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党和国家实现了极为关键的历史性转折，由此形成的历史背景
从这场斗争的整个过程乃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最终确立来看，邓公、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起到了主要作用，其中，邓公发挥了决定性作用，陈云同样是无可替代的关键角色。
自从在1962年8月召开的中央会议上因主张“包产到户”遭到毛主席不点名批判后，陈云就长期处于“称病不出”的状态，之后的岁月可以用“左”星高照来形容，头脑一向清醒的他也只能低调隐忍、避其锋芒。
直到十年动荡结束，新中国走出阴霾的曙光重现，身为新中国开创者之一的陈云，责无旁贷在有生之年推动国家迎来新时代，源于此，他才会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率先提出为邓公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回看历史，陈云在这场会议上发出的“最强音”仅仅是他推动拨乱反正的开始，从那之后，老人家通过各种方式做了大量的努力。
就比如，1977年9月，正值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前后，陈云等老革命纷纷发表讲话、撰写纪念文章，其中一个重要苦心就是倡导继承、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与作风，也是对“两个凡是”发出的又一次有力质疑。
当时，陈云计划在《人民日报》发表《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纪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文章由邓力群负责起草、郑慧执笔，整个过程陈云都参与其中并最终审定，可在递交《人民日报》后却遇到了麻烦。
据邓力群的回忆，按照当时的规定，文章见报前都要交由中央宣传口审查，审查陈云这篇文章的审查员是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王揖，在王揖看来，陈云在文中的诸多论断都与华国锋的说法不相一致。
“想要发表文章，就必须与华国锋的说法一致！”
如此理由在当时称之为“对表”，更加滑稽的是，在胡乔木的回忆中，一位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出于好心将陈云这篇文章中凡是与华国锋以及中央文件提法不一致的地方都改为一样，改法甚至教条到连同义词都不放过，陈云对此极为不解与愤怒。
“他们要是这样搞，我的文章就不发表了！如果刊登的所有文章都要与华国锋讲过的一样才能发表，那就不要写文章了，也不要发消息了，天天登华国锋的文章不就行了吗？”
面对陈云的强硬回应，王揖没有再从中作梗，这篇文章最终于9月28日见报，那段时间里，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几位元老级人物也都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他们的观点与陈云一致，都在从不同的角度强调实事求是精神，实际上也是对“两个凡是”提出的深刻批评。
不过，将四位元老的文章放在一起来品评，最敢于针砭时弊的当属陈云，尤其对于实事求是作风的倡导，几乎可以用“直言不讳”来形容。
“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
在此基础上，陈云借由对“四人帮”的批判，恰到好处地完成了对“两个凡是”的批判，毕竟，两者都没能做到实事求是，还对这一重要的革命作风的坚守形成了极大的阻力。
在他笔下，崇尚经验主义本质上就是在否认作为认识基础的实践经验、否定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正确原则，更是在否定毛主席的《实践论》思想、实事求是思想。
归根结底，历经战火洗礼、开国考验的陈云与邓公一样，对“两个凡是”极高的局限性和极大的危害性有着清醒的认知与预判，无论他们自身处境如何，都会抓住一切机会针砭时弊、避免历史悲剧重演，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注定邓公、陈云等老一代革命家的可敬与可畏。
事实证明，从推动邓公复出、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到力主不杀江青，陈云都能做到实事求是、忧国忧民，最终与邓公等领导人联手将新中国发展拉回正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