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于
《公共管理学报》
【作者简介】杜诗雨，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生；孙超群，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基层治理最为重要的支点在于基于基本的社会价值认同而凝聚的广泛社会共识。传统的自上而下式社会动员受到来自现代化、城市化和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挑战，动员精度、动员方式与动员资源的局限性越发突出。面对基层建设对基层社会动员愈加强化的效能需求，一种基于塑造行动漩涡展开的基层社会动员在针对动员形态的实践探索中开始显现，S市L社区的“蔷薇巷”便是其中的典型案例，通过对该案例的过程追踪与归纳分析显示：以发挥示范效应、制造公共标签和形塑意见气候为主线的新型基层社会动员形态内生于基层社会网络中，依托行动漩涡消解了基层社会内部的利益张力，实现了动员效力由点及面的扩散，甚至可以有效吸纳基层建设中的“顽固群体”。研究结果既为解决中国场景下基层管理实践问题提供借鉴参考，也为基层社会动员的理论应用拓展了新场景。
关键词：行动漩涡；社会动员；意见气候；基层治理；毁绿种菜
“地基固则大厦坚，地基松则大厦倾”，基层社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神经末梢，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晴雨表”，“全面深化改革任务越重，越要重视基层探索实践”。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基层社会呈现出个体异质、利益分化、系统交互、信息模糊、风险频发的复杂样态，面对有限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资源，高效且高质的基层建设在坚持党委领导的基础上，不仅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还要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强化公众参与，依托基层社会动员来释放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把基层的问题尽可能解决在基层。
中国传统的基层社会动员是自上而下的压力传导过程，是指政府为了达成特定的发展目标，通过运动式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手段，基于公民的集体情感，改变其“态度、期望与价值取向”，引导公众积极参与到基层公共生活中。改革开放以后，流动人口的增加与商品房的出现导致世代为邻的“熟人社会”逐渐瓦解，基层社会愈加趋向剖离了血缘与业缘的“陌生人社会”，公众的集体归属感与认同感持续流失。与此同时，传统基层社会动员在开发与兑现基层资源禀赋方面越发捉襟见肘，动员失灵正在显现为基层治理的棘手问题。基层社会动员何以至此，又以何破局？作为亟待解决的政治议题，考验着各级政府的政治智慧。
值得注意的是，经过长期的反思与探索，在基层建设实践中出现了一种基于行动漩涡展开的新型社会动员，其不再依赖自上而下的政治支持，而是利用相对有限的资源促成了社会内部的自发动员，在动员逻辑与机制上挑战了理论与现实对基层社会动员的固有认知，彰显了显著的制度优势。因此，深入分析行动漩涡的运作机理，不仅可以为当前学界的基层社会动员研究开辟新的思路，还对讲好中国故事、建构中国理论同样具有积极的意义。
2 文献与理论
学界对社会动员的开始源于20世纪40年代，德国学者卡尔·曼哈姆（Karl Mannheim）提出了“基本民主化”（fundamental democratization）的概念，指政府设定一系列政治承诺诱导公众自发摆脱旧有的生活节奏与习惯，主动接受新的社会化，参与进入全新的环境或组织。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较早对社会动员的意涵进行了系统整合，提出社会动员是一个“整体的变革过程”，在公众的生活方式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过程中，通过侵蚀或破坏公众“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义务”，促使其“开始接受新的社会化和行动范式”。基于此，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同样是持续的社会动员过程，社会动员不仅是具备引导性的社会过程，还是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社会动员在20世纪70年代被认为与公众政治参与、尤其是选举参与的积极性密切相关，而专注于社会运动研究的学者更为重视社会动员的理论建构，并将社会动员定义为社会运动中调动与利用组织资源的重要手段。充分的社会动员可以实现资源的高效流动、汇集和再分配，强化被动员集体的凝聚力，提升社会运动质量，从而为机制体制的更新升级提供动力；相反，社会动员不充分，社会运动则缺少生成、发展与维持的基础条件。
以西方社会动员理论为基础，中国的基层社会动员研究从社会动员革新属性、资源属性以及民主属性的感知与定性等方面展开，强调动员宗旨与目标的高度统一性和稳定性，体现了“执政党或政府利用拥有的政治资源，充分动员并激发基层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其参与进入共建共治共享的公共生活与“重大社会活动”，进而实现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目标”。在基层社会动员的过程中，有效的动员伴随着政社之间的高质量互动，实现了基层建设的“国家在场”，国家得以深度统合与调控基层社会。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和政府就以“扎根与动员”方式号召社会力量参与到革命的浪潮之中。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主要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政治动员、改革开放发展时期的自发动员兴起和新时代社会主义创新发展时期的非政府组织主导三个阶段。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实现了国家对生产力水平的超越，以直接较快的方式建成了社会主义。通过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认同，加深了公众对基层的情感归属，提高了公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越发棘手的基层社会问题，“动员机制与科层机制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基层社会动员已然成为基层建设与治理必不可少的工具，基层政府的动员与执行能力不仅关系着公共政策与政府行为的落地效果，甚至还关系着社会的凝聚力与稳定性，尤其是2000年之后形成的社区制度，以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方式解决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单位制度解体和街道居委会制度失效等问题。其核心理念在于以居民服务为主，为居民提供良好的生活和居住环境，重视居民和社会参与社区管理，以此强化基层民主自治，减弱行政干预。在新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下，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作为管理主体，同时还包含了物业管理公司、业主委员会和社会组织等其他参与主体，形成了具有多元主体互动特征的动员式治理过程。动员式治理不仅是常规治理的一种补充，更是常规治理失灵时的一种结构性治理方式的调整和协调，即以不同参与主体和治理结构为基础，通过动员式治理将治理对象转换常规治理，是一种常规治理中的“嵌入式”协调工具，是面向当前已有的治理体系的嵌入和完善。
宣传动员、项目动员和人情动员是主要的动员形式：其一，宣传动员通过有效利用演讲、走访、标语、口号、横幅、广播、报纸、网络等思想政治教育工具，将党和政府的意志延伸与覆盖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激发公众自觉投身于社会建设之中，塑造了政社之间的思想共识，使二者变成了“利益共同体”；其二，项目动员通过公共服务外包的方式，开辟了新的社会智力、能力与资源的吸纳路径，不仅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甚至还在基层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有效激发了社会的治理活力，形成了政社之间的“行动共同体”；其三，人情动员充分利用公众对宗族、单位等组织的归属感，将动员意志内化为公众的情感认同，使“互动主体之间达成一致的情感认知”，发挥中国之治的“德治”优势，降低行政成本，优化治理效果，建构政社之间的“情感共同体”。
基于文献与理论发展过程的梳理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学界对基层社会动员基于“国家—地方政府—公众”的治理行动逻辑按照自上而下的政治（行政）动员和自下而上的社会（群众）动员两条主线展开。自下而上的层级推进依托政治官僚体制，与韦伯的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科层制不同，科层制是基于专业的“法理理性”，而中国的政治官僚制，则是基于权威的“价值理性”向上负责的刚性动员，强调政治忠诚和道德约束以及注重上下级之间“忠诚、信任、庇护”关系的。对于基层社会动员而言，随着中国基层社会的复杂性逐渐加强，基层社会内部的利益分化不断加剧，运动式动员已然无法充分满足所有原子化个体高度异质的利益诉求，尤其对于基层群众中的“硬钉子”——困扰基层建设的“顽固群体”，基层社会动员更是“拳拳打在棉花上”，缺少有效的应对办法，“拔钉子”事实上占用了基层工作者的主要工作精力。而自下而上推进的社会动员强调动员的嵌入性，给予社会公众利益的表达和参与空间，即通过多样态参与嵌入社会，充分回应所有被动员对象的利益诉求，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协商和民主软化了动员的刚性。上述研究已经为复杂社会情境下的基层社会动员呈现了理论脉络，但是中国式社会动员实践仍然无法有效应对越来越强的基层民主权利意识和复合社会风险。因此，本研究通过对中国基层社会的广泛田野调查，在充分总结基层治理经验的基础上，归纳提炼出一种新的基层社会动员形态：基于意见气候，塑造行动漩涡促使公众自发参与到基层建设之中，让基层的问题留在基层解决，凝结着基层社会宝贵的政治智慧，是一个有趣的“中国问题”。
不同于案例检验，本研究遵循的是一种案例归纳的逻辑，表现为“中国场景的问题提出——理论回顾与解构——典型案例的还原与分析——基于经验事实的理论提炼（兼有同传统理论的对话）——研究结论”的论证理路。具体而言，通过访谈、观察、研讨等不同形式的田野调查，结合实地获取的文字档案、工作日记、口述材料等各类素材，本研究针对S市L社区225弄小区“蔷薇巷”建设的前因后果进行了典型素描与过程追踪，刻画了行动漩涡在基层社会动员中的运作细节与关键功能，对话了自上而下推进的传统社会动员理论，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动员新逻辑。
L社区位于S市三个不同城镇的行政边界交汇地带，社区面积逾50万平方米，由7个自然村民组、30个生产队、685户动迁家庭组建而成，实有人口6000余人，是一个由动迁农民集中居住的动迁社区。在迁入现代化社区之初，L社区居民仍保有农村生活方式，这也使居民与城市生活场景格格不入，因一己私欲把社区公共空间开发成“私有用地”，破坏了L社区的人居环境，蚊虫滋生，公共绿化被侵蚀，甚至出现了因私地边界模糊触发的邻里冲突，严重影响L社区基层秩序稳定。如何保护公共绿化是困扰中国动迁社区的棘手难题，“一抓就好，一松就反弹”，持续且严厉的监管与劝诫换来的却是治理的低效与失灵。基于对过往实践经验的充分反思，L社区居委会另辟蹊径，以225弄小区为试点展开了“蔷薇巷”建设，不仅将基层问题消化于基层，甚至还将原本的社区“顽固群体”成功吸纳成为基层建设的主动参与者。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无意于讨论L社区“蔷薇巷”项目是否是解决中国基层社会“毁绿种菜”的理想模式，这需要探析“蔷薇巷”项目在不同基层场景下的不同可能。本研究的焦点是归纳提炼蕴于“蔷薇巷”建设中的基层社会动员新形态——以行动漩涡激活社会力量，为基层社会动员的实践推进与理论发展提供鲜活的经验素材与理论参考。
“村民上楼”为高速城市化提供了必要的土地空间，在由农区向城市“漂移”的过程中，农民不仅要面对“农村的村落形态、农民的生活方式”的改变，还要面对“农民的生产方式及‘包产到户’以来的家庭经营形式”的变化。然而，以S市L社区为代表的动迁社区以实践证明，自农村生活脱离后的农民仍不同程度的延续着乡土社会联结，居住环境和生活空间的改变不但没能彻底实现农民“从个体认知、移情到行为角色再造”，反而致其表现出了一种“脱身不脱根”的社区半嵌入样态，“毁绿种菜”是一项主要表征。需要指出的是，简单置“毁绿种菜”的居民于基层建设的“对立面”是政府工作焦点的偏误，L社区居民圈建私家菜地的本意并非主动破坏绿化，因此，有效改变居民思维惯性与行动惯性的前提是清晰“毁绿种菜”的本质成因，并据此调适相应治理工作的焦点。
4.1 L社区“毁绿种菜”缘何而起
整建制村落的消失导致L社区居民告别了“贴地”农宅、走入了全新的城市环境，但居民的就地市民化是无法一蹴而就的，遇到了“毁绿种菜”的严重阻碍。在居民丰富农耕经验与熟练种植技术的加持下，L社区的“毁绿种菜”从最初的“星星之火”迅速演化为“燎原之势”，建筑前后的绿化带与小区四周的边角地大都被开垦成了私家菜地。基于充分的田野调查与深入分析，可以将L社区“毁绿种菜”的成因总结为以下三点：
4.1.1 粗放的动迁安置过程
集约化的村落改制是S市推进高速城市化的基础策略之一：在行政力量的推动下，以效率为导向，零散的自然村可以在短时内重组为规整的城市社区，进而被纳入清晰可控的城市治理体系中，其终态是村落的终结。相比乡土社会，精心规划的城市社区系统被视为更具现代性的生活场景，然而，基层生活场景高速转型的另一面，是对动迁安置过程精细需求：S市数以万计“洗脚上楼”的农民改变的远不止物理层面的居住环境，还有生活方式、就业路径、社交网络等更为微观的社会要素，前者可以基于城市规划快速转化，而后者的则需对基层工作进行更精巧的细节调适。作为S市农转非规划中的重要改造对象，L社区本着与乡土传统彻底决裂的原则快速升级了社区内部的人居环境，却在这个过程中忽略了动迁居民孱弱的城市生活适应能力，从整体动迁到居所安置皆充斥着粗放的规训色彩，悖逆了现代化对多样性与包容性的强调，存在误入“全能政府”的风险。
“主要还是闲不住啊，尤其像年纪大的，从农村搬到别墅里，真是待不住啊，（生活方式）转变太快了，很不适应（城市社区）”——L社区居民张某（访谈记录：JM2021092102）
4.1.2 社区规划与惯性需求的冲突
S市的高速城市化借助整体动迁与去差异化的社区建设实现了发展空间的高速扩张，“任务化”与“指标化”也因此是L社区的空间设计的基础准则，社区毗邻S市大型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公共资源相对匮乏、社区周边商户较少，难以回应动迁居民如消费、交往、休闲等在内的常规生活需求。换句话说，L社区并非失地农民在城市中安居乐业的家园，而是在制度、社会、物质空间层面都表现出隔离特征的、偏居一隅的“孤岛”，居民在短时内经历着日常生活需求、行为与空间格局的多层面脱节，为从现有局限的、低质的空间中获取更多，基于权利贫困的道义政治建构，不得不为满足个体需求展开非正规化的空间自救以占据更多的资源，为居住区内破坏及占用公共绿地等圈地占用现象的迅速、广泛铺开提供了土壤。
“我们这个小区附近的基础设施还不够健全，买个菜得走挺远，相比之前在自家院子里摘菜，肯定是不方便的。”——L社区干部李某（访谈记录：GB2021092001）
4.1.3 失地而致的存在性焦虑
整体动迁是S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常规策略，政府拥有土地的征用权与支配权，为土地征迁和社区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依托，“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政府的推土机”。[33]失地农民则从土地的支配者变成了空间的被约束者，经历了以政府为中心的“被动城市化”。相比过往在农村种植耕地，动迁居民通过“毁绿种菜”收获的果蔬产量难以望其项背，以至于无法维持日常生计。L社区之所以“毁绿种菜”大量存在，一项关键的原因是社区居民对土地存在持久且强烈的依赖和眷恋。土地是中国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不仅是维持其生存与生活的生产资料，更是捍卫其领域感、主权感和安全感的实体寄托，而失去土地会导致农民产生前所未有的存在性焦虑，违占公共空间来料理土地能够建构居民同田园生活的情境联结，如同植根于潜意识中的本能，为其带来充分的获得感、体验感与幸福感。
“我们当初（刚搬入城市社区时）想着，外边那些空地，种点菜就够家里吃一阵，要不多浪费，种了一辈子的地，习惯了，闲下来做什么。”——L社区居民王某（访谈记录：JM2021092111）
4.1.4 社交网络的非正式约束缺失
L社区由7个自然村组合而成，自住房屋占六成，四成住房是出租房。身属不同村落的村民和导入人口随机分布，导致社区内部形成了相互隔离的若干小团体，社区居民的异质化、原子化与离散化趋势显著。在这个背景下，L社区的空间建设却依旧缺乏社会性考量，社交与活动场所缺失，加之城市高强度、快节奏的生活氛围，居民之间难以持续维系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社会关系。地理空间区隔与社会信任危机导致L社区居民原本世代相识的睦邻关系趋向破裂，阻碍社区认同的构建，社区居民之间、居委会与居民之间的联系相对薄弱。“陌邻”关系致使L社区居民变成了物理空间和社会网络的“双重孤岛”，“毁绿种菜”因此缺少了社交成本的顾虑，源自熟人社会的非正式约束荡然无存，L社区居民不必再考虑改造公共空间是否会破坏邻里生活环境，目之所及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指导着居民的社会行动，居民之间因争地、抢地触发的利益冲突大量出现，影响了社区的和谐与稳定。
“以前大家接触挺多的，搬过来（迁入城市小区）这么久，都没说过话，孩子又不在身边，身边的人也不认识，那些地都是公用（公共）的，谁占就是谁的呗。”——L社区居民周某（访谈记录：JM2021092207）
4.2 L社区“退耕还绿”的运动式动员：生成与限度
防治“毁绿种菜”在L社区建立伊始就是社区居委会的重点工作，鉴于强力监管与集中处理是中国动迁社区保护公共空间的普遍手段，在吸收过往经验的基础上，L社区在治理初期也采用了类似的方式方法，依托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于相关部门、单位的配合与支持下，展开了针对违规圈地的定期集中铲除，建构了包含日常巡查与网格管控在内的空间监视标准明确、工具清晰、程序强制、见效迅速，“毁绿种菜”现象在短时内一度偃旗息鼓。
空间监视试图通过来自政府的行政压力来纠正越轨行为，却始终未能解决强度和韧性的张力问题，短期内确实能够发挥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对于“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中国基层单元而言，其终究会因支持不足难以为继，因为保证空间监视的稳定性与持续性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随着治理周期的延长，L社区缺乏足够的资源保持对“毁绿种菜”的“围追堵截”，居民与居委会长期处于对抗状态，每当空间监视出现漏洞，“毁绿种菜”便会“卷土重来”，“退耕还绿”也由此陷入了治标不治本的“泥沼”当中。
“你说咋管，越管他们越跟你作对，好像我们成恶人了，我们不也是为他们服务么。”——L社区干部李某（访谈记录：GB2021092001）
为了破解由空间监视带来的治理困境，L社区居委会适时修正了在“退耕还绿”中的角色定位，从监督者过渡到了动员者，通过加强同居民群体的互动来弥合关系裂痕，缩进双方的社会距离，进而基于纵向的政治宣传达成基层社会的“意见”统一，帮助居民理解保护公共空间的必要性，促使其能够主动放弃“毁绿种菜”。落实到具体措施，一方面，L社区组织了规模、种类、形式不同的宣传活动来凝聚居民意志，另一方面，L社区深度嵌入到了“退耕还绿”的治理过程中，针对反复违占公地的居民，进行了入户走访会谈，以期疏导居民的对抗情绪。
L社区在治理初期推进的社会动员是自上而下推进的运动式动员，其强调并依赖被动员者的回应性与回应度。相对于直接的空间监视，L社区的社会动员确实消解了部分居民“毁绿种菜”的动机，公共绿化有所恢复，但依旧未能实现理想状态下的全面动员，部分居民形式上积极回应动员纲领，实际上却消极配合动员要求，仍然保持着“毁绿种菜”的行为习惯，甚至还存在少部分敏感且激烈的居民拒不参与动员活动，拒不接受动员劝诫，针对任何试图“退耕还绿”的外在干预，都会应激为强势的抗争，严重破坏基层治理的进程。
“是真的没办法，遇到不讲理的，真跟你闹啊，在居委会门口骂人，有的还不停的无理上访，很头疼。”——L社区干部张某（访谈记录：GB2021092002）
自上而下推进的运动式动员之所以会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存在限度，有以下三点成因：
首先，动员精度不足。作为动迁社区，L社区居民的原子化程度相对较强，不同个体的价值标准与利益诉求高度异质，面对同样的动员目标具有相异的理解程度与接受程度，而运动式动员恰又缺少同被动员对象的精细对话，难以凝聚居民之间的普遍共识；
其次，动员方式僵化。运动式动员在中国不乏优秀经验，L社区居委会也因此锚定了思维，以宣讲与走访为主要的技术工具自上而下的扩散行政意志，但二者也因浓厚的行政色彩而不够灵活，无法适应愈加复杂的基层社会，致使运动式动员在传递意志的同时，也传递了压力，易引致居民的对抗；
最后，动员资源有限。政治吸纳是运动式动员的重要功能，L社区在确保动员幅度与深度的基础上，可以全面且延续的解决“毁绿种菜”问题。但囿于缺乏充分的资源，居委会无法感知居民是否确切接收到了动员激励，动员资源有限。
运动式动员的失效不仅阻断了“退耕还绿”的计划进程，还伤害了L社区的内部团结与稳定，因为运动式动员的力度越强，自上而下传递的压力便越大，“退耕还绿”居民与“毁绿种菜”居民之间的群体分野也就越突出，双方不仅存在显著的利益间冲突，同居委会的对立情绪也日益加剧，前者表现为对居委会效能的不满，后者表现为对“退耕还绿”愈发强化的抵触。
“他们（激进的圈地种菜居民）自己还有个微信群，我们一来管，马上就来一大帮人闹啊、喊啊，就是不让他们种菜这点小事，闹成这样”——L社区干部李某（访谈记录：GB2021092002）
L社区的动员宗旨是更好的为社区居民服务，塑造更宜居的生活环境，却反而导致少部分居民变成了基层治理的“顽固群体”。在排斥运动式动员的过程中，这些“顽固群体”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进行了自我标签化，塑造了抗争亚文化，并在其中寻找到了新的社会角色——坚持并支持他者以对抗的心态回应基层建设，“毁绿种菜”的越轨思维内化为“顽固群体”的价值引导，扩散到了更广泛的基层生活情境中。
传统的运动式动员熔铸了L社区居委会及相关部门、组织的诸多努力，却仍未兑现预期的动员效力，“毁绿种菜”屡禁不止、屡教不改。因此，在空间监视与运动式动员先后失力的现实背景下，L社区居委会转而向社区居民广泛征求意见，基于充分的考察调研与反复的协商讨论，以225弄的农民别墅小区为试点，设计了“蔷薇巷”项目来疏通“退耕还绿”的落地梗阻，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基层社会动员因应由此产生。不同于外生的传统社会动员，新的社会动员路径是内生的，根植于居民对政治倡议的理解度与接受度，牵住了破解“毁绿种菜”的“牛鼻子”——塑造社区内部的“行动漩涡”。
5.1 扶持典型：挖掘花艺骨干
2018年初，一改自上而下强势铺开的社会动员，L社区居委会调整了行政单元在基层社会动员中的功能定位，以引导与扶助为要旨，选择推广更易调动居民积极性的花卉种植替代了集中去除私家菜地，设计了循序渐进的动员理路。蔷薇花易培养、好打理，是L社区花卉种植的理想品种，居委会深入居民社会网络动员225弄的20多户花艺骨干率先建立了蔷薇种植自组织，通过参加由居委会组织的各类花艺课程，这些花艺骨干掌握了相对成熟的蔷薇种植知识与技术，开始主动在自家房屋周边和小区内部的主干道种植蔷薇。
“最开始动员的时候，有几家确实响应了，有的是因为原本就种花，有的是党员，有的确实被说服了，居委会就用手上有限的资源给他们找了专业花匠做了培训，还买了种子，这几家后来也成为我们的（动员）主力了”——L社区干部李某（访谈记录：GB2021092006）
在精心的呵护下，225弄第一批蔷薇花在20多户花艺骨干的房屋周边肆意绽放，房屋的景观性与宜居性大幅提升，越来越多的住户被吸引参与到了蔷薇花的种植中，但居委会随之要面对的便是项目资金短缺的窘境——没有足够的财力购买种子、肥料、工具等等。不同于以政府为中心推进的运动式动员，蔷薇种植自组织在资源收集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提出了非强制的种植经费众筹计划，根据社区住户不同的收入条件与生活水平，鼓励住户量力而行的自主捐款。自组织成员以身作则，不仅主动捐款，还积极游说朋友，总计得到了60多户居民的捐款回应。
“我们原以为上门要钱不容易，没想到得到了好多人响应，有一户居民还拿出了1000元给予支持。”——L社区居民王某（访谈记录：JM2021092007）
作为L社区基层社会动员的第一阶段，居委会承担着协调统筹的功能，塑造了蔷薇花种植典型样板，在亲眼看到种植蔷薇的利好后，“退耕还绿”在225弄迅速扩散，大量居民主动加入了美化社区的队伍中。深嵌于225弄的花艺骨干典型通过示范效应不仅穿透了自上而下行政链条，还超越了社区内部的局部团体，具备“公共性”生产能力，调和了“点”与“面”的深层结构性矛盾，“蔷薇巷”项目得以自然下沉，浸润了社会网络。
5.2 吸引摇摆人群：举办地景艺术节
L社区的蔷薇花种植体量在2019年业已初具规模，总计200余人参与到了蔷薇花的培育中，但“退耕还绿”仍未成为社区的主流风气，L社区内部大多仍是处于观望状态的摇摆人群。基于此，L社区居委会联合225弄的蔷薇种植自组织举办了蔷薇地景艺术节，以期营造更热烈的蔷薇种植氛围。艺术节期间，蔷薇种植户不仅制作了各式各样蔷薇景观，还基于“蔷薇元素”对外还原了225弄小区“焕然一新”的过程，引致大量媒体与市民前来观赏，“蔷薇巷”至此正式走出了L社区，变成了S市市郊的新地标。2020年，L社区于线上举办了第二届蔷薇地景艺术节，虽然参观者无法身临其境体验225弄小区的“美丽家园”，但“蔷薇巷”却借助互联网得到了更广泛和迅速的传播。
“蔷薇巷”日益提升的影响力与知名度让225弄小区变成了S市市郊的网红打卡地，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原本仍在权衡“退耕还绿”利弊的摇摆人群，通过蔷薇地景艺术节切身见证了社区人居环境的积极改善，从而认识到了强化“蔷薇巷”建设的好处，主动加入了蔷薇种植的集体中，五彩缤纷的蔷薇花扮靓了社区，曾经的农民别墅俨然变成了“花园洋房”，“毁绿种菜”现象得到了显著改善。
“我们和小区居民一起办了‘地景艺术节’，来了很多媒体和专家，小区里面大部分人心态是摇摆不定的，办了活动，‘蔷薇巷’的影响力就扩大了，这些摇摆不定的人也开始主动找社区要种子了。”——L社区干部李某（访谈记录：GB2021092006）
作为L社区新型基层社会动员第二阶段的工作重点，蔷薇地景艺术节通过扩大集体荣誉的影响力强化了社区内部的社会互动，促使个体间形成了积极的蔷薇种植氛围，这是个体对集体行动气氛与情感基调感知的重要呈现。在理性与感性在相互作用下，社区居民的认同感逐渐升温，社会动员的辐射范围与渗透深度有如被加入了一针“膨胀剂”，让社区内的摇摆人群从思想层面产生了主动种植蔷薇花的热忱。
5.3 “拔钉子”：强化集体性以软化顽固力量
事实上，在推进“退耕还绿”的过程中，最为困扰L社区居委会的不是摇摆人群，而是那些坚持“毁绿种菜”的“顽固群体”，花艺骨干发挥的示范效应与地景艺术节营造的积极氛围还不足以改变他们的态度，以至于少数私家菜地在225弄小区的蔷薇花海中显得格格不入。吸取之前运动式动员的失灵经验，居委会不再主动“碰钉子”，而是通过大幅提档升级“蔷薇巷”项目强化社区的集体性，以此形塑“顽固群体”的行为规范和公德养成。
一方面，在居委会和蔷薇种植户新一轮的头脑风暴下，一带（蔷薇花风光带）、一片（蔷薇苗圃培育区）、多点（蔷薇小院、魅力街景等创建点）、多产（蔷薇花苗、干花加工等）的“蔷薇巷”新格局应运而生，居民自行添置设施、清理卫生、布置绿化、日常养护、制定规约，蔷薇花由此实现了小区公共区域的全覆盖，经营出了一方城市美学新空间。
另一方面，蔷薇种植自组织依托“蔷薇元素”开展了一系列集体活动，在由居委会聘请的专业老师指导下开发了蔷薇系列产品，社区居民共同手工制作了永生花、玫瑰蛋黄酥、干花相框、滴胶工艺品、发箍发夹手绳、绒线绣纸巾盒、环保皂、爱心围巾等等，原本来自不同自然村的居民由此得以相知相识，塑造了和睦友善的邻里关系。
如果说打造花艺骨干与地景艺术节是L社区新型基层社会动员的铺垫阶段，那么，真正的临门一脚便是强化社区内部的集体性。随着“蔷薇巷”项目的持续升级提档，“蔷薇元素”变成了L社区居民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社区内部的“意见气候”由此被塑造。
“朋友来做客，问我们为啥附近房子都种花，那么好看，就我们种菜，确实脸上有些挂不住。”——L社区居民王某（访谈记录：JM2021092201）
作为L社区新型基层社会动员的第三阶段，社区集体性的强化破坏了抗争亚文化的价值标准，加之居委会、同乡、邻里等多元主体的持续劝导，“顽固群体”得到了充分的动员，进入了行动漩涡之中，不自觉地渴望加入蔷薇种植的行列中。
“小区居民自发建了一个小花园和一个小花圃，小区居民自己设计、自己维护，茶余饭后就去里面溜达，这些‘钉子户’也想去啊，但是又不好意思，时间长了，他们也开始主动管别人要种子了。”——L社区干部李（访谈记录：GB2021092006）
总而言之，L社区居委会依托“蔷薇巷”项目这个载体，实现了基层社会动员路径的创新，核心要旨是塑造行动漩涡，聚焦社区内部的自主动员。随着“蔷薇巷”项目陆续在L社区不同的小区推开，“毁绿种菜”也在L社区也逐渐被精巧的解决。
面对动迁社区普遍面对的“毁绿种菜”顽疾，L社区的“蔷薇巷”项目凝结了基层政府与人民群众的政治智慧，集中演绎了基层社会动员的适实与适势升级，是理解中国当代社会动员机制的锁钥。也就是说，传统基层社会动员是由政府依托行政权威自上而下强势推进的，新型基层社会动员是由基层群众在政府的指导下依托社会网络由点及面弹性推进的。不同于前者对劝诫与激励的高度依赖，新型基层社会动员的焦点不是提醒“他者”应该如何行动，而是通过塑造行动漩涡形构异质个体的思想共识，让“他者”自觉加入基层建设的队伍中（如表1所示），一方面，政府在其中发挥统筹全局、引导方向的功能，另一方面，基层群众既是动员者，又是被动员者，能够弹性把握动员节奏来强化动员的实际效能。
6.1 新型基层社会动员的三个阶段
在愈加复杂的基层社会中，确保公众在基层生活中的参与性，把来自基层的问题解决在基层，是推进基层建设的理想状态。基于行动漩涡展开的新型基层社会动员即是重要出路之一，具体来看，在一个有边界的集体内，如果集体内的大部分人都采取同样的行动，且该行动得到了广泛的欢迎，在典型示范、集体标签与意见气候的依阶段影响下（如图2所示），越轨者会笃定自己的特殊行动是离心的，不仅违背大众喜好，而且不够合理，更倾向于融入集体行动之中。
6.1.1 起始阶段：发挥示范效应
与高速推进的城市化伴生的，是基层社会个体利益诉求的愈渐离散，作为个体的“点”与作为集体的“面”产生了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传统基层社会动员广泛的动力传递因此难以获得普遍的回应，从而无法发挥预期的动员效果。相比之下，由于深嵌基层社会网络之中，新型基层社会动员具备精巧识别不同个体异质诉求的条件，能够精细选择更具针对性的动员切入点，即优先动员理解并相信动员目标的典型样板，这些被塑造的优秀典型是动员效果趋近完美的展演，对有限空间内的其他原子化个体发挥行动层面的示范效应，把动员基层的任务留在了基层，是触发新型基层社会动员的“导火线”。
示范效应是行动漩涡得以形成的起始，通过发掘典型个体，基层社会动员由点及面的扩散开来，除了高负荷、高速度的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下的政治需要，还解决了传统基层社会动员的延续性难题。具体而言，相对匮乏的动员资源始终是基层政府的掣肘，直接限制了动员的幅度与深度。新型基层社会动员则通过将动员路径转向内生解决了动员资源的供给困境，基于典型个体的示范效应，发迹于基层的内生动员实现了政治价值的社会化，动员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由社会自筹与政府扶助共同提供，强化了对动员效力扩散的有效支持与控制，提升了基层社会动员的自适应性。
6.1.2 生长阶段：制造公共标签
经由树立典型触发的示范效应为行动漩涡的生成提供了原始动力，然而，即便被率先动员的优秀典型几近完美，其所能够有效辐射的他者也是有限度的。在现代基层社会的动员过程中，处于摇摆状态才是基层公众面对动员引力的普遍心态，那么，如何才能进一步强化示范效应的动员力度呢？案例中的L社区通过连年举办蔷薇地景艺术节的方式放大了蔷薇种植的影响力，如若赋予地景艺术节以理论释义，其本质就是由L社区制造的基层公共标签，为原子化个体的集体行动形塑了象征性载体，强化了对基层共同体的情感认同，从而改变摇摆人群的政治态度。
制造公共标签是行动漩涡在持续生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链条，其敏锐发现了充斥于陌邻社会内部的虚无感，赋予了异质个体以互相联结的情感基点，营造了共同行动的社会氛围。属于集体的公共标签是基层社会的结构性社会资本，也是认知型社会资本，既提供了内生动员的合理性，也发掘了基层内部的凝聚力，塑造了诸如共同信念、共同规范、共同荣誉等在内的集体标记。由典型示范为基础的动员效能在公共标签的作用下得以“再生产”，新型基层社会动员远不止于一场政治号召，更被施以了重要的政治价值与道德价值，促进了动员意志更具深度的传播。
6.1.3 成熟阶段：形塑意见气候
行动漩涡趋近成熟的标志即基层社会内部形成了符合动员意志的意见气候。在典型示范与公共标签的先后作用下，基层公众将认识到动员目标从长远来看是更具前景的，但这仍旧无法避免基层社会内部存在反对动员宗旨的特殊个体，如若把这些“顽固群体”置于基层建设的“对立面”，基层政府势必将面对持续的非理性抗争，严重影响基层谁秩序与基层治理效能。相对于强制管控与传统的运动式动员，新型基层社会动员俨然更具弹性，通过开发一系列更具集体性的社会活动或项目，塑造集体行动的意见气候，侧面向“顽固群体”释放有形压力。而“顽固群体”终究将意识到，当自我行动与集体行动发生冲突时，不仅无法享受响应动员带来的集体性利好，还会面对来自社会网络的舆论压力，从而放弃固执的旧思维、旧信念、旧习惯等等，走入行动的漩涡之中。
行动漩涡的终态是促成基层社会内部的集体行动，即“有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很大自发性的制度外政治行为”，发迹于基层本身的内生社会动员之所以能过够颇有成效的“拔钉子”，关键是因为行动漩涡建立在个体对集体孤立感的抵触之上，人是政治人，也是社会人，与社会网络内的“他众”长期行动节奏不一致，会被“他众”判定为离经叛道的人，这是任何个体都无法接受的。当然，孤立感是危险的动员工具，在行动漩涡发生作用的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定位是尤为重要的，需要发挥重要的引导和监督租用，为“顽固群体”提供修正自我行动的“台阶”，绝不能让其陷入孤立陷阱之中，否则基层社会动员只能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误入歧途。
6.2 行动漩涡的溢出影响：对“顽固群体”的政治吸纳
“‘蔷薇巷’项目取得效果以后，有许多出乎我们意料的惊喜，过去那些硬钉子在我们的鼓励下，反而变成了社区骨干，社区内部变得更加团结了，我们的工作也更容易了。”——L社区干部李某（访谈记录：GB2021092006）
L社区的“蔷薇巷”建设作为一项精巧的基层社会动员项目，不仅成功动员全体居民参与到了“退耕还绿”的活动中，还提升了社区内部的整体自治能力，加深了社区居民对调研、参与、协商与评议等基层政治生活方法的理解。也就是说，基于行动漩涡展开的基层社会动员不仅可以有效传播动员意志，还可以为基层治理留下重要的溢出遗产——充分吸纳基层社会中的“顽固群体”。
基层建设进程中之所以会存在所谓的“顽固群体”，是因为其对自身社会价值与能力的自我评价与认知通常是偏误的，他们否认自身与集体的联结性，与其他个体的关系相对紧张，长期处于无法适应周边生活环境的压抑状态中，强烈的挫败感催生了反社会情绪与对基层建设的攻击性。由于在主流道德体系主导下的社会网络内难以获得清晰的角色定位，“顽固群体”更倾向于加入抗争亚文化之中，以此在扭曲的价值标准体系中寻找自己新的社会功能。
传统基层社会动员与新型基层社会动员关键的落脚区分在于重“形”与重“质”的差异，前者旨在通过动员塑造个体的行动，而后者旨在通过动员改变个体的信念，促使其自发加入到集体行动之中。这就决定了在面对抗争亚文化的动员阻力时，新型基层社会动员不是强硬、主动的进行规训与修正，而是引导“顽固群体”开启“再社会化”进程：一方面，为“顽固群体”提供同其他居民有效交流与沟通的机会，强化主体间的情感关联；另一方面，提升共同体的象征性意义，促使“顽固群体”能够更顺畅的接纳集体政治生活。
基于行动漩涡展开的基层社会动员绝不仅是对一时一事的关注，还影响了被动员对象的价值观革新。当基层社会中所谓的“顽固群体”进入行动漩涡时，即实现了与抗争亚文化的自发剥离，不仅可以更理性处理与居委会、其他居民关系，还能够在主动的政治参与中重新明晰其在集体中的权力与义务。也就是说，行动漩涡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能够更充分的吸纳基层治理中的“顽固群体”，纠偏不规则的治理事项，维护基层稳定与团结，促进基层社会的共建、共治、共享。
从某种程度上讲,当代中国社区发展仍然主要由政府推动与主导,呈现出“行政性推进”与“社会化参与”两个基本方向的互动。,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基层社会内部的异质性持续加剧，并叠加了基层群众愈加复杂的利益诉求，社区建设仅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动员向基层公众传输发展要求与目标，不仅动员效力远不如前，也面临动员资源限制等困难。而在在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中,仅有社区居民的共同需求、情感与理性也很难自发地产生集体行动。因此，各种有意识地调动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实践探索开始出现。本文基于对S市L社区“蔷薇巷”项目的研究发现，政府引导下的塑造行动漩涡形成的基层社会动员新模式，获得了理想的动员效果。行动漩涡的塑造包括三个阶段：首先，通过局部动员塑造优秀典型，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示范效应，推进动员自点及面的铺开；其次，通过制造公共标签，为了进一步放大示范效应的影响力，强化社会动员的象征意义，从而吸引观望人群加入集体行动之中；最后，基于意见气候的集体引力，以开放的态度吸纳部分仍抱有旧意志、信念、习惯的“顽固”个体进入行动漩涡之中，同时注意规避集体孤立感的附加伤害。案例结论部分证实了Oliver等人关于对社会运动“关键群体”(critical mass)”的研究结果。即作为一种动员网络，“关键群体”形成了一个互相勾连的集团,而其他的参与者则依附于这一高密度的积极分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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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嘉言宣轶
审核 | 清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