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动乱，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一段令人触目惊心的岁月。谁也没有料到，竟会冒出一场“文化大革命”来，持续那么久的时间，造成那么严重的危害。对此，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作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我在这里，只就自己担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期间的事情略作叙述。

“文化大革命”伊始，急风暴雨，铺天盖地，仅半年时间，闹得天下大乱，完全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正常法规、秩序与生活。

我和许多同志一样，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缺乏准备，很不理解。但有一条，军队和地方不同，不能乱。叶剑英同志当时任军委秘书长，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可是，1966年10月5日，根据林彪的意见发出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却规定取消院校党委领导，强调“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做出好的榜样。”文件下达后，军队院校和机关开始动乱，地方和军队院校的学生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不断发生。我们搞了一辈子军事，晓得军队乱套不得了，涉及国家安全，担忧得很。

11月间，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我说：最近我们准备召开一次军队院校的大会，请总理、陶铸和几位老帅接见、讲话。11月13日，我们去北京工人体育场，出席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会场里不下十万人，又唱歌又呼口号的。周总理和陶铸同志和大家见面后即退席，陈毅、叶剑英、贺龙和我讲了话。那时，我们都不同意搞乱军队，不同意乱冲军事机关。陈毅同志说：今天来体育场，就是要泼冷水。“泼冷水是不好的，可是有时候有的同志头脑很热，太热了，给他一条冷水的毛巾擦一擦有好处。”他还说：我不赞成“逐步升级”的办法，口号提得越高越好，越“左”越好；搞倒几个校长、处长、副处长不过瘾，搞倒几个部长也不过瘾，还要升级。他提醒大家，不要犯简单化、扩大化的错误。我在讲话中指出：“我们的陆、海、空军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贺龙同志也讲了话。他当时已遭林彪诬陷，处境岌岌可危，能出席大会，就是对林彪一伙的有力回击。叶剑英同志也强调指出：“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学毛著，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不要光注意背书，不会行动，那样就会变成教条了。”叶帅讲话时，半道里兽医大学的一名学生，递了张条子，质问今天的会议经过林彪批准没有？言外之意是会议不合法。叶帅看了条子很气愤，当场念给大家听，说：他怀疑我们偷偷开会，大家相信吗？总理和陶铸同志都来了嘛，四位军委副主席的讲话，我们是集体讨论过的，这能说是背着军委开会吗？我们的讲话，语重心长，完全是从爱护我党我军，爱护广大干部和群众出发的，谁知后来竟变成了一大“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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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军委文革又安排第二次接见。陈毅、叶剑英和我，又去工人体育场出席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踏上主席台，就看到会场上的醒目标语，写着要批判陈、叶13日的讲话，还有什么“炮轰”、“火烧”之类的。我因头天晚上睡眠不好，头痛、疲劳，没有准备在会上讲话。陈毅同志讲话较长，针对少数人说上次大会四位军委副主席给群众泼冷水的论调，规劝大家正确对待“路线斗争”。我因头疼如剧，提前退场，未听完陈毅同志的讲话。

体育场的两次接见是个导火线，招来了麻烦。觊觎军权的江青一伙，趁势叫嚣军内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改组军委文革”。组长刘志坚被撤职、揪斗，陈毅、叶剑英遭到“炮轰”。军队越来越乱，许多人晕头转向，无所适从，不知道听谁的好。

1967年1月6日，杨成武同志从总参五所打电话给黄杰，说有要事找我谈，但他来我家不方便，要我和黄杰去五所谈。见面后他即向我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由向前同志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我有点吃惊，万万没想到这副担子要我来挑。沉默了一会儿，我说：“我多年有病，身体不好，对干部情况不了解，请转告毛主席，这个工作我干不了！”他说：“不行啊，这是江青提议，毛主席批准的。”听到是江青提议，我愈加莫名其妙。就说：“我的确干不了，你还是把我的意见报告主席吧！”杨成武同志大概很为难，说他马上要去开会，便夹起皮包，匆忙告辞了。回来我和黄杰同志反复琢磨，怎么也理不出个因由来。江青其人，我们对她不了解，平时毫无来往，只是在延安住柳树店和枣园时，见面打打招呼而已。她那时照顾毛主席的生活，毛主席找我谈工作，她极少在场。现在她忽然提议我当全军文革组长，不知出于什么用心。想来想去，觉得既然主席已经决定，恐怕推是推不掉的，只好硬着头皮干。后来，我见到毛主席，当面又表示过自己确实干不了，请主席另选贤能。毛主席说：天塌不下来，你就干吧！

1月12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正式成立，成员共18人。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副组长肖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组员：王宏坤、余立金、刘华清、唐平铸、胡痴、叶群、王蜂、张涛、和谷岩。办公地点在三座门。

我刚刚上任，正赶上“一月风暴”，局面混乱不堪。上海“造反派”领头掀起的“夺权”浪潮波及全国各地区、各行业、各部门，并得到毛主席的肯定和支持。他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林彪则鼓吹对军队领导干部要普遍地“烧”，说：“真金不怕火炼，不是真金烧掉了更好。”军队院校的“造反”组织，纷纷夺权，两派群众开始武斗；有些文革小组成员被揪走挨斗，不知下落；上访的群众一批又一批，少则几人、几十人，多则数百人、上千人，有时一天达二百余批。各单位的告急电话不断，我家原有两部电话，又增加两部，还是不够用的。五个工作人员日夜轮流值班，忙得不可开交。我除了开会，还要接见“造反派”。不论白天、晚上，一纠缠就是好几个小时，害得我的头疼病经常发作。我那时常感疲劳，火气也大，说话难免“出格”。周总理对我说：“你和他们打交道，要掌握八个字，就是多听少说，多问少答。”后来接见群众组织，我就采取这种对策。

一月中旬，围绕批判和揪斗肖华问题，发生了“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起因是有一天陈伯达接见某派群众组织代表时，公开点了总政治部主任肖华的名。他说：“肖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当即在总政造成混乱，有人贴出大字报，要揪斗、打倒肖华同志。周总理很生气，出来辟谣，说这是谣言。消息传到毛主席那里，江青很紧张，派人连夜覆盖大字报。我们以为这事已平息下去，便未再追究。

1月19日下午，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碰头会。会上，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的问题，叶剑英、聂荣臻和我，与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争论起来，僵持不下。这时，叶群说她要发言，只见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份发言稿，念了起来。内容是什么呢？批判肖华。她说：肖华反对林副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必须公开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等。陈伯达、江青在一边帮腔，说了肖华同志许多坏话。江青说，肖华是总政主任，发文件，把总政和军委并列，是什么意思？还有几个人发言批肖，也都有讲话稿。显而易见，这次“批肖”，是江青、叶群等人会前预谋的，对我们搞突然袭击。因军委从未讨论过批判肖华的问题，我们又不知道江青、叶群代表谁的旨意，事关重大，所以我在散会时郑重宣布：今天的会议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这是一条纪律。但散会后，杨勇同志回北京军区作了传达，风漏出去了。总政副主任袁子钦的记录本未保存好，被群众组织偷看，知道了会议内容。于是，当晚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和总政文工团的一些人，便抄了肖华的家，抢走不少文件。肖华同志从后门走脱，跑来找我，因见我家门口有两卡车群众，又转到傅钟同志那里，坐车去西山住下，才免遭揪斗。我得知此事后，当晚令全军文革立即追查。发现杨勇传达了会议内容，我打电话找他，他表示诚恳接受教训。

次日上午，继续在京西宾馆开军委碰头会。杨勇同志来到后，我又当面说了他。江青阴阳怪气地问道：“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这时，肖华来了，并讲了昨晚被抄家的经过。我气得拍了桌子，茶杯盖子摔到了地上。叶帅气愤地说：肖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他也拍了桌子，把手骨都拍伤了。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事件，就是这样。事后，成了“二月逆流”的一条主要“反党罪行”。

接下来又发生揪斗杨勇同志的事件。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因所谓“二月兵变”问题被揪出后，杨勇同志主持军区的工作。一月间，叶剑英同志忽然告诉我说：杨勇恐怕保不住了。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上峰的意思，对杨勇要“烧而焦”。我猜想，这位“上峰”大概是林彪。因为我听林彪说过，杨勇从来不单独向他汇报工作，每次通知他汇报，他都拖上廖汉生一起去。还说：杨勇对反彭黄不积极；这就说明林彪早就记了杨勇的账，一直耿耿于怀。杨勇同志传达批判肖华的会议内容，恰好给林彪以收拾他的借口。1月23日，战友文工团一些人来我家门口，高呼“打倒杨勇”的口号，要我接见、表态，不接见就不走。我接见他们，说：杨勇同志有错误可以揭发，但要掌握政策，“烧而不焦”，不能打倒他。但那时说这些话，根本没有人听，已经不起作用了。

1982年8月，徐向前和夫人黄杰在北京寓所前

全军文革成立时，林彪曾规定：全军文革属军委和中央文革双重领导，主要是中央文革领导，有事要先请示中央文革，然后报告他。我上任之初，针对各单位乱揪乱斗领导干部的不正常状况，请出顾问江青来，陪我去讲话，保干部，不准乱揪乱斗。去了两三次，江青就不干了，她说：“这样下去，我变成军队的消防队了！”以后连我的电话都不接。向中央文革请示问题，不论书面的或电话的，犹如泥牛入海，有去无回。林彪更鬼，躲在家里观察动静，极少出面答复问题。叶剑英是军委秘书长，我是全军文革组长，被推在第一线，“坐蜡”的是我们，还有徐立清、李曼村等同志。当时，军队乱得一塌糊涂。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同志纷纷来京，住在京西宾馆“避难”。驻京部队的许多领导干部，有的被一派揪走，有的被一派藏起，不知下落。各地的“造反派”无法无天，到处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抢劫武器弹药……军队指挥失灵，无法担负战备任务，我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当然着急。为了应付这种混乱状况，我和叶剑英、聂荣臻同志多次开会研究，有几次还请陈毅和刘伯承同志参加，大家除了担心、气愤之外，想不出什么扭转局势的良策。那时，离开中央文革和林彪，军委对重大问题不能作出任何决定，即便就一些具体问题作了决定，又有谁听你的！

连续发生批判肖华、揪斗杨勇的事件后，我们心急如焚，几次打电话找林彪，他都不见。我实在憋不住了，干脆去“闯宫”。1月24日晚饭后，坐车直趋林彪住地毛家湾。林彪的秘书见我突然到来，不便阻挡，领我去会客室，林彪、陈伯达正在交谈。我开门见山，向林彪讲了目前军队的混乱状况，说：军队要稳定，这样乱下去不行，要搞几条规定，如不能成立战斗组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权等。林彪连连点头，说：是的，军队不能乱，我同意军委发一个文件。当即由他口述，秘书记录，整理了七条。接着，他说请叶、聂来研究一下。陈伯达便起身告辞。叶、聂来后，都赞成七条。确定由叶、聂和我去钓鱼台，征求中央文革的意见。我还特意打电话给陈毅同志，请他到钓鱼台开会，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嘛。

我们到钓鱼台，中央文革的人都在，陈伯达也在。他们把周总理也请来了。我讲了产生这个文件的因由，让人念了文件内容，经反复讨论获得通过。江青坐在一个角落里说：“向前同志老了，不能工作了！”明显流露出她的不满情绪。我想，看来我刚上台，就要下台啦！陈伯达把文件塞到我的口袋里，对我说：已经通过，你快点走吧！我便起身告辞，将文件送到林办，回家已经是凌晨四时了。“七条”送到毛主席那里审批，毛主席提议交住京西宾馆的各大军区负责同志讨论一下，征求意见。大家讨论中，鉴于昆明军区曾反映过有的高干子女参与抄民主人士的家，影响不好，建议增加一条严格管教子女的内容。我们采纳，“七条”遂变成了“八条”。1月28日下午五时，林彪和我一起去中南海将“八条”送毛主席审批。毛主席完全同意，当场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林彪拿到批示后，对毛主席说：“主席，你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据我观察，林彪当时有自己的算盘。他是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军权在握，军队大乱特乱，向毛主席交不了账，对他不利嘛！

回来我们即以“军委八条命令”正式下达文件。

有了这个“八条命令”作武器，各大单位领导同志的腰杆硬了许多。有些军区，让省委负责同志住进军区大院保护起来。对于冲击军事机关、搞打砸抢的“造反派”，抓了一批。这时，唯恐天下不乱的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气急败坏，诬蔑军队“镇压群众”，是“带枪的刘邓陶路线”，妄图煽动群众，搞掉“八条”，搞乱军队，以便乱中夺权。

2月8日开始，周恩来同志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等。规定每两三天开一次会，时间在下午。会上，以我们这些老同志为一方，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等人为一方，展开了激烈斗争。

那时，地方上的混乱程度比军队更甚。国务院系统受到猛烈冲击，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已处于瘫痪状态。老同志不约而同憋着一肚子气，忧党忧国忧民嘛！9日的会上，我和陈伯达为刘志坚的问题争论起来。他说刘志坚是“叛徒”，对抗中央文革，破坏“文化大革命”。我听了很反感，觉得他是无中生有，信口雌黄。因为刘志坚在冀南打游击时，虽曾受伤被俘，但于第二天押解途中，即被我军抢回，根本不存在叛变问题。此事冀南根据地一二九师的许多同志都清楚。我对他讲了这个情况，说“刘志坚不是叛徒”。陈伯达竟蛮横无理地说：“刘志坚叛徒的案已经定了，再也不能改变了！”我气愤地质问他：“你凭什么给他定案？没有证据怎么定案？”我还针对他前几天在三座门一次接见群众时，曾假惺惺地说“我不光保你们也得保徐向前”的话，拍着桌子问他：“谁要你保，我有什么要你保的？”11日下午继续开会，叶剑英同志在发言中强调军队不能乱。我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如果不要，我们这些人干脆回家种地去！”会议不欢而散。

16日的会议是斗争高潮，我没有参加。会后看到简报，知道了会议内容。

那天的会议，本来是准备研究地方上“抓革命，促生产”问题的。正式开会前，谭震林同志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借口要回上海后同群众商量一下再说。谭就冒火啦，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40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黑五类，有人讲话；高干子弟，怎么没人说话！高干子弟往往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又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这时，谭震林拿起文件、衣服，要退出会场，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周总理要谭回来。陈毅同志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谭震林才没有退出会场。

接着，陈毅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又讲了延安整风，说他和周总理当时都挨过整。还说：“斯大林不是把权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了吗？”余秋里同志也拍了桌子，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李先念同志说：“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还说：“就是从红旗13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谭震林同志说：“我看10月5日的紧急指示，消极面是主要的。”

这次会议，康生、张春桥、谢富治等人坐在“被告”席上，狼狈不堪。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去向江青汇报，炮制了份黑材料，向毛主席告我们的状。我后来听说，毛主席开始听了，只是笑笑，没说什么。当听到16日陈毅同志关于延安整风问题的说法时，变了脸色，说：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后来还说什么那就叫陈毅上台，我下台，我和林彪上井冈山，江青枪毙，康生充军去！政治局碰头会上连续发生激烈争论，江青一伙恶人先告状，把周总理搞得很被动。

毛主席对“大闹”怀仁堂事件表了态，江青一伙得意忘形。接着即在中南海召开政治局生活会，批判我们，开了个把星期。康生首先拿我开刀，气势汹汹地说：“军队是你徐向前的？”同时，在社会上掀起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炮轰”、“火烧”、“打倒”所谓“二月逆流的黑干将”，成立揪谭、揪陈联络站，还要“揪出二月逆流的黑后台！”谁是“黑后台”？显然是指周总理。陈伯达在3月份于京西宾馆召开的一次会上说：徐向前是打头炮的！还说：“二月逆流”打乱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毛主席原来设想文化大革命在1967年二月、三月、四月要看出个眉目，但他们把运动打下去了。此后，周恩来同志主持的政治局碰头会议，被干脆取消。

晚年徐向前

1967年3月24日，肖华“过关”后，确定由他主持全军文革的工作。听到这一决定，我真是谢天谢地。担任全军文革组长不到三个月，弄得我焦头烂额，昼夜不得安宁，每天抽两盒烟都不够，比过去打仗还疲劳。不干这份差事，正合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