艾等知识,以舞台剧、微电影等形式呈现给群众。我觉得调解案件既要讲法律、讲政策,也要讲乡情、讲民情。要在查明事实的前提下,多换位思考,将心比心,也要多促使当事双方换位思考,这样才能找出合适的方法,让矛盾迎刃而解。7年前,矣果村老丁一家正处在家庭矛盾最激烈的阶段,婆媳矛盾、老人赡养等问题让一家人冷战、热战,持续了近3年时间。2017年我接手调解该纠纷,第一次调解失败后,我继续跟进。每次去就是找婆媳俩说说话,也不提法律政策,靠情感去打动彼此。经过13次上门调解,历时2年零8个月,终于调解成功。毛建忠(左三)深入群众开展普法工作 丽江市委组织部供图
李学平:
1986年冬天,我冒着风雪走了3个多小时,到7公里外的一个村开展普法工作。刚到村里会场,我就迫不及待拿出《九法一条例问题解答》逐条向村民念诵。没想到还没有散会,村民就走了一大半。而一位老大妈离开前留下的那句“你讲的这些我们听不懂,也用不着”让我备受打击。“扫盲”不易,“普法”更难。为了把普法工作开展下去,我曾经追着村民在彝族传统火塘会上讲普法课,试图把法律概念、条文“强行灌输”给大家,可是收效甚微。村民们不但不买账,甚至只要看见我来都躲得远远的。于是,我开始琢磨更好的普法方式。有一次,村里放映露天电影,十里八乡的村民闻讯赶来,我抓住机会在电影放映中“插播”普法宣传,这一做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就这样,工作局面渐渐打开了。宁蒗县境内居住着彝族、纳西族等11个民族。因此,我在普法工作中积极探索“双语普法模式”,用小故事、顺口溜等讲解法律常识。此外,我还参与拍摄戒毒纪录片《虎日》、禁毒防艾微电影《死亡线上的记忆》、禁毒防艾舞台剧《远山的呼唤》,编印普法手册和普法读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普法。我还建立了“毛建忠双语普法工作室”“毛建忠双语普法资源库”,目前正依托工作室努力培养一支“永远不走”的基层普法工作队和“法律明白人”。上任之初,我缺乏调解经验,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我白天去各村民小组走访纠纷现场,跟村民交心谈心;晚上自学法律知识,学完了法律专业大学专科和本科的全部内容。除坚持自学法律知识外,我还学习心理学知识、语言表达技巧及调解技能,提升自己的临场应变能力。百姓的知识水平参差不齐,冷冰冰的“法条式”解读是难以达到理想调解效果的。这些年,我经常结合当地谚语、故事等开展调解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日积月累的调解中,我探索出“调解四步走、一条龙服务调解法”“庭审式、观摩式调解法”等多套调解技巧,用“土办法”把调解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余林(中)在调解纠纷 受访者供图
李学平:
经过普法工作者日复一日的努力,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渐渐增强,实现了从“要我学法”到“我要学法”的转变。很多村民渐渐明白:“法律,还是用得着的”。这些年,听我讲“法”的人也慢慢多了起来,整个社会法治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经过大家数十年如一日地努力,“学好法律明是非,依法维权不吃亏”已在小凉山地区渐渐成为共识。现在每次下乡普法,村民都会奔走相告:“那个‘阿普’(彝语‘爷爷’的意思,也常用来尊称彝族群众心目中的德高望重者。)又来了,我们赶紧去听一听,有用处。”一次调解就是一场生动的普法教育,很多矛盾纠纷其实都是不清楚法律造成的。这些年,随着一件件纠纷的成功调解,村民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比如,以前村里有矛盾纠纷都是靠打、吵解决,现在一般的纠纷会主动找调处部门解决,大的纠纷到法院解决。李学平:
普法工作永远在路上。我虽然退休了,可始终心系普法工作,如今又被聘为元谋县义务普法宣传员,还担任县司法局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我要继续开展普法工作,同时积极发挥传帮带的作用,让法治的光辉一直照耀在家乡这片热土。普法是我一生的事业,我愿为之奉献一辈子。同时,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双语普法工作室,尽快培养一支基层普法工作队以及“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社会氛围。我愿意做人民群众的一头老黄牛,要我拉车我就去拉车,要我犁田我就去犁田,只要有群众需要的地方,就有我这头老黄牛在那里。未来,我将一如既往坚守初心,为调解工作挥洒汗水,朝着“成功化解万件纠纷”的目标继续努力。云岭先锋全媒体记者:杨旭东 邹鹏
来源:云岭先锋
编辑:王璐 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