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微阅读】王国刚：防控风险 银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底线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开启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在以银行为主体的间接金融体系下，到2029年要实现此次会议提出的改革任务，必须充分发挥银行业的功能，推进银行业的创新和高质量发展。银行是经营风险的机构，充分发挥银行业在经济金融高质量发展中的各项功能，则必须守住防控风险的底线。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建立风险早期纠正硬约束制度，筑牢有效防控系统性风险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

党的十八大（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对防控金融风险高度重视。2013年2月，在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2017年7月，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的金融工作“三位一体”任务。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范金融风险列为2018—2020年的三年攻坚战首位。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将“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列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八个坚持”之中。十多年来，在防控风险中银行业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就。

完善了监管体制机制。2018年3月，国务院金融发展和稳定委员会成立，在原中国保监会并入原中国银监会基础上成立了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由此，金融监管体制由原先的“一行三会”改变为“一委一行两会”。2023年3月，在成立了中央金融委员会和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的基础上，国务院金融发展和稳定委员会撤销，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改名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由此，金融监管体制进一步完善为“两委一行一总局一委”，以实现金融监管全覆盖。

银行贷款质量稳中有升。2024年二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433.1万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3.3万亿元，不良贷款率1.56%，贷款损失准备7万亿元，拨备覆盖率209.32%，流动性比例72.38%，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10.74%。这些数值既反映了银行业资产质量提升的状况，也反映了银行业为防范金融风险做出的努力。

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2015年5月1日，《存款保险条例》开始实施，弱化居民存款中的政府隐性担保，推进了存款的市场化选择机制，完善了防风险的金融安全网，同时，为民营银行的市场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银行业市场乱象整治工作成果明显。2017年7月，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后，银行业进入整治市场乱象阶段。原中国银监会展开了针对“三违反”“三套利”和“四不当”的专项检查。到2018年底，银行系统的风险资产规模缩减了12万亿元左右，金融乱象得到了有效遏制。

针对互联网金融案件频发，严重影响存贷款市场的健康发展，2016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文件，对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做出系统安排。到2020年底，以P2P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基本清理完毕，没有引起大的金融经济震动。

2019年以后，原中国银保监会与人民银行等各家监管部门通力合作，采取接管、收购与承接、在线修复等多种处置方式，平稳处置了包商银行、恒丰银行、锦州银行、哈尔滨银行等问题，平稳化解了这些中小银行的金融风险。

规范资产管理业务。2018年4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出台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标志着银行业资产管理业务发展进入了更加规范的新阶段。

禁止虚拟货币交易。2013年12月5日，人民银行等五部委联合出台文件，强调比特币不具有法偿性和强制性等货币属性，存在较大的投机风险。2017年9月4日，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公告，正式禁止代币发行融资（ICO），防止由此引发的市场风险。2021年7月，人民银行正式宣布停止比特币交易平台，禁止比特币交易。

2013年以来，中国银行业织牢风险防控之网，见招拆招，积极化解风险，在支持经济金融转型、实体企业发展和三年抗疫过程中，平稳运行，健康发展，没有出现大的风波。

金融风险是经济金融活动的产物。从理论上说，由于人们在决策中不可能掌控未来的信息，所以，经济金融活动总存在着不确定性，反映在金融层面上就是金融风险。在实践中，金融风险更多地被界定为金融机构在未来时期内预期收入面临损失的可能性。金融风险的种类依金融活动的特点和影响因素的不同有着不同称呼，大致包括政策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道德风险、制度风险，等等。从风险成因来看，银行业风险的形成机制主要有三：一是一些银行因自身内控机制不健全，难以充分预测和化解政策风险、市场风险等外部风险，或者难以有效防范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等内部风险，由此，引致经营运作中风险累积和风险暴露。二是银行向实体企业投放的贷款、银行购买实体企业发行的债券、银行向实体企业开出的信用证，等等，在后者无力偿付到期债务本息时，违约风险向银行传递，由此，引致银行资产及其收益出现损失。三是在开放型经济条件下，一些银行未能充分洞察国际经济金融市场形势的变化，缺乏足够的应对之策，由此，在国际经济金融风险凸显时受到冲击。金融风险具有隐蔽性、突发性和传染性等特点，一旦爆发，处置不当就可能外溢，引发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一个事关国家安全、发展全局和人民财产安全的重大事项。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银行业可能面临着如下风险。

经济下行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过去，经济高速发展掩盖了一些矛盾和风险。现在，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内在机理是，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市场购销两旺，实体企业现金流充裕且利润丰厚，资产质量表现良好，投资活跃，银行更倾向于增加信贷。在经济增速下行时期，企业销售难度增加，库存出货走弱，价格下行使得现金流和利润都处于收紧走势，投资疲软，银行面临着更多客户难以按时偿付到期本息的压力，由此，前期贷款资产的不良率有着上升的可能。在现实中，与2014年相比，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总量2023年增加了74.92%，但利润仅增加了12.77%，这不仅意味着大量新增资产的利润率为负，而且意味着部分以贷款资金形成的新增资产面临着难以偿付到期本息的风险。

利率波动风险。2014年以后，存贷款利率呈现下行走势。一年期存款利率从3%下行到1.45%，一年期贷款利率从4.35%下行到3.25%，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差从3个百分点左右缩小到不足2个百分点。2024年6月，商业银行总资产中70%为贷款，利差依然是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由于存贷款利率已处于新中国成立75年来的最低水平，一旦物价上行，存款利率的上行压力就将加大，由此，利率风险的加大将明显影响到银行业的营业收入、利润水平和资产质量。

资产风险。投放大量中长期贷款是中国银行业的一个特色，屡屡被诟病为贷款期限错配。2024年6月，中长期贷款占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达到66.9%。多年来，一些银行试图促使资产结构由“重”转“轻”，但在中长期贷款居高不下的条件下，这一努力难以如愿。中长期贷款主要用于实体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在经济下行，实体企业资产增量利润率下降，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市场占比不高等条件下，固定资产贷款易于陷入不良境地，给银行业经营运作带来严重风险。

体制机制创新风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各行各业展开。改革的过程是一个立新破旧的过程，既包含体制机制创新，也包含技术创新、流程创新、业务创新、市场创新、业态创新和监管创新，等等，其中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如果不能充分认识、把握、评估和化解这些不确定性，银行业就可能因被动应对而难以及时破解难题，给经营运作带来严重风险。

海外经济金融风险。银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双向开放的过程，不论是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还是外资金融机构引进来，开放的门都将越开越大，国际竞争将越发激烈，海外经济金融对境内经济金融运行的影响力度也必然加大。强大的金融机构只能在国际竞争的大浪淘沙中才能脱颖而出，有胜者也就意味着有败者，由此，如何应对国际风险是中国银行业必须面对的论题。

防控风险既要“防”也要“控”，二者相辅相成。面对纷繁复杂的经济金融情势，要从底线筑牢银行业防控风险的体制机制，就必须在进一步全面深化银行业改革过程中，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部署，着力推进防控风险体系的建设。

立足于大局。银行业防控风险体系的建设是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的构成部分，银行业要有大局观，将银行业防控风险体系的建设纳入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之中，成为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重要内容。

完善机构定位。大型银行是银行业的标兵和领头羊，应加快做优做强进程，成为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中小金融机构服务于中小微企业，应加强内控机制建设，立足开展特色化经营。银行业体制机制创新应聚焦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市场竞争发挥市场机制，推进各类银行的治理结构完善和业务创新。

培育金融文化。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必须培育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银行业从事商业活动，必然要以营利为目标，但不能唯利是图，要“以义取利”，守正创新，坚持稳健审慎的经营原则，做到诚实守信，依法合规。积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和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着力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是银行业的天职使命。在进一步深化改革，银行业要积极推进金融与各级财政、产业、行政和社会的协调，共同发力于经济金融高质量建设。

加快促进多元化金融机制发展。银行机制只是金融体系中的一个方面，经济金融运行中的诸多堵点难点仅靠银行机制是难以充分破解的，银行业经营运作中的各种风险也不是仅靠银行机制能够充分化解的，鉴此，在银行业进一步深化改革中，应积极推进直接金融体系发展：一是加快发展商业信用机制，运用市场机制有效破解长期拖欠企业账款的难题；二是发展多元股权投资，加快培育天使基金、创业投资，为高新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提供充分的耐心资本；三是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发展，提高中长期资金的市场化融资比重。

强化金融监管。通过制定金融法，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将各类金融活动都纳入监管，做到金融监管全覆盖、无死角；建立风险早期纠正的硬约束制度，形成对风险的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的机制，筑牢有效防控系统性风险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

(本文原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2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