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史研究范式转换与领域拓展”笔谈
法国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实中都是至关重要的国家，并且是欧美诸国中与中国有着最多相似之处、乃至被一些人称之为“欧洲的中国”的国度。值此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为了更有成效地在我国学界加强和推进法国史研究，本刊组织了一组笔谈，围绕法国史研究范式转换与领域拓展进行讨论，尝试反映当代中国法国史研究的主要问题和大致动向。其中，有的作者从宏观层面探讨“批判转向”给20世纪晚期法国史学带来的变革，试图锁定法国史学“新的转向”；有的注意到遗产与博物馆研究在当今法国史坛勃兴，试图发掘出史料运用在法国史研究中“新的拓展”；有的聚焦《19世纪历史杂志》，剖析该重要史学刊物在法国史坛近几十年来的演进，揭示法国历史研究“新的趋势”；还有的对当今法国广受关注的史学名家努瓦利耶展开个案研究，分析其运用历史社会学别开生面地书写法国人民通史的“新的视角”。希冀这些文章在提升中国的法国史研究之际，也可对其他领域的史学工作者有所启发。
新的转向：20世纪晚期法国史学变革
吕一民
长期由年鉴学派占据主导地位的二战后法国史坛，在20世纪晚期出现过一次“批判转向”（le tournant critique）。这一转向也可译为“关键转折”，它给当今法国史学带来的一系列重组和变革，内涵丰富，意义非凡，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年鉴学派式微后，盛极而衰的法国史学是否还能摆脱困境、重振雄风？“批判转向”在给法国史学带来诸多全新变化时，还显现出若干鲜明的特点与趋向，并且这些特点与趋向至今对我们不乏启迪和借鉴意义。为此，本文拟围绕“批判转向”为何出现、有哪些特点、有什么表现，以及对法国史学变革产生了哪些作用等问题展开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新的拓展：当代法国史学中的遗产与博物馆研究
黄艳红
回顾最近30年来的法国史学，记忆（mémoire）无疑是受关注最多的主题之一，也许没有哪部著作像《记忆之场》那样产生过如此巨大的反响。本文试从记忆的延伸这个角度切入，探讨最近一个时期法国史学的某些新动向。
新的趋势：以《19世纪历史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贝蒂墨（Timothy Baycroft）著，胡朕译，朱联璧校
历史学在研究话题、方法论、中心思想、分期以及空间范围等方面不断地发展变化。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法国的历史书写经历了重要的转型，从对政治史的书写转向了对文化史的书写。本文旨在检视近期法国历史学研究的趋势，进而反思历史研究的重点、历史的本质和历史书写本身所体现的其他转变。为此，将先分析1985年至今在《19世纪历史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这是最具声望的法国历史学学术刊物之一，在论题上涉猎广泛，是用来研究法国史学史近年来发展趋势的具有代表性的样本。这一刊物清楚展现了稍早出现的从纯政治史向文化史的转型。而且，研究这本刊物发表的内容，可以揭示法国史研究的趋势和论题及其在过去几十年中经历的演变。
新的视角：热拉尔·努瓦利耶的法国人民史书写
杨磊
2002年，美国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的著作《美国人民的历史》被阿戈内出版社翻译引进到法国后，很快就成为法国出版界的畅销书，销量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就突破10万册，形成了一种“津恩效应”。不仅如此，法国史学界兴起了一股人民史的写作热潮，出现了诸如《南特人民史》、《布列塔尼人民史》、《1962年的阿尔及利亚：一部人民史》，人民史的出版热潮还引发了法国学术界、公众的热烈讨论。
专题研究
《春秋》列国“同盟”考论——春秋霸主政治的礼制视角
吴柱
摘要：《春秋》所载列国之“同盟”，本义是同礼与盟礼之合称。凡霸主召集的会盟，如果在盟礼举行之前，又有诸侯集体朝见盟主之礼，则谓之“同盟”。这在制度层面上是对周王朝会盟制度的延续，也是春秋霸主权威的礼制依据与合法性来源。但霸主召集同盟全凭己意，无须请命于王室，而春秋时期真正由周王室主持的会盟却无“同盟”之名，王室甚至还会派员参与诸侯同盟，以壮霸主声威。由此可见，霸主“同盟”名义上比拟王官伯主导的“小会同”，而实质上的政治意义却相当于天子的“大会同”。中原盟主以尊周为旗号，既是借王室之名，也是代天子行事。春秋末期甚至一度出现“周卑晋继”的舆论，在当时某些政客的观念中俨然存在一个“虞、夏、商、周、晋”的政权序列，将晋视为继周而起、代周而兴的政权。对“同盟”制度的考察，可以为我们理解春秋霸主政治和盟主的历史角色提供一个新视角。
关键词：春秋；同盟；周王朝；王官伯；盟主
与造化争妙”：宋代生物色彩创新
程民生
摘要：宋代中华民族的创新力呈现井喷状态，在色彩的辨识与表现方面，也做出了一系列历史性的新贡献。宋人喜欢用色彩来命名物品，辨识度相当精细。为适应生活和审美的无尽追求，宋人勇于“与造化争妙”，积极创造了不少新色彩。尤为突出的是生物色彩的技术创新，一是自北宋开始规模化养殖金鱼，并在南宋杭州产业化、商业化，进入人家庭院池养，其变异现象受到达尔文的关注；二是北宋洛阳牡丹色彩大增，并将白牡丹用药物培育出碧色牡丹，每年上贡。这两项成果当时都作为祥瑞展示并为大臣上表祝贺，一并载入史册。作为造福后代的宋代科技和色彩文化的新发展、新贡献，值得关注。
关键词：宋代；金鱼；碧牡丹；生物色彩
北宋熙丰监牧改革与马政运营——兼论新法中的国家财政统筹与重组
俞菁慧
摘要：监牧改制是北宋熙丰新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点并不限于监牧体制内，而是结合土地、民兵、军事、蕃部、缘边经略等多层面的综合改制。随着地方监牧司的陆续废除，国家马政体系全面更新，国家养马转向民间养马，政府重建并强化缘边买马机制，后者是旧监牧资源“重组”的重要方向。大量监牧盈余物资通过“市易茶本金”投入到缘边博马、市籴等。监牧改制中土地与物资的运营充分彰显了新法所特有的国家财政统筹特点，通过专项机构设置、事权拓展以及各大新法机构介入，将旧监牧资源进行优化利用与重新配置，使得民间养马、市马规模发展到一个新的层次。因此，以监牧改革及监牧资源的经营为例，可尝试探索神宗朝财政的结构性调整及转移支出过程，以及不同新法如何交织其中，推动形成新的马政格局。
关键词：宋代；监牧改革；王安石变法；马政；市易茶本金；财政统筹
辽朝柴册礼上皇帝尊号考论
程麒
摘要：辽朝国俗柴册礼具有上皇帝尊号的功能。据《辽史》记载，辽朝有七位皇帝在位期间举行过柴册礼，其中太宗朝举行过两次；在这八次柴册礼中，仅世宗通过柴册礼上尊号。查检宋人记述以及辽代石刻文献却发现，辽朝中后期用柴册礼上皇帝尊号已成定制，兴宗、道宗、天祚帝在位期间均有此举。柴册礼主要为辽朝皇帝上汉式尊号，契丹臣僚赞礼、观礼。具体仪式包括有司奉册、读册及皇帝受册等。辽朝通过柴册礼上皇帝尊号，对内兼采契、汉之制，强化辽朝皇帝契、汉等民族共主的身份；对外则通过柴册礼所上皇帝尊号的传播，达到宣扬正统的目的。
关键词：辽朝；柴册礼；皇帝尊号
团练与救国：戊戌维新时期团练自强思潮述论
崔岷
摘要：在晚清自强话语的构建过程中，以团练谋求国家强盛的主张亦于19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并在甲午惨败和胶州湾事件后亡国危机的刺激下被更多官绅所鼓吹，从而形成一股引人瞩目的团练自强思潮。其间，旨在解答团练何以能拯救中国和如何办团方能救国的团练自强方案被密集提出，直接促成了清廷继咸同时期之后二度在全国范围内倡办团练，并因其“为海宇策富强”的目标而意味着办理团练已从针对地方动乱的临时性防御策略上升为旨在实现国家强盛的重要战略。尽管团练以中国“旧政”的形象出现于晚清的自强话语体系中，然其得以在“变法”和“维新”声浪中发出足够响亮的声音，表明随着列强对华侵略的日益加深，一些焦虑无比且苦于西法缓不济急的官绅试图从传统制度中寻找迅速增强国力的途径。
关键词：团练自强思潮；晚清自强话语；甲午战争；“胶州湾事件”；“百日维新”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国境卫生检疫制度的调整与实施
刘苗 韩毅
摘要：全面抗战时期中国首次出现了海港检疫、陆地边境检疫和航空检疫共存的格局，已具备“国境卫生检疫”体系的雏形。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国民政府将沦陷区的海港检疫交由海关代办，但由于战时海关态度的转变以及滇缅公路的开通，1939年起国民政府将国境卫生检疫的重点转移到云南边境，卫生署建立了腾越、蒙自、畹町等陆地边境检疫机构，因缺乏经费与人才，其业务仅围绕预防注射展开。1942年5月滇西地区沦陷后，卫生署在云南的陆地边境检疫机构难以为继，为配合驼峰航线的运输，卫生署于1943年2月在重庆开办航空检疫。1942年5月起，卫生署将云南边境的检疫事权下放至地方卫生机构，使得云南的陆地边境检疫得以维持，并且通过与运输机构的反复磋商保全了国境卫生检疫的独立性。全面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国境卫生检疫制度的调整，于维护国家卫生主权、保障国际军事合作、顺应全球卫生检疫发展趋势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国境卫生检疫；陆地边境检疫；航空检疫
南亚史
从宗教诉求到族群认同：印度帕西人的起源及演变
谢志斌
摘要：7世纪末8世纪初，波斯一部分琐罗亚斯德教徒因不愿改宗伊斯兰教而被迫背井离乡，在“宗教诉求”的驱动下形成团体，几经辗转，于8世纪中后期登陆印度。此后经过近三百年的努力，该群体通过建构他者认同和完善共生模式，顺利定居塞犍，成功建立火庙，得以融入新环境，成为新的族群，被印度人以“波斯”谐音称为“帕西人”。10世纪末至16世纪中叶，帕西人在与不同族群、宗教团体的交往和冲突过程中强化了“族群认同”，在个人选择与社会确认的共同推动下成为一个稳固的族群，并以塞犍为中心不断向外迁徙，最终形成五个宗教片区和多个聚居中心。帕西族群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共生体在“自我归因”与“他人认定”的双重形塑下，实现从“宗教诉求”到“族群认同”的演变、提高群体共生度和社会适应度并借此进行互动的自组织过程。
关键词：印度；帕西人；琐罗亚斯德教；他者认同；宗教诉求；族群认同
历史学家的美德与恶习——赫尔曼·保罗教授访谈录
况明祺 赫尔曼·保罗
摘要：荷兰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家赫尔曼·保罗教授应邀参加访谈，分享了他的个人治学经验。师承当代著名史学理论家安克斯密特的保罗教授将“美德语言”引入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领域，提出了“学者角色”的概念，引发了学者们的关注。此次访谈探寻了保罗教授个人的治学经历，他提出的“史学史与历史哲学”宣言的具体内涵，他正在进行的美德和恶习话语历史的研究项目，他对当代史学理论发展趋势的洞见以及他给中国学者从事西方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的些许建议。这一番对话呈现了保罗教授的学术研究及其观点，洞察了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前沿动态。
关键词：赫尔曼·保罗；学者角色；美德与恶习；职业与身份
“御史中执法”新释
王宇星
“御史中执法”见于《汉书·高帝纪》。高帝十一年（前196年），刘邦发布求贤诏令（下称“求贤诏”），云：“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吿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酇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颜师古注：“晋灼曰：‘中执法，中丞也。’”由于相关材料较少，历代史家对“御史中执法”为“御史中丞”几无异见。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一些论著对“中执法”的词义进行辨析，如《秦汉官制史稿》认为“举劾案章”（即监察）是御史中丞的主要职掌，“唯其在宫内、殿中执法，所以又叫中执法”。“御史中执法”之“中”被理解为宫内、殿中，“执法”则被看作御史中丞监察职能的体现。这是对“中执法”比较典型的认识。简牍材料的不断发现为秦及汉初的官制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其中不少与“御史中执法”有关。作为汉初诏令下行程序的重要环节，“中执法”为“中丞”说存在不合理之处，有必要对“御史中执法”的性质重新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