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蒂墨、胡朕||新的趋势:以《19世纪历史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学术   2024-11-21 12:01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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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蒂墨(Timothy Baycroft),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胡朕,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历史学在研究话题、方法论、中心思想、分期以及空间范围等方面不断地发展变化。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法国的历史书写经历了重要的转型,从对政治史的书写转向了对文化史的书写。本文旨在检视近期法国历史学研究的趋势,进而反思历史研究的重点、历史的本质和历史书写本身所体现的其他转变。为此,将先分析1985年至今在《19世纪历史杂志》(Journal de l’histoire du ⅪⅩe Siècle)上发表的文章。这是最具声望的法国历史学学术刊物之一,在论题上涉猎广泛,是用来研究法国史学史近年来发展趋势的具有代表性的样本。这一刊物清楚展现了稍早出现的从纯政治史向文化史的转型。而且,研究这本刊物发表的内容,可以揭示法国史研究的趋势和论题及其在过去几十年中经历的演变。


观察新趋势的窗口:《19世纪历史杂志》


1.学会的发展历史及其出版物

1904年,乔治·勒纳尔(Georges Renard)带领了一批研究人员、档案专家和政治家建立了“1848年革命和19世纪革命历史学会”。直到勒纳尔在1930年去世之前,他都在领导这一团队。学会初创时的代表性成员包括巴黎索邦大学1789年法国革命史讲席教授弗朗索瓦-阿尔方斯·奥拉尔(François-Alphonse Aulard)、让·饶勒斯(Jean Jaures)和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等知名人士。创立伊始,学会仅关注与1848年革命相关的研究,在1916年将研究范围扩展到了其他发生在19世纪的革命。学会会员中也包括几位1848年革命领导人的直系后裔,以协助甄别和收集关键档案。学会同时也作为一个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会(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平行的学术社团存在,兼具学术和政治目标,意在让有着共同兴趣的专业历史学家、政治领袖以及知识分子聚在一起,推进与1848年革命相关的研究议程、编辑和出版革命时期的文献和对少数健在的革命家的访谈,从而在总体上推介与这场革命有关的观念。为此,学会在创立之初便赞助出版了一本名为《1848年革命:1848年革命历史学会通讯》(La Révolution de 1848.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1848)的刊物。刊物的名称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刊名变动和刊载文章数量的变化见表1。在学会建立的第一个阶段,出版了189期涉及19世纪革命史的研究。1951年,刊物停办。此后,学会陷入了20年的沉寂。

学会在1974年以新姿态重建,由莫里斯·阿居隆(Maurice Agulhon)担任新主席。他是一位历史学教授,出版了有关1848年革命的重要著作。鉴于此时学术界已经有大量优秀的出版物,学会决定不再创办自己的刊物,也不恢复旧刊。学会依旧举办年会,并在他们认为合适的其他刊物上发表会议记录或学术作品。1985年,也就是学会重建10年之后,重启刊物出版,最初定名为《1848:19世纪的革命与变革》(1848.Révolutions et Mutations au ⅪⅩe Siècle),也就是本文关注的这本刊物。又过了10年,在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担任主席期间,学会在1995年将刊物改为《19世纪历史杂志》,并沿用至今,还扩大了刊物所涵盖的主题范围。次年,学会将每年出版的卷数从1卷增加到2卷。每一卷的开头都印着刊物的宗旨:

本刊内容涉及19世纪的各个方面,寻求跨学科的学术对话,旨在让人们了解年轻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著作,呈现有关19世纪历史最前沿的主题研究。
在上述既定目标的指引下,《19世纪历史杂志》先后共出版了64卷。历年来出版的文章所涉及的空间范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统计分析

为了考察这些文章内容所涉及的空间范围的最近趋势,笔者列出了《19世纪历史杂志》在四个不同时期内刊发的文章数量,每一个时期包括10卷(最近的一期不在讨论范围内,因为2022年的第2卷尚未出版)。在表2中,笔者将这些文章按其设定的总体专题方法进行划分,并进行了数量统计。如此统计多少是粗略分类的结果,所有的文章均按照其最显著、最主要的研究焦点予以归类,而非设定更多的分类来展现学术研究路径上的综合。

从表2的数据来看,自1985年期刊创立至今,学会和期刊感兴趣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并没有出现相对固定的出版模式,也没有明显的研究重点转变。 

表3展示的是以上这些文章根据空间范围划分的结果。这些具体而简单的分类仅仅与文章所研究的地理区域有关,与文章的研究专题和研究方法没有关联。表格中“欧洲其他地区”这一类别的含义并不意味着该文章的内容覆盖了整个欧洲,而是说明这是一篇除法国以外欧洲某一国家和地区的文章。同样,“世界其他地区”这一分类则指代除欧洲国家以外世界上其他一个或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比较研究,或者至少同时研究了法国和另外一个国家的文章都会被归入“法国和某某”的类别中。所以,一篇比较了法国和意大利的论文,会被归入“法国和欧洲其他地区”这一类。若是一篇论文研究的内容并不指向特定的地理区域,例如“马克思主义思想”,那么该文就会被置于“理论”的标签之下。

根据表3的数据不难发现,在创刊初期,欧洲以外的地区几乎未受到任何关注。而在过去的5年中,相关区域却格外受到重视,这也是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刊物主题的选择印证了这一转变。自创刊以来,每一卷都有一个特定的主题,通常配有一篇导言,被安排在名为“汇编”(Dossier)的这部分中。尽管某一卷的标题反映了“汇编”的主题,但也会包括其他符合期刊的主旨但与本卷主题无关的文章。这类文稿则会根据内容被放到不同的部分中。如果是学术论文,就会被放在“杂文”一类;如果是史学史研究论文,会被编入“路径和争论”这一类;如果是这一时期的原始档案(如期刊、日记、记录或其他合集)的历史或摘要、精粹或评述,则会被放在“档案”这一类。有几期还包括“学会生活”这一分类,涵盖学会近期组织的活动以及关乎个别会员的计划或文章。每卷的最后一部分都是书评,置于“阅读”标题之下。自2015年第2卷(总第51卷)起,还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宣布新的出版目标,即在既有的“汇编”“杂文”“路径和争论”“档案”和“阅读”之外,增设“从外部看19世纪”(Le ⅪⅩe Siècle Vu d’ailleurs)这一常规栏目。索引中陈述的目标称:

《19世纪历史杂志》有志于超越法国的边界和国家的框架。聚焦域外和跨国情境将我们引向了当前的一种新的分类“从外部看19世纪”,旨在报道其他国家的新近研究以及关于其他国家的新研究,包括新的和重要的研究的出版情况、期刊特刊、平台或讨论。这些内容会以精简的形式来呈现和分析,进而将之引入法国正在进行的学术争论。这一部分也将与外国的史学史展开定期对话。
这种放弃仅仅聚焦法国,进而吸纳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研究的做法,也在各卷的主题选择中得以体现。在过去5年中,只有两卷的主题符合学会和期刊原初定位的传统革命史主题,并且这其中的研究都和普法战争及巴黎公社有关。其余7卷中,两卷分别关注法国和亚洲“知识”,3卷涵盖了法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祖先”“流亡”和“考古学”,剩余两卷则以“非洲主权”和“殖民时期的印度”为主题。可见,这9卷中有三卷明确将研究区域划定在了欧洲以外地区(最后两卷和有关亚洲知识史的一卷)。学会早期的刊物中也包括一些讨论法国之外的国家的论文(1914年到1940年间出版的214篇中有24篇如此,比例略高于10%),不过相比近5年同类研究的数量要少得多。雷米·戈塞(Rémi Gossez)在介绍学会早期情况时说起,学会成员中也有外国人,且他们也对刊物出版有贡献。有趣的是,他在介绍中特别提到的唯一一个外国人群体是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

对《19世纪历史杂志》出版统计数据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在刊物出版的历史上,作者们所关注的问题、所使用的路径和方法大相径庭,文章涉及的地理空间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即便在不久之前,刊物出版的文章聚焦于法国的历史,甚至对其他欧洲国家和法国的殖民地也关注甚少。但在过去的5年里,涉及欧洲以外世界历史的文章数量大幅增加。这些并不是真正的全球研究,不是试图在一篇文章中涵盖世界大片地区,而是专注于一个或有限数量的国家的单篇论文。若将这些文章视为整体,则可以涵盖全球的大部分地区。在一个“历史”传统上意味着“国家(法国)历史”的国家(尤其是对于19世纪的研究而言),这种史学转变既剧烈又重要,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反思。


全球史和殖民史:一种智识目标


第一部分的统计分析从数量上说明了,一本主要的、涉及广泛论题的学术期刊展现了21世纪以来法国史学最重要的趋势之一,也就是从发表单纯的法国国别史研究转向了全球史。这一部分将讨论的是,其他学术作品如何体现了历史研究空间范围的转变。这些著作从关注整个法国本土的历史转向了世界其他地区。由此,本文将讨论延伸到更广阔的区域,从而对法国史学研究的近期趋势提出更具系统性的看法。这里将先研究殖民主义的历史,随后检视多种不同形式的全球史,最后讨论其他的史学发展趋势。

1.殖民史

的确,在多种意义上,对法国(前)殖民地的兴趣仅仅是转向对于法国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区的兴趣的一种表现。因为对法国殖民地的历史研究和对法国殖民地政策的研究,在许多方面都只是对法国“民族”史的延伸。尽管如此,这依然是一种朝向更为全球性历史视野的路径,代表研究重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除了前文讨论的期刊之外,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的多卷本经典论文集《记忆之场》中没有一篇关于法国殖民地的论文,关注的仅仅是“六边形”或者是作为宗主国的法国。进入21世纪后,学者对于法国殖民地及其历史的兴趣显著增长,出现了大批新作。例如,奥利维耶·格勒努约和邦雅曼·斯托拉的作品。随着研究数量的持续增长,作品开始被以区域和研究方法进行分类。法国学者也开始受到了在世界各地兴起的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影响。有关殖民地和后殖民主题的博士研究项目也在同步增长中,且这一情况延续至今。

法国历史学家对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历史的兴趣部分是政治性的,这激起了他们对许多领域和观点展开研究,包括那些获得全球性支持和赞扬的殖民计划,也包括那些被批评的计划。邦雅曼·斯托拉认为,历史学家已经解答了有关这一问题的多数维度,但“尚未将这一页历史传递到社会的怀抱”。因此,相比历史学家的研究,公众对此展开的讨论依然较为有限。尽管如此,这种政治上的重要性的持续影响表明,法国历史学家对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的历史的持续探究和大量辩论在学术界之外是多么的相关和重要。

2.全球史

大约从2000年开始,法国历史学家对全球史的兴趣有了显著的增长,从时间上来说略晚于英语国家和德国。在法语中,对相关意义的不同表达包括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全球史(global history)、整体史(general history)以及人类史(history of humanity)。因此,在法语中的意义和英语或德语中指涉“世界史”(world history)和世界历史(Weltgeschichte)的术语有所不同。法语学术界讨论的全球史可以包括全球化的历史,通常可以追溯到相当早的时期;也可以指诸如使世界不同地区产生相互联系的贸易体系和移民的起源和发展,包括(但不限于)某些不能在地区性或地方性层面描述的特定现象的历史,比如气候变化或奴隶贸易;还可以指一种方法,也就是在全球的尺度上研究特定的地方性现象,或者是地方和全球之间的联系,有时这种研究可以被称为微观史(microhistory)。这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全球史也可以被冠上关联史(connected history)、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跨越史(histoire croisé)或比较史(comparative history)之名。无论是研究内容意义上还是方法论上的全球史,都源自法国之外。相比之下,法国学者更感兴趣的是进行方法论意义上的研究,并发表有关作品,在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反思也更多。

如此转型发挥了法国史学书写的优势,与殖民史一样,能够以法国的民族史为基础,从全球的、相互联系的视角来研究与法国相关的主题。帕特里克·布琼(Patrick Boucheron)编辑的巨著《法兰西世界史》(Histoire Mondiale de la France)很好地佐证了这一趋势。书中的各个章节描述了法国历史的不同时刻,以及如何将这些时刻与世界上其他地方彼时正在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这套书实际上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法国民族史的变体,关注的是与世界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之间的联系。这种全球性的、相互联系的历史的显而易见的目标,就是用不同的方法打破民族和学科的界限。既要达成如此目标又要避免陷入族裔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陷阱,这是对历史书写的巨大挑战,一直居于法国史学家有关方法论争论的中心位置。

法国史学界介入全球化议题的方式之一,是从法国人所说的“文化区域”(aires culturelles)的角度来思考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和当下正在发生的变化。这个说法和英语中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有相似之处,但或许更合适的译法是“文化区域”(cultural zones)。这不仅是一个用于学术研究和出版的概念工具,也是科研机构在考虑聘用研究人员时所用的概念。对法国学界而言,文化区域可以用来指非洲、中东、南亚、东亚、大洋洲和美洲(有时候也包括东欧和欧洲的地中海世界)。这是一个宏大的学术理想。对这些“文化区域”进行研究,则是对“法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进行国际化的最重要的导向之一”。

尽管对这类“文化区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费尔南·布罗代尔,但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人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有所变化,并且与全球史的方法论进行了结合之后,带动了历史研究的革新。与全球史相比,“文化区域”研究在文化偏见和族裔中心主义方面有着严重的潜在方法论缺陷。即便如此,文化区域研究还是在帮助法国学者去规避在研究法国本土历史时所产生的问题,致力于将研究工作充分理论化,从而摆脱前述的潜在弱点。“文化区域”研究不仅仅要进行区域研究(即直接审视特定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历史),还要将研究对象置于全球化进程的情境之中,持续研究世界范围内的诸种文化,而不是仅仅是试图理解这些文化的独特性或个性。阿雷兹基·谢尔法维在分析法国学术界近期的方法论转变时这样说道:

我们通过所谓的新比较主义(neo-comparativism)来观察对于不同文化区域的研究中表现出的主要的导向。这是在全球化情境下成功开展对文化区域研究的特殊路径。这类研究并不强调这些社会的独特性,而是强调跨区域研究(cross-regional studies),以及当代社会运作的合流,由此摆脱与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争有关的针对文化区域和地区研究提出的著名批判。
谢尔法维发现,尽管用这种方式开展研究工作的想法来自法国之外,但法国学者正在寻找一种方式,特别是通过比较研究方法论和框架,让文化区域史研究发挥作用。在一份关于该研究领域现状的报告中,弗朗索瓦-约瑟夫·吕吉预期,法国“文化区域”史研究的现状和研究的区域高度相关。同样,有关法国殖民研究的成果要比其他领域更多,而且有些成果来自历史系之外。

3.法国史学的其他新兴趋势

本文最后一部分将考察的是法国历史研究的其他几种新趋势。

其一是口述史以及被称为“数字人文”的领域。近期出现的两个研究案例,一个是菲利普·利其尔为法国历史学家编写的如何在数字时代从事历史研究工作的方法论指南,另一个是伊万·孔伯科有关知识和数字史学的章节。

其二是环境史研究。这一研究领域则是在《现代与当代历史杂志》(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2009年的一期特辑上展现了出来,认为法国有必要加强环境史的研究。环境史和“文化区域”一样,都涉及研究在地理空间上超过法国的区域。在特辑出版后的十余年间,环境史一直都是法国历史学家关心的话题。夏尔-弗朗索瓦·马蒂斯的《环境史就是一种世界史》正是将环境史和全球史结合起来进行反思的例子。

其三是组织历史学家集体协作的做法。正如本文此前提到的那样,这些包罗万象的历史著作,是对法国史学研究在殖民史和全球史领域的重要贡献。它们不仅是原创性较高的作品,而且也是了解法国历史学家兴趣点的有效途径。



近年来法国史学发展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对全球各地区的研究兴趣不断扩大,其中包括对更大的地理范围的研究和对殖民主义以及世界史等宏大问题的研究。这种偏离法国民族历史的趋势,在对《19世纪历史杂志》的统计性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也反映在其他在法国正在进行的各类研究之中。开展更多全球史研究的趋势也有着方法论和理论的基础,借鉴了世界各地有关后殖民主义、全球化和全球史的研究。如前文所述,法国学者尤其重视理论,以免落入族裔中心主义的陷阱。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年鉴学派的第三次浪潮之后,除了那些从事法国民族史研究特定领域的学者之外,法国历史学家在新方法和新主题上一直是追随者,而不是领导者,但他们也提供了有质量的历史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往往以最具创新性的形式,被收录到了大型论文集中,或者是法国主要的历史学学术期刊中。

目前,法国的历史学界已经朝着全球史进发,这意味着,法国的历史学家也会越发注重和其他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机构合作,大型合作项目更是如此。所以,在此背景下,中国尤其应该成为未来几年法国历史学发展的重点目标。

校对朱联璧,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4年第11期,注释从略。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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