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联合国环发大会（上）

1992年6月，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的整个筹备过程。

1990年夏季的一天，我收到外交部发来的一个通知，请国家环境保护局派一名负责外事工作的同志参加关于筹备参加联合国环发大会的会议。

第二天，我到了外交部的一个会议室。会议开始，一位看上去年龄和我相仿的同志先作了自我介绍，说他叫陈健，是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然后，其他与会人员也分别作了自我介绍，其中有国家科委社会发展司司长邓楠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外事司副司长钱浩。

1988年，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暑执行主任托尔巴（Mostafa Tolba) 访华。李鹏总理会见了他。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前排左四）和中国驻尼亚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署代表薛谋洪（前排左一）等出席。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陈健（前排右一）等和作者也参加。

陈健，资深外交家，曾先后担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新闻司司长（新闻发言人）、部长助理（副部级），中国驻日本大使，联合国副秘书长等职。他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中国筹备小组召集人。

作者是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中国筹备小组的主要成员之一，时任国家环境保护局外事处处长，后来曾任国家环保局国际合作司司长，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署副代表，联合国环境署环境应急协调员、能力建设部主任、驻华代表等职。

我与陈健是第一次见面，与邓楠是第二次见面了，钱浩是我大学同学。陈健说：“为筹备中国参加联合国环发大会，决定成立一个国内的筹备小组，今天就讨论一下如何组织这个小组的问题。”

经过讨论，大家同意该小组由外交部、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和国家环境保护局各出一名司（局）级干部组成，各单位每人可由一两名助手协助工作，由外交部牵头。

1990年9月，作者（右二）陪同国家环保局首任局长曲格平（右一）在北京会见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托尔巴（右三）。（图源：《环境外交官手记》）

回来后，我向曲格平局长和解振华副局长汇报了情况。后来经过局领导讨论，决定由我代表国家环境保护局参加这个小组，并派政策法规司年轻干部夏光协助工作。我们将名单报给了外交部。

不久，筹备小组在外交部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我进了会议室后，一位十分英俊的年轻人递给了我一份打印好的会议日程和几份有关联合国环发大会筹备会议的文件。后来知道这年轻人叫于庆泰。

1972年6月，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会议直接推动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建立。

会议由陈健主持。他曾经参加过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看上去十分干练，说话观点明确、有条不紊，简练而又清晰，给了我十分好的印象，难怪他后来当上了联合国副秘书长。出席会议的还有邓楠和钱浩等。

陈健说：“为筹备环发大会，联合国决定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该筹委会由联合国各成员国组成，并已成立了一个秘书处，由曾担任斯德哥尔摩会议秘书长的斯特朗先生出任秘书长。我们这次会议主要讨论我国参加环发大会第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的组团方案和对案。”

关于组团方案，陈健建议：“筹备会将召开四次，建议每次代表团团长由我们四个部委的领导轮流担任。”

联合国环境署总部办公楼前

接着，邓楠说：“第一次筹委会在内罗毕联合国环境署总部举行。我提议由环保局曲格平局长担任团长出席。”大家都同意她的意见。

关于对案，我发言说：“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程序性的问题，例如建立工作组的问题和文件的准备问题，因此我们应当强调在各个工作组中要照顾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衡和地区的平衡。会议文件应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愿望。”这一看法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陈健最后总结说：“请各单位把参加环发大会第一次筹委会会议的名单报外交部，每单位可报3-4人。”他还说外交部将根据今天的会议，讨论起草一个中国参加联合国环发大会第一次筹委会会议的对案，会签各单位后报国务院审批。

在筹建环发大会筹委会秘书处时，筹备小组与我国外交部联系，要求中国政府推荐一名高级官员到该秘书处工作。

一天，外交部的于庆泰给我打来电话说：“联合国要求中国政府向正在筹建的环发大会筹委会秘书处推荐一名高级官员，该官员将负责科技方面的工作，外交部建议由国家环境保护局提出一名人选。”

我将此情况报告了解振华副局长。后来，解局长通知我说：“经和曲局长商量，拟提名张崇华出任此职，请外办报外交部。”

我们给外交部发了一个文，并附上了张崇华的简历。我还给于庆泰打了个电话，希望外交部能推荐他。

不久，我接到于庆泰通知，要我参加中国筹备小组会议。此会议在国家科委举行，小组全体成员都出席了。

陈健开门见山地说：“这次会议只讨论一个问题，就是环发大会筹委会秘书处人选问题。环保局推荐了一个人选，我们初步征求了各部委的意见，有的部委不太同意，因此我们现在在这里研究一下，看哪个单位可以推荐一位合适的人选。”

坐在我旁边的钱其琛外长女儿、科委社发司处长钱京京轻声地对我说：“我看你挺合适的，环保局为什么不推荐你呢？”

我对她说：“我对这个事情倒是有兴趣的，但是现在我在局里的事情比较多，领导肯定是不会放我的。”

我在会上按局领导的指示，详细地介绍了张崇华的情况：“他是国家环境保护局科技司司长，从小在美国长大和学习，大学学的是环境科学，20世纪80年代回国工作，调入环保局。他英文很好，熟悉环境科技。环保局认为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但小组多数成员还是不支持，后来决定让各单位再重新提名。

回来后，我向曲局长汇报了情况，他说：“既然这样也就算了，我们也不再提别的人选了。”

后来外交部通知我，国家计委提出了一个人选，就是我的同学钱浩，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告诉外交部，我们没有意见，其他各部委也都同意了。这样，钱浩就到了设在日内瓦的环发大会筹委会秘书处，负责环发大会有关科学技术方面文件的准备工作。

1990年底，钱浩给我打电话说他正在组织专家起草一个关于环境科学技术的文件，问我有无兴趣做这件事。他说：“你长期在环保部门工作，对这个题目一定是熟悉的，英文又好，一定能胜任。”

当时我工作很忙，没有接受他的邀请，但我给他推荐了环境化学家刘静宜。刘教授是中科院环化所所长，年轻时曾在美国接受教育和工作，英文很好。钱浩接受了我的推荐。刘教授就到日内瓦工作了一段时间，完成了该文件的起草工作。

作者（前左）和中国代表团团长曲格平（前右）在1990年8月在内罗毕召开的联合国环发大会筹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图源：《环境外交官手记》）

1990年8月，联合国环发大会第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总部举行。曲格平局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国家环境保护局副局长张坤民、国家科委社会发展司司长邓楠和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陈健为副团长，代表团团员包括我、夏光、于庆泰和其他部委的干部。

大会选举新加坡的许通美大使担任联合国环发大会筹备委员会主席。许通美是华裔，中文说得相当流利。我们在会议期间与他有过很多接触和协商。大会在他主持下举行，这次会议主要就环发大会的议程和谈判程序进行讨论并达成一致意见。

会议决定，在筹备委员会下设两个工作组：第一个工作组研究大气、土地资源、森林、生物多样性和生物技术；第二个工作组研究海洋、淡水和废弃物。中国代表团积极地参加了这个会议的讨论，声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大会上主要由团长发言，在分组会上我们团员也根据既定对案进行发言。

1990年9月10日，李鹏总理会见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托尔巴。作者（后右）担任翻译。（图源：《环境外交官手记》）

中国代表团还参加了亚洲组及“77国集团和中国”的讨论。亚洲组是个地区集团，其中既有日本和韩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有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很难在一些政治性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但在程序性问题上，有可能通过磋商达成一致意见。

“77国集团”最初是由77个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系统内组成的一个磋商机制，以前主要是就战争与和平等政治问题进行磋商达成共识，以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以前没有参与该集团的活动。

此次筹备会前，中国筹备小组曾对此进行了讨论，认为在环境与发展问题上，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应当参与该集团的活动。筹备小组的意见由外交部报国务院后得到了批准。因此，从内罗毕筹备会开始，形成了“77国集团和中国”这样一个机制。

作者在内罗毕联合国大院内。

在以后的几次环发大会筹备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一直和该集团的成员紧密配合，协调立场，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个机制后来也扩大到了联合国系统的其他谈判活动中。

许通美大使是新加坡具有全球知名度的国际法、多边和双边谈判专家。

许通美主席是一位资深的外交官，具有丰富的国际谈判经验。由于他高超的组织能力，也由于此会议主要是讨论程序性问题，开得比较顺利。在会议结束时，许通美说：“会议结束了，大家可以轻松一下了，建议大家明天都到野生动物园去safri（斯瓦希里语，意思是去野生动物园观看动物），也建议大家去买几件木雕作品带回家去。肯尼亚的木雕刻得苍劲有力、生动活泼，是很好的艺术品。”

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和代表团的部分成员去了纳库鲁湖国家公园，在那里看到了成千上万只火烈鸟。我曾多次来过这里，但仍然被这壮观的景象所震撼。

作者在纳库鲁湖畔，身后是成千上万只火烈鸟。

在那里，还碰到了许通美大使和其他的会议代表。许大使走过来和我们用中文交谈，我对他说：“我们是响应你的号召到这里来了。”他听了哈哈大笑。

马赛马拉国家公园，是位于肯尼亚境内的野生动物保护区。

中国代表团的一些成员参观了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他们在那里看到了成群的狮子、大象、豹子、犀牛和野牛等野生动物。回来后，他们异常激动。我们还到“农村市场”买了几件木雕作品，带回国内。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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