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何某某，男，1977年xx月xx日出生。2003年5月23日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2006年3月8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11年4月25日因犯贩卖、运输毒品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二万元。2020年8月6日因本案被押回审判。
被告人王某某，男，1984年xx月xx日出生。2020年9月11日被逮捕。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何某某、王某某犯绑架罪，向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何某某、王某某对指控其二人绑架被害人致死的事实均无异议，均辩称受对方邀约实施犯罪，被害人系对方杀害。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何某某、王某某因经济拮据共谋绑架，何某某提出绑架其前房东王某琼之子王某（被害人，殁年六岁），以此向王某琼家索要财物，王某某同意。2003年1月15日11时许，何某某在云南省文山县某小学门口将放学后的王某骗走，与王某某一起将王某带至文山县幕底河水库红石岩岩洞内杀害。后二人通过公用电话向王某琼索要赎金未果。同年2月27日，王某尸体被群众发现，经鉴定不排除王某死于机械性窒息的可能。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何某某、王某某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幼童，并在绑架过程中杀害被绑架人，二人均构成绑架罪。二人在共同犯罪中共同商量、共同实施，密切配合，应对造成被绑架人死亡结果共同承担责任。犯罪性质恶劣，手段残忍，社会危害极大。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七十条、第六十九条、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认定被告人何某某犯绑架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与前犯贩卖、运输毒品罪被判处的刑罚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认定被告人王某某犯绑架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宣判后，被告人何某某、王某某分别提出上诉。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上诉人何某某、王某某为勒索钱财，共同绑架被害人并将其杀害，其行为均已构成绑架罪。二上诉人哄骗未成年被害人并将其残忍杀害，手段极其恶劣，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予严惩。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认为，被告人何某某、王某某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其行为均已构成绑架罪。二人绑架儿童致死，犯罪性质恶劣，情节、后果严重，在共同犯罪中均系主犯，应依法惩处。鉴于何某某在提起犯意、选择作案目标及诱骗被害人等方面的作用大于王某某，王某某在本案中的罪责相对轻于何某某，对王某某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故依法核准被告人何某某死刑，改判被告人王某某死缓。
二、主要问题
对于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后杀害人质，再以被害人生命相要挟向被害人亲属勒索财物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三、裁判理由
司法实践中，对于行为人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被害人，刚刚控制被害人就因被害人反抗激烈杀害被害人，甚至预谋先杀害被害人，再隐瞒被害人已死亡的事实，以被害人生命相要挟向被害人亲属勒索财物的行为如何定性，多有争议。本案即是典型的以索财为目的绑架被害人，先杀害被害人，再勒索财物的案件。案件办理过程中，就如何定性存在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应定故意杀人罪和敲诈勒索罪两罪。理由是遵循案件发生的客观实际，对杀害被害人的行为单独认定故意杀人罪，此后，行为人向被害人亲属勒索财物时隐瞒了被害人已死亡的事实，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行为人实施前后两个行为，存在两个故意，触犯了两个罪名，以故意杀人罪、敲诈勒索罪并罚能体现对案件事实的全面评价，并且彰显从严打击精神。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应定绑架罪一罪。主要基于对绑架罪犯罪构成的整体认识和对绑架过程中“杀害被害人”这一情节加重犯的理解和把握。
我们同意第二种意见，具体分析如下。
（一）定绑架罪一罪符合刑法全面评价原则
刑法全面评价原则要求把具有内在关联性的行为作为一个整体，全面评价行为的主客观方面，特别是所侵犯的受法律保护的利益，以刑法规定的某一犯罪的犯罪构成去审视、解释整体行为，不应机械地对每一具体行为割裂开来单独评价。根据刑法规定，绑架罪是指以勒索财物或扣押人质为目的，控制、绑架他人的行为；敲诈勒索罪是指通过威胁、要挟等方法对他人形成心理强制，强行索取财物的行为。两罪的犯罪构成虽有交叉，但区别亦十分明显。绑架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行为人绑架他人的目的虽系勒索财物，但绑架罪侵犯的不仅是财产权利，而且首要侵犯的是被害人的人身健康和生命权，因此，绑架罪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主观方面，绑架罪的主观故意中包含勒索财物的故意，也包括侵害、威胁被绑架人人身的故意；客观方面，使用暴力、胁迫的手段是绑架罪犯罪构成的重要内容。因此，绑架过程中发生的杀人行为能够为绑架罪的犯罪构成所包含。
（二）定绑架罪一罪符合对绑架罪情节加重犯的理解
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犯绑架罪，杀害被绑架人的，或者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死亡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杀害被绑架人”构成绑架罪的情节加重犯。刑法对“杀害被绑架人”没有限定时间节点，既包括行为人勒索财物未得逞或得逞后杀害被害人的“撕票”情形，也包括在绑架过程中为排除反抗而杀害被绑架人的情形，还包括在联系被害人亲属勒索财物之前即杀人的情形。实践中，绑架行为人与被害人有正面接触，甚至熟识，一些行为人为降低犯罪风险，在着手绑架时即想好杀害被绑架人，此行为实际上是“提前灭口”，与勒索财物后的“撕票”行为没有本质区别。在绑架过程中杀害被绑架人，实质上是故意杀人罪和情节加重的绑架罪的牵连犯，按照牵连犯的处断原则，后者的法定刑比故意杀人罪的法定刑重，也应当择一重罪即以绑架罪论处。
（三）定绑架罪一罪有利于案件的处理
定绑架罪一罪不仅符合本罪的内在逻辑，而且更符合司法实践的需要。一些误以故意杀人、敲诈勒索两罪并罚的案件处理中，暴露出以下问题：首先，在绑架罪共同犯罪中，因将杀人行为单独定罪，需要表述故意杀人的具体事实，对各被告人的具体行为以及在故意杀人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作出认定，但由于被告人之间往往互相推诿，难以准确查明直接致死被害人的凶手。如果定绑架罪一罪，则可以从共同犯罪人在整个绑架犯罪中的行为表现去认定其地位、作用，对罪责的认定更有说服力。其次，定两罪容易导致对犯罪情节的认定出现争议。如李某故意杀人、敲诈勒索一案，李某以索财目的绑架被害人，先杀人再索财，一审定两罪。但该案系因被害人亲属被勒索而发案，公安机关据此抓获李某，李某交代了已将被害人杀害的事实。一审认为李某交代的杀人事实立案时公安机关不掌握，故意杀人罪构成自首。二审认为敲诈勒索和故意杀人是密切关联的犯罪事实，李某如实供述杀人事实系坦白，不构成自首，予以纠正。再次，定性不准易导致量刑问题上被动。敲诈勒索罪的附加刑仅有罚金，而绑架罪杀害被绑架人的，依法应并处没收财产，一旦一审定性不准确，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制约，后续审判程序即使纠正一审定性，也难以依法调整附加刑。最后，定两罪背离当事人及一般民众的认知。如李某故意杀人、敲诈勒索一案，李某供述其犯罪就是绑架，被害人亲属接到勒索信也认为被害人是被绑架而报警，周围群众参与寻找人质过程中也认为是发生了绑架案件。法院裁判应当尊重社会公众的朴素认知，而非以所谓的专业化与群众认知拉开距离。
综上所述，对于以索财为目的绑架被害人，先杀人后索财的行为，应定绑架罪一罪。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行为人出于其他目的和动机先行杀害被害人，再临时起意谎称绑架了被害人而向被害人亲属勒索财物，因杀人行为与索财行为没有必然的关联性，应当实事求是地评价为两罪。也就是说，决定如何定性的关键在于绑架犯意产生的时间节点，而非故意杀人和勒索财物的先后顺序。绑架案件中，被害人在勒索财物之前还是在勒索财物之后杀害被害人，并不影响犯罪性质的认定。至于绑架犯意产生的时间节点认定，则应立足于被告人口供、被告人与被害人及亲属间的关系、双方有无矛盾、案件发生发展的逻辑过程等，结合常情常理来综合判断。本案中二被告人事先存在明确的绑架故意，将被害人带至偏僻地点进行控制，在勒索财物的犯意支配下实施了杀人行为，以绑架罪一罪论处，是正确的。
（撰稿：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李俊，曹东方
审编：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董保军）
（北武当庙，图片与内容无关）
原文载《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39辑》，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24年6月第一版，P35-39。
整理：江苏省苏州市公安局法制支队（直属分局）“不念，不往”“诗心竹梦”。免责声明：本号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及个人阅读书籍摘录，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转载请注明文章及公众号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