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习仲勋：回忆在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岁月

欢迎关注“方志四川”！

1926年5月我加入共青团，1928年4月转为共产党员。1930年春天，中共陕西省委派我到长武县杨虎城部的警备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从事兵运工作，从此开始了我在陕甘地区革命斗争的生涯。

警备骑兵第三旅是杨虎城收编的杂牌部队，三团二营是反对冯玉祥的旧部，营长王德修曾是共青团员，对我们有所同情。我党利用王的关系派进去一些人进行活动。我到该部时省委已经派了李秉荣、李特生等党员在那里。我们三个人成立了党小组，推定在三团任团副的李秉荣作组长。为了便于工作，我们决定下到连里去，团副李秉荣作三连连副，营书记李特生当二连文书，我做二连见习官，以二连为中心开展全营兵运工作。

国民党军队中士兵生活十分困苦，杂牌部队中装备、服装和生活更差。我们的工作方针就是：在发动士兵进行日常斗争、促进士兵革命化的基础上，发展组织，团结士兵，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我们提出反对打骂士兵，改善士兵生活，按时发饷、发鞋袜的要求，进而提出反对军阀战争、拥挤红军的口号，成立红军之友社。半年后在二营各连建立了支部，党员发展到三十多人，并建立了营委，选我为书记。

1931年春，骑兵旅进行反陇东军阀陈珪璋的战争。同年夏末，该旅旅长苏雨生叛变杨虎城，杨虎城派兵围攻彬县。我当即决定脱离苏雨生继续留在杨虎城部，被编入补充二团一营，为了利用新编部队和基本部队之间的矛盾，我们提出了反对压迫杂牌军、要求待遇平等的口号。

1931年秋，陕西省委派焦维炽来巡视工作，商量举行兵变。我们估计到自己力量太小，兵变后打不出去而作罢。这年冬天，部队开驻凤翔，这时我任二连特务长，党内继任营委书记。在部队攻打进占陇南几个县的川军后，即驻防凤县和两当。这时省委派李杰夫巡视工作，又力主兵变，因条件尚未具备，我们没有执行。此后进行了很多的兵运斗争，情绪非常高涨，要求杀死官长等。兵变条件成熟，即在省委来的刘林圃领导下，于1932年3月在两当举行了兵变。

兵变后，队伍改编为陕甘工农游击队第五支队，支队长许天杰，我任队委书记。部队准备到麟游打游击，向北且战且走，历尽艰辛。到麟游后仍不能休息，部分同志发生动摇，企图依存刘文伯休息整顿。最后决定向长武亭口方向移动，与陕甘游击队汇合；如果联系不上，就到三原武字区去与农民配合行动。5月，刘志丹奉省委指示，带陕甘游击队到礼泉、乾县一带准备接应我们。当我们向他们靠拢准备攻打永寿县城时，遭到土匪头子王结子的包围，受到很大损失，兵变失败。

两当兵变失败后，我秘密回到家乡富平。1932年7月间，在富平县城碰见省委组织部秘书程建文（即陈建中），接上组织关系。程要我到耀县去找陕甘游击队。当晚我就经三原武字区的长坳到了耀县杨柳坪找到陕甘游击队。

刘志丹，陕北红军和苏区主要创建人之一（图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刘志丹的谈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也给我指明了今后革命的道路。从1931年起，刘志丹走遍陕甘边区，下决心要搞一块红色根据地。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但他走到哪里，就把建立根据地的道理谈到哪里，教育和影响着他见到的每一个人。

不久，陕甘游击队消灭了进攻照金的富平、同官（今铜川）、耀县3县民团武装，打死了民团总指挥党谢芳。9月，为了筹粮筹款、征集冬衣，部队向南游击。刘志丹带三支队到太白一带活动，留下一个特务队由第五伯昌指挥。特务队的中队长陈克敏叛变把队长程双印打死。第五伯昌跑来找我，我就到特务队当指导员，队长由程国玺担任。我们特务队就在让牛村一带打土豪、分粮食、发展党员、组织农会，开展游击运动。

1932年9月，我们特务队到三原武字区编为后区游击队，当时还有一个前区游击队，队长是康尚武。我们后区游击队后来又改编为武字区第二游击队，我们经常驻在甘涝池。11月9日，敌人纠集了三原、富平、耀县、泾阳、高陵、淳化6个县的民团和三原、耀县小丘驻军一个营的兵力，对武字区进行全面“清剿”，到处捕人、杀人。武字区被敌人占领后，我们转移到心字区。心字区也遭到敌人的“清剿”，游击队无法集中活动，第五伯昌、程国玺带游击队去旬邑活动，我和李杰夫转移到照金。敌人在照金还是到处捕人、杀人，我们又回到心字区。这里仍是无法立足，李杰夫回省委去了，我于11月回到富平都村。

在富平都村我发展了乐强明、姚万忠等一批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接着发动群众在富平西区搞了几次分粮斗争。不到半个月参加分粮的人就由十几个人，扩大到一两千人。我们把富平庄里镇南面大地主贾成芳家的粮食和财产都分给了穷苦人民，在当地影响很大。不久康尚武带的游击队也来了。他是队长，我是政委。以后我到了殷家堡，在那里成立了富平西区游击队，建立了农民总会。这时在泾阳成立了苗家祥游击队，耀县南三堡有张仲良领导的农民游击运动。当时红二十六军已经建立，派张秀山等同志加强了渭北游击队的领导，积极开展游击战争。这时组织上先后调我任富平西区团委、武字区团委书记和三原团中心县委书记，主要搞学运和兵运工作，在三原三中和驻军王泰吉部队中发展了一批党员。

经过半年的斗争，渭北游击队就壮大成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由于这时省委仍是“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1933年3月在敌人三面“围剿”之下，渭北苏区失陷了。

渭北苏区是陕甘建立的第一个苏区，因为渭北的武字区、心字区，从大革命时期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武装斗争。渭北苏区的开辟，为红二十六军的创建，为照金和南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培养了干部，输送了力量。渭北群众的领袖黄子文，是开创这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者之一。我在渭北工作的时间不长，但和黄子文有过较长时间的接触。黄子文入党早，经验丰富，看问题全面而且很有见解。早在1928年，他就在渭北开始搞武装斗争，1932年成立的原富耀革命委员会，就是黄子文领导的。黄子文、黄子祥弟兄在渭北很有影响，全家为革命牺牲了好几个人。

渭北苏区的斗争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为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从渭北苏区长期的斗争中，可以看出在敌人统治的中心地区是不能建立根据地的。渭北苏区在平原上四面都受敌人包围，对敌斗争要采取灵活的进攻政策，保守一隅是要失败的。而当时的“左”倾机会主义者迷信城市中心论，从夺取西安、三原等中心城市出发，反对所谓“上山逃跑主义”，在根据地内不顾实际情况强令分配土地，一再反对苏区同志的所谓“富家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这种“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实践证明是失败的路线。

1933年春，陕西省委调我到红二十六军去工作。当时杜衡任红二十六军政委，我到少先队任指导员，后又任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书记。红二十六军决定黄子文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时，我任政委。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蓬州闲士摄，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由于各地游击运动发展很快，不少游击队混进了坏人，组织严重不纯，屡次侵犯群众利益，遭到群众反对。1933年3月候家堡战斗后，红二十六军改组了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任命黄子文为总指挥，我为政委。我们整编了各县游击队，加强了党的领导，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在照金根据地的建设上，我们和当时省委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也是充满斗争的，刘志丹一心一意要走井冈山道路，他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批判了部队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思想；同时又努力争取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他对一些还不理解这一做法的同志说：“革命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当时有的人只是知道按省委指示办事，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一定要打硬仗，去攻占敌人强固的城镇据点；刚打下一块地方，还没有很好地把群众组织起来，就要马上平分土地，结果中农恐慌，富家逃跑。

红二十六军成立时，杜衡担任政委，是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他把刘志丹等一批同志看做眼中钉。攻击刘志丹的正确主张是“游击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不懂马列主义”，蛮横地撤销了刘志丹的一切职务，把谢子长也调出部队。而杜衡自己却一意孤行，一味蛮干。先打了庙湾夏玉山民团，惹得附近民团联合起来同红军作对；后又烧了香山寺，一千多和尚也成了对头。敌人越打越多，地盘越打越小。只剩下一个薛家寨，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中，闹得伤员无处安置，粮食无人供应，在照金站不住脚。当部队到合水以上黑木原时，杜衡给后方照金根据地来了一封信，要到陕北创建苏区并且发展骑兵，打通国际路线。我们感到不大妥当，写了一个意见书，认为党和红军在陕甘边苏区影响很大，这里还有广大群众。但杜衡听不进去，碰了钉子又返回来。

在我养伤期间，杜衡命令红二团经三原、高陵过渭河，由灞桥南下。当经过三原武字区长坳时，杜衡以向省委汇报为名私自离开部队，返回西安。部队南下后苦战月余，终于兵败南山，宣告了杜衡“左”倾机会主义最后破产。不久杜衡本人也被捕投敌，做了可耻的叛徒。

红二团失败后，敌人调动大批兵力，妄图一举荡平陕甘边根据地。当时我们困难极了，红二团南下时把我们地方游击队的4支枪也调走了。照金游击队只有四十多个人，枪不满30支，子弹很少。敌人对渭北、照金到处进攻，我们失掉红军主力的依靠，无处安身，吃饭都成了问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充满信心，坚持斗争。我们的方针是保存力量，以游击战保卫苏区。在淳化、旬邑、耀县一带及薛家寨的周围，我们发动群众壮大游击队，等待有利时机。

1933年初夏，杨虎城部王泰吉骑兵团由三原移防到耀县。党曾多次指示杨虎城部队的地下党员秘密进行组织起义的工作。王泰吉也派人与三原县委书记赵伯平等联系，表示要改动骑兵团起义，参加抗日战争。经陕西省委批准，王泰吉于7月21日率骑兵团一千多人，在耀县宣布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起义部队迅速清除了的反动武装，打开监狱释放了全部犯人；组织宣传队，张贴抗日标语，召开群众大会；打开县政府和城里几家大地主的粮仓，发动贫苦农民进行分粮斗争，开展游击运动；处决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民团头子和恶霸地主，得到广大人民热烈拥护。

接着王泰吉率起义部队向三原进发，想争取驻防三原的杨竹荪团也来参加起义。不料在辘轳把被敌孙友仁团击溃，一千多人的队伍逃走大部分，王泰吉收集余部撤退到照金根据地。

王泰吉起义时，我的伤还没好。当我们得知起义部队失利的消息后，我即带领特务队和耀西、淳化、旬邑三支游击队到让牛村准备迎接。途中碰到一些溃散的士兵，才知道王泰吉率领的人员已从西边奔向照金，我们即向西追赶。傍晚的时候，在薛家寨脚下的绣房沟，与王泰吉和他的部队会面了，双方都很激动。

我握着王泰吉的手说：“泰吉同志，欢迎你！党和同志们都欢迎你和抗日义勇军！”

王泰吉紧紧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不容易！今天我总算回到党和革命的怀抱了！”

“在目前这样艰苦的形势下，你率部起义难能可贵，意义很大。”

王却以自责的指着正在休息的义勇军战士说：“你看看，我才带来这么一点人！”

我笑着宽慰他说：“兵不在多而在精，比起义时人数虽然少了，质量却高了。想跑的跑了，革命意志坚定的都留下来了。有了这个力量，咱们就好大发展了！”

耀县起义意义很大。当时正是红二团南下失败，杜衡又在西安被捕叛变，陕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刻，王泰吉毅然率领骑兵团起义，犹如石破天惊，使革命的烽烟又现出耀眼火光。它使照金根据地度过了难关并有新的发展，这个历史的功绩是不容忽视的，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起义部队内部而言，缺乏坚强的党的力量是一个重要原因。王泰吉是一位革命意志坚定而又富有情感的人，他本人一度脱党，在部队中党的力量十分薄弱的情况下，他与部属的关系都是建立在私人感情的基础上。他原想带出两三千人投奔革命，可是那些人在捞到了一笔钱，腰里装满银圆、元宝、大烟土后就跑了。这件事再次证明，革命，特别是在那生死相搏、条件极其艰苦的战争年代，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坚定的政治情操，是经不起严峻考验的，只相信和依靠个人情感是维系不住的。

王泰吉起义后，张邦英、陈学鼎、陈国栋、张仲良、封正宝等组织的耀县游击队，以及由渭北游击队改编的红四团等几支革命武装，相继来到照金。照金根据地的游击队也发展为一、三、五、七、九、十一等几个支队，还有淳化、旬邑等12支游击队。扩展根据地的游击运动在耀县、淳化、旬邑都开展了起来。在地方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需要成立新的红军主力的形势下，1933年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在耀县陈家坡举行了联席会议。中心讨论了成立不成立新的红军主力，要不要恢复红十十六军的问题。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当时秦舞山是陕甘边特委书记，我是军委书记兼团特委书记。秦舞山和我是会议执行主席。当时有人主张分散活动，不打红旗。会议批判了这种错误思想，统一了认识和行动，大家决心继续创建和扩大陕甘边苏区，把红四团、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旬邑游击队和淳化游击队等武装力量联合起来，一致行动。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因刘志丹当时南下尚未归来，会议没有宣布他的职务）。会议仍以创建和扩大陕甘边苏区为中心口号，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的战略方针。

实践证明，陈家坡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它对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意义。

红二团的失败，军事上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助长了敌人进攻苏区的气焰。1933年10月15日，国民党陕西警备三旅孙友仁部和张彦宁民团向照金根据地发起联合进攻，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组织上决定让我和黄子文先下山。我建议部队全部撤退，来个空城计，我们不能死守根据地。我和黄子文下山走到梁底下时，敌人就占领了薛家寨。在我们退出根据地后，当地农民领袖、边区革委会主席周冬至、土地委员王满堂、肃反委员王万亮等被敌人逮捕杀害。

照金苏区是西北党和红军第一次在山区建立根据地的尝试，是红十十六军的立脚点和出发点。它发展和保存了红军主力，使西北革命过渡到一个新的阶段。照金失守后，基层党的组织没有遭到破坏，游击队也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到了冬天，淳化、耀县一带的游击运动大大发展起来，同时成立了平子游击队。这一切使我们领会到只有建立根据地，把党和红军与群众进一步联系起来，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从而使我们进一步领会了根据地的重要性。但是，照金毕竟还是距离敌人统治中心太近，它的活动回旋余地不够广大，作为长期巩固的支撑革命的后方基地还是有困难的。

照金失守后，我经牛村河、八里庄、马额镇来到富平南李村丁茂达家里。因这一带常有民团出入不便活动，我就钻进梢林躲起来。在这里多亏了我的干妈王俭的辛勤照料。她半夜里把我从山上叫回来，在家里吃饭，有时还把白糖给我送上山。后来老太婆又给我做了一身买卖人的衣服，让南李村的秦老六背上一个搭裢，把我的短枪和子弹放进去，送我到让牛村、高山槐和七界石，找到了张秀山、吴岱峰、刘约三等从薛家寨退下来的人。

不久，敌何高候的队伍又追上来，我们退到三嘉原，在遭遇战中先后击溃敌人骑兵和杨拐子土匪。这时我患了伤寒病，只好在这儿养了一个月病。后来我和南梁保卫队长郭锡山一起经太白到莲花寺，住在豹子沟李老五家里。因这一带有敌人活动，李老五白天把我送到山里，晚上接我回来吃饭。

1933年10月14日中秋夜，刘志丹、王世泰等同志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回到照金。刘志丹到后任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

为了避开敌人的“围剿”，王泰吉、刘志丹指挥红军北上向陕甘边南梁挺进。红军先后消灭了敌人一个民团，并深入敌穴，巧妙地打下旬邑县政府所在地张洪镇。接着又长途奔袭打下了甘肃合水县城，毙、伤、俘敌县长、县党部书记长、民团团长等以下三百多人，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民愤很大的土豪劣绅、反动官吏，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一些军用地图。红军威名大震，陕甘边的贫苦人民欢欣鼓舞。

1933年深秋，部队在庆阳三十里铺消灭了敌民团后，敌杨子恒旅的赵文治团和谭世麟的庆阳五属民团骑兵营跟踪追击，一连几天，咬住不放。我军因长途奔袭，接连作战，非常疲劳，在庆阳毛家沟门村宿营时，突然遭到赵文治团的袭击，在情势非常危急的时刻，总指挥王泰吉临战不慌。他首先带领身边的警卫人员从指挥部的北山坡冲下去，趟过小河，顽强阻击，顶住了敌人的凌厉攻势，掩护指挥部和部队向北山转移，然后他又赶到山顶上组织部队反击。他命令骑兵连全部下马注意隐蔽，准备冲杀；命令义勇军和各路游击队坚守山头；又命令把手榴弹全部收集起来送上前线，集中使用。

当敌人一窝峰似地向山上涌来时，王泰吉手提例子枪高喊：“敌人不到跟前不许乱放枪！”随后他又喊道：“敌人已经追击我们好多天了，今天我们一起冲锋把这一股敌人消灭掉！”在王泰吉的号令下，密集的步枪、机枪子弹和手榴弹打得敌人不是倒地一片，就是抱头鼠窜；后面的敌人不战自溃。在冲锋号中，王泰吉身先士卒带部队直冲山坡。顷刻间将多于我军三倍的赵文治团完全击溃，敌人四处逃跑，尸横遍野。谭世麟见势不妙，带着他的骑兵营仓慌逃遁。这一仗使红军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1933年11月8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在甘肃合水县莲花寺成立，刘志丹提议王泰吉作师长，刘志丹作参谋长。1934年初，王泰吉提出利用他过去在旧军队中的关系，去豫陕边境动员山东刘黑七（刘桂堂）部队参加革命，不幸途经淳化通润镇时敌民团团长马云从出卖，将其扣押。1934年3月3日，王泰吉在西安英勇就义。

1933年11月3日，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和陕甘边特委在合水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会议根据刘志丹提出的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的方针，决定以南梁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按照“狡兔三窟”的设想，建立三路游击区：第一路陕北，以安定（今子长县）为中心；第二路陇东，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关中，以照金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南北策应，逐步把陇东、关中和陕北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同时进行了红二十六军的组建工作，决定先编红四十二师，将照金、耀县、淳化、旬邑等地区游击队和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编为红三团，红四团改称骑兵团。

我在莲花寺豹子沟把伤养好后，被留到南梁附近的二将川。当时二路游击总指挥是杨琪，政委是高岗，我任二路游击队队委书记。后来我和张策留下来进行创建南梁根据地的工作。当时我们的方针是：先进行群众工作，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运动，再开辟根据地，建立工农政权。在首先扫清阎家洼子、东华池、南梁堡民团赵老五和二将川地主武装的同时，挨家挨户地做宣传工作，发动群众配合游击队去分牛羊。这样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发展了二将川、白马庙川、南梁堡、豹子川、平定川、义正川、吴堡川等地的群众组织。吴岱峰、刘约三等去组织保安游击队，王子良去搞合水游击队，吴亚雄去建立安塞游击队，杨丕胜组织义勇军。

1934年3月间，敌人分兵八路“围剿”南梁苏区，红二十六军绕到外线作战取得西华池战斗等重大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过了一个多月，敌人又大举进攻，红军在五顷原子作战失利，敌人占领了南梁。但在红二十六军打了几个胜仗，并绕到敌后去进攻时，敌人被迫退出苏区。

1934年春，恢复成立了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特委书记张秀山，我为革委会主席，白天章为副主席。

1934年夏季以后，在主力红军帮助下，陕甘边游击运动有很大发展，先后成立了保安、定边、庆北、合水、南区、富甘、安塞等游击队，约二千七百多人。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红二团（团长刘景范、政委胡彦英），下辖步兵营（营长强家珍）、保卫营（营长王宝珊）；红一团（团长陈国栋、政委张仲良）。

1934年十月革命节，在荔园堡召开了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建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委主席，我任工农民主政府主席，秘书长是蔡子伟，后是张文华。下设粮食、财政、经济、土地、肃反等委员会，附设放足、禁烟、禁赌委员会；相继建立了农会、贫农团、赤卫军、工会、青年、妇女、儿童等群众组织，边区党政军组织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都有明确的规定；成立了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任校长，我任政委，吴岱峰任军事主任，马文瑞、蔡子伟等兼任教员，为红军培养了大批干部。各乡办起了列宁小学，发展教育，扫除文盲。发行了布印的货币，建立了集市贸易，稳定和繁荣了根据地的经济。

至此，陕甘边苏区已扩大到东至临镇，西界定边，南接耀县，北靠高桥川、宁条梁一带，建立了庆北、淳耀、富西、富甘、定边、西靖边、合水等七县革命委员会和赤安、安塞、华池等县苏维埃政府。9月下旬，关中第三游击区划为陕甘边南区，成立了南区党委和革委会，党委书记张邦英、革委会主席黄子文。

1934年冬季，敌人发动了对陕甘边的第二次“围剿”。这次“围剿”规模比较大，涉及范围也广，马鸿宾以10个团向陕甘边进攻。我们的反“围剿”战略部署是：放弃南梁到敌人后方去发展，在保安颗颗川、头道川一带创建新苏区，调骑兵团到韩城、宜川、白水、蒲城一带切断冯钦哉部的后路；红一团向正宁一带敌后进攻，并配合关中游击队坚持战斗；王宝珊带游击队向陇东发展；红二团向三边发展；红三团、义勇军北上陕北配合红八十四师打击高桂滋部。在这次战斗中南梁群众受到很大摧残，但总是和我们一起坚持战斗。

敌人进攻南梁时，我将刘景范的红二团调来，估计到敌人在南梁周围有埋伏，我们即迅速撤离。次日我们返回南梁探敌虚实，果然敌人在那里有埋伏。敌人发现我们，就从两边夹击，使我们受到损失，我们便转移到洛河川。

一、土地政策

早在1932年我们就开始了土地分配，取得了一些经验，其主要内容有：

1.没收地主及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

2.分川地不分山地，因为山地很多没有人种，川地也是种一年休耕一年。

3.中心地区分土地，边沿地区不分，随着苏区的扩大，边沿区变成中心苏区后再分配土地。

4.田、青苗一齐分，因农民最需要的是青苗，如分田不分青苗就会降低农民积极性。

5.没收地主、富农的牛羊分给雇农、贫农和缺牛羊的中农。

6.红军家属分好地，具有分地的优待权。

7.阶级划分以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和剥削或被剥削的程序来决定。

8.争取与改造二流子参加生产。

二、财经粮食政策

1.鼓励农民生产，发展农业，增加粮食。

2.成立牧场，养猪放羊。

3.粮食供应是保证军粮和民生的大事，边区政府建立了流动仓库，分散储藏，对群众不动员交粮，也不交“欢迎”粮，靠收买民粮供给军队。

4.财、粮来源主要是取之于豪绅地主，有计划地向敌人夺取。

5.成立集市，便利交易。在白马庙、荔园堡等地建立了集市，群众大感方便。

6.保护小商人，允许其来苏区做生意。

7.发行苏票，流通金融。

三、军事政策

1.自愿的兵役制，群众参加游击队后，经过一个时期的训练，成排成连地编到红军里去。

2.在战斗动员上规定了各种条例，如少先队、赤卫队条例，动员方式是自愿的，武器是没收豪绅地方的。在军纪上也规定出新的条例。

3.在赤少队的基础上广泛地成立游击小组。

4.奖励游击队买武器，买到新式武器则给特别奖励，收缴敌人的武器归自己使用。

5.军政干部学校，培养军政干部。

6.成立民间递步哨，帮助红军做情报工作。

7.对牺牲的战士和赤少队员付给埋葬费和抚恤金。

四、对民团政策

1.对靠近我们的民团则与之建立互不侵犯关系，如对罗连城、何子新等。

2.对极端反动的民团则坚决消灭，如赵老五、梁保定等。

3.对保持中立的民团教育争取，使其向我们靠拢。

五、对土匪政策

1.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坚决彻底消灭。

2.为群众所痛恨无法争取的惯匪，如杨谋子之类也予彻底消灭。

3.此外的一些土匪则采取一切办法争取改造他们，如对郭宝珊、梁占奎、贾德功就是这样的。

六、各种社会政策

1.对哥老会采取争取政策。苏区哥老会很多，他们大多讲义气，对我们也有过不少帮助，并与我们有关系。对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则发动群众清除，不直接出面干涉。

2.对扇子会、红枪会、硬肚、软扇等会道门采取争取政策。苏区内这为在组织相当多，他们虽然迷信但对统治阶级都有反抗性，在这一点上能争取和改造他们。

3.颁布并宣传禁烟、禁赌、放足等条例，引导群众移风易俗。

4.对红军家属、社会上的孤寡残疾，发动群众救济，政府也给想办法。

七、肃反政策

1.对敌探和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如群众愿保，不杀亦无损于革命的，可保释感化。

2、.对确有证据的反动豪绅地主采取杀掉的办法，或只向他们要粮索款并不杀掉。

3.对犯人区分主犯和从犯。

4.处决犯人经过群众大会决定，公开执行。

八、知识分子政策

对政治上清楚的知识分子，一概相信并分配适当工作。

九、对白军俘虏政策

对俘虏采取教育、争取、改造使用政策，不随便杀掉。红二十六军的排长、连长很多是从白军中来的。

十、文化教育政策

主要是兴办列宁小学推动农村青少年教育。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浴血奋战，到1935年初，互相联系、互相配合、互相支援、并肩作战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都有很大发展，分别建成了大片的苏维埃区域。同时国民党又开始了对两块苏区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在此情势下，对两块苏区的党政军组织实行统一领导和指挥，已经十分必要。1935年1月，经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巡视员黄翰建议，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惠子俊、军委主席刘志丹等率红四十二师第二团北上，到陕北根据地赤源县看望了正在养伤的谢子长，就建立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党政军的统一领导机构以及组织第二次反“围剿”等问题进行了研究。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两块苏区的党政军组织。

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成立，标志着由陕甘边、陕北两块苏区构成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开始。在中共西北工委的领导下，陕甘边苏区进入了又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边区的党组织、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经历了长期而残酷的反革命“围剿”和来自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历遭险阻，几经起伏，终于使红日驱散乌云，胜利的曙光映红陕甘高原的山山水水，把苏维埃的种子传播到中国西北部，在全国成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失败后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以后发展成为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陕甘边根据地是怎样坚持下来，它走过的历史道路是怎样的呢？

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是全国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全国各个根据地一样有着共同的发展规律，这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走井冈山的道路。但是由于历史、地理和社会的具体环境不同，在斗争实践中这块根据地又形成自身的特点和具体经验，成为它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克服内外重重困难，战胜强大于自己好几倍的敌人的基本原因和历史条件。

首先，党组织把革命斗争的重点始终放在农村，贯彻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很坚决。大革命失败后，陕西党组织把主力及时转移到农村，主要党员到农村去、到兵营去，发动和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战争。先后发动了清涧起义、渭华暴动、旬邑暴动、两当兵变、靖远兵变、西华池兵变、蒿店兵变等，创建了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和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使革命的星星之火逐渐燃遍了陕甘。虽然当时“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他们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热衷于城市斗争，主张军事冒险，使陕西党组织在创建红军、开展土地革命、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影响，带来曲折和失败的教训。但是曲折和失败，从反面使我们更加坚定了贯彻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思想。

第二，武装斗争是革命之本，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陕甘边根据地斗争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武装斗争史。只要枪杆子拿在共产党人手里，与红军、苏区结合起来，那就是“能”的。大革命后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员打入敌人部队，从事兵运工作，搞了七十多次兵变，就是为了拿起武器进行斗争。这些斗争虽然都失败了，却使我们领悟到军事运动不同农民运动和建立根据地结合起来，我们就难以存在和坚持下去。我们开始把开展游击战争与三分（地、粮、财物）、五抗（税、租、债、粮、款）结合起来，把建立革命武装同开创根据地和建立红色政权结合起来，在战略战术上，不打硬仗、不死守一地，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等，使我们取得了主动，打开了局面。

第三，“梢林主义”是创建根据地的马列主义。我们把苏区叫做“梢林”，这是从三原、渭北平原碰钉子碰出来的。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我们处于劣势，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在平原上于敌人有利，于我们则是有害。“梢林”，距敌人统治中心较远，其统治力量鞭长莫及，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生长和存在，有利于根据地的开拓和发展。虽然“梢林”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环境极其艰苦，但是群众有强烈的土地革命愿望。因此我们总是先进行群众工作，一村一村做调查，一家一户做工作；此后组织武装，开辟苏区，建立政权。对于根据地建设，我们不搞孤立主义，在确定中心区的基础上，以主力红军为骨干，建立多处游击区，扩大回旋余地，互相呼应配合，把革命力量的积聚和扩大统一起来。

第四，陕甘边的斗争史，是统一战线的又斗争又联合的历史。对于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我们总是努力争取。凡同情、倾向革命的都热忱相待，一些哥老会头目、民团团总、保安团、红枪会，经过我们的团结争取，他们都为革命做过许多好事。对于某些土匪，能不能改造他们成为游击队呢？庆阳杨丕胜领导的游击队，开始是有土匪成份的，后来经过长期改造把土匪成份洗刷了，吸收一些新的农民成份，就成为游击队了。黄龙山的“大王”郭宝珊，经过刘志丹等的多方面工作，终于把他引上革命道路，从红军时代直到解放战争时期，立了许多战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