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是否能让生命变得毫无意义？

当我们试图给出生命的意义这个最人性化的问题的答案时，这个问题随即指向人自身，人被认为是被生命质询的人和对自己的生命负责的人。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人的存在是一种负责任的存在。在存在主义分析中，责任被证明与具体的个人和境况相关，并随着这种具体性的发展而发展。如上文所述，责任随个人的独特性和境况的唯一性的变化而变化。独特性和唯一性构成了人类生命的意义。这两个存在的基本要素也展现了人的有限性。因此，它也必须代表某种赋予人类存在意义而不是剥夺其意义的东西。这一点我们现在必须进行解释，并且首先要回答以下问题：人在时间上的有限性、他的生命的时间有限性——死亡这一事实——是否能让生命变得毫无意义？

我们常常被告知，死亡质疑了整个生命的意义，一切最终都毫无意义，因为死亡最终都要摧毁它们。死亡真的会破坏生命的意义吗？正相反。如果我们的生命在时间上不是有限的，而是无限的，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是不朽的，那么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无限期地推迟每一个行动，现在做这件事不再至关重要，还不如等到明天、后天、一年后、十年后再完成。但事实上，在死亡面前，我们的未来不可逾越，我们的可能性极为有限，我们被迫充分利用生命的时间。不要忽视一去不复返的机会——它们“有限”的总和代表着整个人生。

有限性和时间性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基本特征，对其意义来说也具有决定性作用。人存在的意义是基于其不可逆转的特性。因此，一个人在生命中的责任只有作为在时间性和独特性方面的责任时才能被理解。如果我们想在存在主义分析的意义上让病人意识到他们的责任，如果我们真的想让他们意识到他们的责任，那么我们必须尝试通过比喻来想象生命的历史性特征，进而想象人的责任。我们可以建议就诊病人想象他在晚年时翻阅着自己的传记，正好翻开了关于当前人生阶段的这一章；如果奇迹出现的话，他能够有机会决定下一章的内容，并且有能力对他未书写的、内在的生活故事中的决定性章节进行修正。我们完全可以用以下命令式来表达存在主义分析的原则：要像仿佛获得第二次生命那样去生活，而第一次生命中所有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如果病人能成功地接受这种想象，那么他就会马上意识到他在生命的每一刻所承担的全部责任：今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塑造自己的未来。

或者我们可以指导病人将他的生活想象成一部被“拍摄”，但不允许被“剪辑”的电影，也就是说任何事情一旦被“拍摄”，就无法撤销。这样的话，总有一天，病人会理解生命的不可逆转性和存在的历史性。

起初，生命还是物质的，未被使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物质性逐渐转化为一种功能，到最后，它只包括它的承载者（即每个人）、他的所有行为、经历和痛苦。人的生命让我们想起“寿命”有限的镭，随着原子的分解，物质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能量辐射出去，永远不会返回，也永远不会再变回物质。原子衰变的过程是不可逆的、“定向的”。在镭那里，原本的物质性逐渐消失了。这种状态与生命类似，在生命的发展过程中，原始的物质特征逐渐退去，直到变成纯粹的形式。人就像雕塑家，用凿子和锤子加工未成形的石头，使材料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形式。人对命运赋予他的材料进行加工：时而创造，时而体验，时而受苦，他试图从自己的生活中“凿出”价值，尽他所能凿出创造性价值、经验性价值或态度性价值。我们也可以将时间元素引入雕塑家的比喻中；只需想象，雕塑家被给予有限的时间来完成他的艺术作品，但没有被告知必须交付作品的日期。所以他永远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解雇”。但无论如何，他被迫利用这段时间——冒着无法完成作品的风险。但作品并不会仅仅因为没有完成而变得一文不值。生命的“片断性格”（齐美尔）并不减损生命的意义。我们永远无法从生命的长度中发掘意义。毕竟，我们评判一本传记，依据的不是它的“长度”、书的页数，而是其内容的丰富性。一个英年早逝之人波澜壮阔的生命历程，当然比任何长寿的市侩的存在更有内涵和意义。就像那些“未完成的乐章”，它们都是最美丽的交响乐！

人的生命就像一场毕业考试，完成工作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完成的质量。正如应试者必须知晓，钟声响起就意味着考试结束，活着的人也要做好随时被“叫走”的准备。

人应该——在时间和有限性中——完成某事，即意识到有限性并有意识地接受结束。这种态度不必是英雄主义的；它更多地在普通人的日常行为中展现。比如，电影观众可能坚持认为一部电影必定会有一个结局，不一定非得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普通人需要电影或戏剧之类的东西，这一事实已经证明了历史性的意义：如果人们不是为了一个解释的过程，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地呈现出的内容，那么他还不如让人简短地讲述“故事的寓意”，而不是坐在剧院或电影院几个小时。

因此，根本没有必要以某种方式将死亡从生命中消除，它只是生命的一部分！我们也根本不可能去“克服”它，就像人类想当然地认为，通过繁衍能够实现“永生”一样。生命的意义在于延续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它很容易导向荒谬。首先，我们的生命不能无限延续：氏族最终都会消亡，总有一天整个人类也必然灭亡，即使只是在“地球”发生宇宙灾难的背景下。如果有限的生命没有意义，那么末日何时到来，它是否可以预见，都无关紧要。任何对这个时间点的无关紧要性视而不见的人，就像下面这位女士一样，她在听到一位天文学家预言世界末日时吓得后退，但一想到这一天“10亿年后”才到来，她又松了一口气说：“我开始还以为是一百万年以后呢。”如果生命有意义，那么无论长短，无论是否繁衍，它都会有意义。如果生命没有意义，那么无论它持续多长时间，甚至可以无限延续，都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一个女人的生命仅仅因为没有孩子就变得没有意义，那意味着她只为自己的孩子而活，她存在的唯一意义在于诞生下一代。这样的话，只会将问题推给下一代。每一代人都会把未解决的问题推给下一代。除了养育下一代，这一代人的生命意义何在？使无意义的东西延续，这本身就是无意义的。本身没有意义的东西不会轻而易举地通过延续来变得有意义。

即使火炬已经熄灭，曾经的光芒也没有失去意义；但是在火炬传递中传递一个没有燃烧的火炬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即使它是一个永不停息（无限）的传递行为。维尔德甘斯说，“应该发光的东西必须忍受燃烧”，这可能意味着它会受苦。但我们也可以说，它必须忍受这种消耗，“彻底地”燃烧。

因此，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悖论：一个生命，如果它唯一的意义就是繁衍，那么它本身当然就和繁衍一样毫无意义。相反，当且仅当生命展现出某种意义时，生命的繁衍才具有意义。那些把做母亲看作女人生命的唯一和最终意义的人，实际上不是在剥夺无子女的女人的生命意义，而是在剥夺母亲的生命。重要人物的存在不会因为没有后代而变得毫无意义。重要的是，他的存在让整个家族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意义。所有这些让我们再次看到，生命本身永远不是目的，繁衍永远不是它的意义；相反，它只从别处，从非生物性的关联中获得意义。这些关联代表了一个超越性的时刻。生命不是在“长度”上，在繁衍的意义上超越自身，而是在追寻某种意义的“高度”上超越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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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我们活着的理由》

作者：[奥] 维克多·弗兰克尔

译者：王琳琳

出版社：岳麓书社

出版时间：202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