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冬竹：向前走，去探索答案

社会价值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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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设计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总建筑师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博士生导师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建筑设计分会副会长

重庆市土木建筑学会副理事长

重庆市勘察设计协会建筑设计分会会长

CHALLENGE

CHANGE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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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中的重庆大学城（2006），褚冬竹摄

▲ 建设中的重庆江北嘴中央公园（2009），褚冬竹摄

▲ 建设中的重庆千厮门嘉陵江大桥（2011），褚冬竹摄

▲ 千厮门嘉陵江大桥与渝中半岛（2024），褚冬竹摄

▲ 建设中的重庆曾家岩嘉陵江大桥（2018），褚冬竹摄

褚：前面讲的是向外看的场景。若向内看，借用项飚的一本书名，试着“把自己作为方法”，观察社会的源点便是脚下站的位置，即立场。无论是以设计者、管理者，还是研究者、传授者，不同位置给了我巨大的立场差异。不同的个人视角再引发出不同的观察和体验方法，获得变幻的视野，更获取了不同积累与感悟。立场、视角、方法、感悟，串接起一套各不相同但自身严丝合缝的逻辑线索，成为以个体体察社会的难得机会。这些不同的线索，彼此遵循自身逻辑，但又铰接在了一个具体人的头脑之中，形成了个人的思考和观察方法。

吉登斯（Giddens）说，“人类社会之所以不同于动物社会，是因为它是建立在反身性（reflexivity）基础之上的实践活动”。“自我社会价值”同时具有社会属性与个体属性，实现它的基本前题是“自我”与“社会”的关系。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我常想的是，什么样的位置更需要我，而不是我更需要什么样的位置。“被需要”是我所理解的实现自我价值的一个朴素支点。究其原因，是由我内心隐隐存在的危机感所致。任何职业、任何岗位，都是社会长期发展精细分工的产物，也是社会网络的各个节点，显然存在改变、替代或直接消失的可能。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适应更大变化而导致的某一个组织内在优化的必须。

邵：我们所处的这个时间段里，有哪些对你影响深刻的事件？你又给出了哪些反应？

褚：从宏观上看，当然是行业剧变和经济运行状态的新挑战；从微观上看，对我个人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工作岗位和任务主责的变化。2021年夏，从教育科研转战设计和经营管理一线。单位性质和主责主业的变化，让原本把设计作为一种研究、教学或理论应用，直接坚硬地着陆在市场业绩、保值增值的标尺上。企业天然所担负的经济责任，让设计首先必须成为成功的产品和商品，在行业市场上完成交易。正因为这近三年关于市场、经营、行业发展的感受太过强烈，从院校到企业，从我个人的熟悉程度（舒适度）来讲也许是一种“逆行”，但从历练价值来讲，也是穿越难得的风景，一种“淬火”锻造。

既然时代给了命题，那么，活下去，去探索答案。

活下去，不是苟且卑微地延续生命，而是在新环境、新形势、新挑战面前，蹚出一条路来，让企业和建筑师更有生命力、竞争力和尊严地持续发展。近三四年，在网络平台媒体上，我先后有《2021岁末感言：从53.7%开始》《2022岁末感言：何妨吟啸且徐行》以及《建筑学应立足于解决更综合的问题》《设计不仅是产品，更是表达态度和价值观的鲜活载体》《设计的7种表现形态》等思考表述。与学术论文不同，这些文字或许更具“反身性”，快速、直观反映了所思所感。

以曾发表在建筑档案的《设计的7种表现形态》为例，表面上是讨论不同的设计表现形态（设计的角色），实则是对行业维度和应对理念的一次梳理，探索了对设计分别作为“产品、商品、知识、情感、激发、探索、文化”等层层递进的不同形态（角色）的理解。

邵：你是如何梳理出这几种形态及排序的？

褚：可能和我个人长期的“不成功”实践经验有关。过去20来年，我做的设计中，从数量看，未实现比例远远大于成功实现的比例。究其原因，大部分时候是技不如人，有时是项目本身搁浅，有时是自己不愿妥协。但我一直有个习惯，设计若没能胜出或实施，会尽力把思考过程提炼出来，争取以发表论文的方式呈现。换言之，希望这个设计能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下去。积累多了，便隐隐地意识到，这或许就是“知识”，哪怕是浅薄的知识。

比如，广东佛山高新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竞标失败，发表文章《内在的可能性》（建筑技艺，2006年第九期）；重庆建工集团总部设计竞标失败，发表文章《要求之外》（新建筑，2007第四期）；重庆大学虎溪校区学院综合楼竞标失败，发表文章《大学校园中的“城中村”》（建筑技艺，2008年第六期）；昆明云南饭店改造项目中断，发表文章《无缝嵌入——城市·建筑一体化观念下的HOPSCA模式设计实践》（新建筑，2009年第二期）；宜昌市某消防站因选址更换而终止，发表文章《公共安全目标下消防站出警效率提升与空间对策研究》（建筑学报，2020年第六期）……

▲ 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外科病房大楼方案草图（未实施），2001

▲ 重庆三个山地企业会馆方案（未实施），2004

▲ 重庆大学虎溪校区学院综合楼（竞标方案，未中标），2008

▲ 韩国仁川松岛新城图书馆（国际设计竞赛第二名），2020

正如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把物看作与人一样具有社会生命，将商品视为物的社会生命中的一个阶段，一个经历丰富的物必定经过商品化、去商品化，甚至循环往复的过程（阿帕杜莱，商品及价值中的政治）。从“产品”“商品”“知识”……层层递进，最终到“文化”，并非是不同建筑或建筑师的专属，就如不存在天生就纯粹只为文化（而不是其他）而生的“物”，而是一个建筑可能实现的位置跃升。

实现跃升并非易事。任何人都无法揪着自己的头发将自己拉离地面，但借助一根结实的长杆或许可以。行业的进化革新，都必须来自于牵引力、牵引对象及牵引媒介之间的配合关系，更在于目标的准确导向。

与许多其他领域相比，建筑的进化（变革）是相对迟缓的，其原因大致有：一是建筑本质上的功用需求是相对简单的，就像杯盘碗盏等物件数千年基本原型稳定不变，仅从内在需求出发难以有激进变革的动力；二是变革需要恰当的牵引媒介（抓手），而这样的抓手仍正在成熟与挂钩之中；三是建筑设计很难成为制造业中的封装产品（成功设计后便可批量复制、全球生产）。设计，即“预设一计”，一事一策的方式使得建筑设计本身的生产过程依然具有极大的个人性和个体性，建筑实施建造的标准化、工业化并不能直接简单推导出设计流程的标准化；四是变革意味着试错，建筑诞生本身迟缓，要进一步尝试、实施、反馈，再到下一次的变革，时间漫长，很难在个人生命周期内多次迭代，极有可能因变革所引发的成本、时间甚至风险提升而遭遇阻力。

▲ Looshaus（Goldman & Salatsch男装公司，设计：阿道夫·路斯，1910年设计，1912年建成）

▲ “远离建筑”：讥讽Looshaus灵感来源于排水沟井盖的漫画，维也纳画报，1911

知其原因，如何探索答案，便有了些许的指引。

▲ 9×9原生：重庆建筑工作室邀请展|褚冬竹工作室（Lab.C.）参展作品（2008-2019）

▲ “9×9原生”参展作品（湖北宜昌秭归旅游客运楼，2017-2018，已建成）

邵：城市，似乎成为了我们这个时间段上最重要的命题。这个时代城市发展的经验对你产生了哪些影响？在你看来，城市，在我们的社会结构里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褚：城市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是重要命题。这个时代中国城市发展迎来了重要的新阶段，增量发展放缓，存量更新成为各城市的主战场。城市空间与基础设施的精细化发展成为城市发展路径上的必然阶段。城市不仅是既往的历史、文化、经济、技术等长期共同作用的综合产物，更是容纳孕育未来新功能、新想象的具体承载。因此，对于社会结构而言，城市担当着积淀、映射、载体、孵化等多重且互动的作用，且其隐含而非直观的影响作用在进一步加大。

对我个人的影响，有不少来自我早期在加拿大和荷兰的访学和工作经历，也包括其他国家游学的感受。那时体会到的城市状态、设计理念、价值评判，有许多相似性我们今天正在经历。

▲ 加拿大多伦多城市中心鸟瞰（2004），褚冬竹摄

▲ 荷兰代尔夫特城市中心鸟瞰（2011），褚冬竹摄

当然，国情不同、历史不同，很多问题无法同步比较，但城市作为有相当共性的人居载体、经济载体和社会载体，很多发展问题也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世界城市，尤其是那些历史悠久，散放着智慧光芒的城市，是不同文明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见证实体，值得我们去品读和研习。

▲ 加拿大曼尼托巴水电集团办公大楼（褚冬竹在KPMB工作期间参与设计，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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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个体：

作为有机体的文化串联其中

重庆，是一座“折叠”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和它的互动中不断体验着变化。对于建筑师而言，这座城市不仅是研究对象，更是创意和思考的源泉。从城市空间的转变到建筑的价值，从设计的角色到人与城市的关系，建筑师用心观察着这一切，并在思考中寻找着对未来的指引。

邵：如何界定你与生活的城市重庆之间的关系？在城市里生活，你观察到了哪些近旁的变化？对于做设计的方向有哪些不一样的指引？

褚：作为在这个城市生活着的3200万人之一，重庆给与了我生活、工作的载体和机会，也以极富特色的城市形态与气质成了我工作研究的主要对象。一方水土不仅能养一方人，更能激发和启迪一方人。通过这座城市，观察思考多个颇具差异性的空间发展议题，比如近年来研究过的城市半岛、公共交通、空间显微、山地城市更新……每个议题，都与这个城市直接且紧密地联系着。

▲ 半岛城市研究（2020）

▲ 《壹江肆城》论文集（2020）

若是最为显著的“近旁的变化”，那便是城市空间的价值倾向产生的转折——过去可能被忽视、被抛弃的既有空间、既有场景、老旧环境，今天可能成为形成新价值的新场景。我的电脑里有个多年前创建的文件夹，名为“重庆！重庆！”，储存着我自2001年购置第一台数码相机之后的重庆城市景象。它持续不断地留存不同时期的重庆空间图像。最有价值的，不是在近年来更高像素的图片，而是在早期城市剧变前留下的一些痕迹。其中一部分，已永远成为图面记忆。这个记录习惯还包括了其他城市。

▲ 快速发展的福建漳州（2006），褚冬竹摄

▲ 静待改变的成都宽巷子40号（2006），褚冬竹摄

邵：你如何看待建筑的价值？设计在建筑生产里面的价值是什么？以及，你如何看待人、建筑、设计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

褚：建筑的价值有很多表述方式，首先应具有“功用、经济、情绪”三个基本价值，凭借“物质、空间、体态”三类基础要素相互作用得以实现。在此基础上，根据更高需求和更优设计，可能继续衍生出如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精神价值等高阶价值。此处之所以用“可能”，在于这类价值并非建筑与生俱来，而是有条件实现的，其中最为基础条件之一，就是设计——更优质的设计。

说到几者关系，在城市发展进程中，“人”是城市的创造者和使用者，在某些情况下，也有可能是破坏者；“建筑”是构建者和表征者，是城市得以建立的基础物质要素，更是从宏观到微观呈现城市文化特征、经济活力乃至精神面貌的直接表征；“设计”是人作为城市创造者时技术载体与能力延伸，以特定的方法、规程、制度等实现“人”的作用力和创造力。

因此，人、建筑、设计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人与城市的关系，也是文化的有机组成。只是在人与城市之间，有太多的中间环节、时代背景与价值判断。这些复杂因素，使得人与城市的文化塑造过程变得复杂和微妙，成就了千差万别的城市。

此处谈到文化，是基于前文中提到的建筑7种表现形态之一（最高层级）“文化”的再次回应，并将建筑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相关联。正如萨林斯（Marshall David Sahlins）提出文化的象征理性/意义理性——人类生活在物质世界中，却根据自己设定的意义图示来生活。或许，这就是我们总是有兴趣去看看其他不同城市状态和生活的原因，即使我们和他们遵从着同一套理性规则（专业规范、流程制度……），却在不同人的生活塑造下，凝结成了不同的文化。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事实上，三千多年前，老祖宗就给了简洁有力的答案。

▲ 湖北三峡移民博物馆总体轴线关系（设计：2018-2021）

▲ 湖北三峡移民博物馆模型研究（设计：2018-2021）

▲ 从故土到新生：湖北三峡移民博物馆空间关系草图（褚冬竹，2018）

▲ 从湖北三峡移民博物馆远眺三峡大坝（来源：新华社 2024年4月8日）

▲  湖北三峡移民博物馆中轴线与三峡大坝（来源：新华社 2024年4月8日）

▲  湖北三峡移民博物馆，褚冬竹摄，2024（2024年6月8日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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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体感：

创造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城市”

随着超大型城市的出现，个体与城市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关注焦点。古希腊的城邦理念在当代城市规划中得到了重新审视，尤其是城市中的社区发展模式。城市发展不再仅仅关乎规模和扩张，而更应关注个体与城市之间的亲和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如何平衡超大型城市的规模与人的亲近感，如何构建更精细化的城市设计，成为了当前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领域亟需探讨的议题。

邵：新常态的城市发展步调里，建筑师提供的社会价值是否有所变化？或者说建筑师是否可以脱离纯粹乙方的身份，从行业规范上探讨并建构新的价值方向？

褚：建筑师提供的社会价值与建筑的价值变迁直接相关。结合上一话题，若建筑提供的是最基本价值，那么建筑师的社会价值（简言之即建筑师的价值）便是基础层面。若建筑提供的是更高层级价值，那么建筑师的价值也随之提升。

应该看到，建筑的价值并不是由建筑本身，也不是由建筑师单方面决定，而是在城市发展的各阶段，根据实际，由经济、社会、功能等条件或需求，以及关键决策者价值观等多方面决定其导向，伴随建筑师的思维方式与专业手段得以实现。作为人类文明中最大规模、最高投入、最为密切的物质产物，城市及建筑的价值变迁需要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这是对建筑师群体的基本要求。在这个基础上，建筑师才能够有资格谈“脱离”。

除了技术与服务供给，“纯粹乙方”这一话语似乎还隐隐与“被动”“低下”等地位体验相联系。的确，当前同阶、同质的正面“内卷”式竞争明显加剧。一个稍有规模的方案征集甚至资格预审，上百家设计团队以“自愿”无偿的方式竞相提案的场面已不鲜见。这样的状况，根源不仅是市场供需状态的严重失衡，更重要的是甲乙双方尚未建立明确、精准的价值共创机制。这个共创过程包括设计价值的定位、谋划、评估、决策及实现。

而需求与结果之间的模糊性，使得这样粗放的市场夺食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赢家——社会资源被严重浪费，大量设计生产力最终走向了“零”输出的无效劳动；因参与数量过大可能带来的评选快速化、浅表化，使得不少设计方难以顾及深层次的设计创新，甚至不敢真正创新（必须顾忌创新成本、创新时长和低概率结果的不确定性），而不得不在表现效果与成本投入之间踌躇平衡；在一次设计被当做商品物件比价“采购”的情形下，甲方也可能因前期缺乏与建筑师的深度交流，真正的需求、意图、愿景可能与琳琅满目的展板悄然偏离，长期效益与持久责任被“看起来”愈发真实的表达技能所遮掩；从设计到现实，相对漫长的实施周期使得当设计的不足真实显现时已难以逆转；部分青年人才在更严苛的工作挑战下动摇和远离，甚至已波及高校招生……

这些情形，与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乃至伟大复兴目标之间，依然存在必须越过的沟壑。实现民族复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中必然包含中国真正成为“设计强国”这一目标。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但绝非是表象层面的速度提升，其特点仍聚焦于“创新”，关键仍在“质优”。

建筑学是一个专业、一个学科，伴随人类已久远——它有思想、有体系、有文化、有技术，也有个性、有情感、有创新，更重要的是，它有目标、有过程、有推演、有标准。设计不是超市门前花花绿绿的打折海报，轻轻一瞥，便知道今天哪盒鸡蛋折扣最多。

一枚鸡蛋的营养价值天然在那里，而设计不是。

▲ 重庆816小镇军工陈列馆（设计：2018-2019）

▲ 重庆缙云山生态文明教育展示馆（设计：2019-2020）

▲ 四川南江华润希望小镇（设计：2020-2022）

说到此处，回忆起我在《荷兰的密码》（2012）一书尾声总结的荷兰建筑师“称职、多样、谦卑、坚韧”几个感悟，并在后记中写下了心里话：

这本关于“荷兰”的小册子，从我自己内心来讲，实际上是写给中国的。我真心希望我们这个总人口是荷兰80余倍的国家，能够在设计、建设领域做出更多值得称颂的东西。“学而不思则罔。”只要稍加留意便知，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从不缺乏向国外学习的热情，虽然有时候“学习”被降格为 “拿来”、“模仿”甚至“抄袭”。一个已实现经济总量强盛的国家，必然渴望在文化上也占据一席之地。频繁的国际交流将众多先进经验呈现在眼前，有时候甚至不必走出国门，那些“先进经验”早已积极送上门来。在这个轰轰烈烈的国际大“交流”过程中，我还是希望能够冷静地提出几个问题：国外先进经验、技术、产品是否已被我们消化为自身的营养？在学习的过程中，哪些东西是真正适合我们的？他们是如何做到这样的成绩的？

▲ 《荷兰的密码——建筑师视野下的城市与设计》（2012）

十几年前的这几句话，是在强烈感知到中荷两国设计市场热度之间巨大差异而作出的表述。当时的中国设计行业，机会远远超越荷兰。但市场火热，质量门槛可能在一片高歌猛进喧嚣声中无意间放低；而如今市场降温，质量（注意，不仅是图纸质量、表达质量，而是包含深层创新在内的更综合的设计质量）又可能因时间、投入、回报乃至人员素质等因素所被动衰减——貌似悖论的现实，已揭开了一个盖子：设计创新的真正内涵与价值意义是什么？

若这个问题没回答清楚，“创新驱动”一词便会悬在空中。

邵：超大型城市的出现，如何平衡个体与城市之间的空间关系？

褚：看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柏拉图描述的理想城邦应有5000个公民，亚里士多德则规定所有公民都应该彼此认识。若两位古典先哲能够看到今天的中国大城市，可能会将城邦理念直接演练在某个示范社区。

古希腊文中，城邦为“polis”。这个“polis”衍生出后来的若干词汇和涵义，最为明显的便是在前面加上若干前缀。大约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城市显微：作为一种态度和工具》（新建筑，2015），从城市发展史上的膨胀和扩张切入，似乎比较契合这个问题，其中写道：

当城市尺度、城市规模、城市密度等指标都在快速上扬时，人与城市的关系（若以“比值”衡量）正在急剧缩小。“向身体的回归”——作为建筑学与城市研究中“不可还原的理解基础”，也成为当代建筑学的一次意识复兴。

文章关注正迎面而来的存量时代：城市……以版图扩张式的“外膨胀”将逐渐收敛和受控，而在既有城市空间的优化、更新、增量则将得到更多重视……粗放、单一的空间使用状况将随着空隙的变化活跃逐渐演发得更为多样、微妙。

这篇文章是站在建筑学视角下撰写的。实际上，关于“大”城市与人的话题研究已久，且早已超越空间范畴。180年前，年轻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写下了《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其“大城市”（THE GREAT TOWNS）篇章中，这样描述工业革命取得巨大成功后的伦敦——“伦敦人为了创造充满他们的城市的一切文明奇迹，不得不牺牲他们的人类本性的优良品质……他们彼此从身旁匆匆地走过，好像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好像他们彼此毫不相干……人类分散成各个单子（细读原文，恩格斯用的是monad一词，哲学中意为不可分割的实体），每个单子都有自己单独的原则，即原子世界（the world of atoms），如此的分解在这里达到了极致。”

▲ 《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恩格斯

这段文字堪称“遥遥领先”。革命导师之所以为导师，在于他看到了大部分同时代人看不到的现象及背后的力量。当时的英国大城市成了激发青年恩格斯点燃新思想的那一堆堆干枯的草垛。

今天，亚里士多德期望彼此认识的“城邦公民”逐渐成为了网络社群中的“好友”，也许熟悉了好友的头像，却并不知道TA可能就是隔壁邻居。必须看到，可体验、可感知的真实世界依然意义重大。城市发展是长期动态的演变过程，可能持续聚集、活力充足，也可能收缩迟缓、活力缺乏。超大城市之于个体，其意义不仅在于城市规模，更在于其亲和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而这些均是在人与城交互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关键。“城市显微”的意识，便是倡导不简单视为城市的几何尺寸放大，转向对其中各类精微而差异的变化进行辨识和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人的城市”。

这些零零散散的想法，形成了“精细化城市设计”的前奏。

▲ 《精细化城市设计》（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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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与集体：

普世意义的建筑价值探讨

如今，建筑师所提供的社会价值是否随之发生变化，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建筑师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建筑本身的功能和形态上，更应当关注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需要不断思考，如何在建筑设计中融入社会责任，如何在城市发展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邵：自我作为社会价值的主体里的起始点，不同职业都在不同维度参与社会，在一个建筑的设计过程中，应如何平衡好个体与集体的关系？

褚：这是好大的题目。大量的建筑学教程、课堂，以及令人流连忘返的城市，都已经把这个问题表述得很透彻。如果再多说几句，我认为首先不是“平衡”，而是“参与”。个体创造与集体状态，从源点是有差异的：个体创造是未来，集体状态是过往，未来与过往本身存在错位和差异。将个体积极且有智慧地参与其中，成为新集体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可能是活跃鲜明、特征分明，也有可能是观点认同、协调共鸣。无论是哪种情况，集体（城市、片区）都是需要的。我最担心，也最不赞成的一点，就是个体毫无参与感，在集体中，要么自说自话、自以为是，甚至自吹自擂，又或者人云亦云、态度暧昧。走在城市里，这样的场景时常可以对号入座。

邵：城市越来越大且便利，但时常感受到城市人也在被速度和质量所拉扯，怎样的空间才能更好地提供社会价值供应？

褚：要提供更好的社会价值，空间本身无法给出绝对或固化的标准。正如前面所说，若积极“参与”了城市这个“集体”的营造过程，并以恰当的姿态出现在集体之中，便有机会获取相应的社会价值。当然，这并不是空间成功实现社会价值的充分条件，而是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设计者的立场、态度及具体空间制造（making），成为实现后一步价值（即之前所谈到的更上层级价值）的前奏。

建筑评论从来不是纯粹而客观的，作者的主观性始终进入了对任何一处建筑或城市空间的评价之中。想起了几年前我曾写过的几篇建筑评论，分别讨论了刘家琨的成都水井坊遗址博物馆（建筑学报，2014）和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建筑学报，2017），张永和的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时代建筑，2020）。这三篇文章的对象和视角各不同，但最终都将个人观念与被评论对象糅在了一起。

以下摘录我在成都水井坊遗址博物馆评论文字的结尾，作为对这个提问的举例：

城市空间的变迁或演化因循着资本生产和利益追逐的路径前行，无论我们是否情愿。城市空间的高度雷同或频繁“借用”成为是当下全球化浪潮中不得不呈现的阶段。……中国文化讲求“神形兼备”，几乎所有中国文化形式，其内涵标准最终都与中国人所推崇的态度乃至道德相关，难以割裂……以真正的“中国态度”出发，以君子之风谦和地面对近邻，以当代的材料、当代的技术、传统的原型和文化，不锋芒毕露，却柔中带刚……刘家琨及他所率领的团队没有埋头仿古、漠视当下，也没有昂首炫技、气势逼人，而是意于收敛、甘于退让，既谦和真诚地看待城市中弥足珍贵的传承，又冷静勇敢地应对纷繁芜杂的环境变迁，在传统和未来之间坚实前行，以“大写的”建筑师角色参与、护卫并影响着这个城市，让那些“本该在那里”的建筑得以真实存在。因此，这样的退让，岂是真正地退让？

是的，若要讨论“价值”，始终离不开对“人”存在意义的关注。想起一个哲学家津津乐道的命题——

在一片从未有人涉足过的茫茫雪原上，一根松枝承受不住大雪重压而突然折断，发出了“咔嚓”一声轻响。那么，这声轻响真实存在吗？答案或许只有两个：其一，它当然是客观存在的；其二，它并不存在，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耳朵听过这声轻响。

人的感知，塑造了文化和价值。

▲ 重庆东站站前核心区（竞标入围未实施，设计：2023）

▲ 重庆璧山“一馆四中心”/重庆市考古标本库房（设计：2022-2023，建设中）

最后，借用布鲁诺·陶特（Bruno Taut）在《城市之冠》（Die Stadtkrone）中的两句话来结尾。这是一本初版面世于1919年的著作。我当然没有亲耳聆听过陶特诵读他的文字，但100余年过去，如那一声清脆的树枝“咔嚓”声，依然余音回响：

“如果人们的想象不根植于人类的精神世界和存在的意义，便无法产生意义深远的物质形式。即使将建筑置于一种卑微的地位，如果不以更宽泛、更自由的方式理解“用途”这一术语，那么“用途”也不足以解释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