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第2116篇学习笔记
★来源：2024年11月30日《经济日报》全部评论文章
快递业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消费，是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的重要渠道。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设33.78万个“一点多能、一站多用”的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最大限度实现了收投在村、便民惠民，成为支撑农业、联结农村、服务农民的重要载体。从“快递下乡”工程到“快递进村”工程，再到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近年来，快递业在农村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环境持续优化、路径愈发清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村快递发展，“积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和快递业务，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加快贯通县乡村电子商务体系和快递物流配送体系”等重要部署相继落地。《关于加快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的意见》也明确，到2025年，基本形成开放惠民、集约共享、安全高效、双向畅通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如今，我国每天约有5亿件快递包裹被揽收，其中超1亿件在农村地区流动。不过，对于很多农村地区用户来说，实现在家门口寄递仍十分困难，“未经同意代为签收”“擅自投至驿站”等不按需投递的问题仍然存在。为此，要加快解决农村寄递“最后一公里”问题，促进城乡生产和消费有效衔接。完善基础网络和设施是关键。近年来，邮政快递业积极推动“枢纽+通道+网络”的现代寄递服务网络体系建设，在末端形成了宅递、箱递、站递等一系列服务方式。然而，在不少农村地区，由于地广人稀、成本较高的客观实际，消费品下乡的堵点尚未彻底打通，不少进村的包裹止步在乡镇。为此，要持续推进“快递进村”工程，进一步搭建全面贯通的县乡村三级寄递物流配送体系，鼓励支持快递企业将服务向下沉、向西走，推动邮政快递服务站点广泛覆盖。末端问题说到底是市场问题。邮政快递业要想健康快速发展，必须改变低端竞争模式，求同存异、互联互通，共同打通“最后一公里”。快递企业要严格履行服务承诺，立足区域特色、产业发展需要，创新服务模式。例如，主动对接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农产品进城提供专业化供应链寄递服务。积极探索应用无人机、无人仓、无人车等先进技术，因地制宜采取客货邮等多种方式合作，共用末端配送网络，提高快递末端服务水平、降低运输成本。同时，要切实维护好快递员群体的合法权益，保证高质量的快递服务。畅通农村寄递“最后一公里”是一项长期工程。邮政管理、交通运输、农业农村、商务等部门应持续协同发力，在规划引导、政策支持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支持快递企业与电商平台深入对接沟通，优化前置投递选择，丰富服务供给，引导快递企业在消费品下乡、农产品出村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让更多农民群众享受到更加便捷、优质的快递服务。02 创新引领可信数据空间建设
邬贺铨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发展应用与我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形成历史性交汇。数据源于经济社会并赋能经济社会，其作为基础性战略资源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与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相比，数据是可重复使用的资源，而且是新型生产要素。闲置的资源要素是不会产生效益的，数据开发利用才会产生价值。数据有多种类型，对数据的开发应用也有多种模式，具体包括如下几方面。一是政府掌握的公共数据。通过过滤和去标识化后经合规审查不涉及国家机密、企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数据可以向社会开放。为了降低社会使用门槛，还需要规范标准接口，提供数据资源目录以便快速检索，如果能配套提供数据挖掘工具软件则更方便数据开发利用。二是企业掌握的与其竞争力密切相关的数据。很多垂直行业的企业拥有大量数据，但对数据的开发利用能力不足。考虑到这类数据属于企业机密，可构建一个企业可控的数据平台，吸引外部IT企业入驻开发数据，同时保证数据及开发结果不外泄。三是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生产计划统计数据。这些企业间数据的协同对精准制造、降低库存及资金链与物流的及时保障尤为有效，以链长企业牵头构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共享的数据平台将实现互利共赢。平台提供数据聚合和分析的技术支持，同时接入认证机制以便限制向供应链外的企业开放，允许接入的企业也要承诺从平台获得的数据不挪作他用，通过智能合约来约束。四是行业共性产品和零部件及原材料等基础数据。行业联盟或中介机构收集国内外相关数据、集中在一个行业数据平台上，可作为“工业淘宝”类应用，将便利供需企业间查询和交易。该平台还可集成各类设计工具软件及IP库，显著提升产品设计和开发的效率与质量，平台以有偿或优惠的云上服务对外开放。考虑到数据的异构性，需要有配套数据格式和协议转换技术支持。此外，交易清算结算服务也是基本能力。五是以数据沙箱模式建设可信安全数据流通平台。数据提供方将加密数据放到数据沙箱，向授权的数据使用方指派密钥，可在数据沙箱内解密计算或直接进行密文计算，以数据“可用不可见”的方式互惠或有偿使用数据。数据使用方也可以是数据开发方，通过自带相应大模型或同时加入自身数据微调与推理，在沙箱内完成数据开发并获得相应结果，自始至终数据提供方的数据并没有离开沙箱。六是跨境数据流通管理平台。按照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规定进行数据合规管理，包括对境内数据提供方和境外数据使用方的身份认定、申报数据的安全评估和存证备案、个人信息敏感性的识别和个人信息保护认证等。跨境数据流通对境外接收方有明确要求，他们需承诺合法使用来自境内的数据、具备提供保护境内数据的能力并承担对这些数据的保护义务。国内跨境数据流通管理平台也需要具有对出境后重要数据的安全管理能力。例如，支持境内数据提供方对出境后重要数据密钥的权限管理，发现境外使用者对数据的使用有安全风险时，可以遥控改变密钥保护数据。上述多种数据开发模式催生了可信数据空间，它是基于共识规则，联接多方主体，实现数据资源共享共用的一种数据流通利用基础设施，是数据要素价值共创的应用生态，是支撑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的重要载体。可信数据空间将集成上述各类数据开发服务平台所需的功能。首先是数据资源查询检索服务，提供统一规范的数据目录、标准化的访问接口以及可智能搜索的数据产品、数据格式和协议的转换工具等。其次是数据融合和应用开发环境，提供适合行业特点的人工智能基础模型供推理应用，提供集成、分析、清理或语义丰富等附加数据服务，还可配备设计工具软件与IP库及低代码开发工具等。再次是可信数据安全保障服务，创建、维护、管理和验证参与者的身份信息，提供数据属性认证、数据流通路由溯源，基于区块链对数据来源追踪、隐私计算和使用控制等。可信数据空间的应用需要数据提供方和数据使用方进行相应的功能升级，配备接入可信数据空间的专用网关，提供软件和应用程序的可信环境，跟踪数据来源，允许参与者加入使用策略并强制执行，需具有对重要数据加密管理能力包括采用同态加密密钥。同时，还需要外部环境的配合，支持可信数据空间运营者与数据开发、数据经纪、数据托管、价值评估、审计清算、合规审查等数据服务方开展合作，更好地实现流通交易价值服务。可信数据空间的建设需要政府与市场各司其职，政府建设以公共数据为主要资源的城市或区域可信数据空间，重点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依据自身拥有的数据资源建设企业和行业的可信数据空间。个人可信数据空间指专注于消费者大众的个人数据开发利用，并非由个体自然人建设。城市主管部门收集的市民数据可在政府主导建设的个人可信数据空间内脱敏或匿名化处理后应用，电信运营商、互联网企业和金融机构等也积累大量个人数据，可以脱敏或匿名化处理后包含到企业的可信数据空间内，但需要特别强调尊重个人意愿、保护个人权益，依法提供依场景授权许可的个人数据转移流动和开发利用服务。可信数据空间是面向人工智能时代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创新，也是数据价值开发与流通管理的重要平台，需要从法规、政策、标准、技术、运营、管理多方面着力建设。考虑到数据跨境流动的需求，可信数据空间的国际化和国际合作是应有之义。可信数据空间的生态链很长，不能等生态完善后才开始推动部署，也不能一哄而上，问题发现、市场培育和方案解决都来自实践，积极试点、鼓励探索、及时引导、统筹推动尤有必要。国家数据局最近发布的《可信数据空间发展行动计划（2024—2028年）》对可信数据空间给出清晰的定义，以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主线，以推动数据要素畅通流动和数据资源高效配置为目标，提出到2028年建成100个以上可信数据空间，初步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数据生态体系。《行动计划》还分别就实施可信数据空间能力建设行动、开展可信数据空间培育推广行动和推进可信数据空间筑基行动部署任务，并提出一系列保障措施。《行动计划》内容全面、重点突出，既有明确的政策导向又鼓励探索试点，为我国可信数据空间的建设给出及时指引，提出数据技术、数据产业、可信运行和安全管理等创新方向。可信数据空间作为新型数据基础设施是数据生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上尚无体系化部署和应用的经验，期待我国在《行动计划》指引下形成一批数据空间解决方案和最佳实践，构建“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保安全”的数据生态，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活力。某电商企业为打击竞争对手，组织员工有计划地购买该公司产品，并在网站上发布恶意差评。近日，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买家评论是消费者线上购物的重要参考，与线下评价“口口相传”相比，网上评论传播范围更广、留存时间更长。对于差评，多数消费者不会仔细辨别其为合理还是恶意，一条差评就有可能影响不少生意。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这一点，出于敲诈勒索、行业竞争、情绪宣泄等原因，对电商企业进行恶意差评，甚至买“水军”蓄意抹黑。网络平台是商品交易的重要场所，恶意差评直接影响店铺评分和排名，不仅给电商企业造成经营损失和信用损害，而且干扰了真实的评价体系，误导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扰乱了公平竞争的网络市场秩序，不利于电商行业健康发展和诚信体系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不得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但在实践中，商家应对恶意差评常常面临证据收集难、诉讼成本高等问题。公安机关此次对恶意差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不仅是一次执法，更是重要警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互联网上，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多行不义终将承担法律责任。对于电商企业而言，不必对正常差评过分恐惧、抵触，应从中吸取经验、改善商品和服务质量，并通过良好的售后保障、长期的合规经营增强自身抗风险能力。一旦遭遇恶意差评，一定要立场坚定、积极维权，收集保存好证据，向平台申诉或通过法律渠道解决，尽快消除影响。每一次对恶意差评的抵制，都是对不法分子嚣张气焰的打击、对自身合法权益的捍卫。公平、诚信、有序的网络交易环境需要各方共同营造。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恶意差评的法律界定和处罚标准，让不法分子付出应有代价。平台方需优化评价机制、加强监管，建立高效透明的申诉与处理机制，帮助商家降低维权成本，维护网络交易秩序，推动市场健康发展。银发群体正在成为文旅消费生力军。社交媒体上，很多年轻人讨论如何帮父母抢演唱会门票，“90岁老奶奶看演唱会”冲上热搜。银发族还成为错峰出游主力军，银龄研学、康养度假等产品销售火爆，为旅游市场注入新活力。银发文旅市场兴起，不仅反映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现实，也体现了银发群体生活质量的提升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接近3亿，占总人口的21.1%，其中60岁至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他们受教育水平、消费实力、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普遍较强，在消费观念、消费支出上与年轻人越来越相似，这些变化衍生出一个名词：“新老人”。新老人有新需求。他们不满足于基本的生活需求，更多地表现出兴趣爱好更丰富、出游意愿更强烈等精神需求。今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明确提出“丰富老年文体服务”“拓展旅游服务业态”的要求。近年来，政府在“老有所乐”上持续用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然而，仅靠政府力量难以满足银发群体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填补市场空白，解决需求痛点，为老年群体提供更多中高端和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市场力量大有可为。创新内容形式。比如，银发微短剧火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银发群体对互联网娱乐内容的需求有待满足。当前，老年题材的文娱产品供给不足，内容质量参差不齐。数据显示，我国50岁以上中老年网民规模达3.25亿，月人均上网时长高达127.2小时，刷短视频、看微短剧已成为“银发冲浪族”的重要娱乐方式。要鼓励创作更多能给老年群体提供情感共鸣和心灵慰藉的文艺精品，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解决需求痛点。比如，在体育消费领域，数据显示，我国46岁至59岁人群运动健身比例最高，达到了17.05%，紧随其后的是60岁以上人群。这部分人群需要更加专业、适老的体育运动用品，也需要更多趣味性、轻量化的体育赛事。这就要求供给侧深入研究需求，提供相应产品服务。再如，老年人不再满足于传统的低价游、观光游，而是更重视旅游品质和体验，这也推动康养旅居产品加速发展。文旅行业应做好旅游产品适老化改造，用科技力量为老年出游保驾护航，更好释放银发群体的消费潜力。发展银发经济是机遇也是挑战。只有深入了解银发群体的新需求，从内容到形式，从线上到线下，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提高服务质量，才能在竞争日益激烈的银发市场中行稳致远。据外媒报道，欧美正在缩减海上风电项目，挪威国家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等集团开始考虑退出或裁撤海上风电业务。全球海上风电开发巨头丹麦沃旭能源公司去年11月份宣布，将撤回一个位于美国沿海地区的大型项目。该公司今年2月份还决定裁员约800人，并退出挪威等国家的海上风电市场。作为全球海上风电的开拓者，丹麦开发商不断“后撤”，折射出欧美海上风电的发展困境。成本上涨是海上风电开发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有分析认为，欧美长期高通胀和高利率交织叠加，导致不少海上风电项目融资成本大涨，经济可持续性难以维系。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所今年8月份公布的测算显示，美国海上风电的成本预计为0.125美元/千瓦时，比一年前上涨约45%。美国多州表示将重新拟定海上风电项目承购合同，通过通胀调节方案缓解行业压力。在此背景下，市场研究机构彭博新能源财经已多次下调2030年美国海上风电装机预期。该机构称，虽然美国海上风电长期前景仍较为积极，但到2030年美国海上风电装机量预期仅为13.1吉瓦，远低于既定目标。欧美海上风电产业发展困境的背后，不仅有市场经济因素作用，也有政策支持和行业执行能力不足的影响。有分析认为，欧美国家制订海上风电产业规划目标往往比较宏大，但其执行能力容易受到各种不利因素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及制造等辅助产业发展。比如，美国目前海上油气行业相关配套主要集中在南部的墨西哥湾，东北部缺乏足够配套设施。同时，美国立法要求获得财政支持的前提是使用“美国制造”，也给海上风能开发制造了人为阻碍。不过，在欧美海上风能开发遭遇“逆风”的同时，中国可再生能源市场却“海风”正暖。全球风能理事会报告显示，2023年，全球新增10.8吉瓦海上风电装机，同比增幅高达24%，全球累计海上风电装机量达到历史性的75.2吉瓦。其中，中国连续第六年成为全球海上风电装机增速最快的国家，在实现海上风电平价的同时，拉动全球海上风电市场高速增长。海上风电项目被视为电力行业脱碳的关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测算，为实现《巴黎协定》所提出的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内的目标，未来7年需要将全球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增加近7倍。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平衡经济效益与环境责任，将是各国政策制定者和企业面临的重要挑战。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应更积极地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履行承诺的义务，坚持多边主义，共同推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调整出口退税与出台稳外贸增长措施，破立并举，夯实了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我国外贸是从市场风雨中成长起来的，深知调整或取消出口退税这一天终会到来。与其被动等待，不如主动出击。一周之内，我国外贸领域连续两个“大动作”，吸引了全球经贸市场的注意力。11月15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4年12月1日起，取消铝材、铜材等59项产品出口退税，将光伏、电池、部分非金属矿物制品等229项产品的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11月21日，商务部正式印发《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政策措施》，从扩大出口信用保险、加大融资支持力度、优化跨境贸易结算等9个方面推出具体举措，对下一阶段促进外贸稳定增长作出部署。对此，市场各方从不同维度进行了解读，大多数业内人士认为，上述举措既关注到当下外贸企业的发展诉求，又着眼于外贸新动能的长远培育，就好比对亚健康状态下的中国外贸开出了两副中药，一副祛风解表，一副扶正固本，双管齐下，让外贸的筋骨更强壮。了解我国外贸发展历程的人，对于出口退税都不会感到陌生。作为世贸组织允许的一种国际税收制度，出口退税的设立初衷是为了避免双重税负，让出口商品可以用不含税的价格进入国际市场。自1985年出口退税制度实施以来，这项措施伴随了我国外贸行业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全过程，可以说对外贸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个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出口退税的产业政策属性上。一般情况下，政府部门通过调整出口税率来实现对产业发展的鼓励或抑制，这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相较于历史上出口退税的几次调整，本轮取消或降低出口退税率的产品，主要集中在高耗能、高污染以及容易引发经贸摩擦的一些商品种类，比如“新三样”之一的光伏产品，就被纳入本轮降低出口退税率目录。不过，对于那些长期习惯于从出口退税中获得盈利平衡的外贸企业来说，此次出口退税率调整将带来更为严峻的市场挑战。没有了出口退税的支撑，这些企业产品的出口价格必然会有所上升，而增加的这部分成本显然要由海外消费者买单，短期内可能会对相关产品出口规模形成一定的抑制作用，但长期看发挥主导作用的仍是全球供需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出口产品具有不可替代性或较强市场竞争力，那么海外市场需求仍会存在。之所以选择当前这个时间节点出台上述政策，其背后是有原因的。一方面，这是对美西方部分国家各种反补贴调查、人为设置贸易壁垒等行为的积极应对。另一方面，也是倒逼相关企业和行业加快转型升级、优化贸易结构的主动选择。随着退税政策落地实施，那些技术落后、生产效率低的行业及企业，将不得不面对市场的洗牌——或逐步退出市场，或被重组改造。可以预见的是，阵痛过后，要素资源有望加快向优势企业集中，继而实现产品附加值提高、行业竞争力增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有望更加稳固。如果把调整出口退税看成“破”的话，出台稳外贸增长措施就是正当其时的“立”。破立并举，夯实了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根基。虽然此次稳外贸政策并非专门针对出口退税这件事，但这套高含金量的政策组合拳，依然可以最大程度地帮助相关企业和行业实现平稳过渡、加快转型。我国外贸是从市场风雨中成长起来的，也深知调整或取消出口退税这一天终会到来。与其被动等待，不如主动出击。多年前，国内某知名企业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在变化，如果你还在用10年前的技能去赚现在的钱，会越来越难……”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今天的外贸业。一系列增量财政政策直面问题和挑战，对经济的拉动效应和稳定预期作用显现，有力提振了市场信心，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为了更好应对当前经济形势，党中央加力推出增量政策，进一步提高政策措施的针对性、有效性。随后，财政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出一揽子有针对性增量政策举措，以及近年来最大力度的化债措施，有力提振了市场信心、推动了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一系列增量财政政策直面问题和挑战，对经济的拉动效应和稳定预期作用正在显现。比如，较大规模置换存量隐性债务、发行特别国债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政策组合拳支持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加大对重点群体的支持保障力度等政策，突出重点问题、回应社会关切，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尤其是财政通过3项政策协同发力，形成了12万亿元的化债组合拳，直接增加地方化债资源10万亿元。此举将大大减轻地方化债和付息压力，可为地方腾出更多的资源用于惠民生和促发展，还有助于打破各主体间的债务拖欠链条，有效畅通经济循环。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0月份经济数据显示，消费、服务业、进出口等主要经济指标明显回升，企业、消费者、投资者信心都有所提升，市场信心得到提振。也要看到，国际环境依然复杂严峻，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等问题犹存，仍需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一个较为有利的条件是，不论是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政府负债率大小衡量，抑或是从债务对应的资产质量和效率比较，还是从债务特征与结构对比看，我国政府债务水平不高且风险较低。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宏观政策有较大回旋余地，特别是中央财政仍具有较大举债空间和赤字提升空间，加力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既有条件，也有空间。为此，下一阶段要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大逆周期调控力度，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有力有效。在举债安排上，可适当加大赤字率，较大规模增加超长期特别国债、适当扩大专项债规模。拓宽专项债券支持范围，适当扩大用作资本金的领域和比例。在支出结构上，加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转向消费与投资并重，提高对消费的支持力度，加强对科技创新、民生、消费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尤其是要持续优化支出结构，把促消费和惠民生结合起来，着力稳定和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居民收入，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和加大政策资金支持力度，进一步激发城乡居民消费潜力。在支持房地产健康发展上，加快出台房地产税收支持政策，实施利用专项债收储土地和收购存量商品房政策等。在金融支持上，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也可考虑继续将专项债用于中小银行资本金，增强银行防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在政策工具效率上，加强绩效管理、创新财政支出方式，用好国债、专项债、预算内投资、财政奖补资金、财政贴息、政府性融资担保、产业引导基金等工具，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为更好地发挥积极财政的政策效能，还要注重遵循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同、完善预期管理、深化制度改革，进一步提高政策有效性和乘数效应。要在充分尊重市场运行规律基础上，科学、精准、适度界定增量政策的作用范围和实施力度，提振经营主体信心、增强市场活力。既要加强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科技等政策协调配合，注重政策举措的综合集成和协同效应，又要把涉及社会、文化、教育等非经济领域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建立健全政府与各类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及时回应公众关切重大问题，将短期预期管理与长期预期引导相结合，形成经济增长和预期改善之间的良性循环。此外，进一步深化财政、金融、国资等体制机制改革，建立健全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和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长效机制。民营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截至9月底，我国实有民营经济主体总量达18086.48万户，占经营主体总量的96.37%，同比增长3.93%，10余年间增长超4倍。这是一组十分耀眼的数据，折射出民营经济的强劲动力和无限可能。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最活跃因子”，商品、资本、要素、劳动力、技术等市场的建立完善，都离不开民营经济的贡献。从全国各地的发展经验来看，哪里的民营经济发达，哪里的经济就充满活力。改革开放40多年来，民营经济为我国创造了巨大价值。民营经济的繁荣，不止关乎衣食住行、线上线下各种消费，更连接亿万人民的生计与生活。从行业分布来看，目前以住宿餐饮、居民服务、批发零售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等为代表的服务业集中了大量民营经济主体，反映了我国商品市场活跃和消费需求增长。民营企业具有较强适应性和灵活性，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能够迅速调整战略、优化业务，维持就业岗位。此外，民营企业涉及我国传统制造业几乎所有层面的生产制造和物流配送环节。从稳增长来看，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离不开民营企业发力。技术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而民营企业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亮眼。2019年以来，各类高新技术产业新设民营企业占比均在九成以上，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占90.2%、高技术服务业占93.3%，民营经济在其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支持民营企业就是支持整个国民经济。近年来，中央和各地在政策层面持续加码，推动民营经济实现新发展。从《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发布到民营经济发展局设立，从畅通民间投资问题反映渠道到延续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减免政策……一系列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协同发力，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排忧解难，让他们放开手脚、轻装上阵、专心致志搞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国家专门制定一部法律，对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提供保障，展示出我国坚定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心，必将极大提振市场信心。民营经济主体总量能达到今天的规模和水平，非常不易。未来，只能壮大、不能弱化，要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当前，高质量发展对民营经济提出了更高要求，民企自身也要积极转型升级、提升经营管理效能。当然，各地也要继续提高服务意识、提升服务能力，不断把支持民营企业的政策温度转化为发展暖流。近日，辽港集团与长航集团、江苏省港口集团、安徽省港航集团、江西省港口集团、湖北港口集团、重庆港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港航投资集团7家港航企业共同成立江海联运战略联盟。辽港集团此次与长江沿线港航企业加强合作，旨在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构建联通东北和长江经济带的高效、便捷物流通道，以此促进区域重大战略融合发展。江海联运是指货物不经中转，由同一艘船完成江河与海洋运输的全程运输方式，是沿海和沿江城市外贸进出口的主要运输方式。大连、舟山、宁波等沿海城市正大力发展江海联运，既可有效提升沿海城市港口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也有助于沿海经济带协同发展，在畅通国内大循环、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作用。因此，有必要多措并举强化沿海城市江海联运服务效能。提升沿海城市江海联运中心港航设施，开展码头、泊位布局优化建设，便利通关条件。有序开发沿海城市海港深水岸线资源，加快布局建设一批集装箱、铁矿石、粮油、油品等码头，优化布局集装箱、油品、煤炭、铁矿砂、粮油等泊位，打造江海联运综合枢纽港。利用现代海洋城市港航服务业基础条件，创新体制机制，培育中高端航运服务船代、货代、第三方物流、理货、分拨、配送等基础服务。改善通关条件，实施提前报关、空运直通式通关、无纸通关、特定区域快速通关等措施。完善沿海城市与长江黄金水道流域合作与机制创新，促进省区市联动发展。持续发挥上海在长江流域外贸集装箱港口、运输、货源掌握的主体地位，谋划延伸长江黄金水道及江海联运航线。在政府相关部门引导下，以企业为主体，以资本为纽带，大连、青岛、舟山、宁波、连云港等沿海城市加强与重庆、武汉、南京、芜湖、九江等长江沿江城市合作共赢，加快港航业务领域、长江流域码头泊位建设上的实质性合作。促进省区市联动发展，不断优化集疏运体系，提高物流效率、服务水平，形成江海直达的物流条件，发挥资源叠加的物流优势，合作发展沿海沿江物流产业。增强沿海城市大宗商品储备交易能力，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提升大宗商品储备能力，强化对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的支撑保障，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增强我国在大宗商品国际市场的价格影响力。重点实施油品、铁矿石、粮油等战略储备以及煤炭、有色金属、钢材等大宗商品的商业储备。期货市场作为大宗商品价格基准输出的重要来源，已成为全球能源、农产品、有色金属等领域主要大宗商品的定价基准，应继续发挥其多重积极作用。同时，提升船舶融资、船舶租赁、航运保险等金融服务能力。接下来，沿海城市应与沿江城市一道，深化合作、协同联动、优势互补，开展全方位、全货种合作，打造纵联南北、横贯东西、高效便捷的江海联运直达航线网络，构建互惠互利的江海联运生态圈和业务联合、信息共享的城市命运共同体，为进一步助力国家运输结构优化调整贡献力量。今年是种业振兴行动由“三年打基础”转向“五年见成效”的关键一年。种业振兴行动实施3年来，育种创新攻关实现重要突破，国家级制种基地供种保障能力达到75%，有效满足了农业生产用种需要，种业的基础性、战略性核心产业地位进一步强化。不过，目前我国种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还不能完全适应现代化农业强国建设需要，还需从夯实创新基础、提高创新适应性、增强创新协同力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种业自主创新能力。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作物、畜禽、水产、农业微生物等种质资源是种业创新的基础。目前，我国农业种质资源保存总量已居世界第一位，种质资源种类更加丰富，部分资源多元化开发利用得以实现。但是，农业种质资源利用率和利用深度仍有待提升，已开发的资源多停留在初级阶段。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利用生物和信息技术，将我国的种质资源优势进一步转化为创新优势和产业优势。一方面，要加大种质资源表型与基因型精准鉴定力度，搞清楚种质资源全生长周期的表型性状，明确育种可利用的优异基因，为培育高产高效、绿色优质、节水节粮、宜机宜饲、专用特用突破性新品种提供基础。另一方面，要健全资源共享利用机制，系统集成分散在政府部门、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企业中的基因型、表型和环境组学数据，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开发育种算法、模型，快速定向实现种质改良和品种创新，缩短育种周期，提高育种效率和精准度。当前，我国正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等提高“以地适种”能力，但随着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生产的影响日益增大、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成本逐步上升，增强“以种适地”能力，对提高农业土地产出率越来越重要。这就要求种业创新应充分考虑新品种的区域适应性和微观环境适应性，有效响应市场需求，唯此，才能在增加产量的同时，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不同农业生产区域对种业创新的需求也存在差异，比如东北冷凉区对超早熟农作物品种有较大需求，西北干旱半干旱区则更需要耐旱性强的农作物品种、畜禽品种。因而，在种业创新过程中应针对不同区域的特点，设计出最适应当地土壤、气候、环境的突破性品种，加速品种更新换代，拓展农业生产空间。种业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涉农高校、科研机构、企业、金融机构等多方协同发力。企业在种业创新中居主体地位，可以将种业育、繁、推各个环节有机联系在一起，发挥延伸作用。涉农高校、科研院所在种质资源发掘、优异材料创制和育种基础性、前沿性技术创新等方面具有优势。金融机构通过推出更多适合种业特点的金融保险产品，创新融资担保方式，可以为种业创新提供长期稳定支持。政府本身并不直接参与种业创新，但在创新环境的构建上有其重要作用。基于此，应完善科技、财税、金融、投资、产业、用地等针对性强、精准度高的种业创新引导与支持政策，激励各主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整合互补性资源，形成目标同向、优势互补、共享共赢的种业创新格局，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切实增强种业自主创新能力。针对审定品种多但突破性品种少、同质化问题比较突出的状况，应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通过构建知识产权严保护、快保护和全周期、全链条、全领域服务的工作格局，有力维护品种权人的正当权益，用制度导向激发创新活力。近日，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商务厅主办的“岁月沉香·风华新生”宁夏老字号创新加速器暨老字号企业品牌提升培训活动在银川举行。此次活动汇聚了宁夏本土老字号企业的核心骨干，多方人士助力宁夏老字号企业打造具有产业竞争力、行业影响力的知名品牌。老字号是指历史悠久、拥有世代传承的产品、技艺或服务，具有鲜明的传统文化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取得社会广泛认同，形成良好信誉的品牌。据统计，目前全国中华老字号有1450多个，地方老字号3000多家。近年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些老字号表现不佳，有的长期经营不善，甚至倒闭，令人遗憾。如何让老字号重焕光彩，成为一个紧迫课题。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培育国货“潮品”等新的消费增长点。守正创新，培育消费新热点。老字号虽然是金字招牌，但也怕消费者因“审美疲劳”导致“消费疲劳”，进而降低对老字号的消费频次。与此同时，随着新生代消费人群的增加，新消费场景的持续涌现，给老字号的消费魅力也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老字号要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紧迫感，研究消费新趋势，布局消费新场景，推出消费新产品，以更大的包容性、实用性、多元性满足消费者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融合发展，拓展消费的多样性。当下，产业融合和网红打卡文化成为推动行业和企业发展的力量之一，农文旅体商融合、线上线下融合成为赋能企业健步快走的“两条腿”。因而，老字号需改变相对单一的传统生产、管理、销售方式，避免因渠道狭窄导致路越走越窄，主动跨界、联名、混搭，打造品牌IP，提升体验感，利用互联网电商平台和直播带货，打造年轻人追捧的网红产品，让产品畅销起来、火爆起来。此外，应更加注重商品的品质和性价比，而不仅仅是品牌的知名度。在互联网时代，由于商品选择空间大，传统的“货比三家”已演进成为“货比百家”。而且，一些年轻消费者对品牌的忠诚度并不高，老字号如果品牌溢价过高，会曲高和寡，比如某烤鸭品牌、某剪刀品牌等。没有永远的老字号，只有时代的老字号。老字号在保留传统积淀的基础上，要加强科技含量和文创含量，不断推出新产品、好服务，更大限度地吸引消费者，激发消费，最终实现企业行稳致远。《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中将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作为保障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进行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福建考察时，进一步强调“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加强重点领域、重点流域、重点海域综合治理，扩大生态环境容量”。11月，我国首次以国家生态保护修复公报的形式，发布陆海一体的自然生态基本国情和国家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成效。作为一项高度专业性、协同性、复杂性的系统工程，经过近10年的实践探索，我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管理体制、技术标准、评估方法、运维保障等框架性制度体系基本建立，但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下一步，应深化协同治理机制建设、充分利用数字手段、促进在治理中开发利用，以此推进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的形成。深化协同治理机制建设。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涉及陆海统筹、河海联动、山海互济等，可建立综合性、专业化、常设性的生态保护一体化治理议事协调机构。要打破地区分割和行政壁垒，围绕跨界山脉、流域、海域，健全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体系。要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完善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四位一体”协同推进的基础能力、管理制度、市场机制和协同水平评价体系。此外，还应加强省级统筹并贯通下行层级跨域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具体目标、政策工具和协同机制，使跨域协同保护和治理的关系更加立体化和体系化。全面构建数字化治理体系。全面构建从山顶到海洋一体化保护治理大数据体系，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搭建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生态系统信息平台、生态安全数据平台、生态环境一体化监测平台以及生态环境风险应急统一管理平台，实现生态数据共建共享共用。贯通自然资源、气象、能源、水利、农林、交通等领域的数据联通，汇集环境质量、污染源、排污口、生态环境功能区划等环境数据，持续强化数据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强化跨区域流域海域生态环境协同保护。还应基于数字资源、数字方法、数字媒介与数字技术，进一步强化数智赋能治理，优化跨部门工作流程，建立集系统调查、立项建设、资源调度、过程监管、结果应用为一体的全链条数字化工作模式。在治理中推进开发利用。良好生态环境本身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要摸清生态家底，编制形成生态产品目录清单，为推动生态保护治理和生态产业发展奠定基础。应将“双碳”贯穿于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保护治理的全过程，做好从山顶到海洋生态系统固碳能力普查，实施生态碳汇倍增计划，培育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消费偏好，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构建碳汇价值与生态保护治理、生态服务相结合的开发保护方式。加强生态环境权益市场交易平台建设，拓宽权益指标交易内容范畴，探索跨区域权益指标挂钩交易机制，统一规范推进生态资源权益交易市场化，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以跨域生态协同保护作为跨区域合作的契机，依托生态优势推动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服务业的发展，扎实推进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使区域协同合作不断向纵深发展。还可构建多元化的生态保护修复投入机制，强化生态环境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赔偿的利益导向，建立对口协作、产业转移、人才培训、共建园区、购买生态产品和服务等多种方式实施补偿，积极探索多元化、可持续、多主体参与的生态综合补偿模式。此外，还需加快制定和完善生态保护修复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特别是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的生态保护修复的规范和标准，加大多主体生态合作的高阶法律支撑，让协同治理有法可依。聚焦具有示范带动意义的重大项目、重点问题的解决，形成复制性强的典型经验和做法。我国蔬菜产业快速发展，总产量和人均占有量多年来位列世界第一，“菜篮子”产品供给充足、品种丰富、质量不断提高。如何更好促进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让居民拎稳“菜篮子”，菜农鼓起“钱袋子”？本期特邀专家围绕相关问题进行研讨。我国蔬菜主产区在生产标准化、规模化、设施化、绿色化等方面进行了哪些实践探索？严斌剑（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金善宝农业现代化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我国蔬菜有6大优势区，即北部高纬度夏秋蔬菜优势区、黄淮海与环渤海设施蔬菜优势区、黄土高原夏秋蔬菜优势区、长江流域冬春蔬菜优势区、云贵高原夏秋蔬菜优势区、华南与西南热区冬春蔬菜优势区，是典型的大生产大流通格局，产区和销区相对分离，供应量上几个蔬菜大省占比较高。例如，山东、江苏、河北、辽宁等为设施蔬菜主产省，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福建等是“南菜北运”主产省。蔬菜种植品类广泛，大白菜、甘蓝、辣椒、番茄、黄瓜是最常见的大宗类蔬菜。江苏省的芹菜种植面积和产量居前，湖北省是莲藕的主要产区。我国蔬菜供给保障能力不断提高，2023年全国蔬菜面积达3.4亿亩，产量8.3亿吨。居民生活条件改善，对蔬菜品质的需求不断提高，各主产区通过标准化、规模化、设施化、绿色化实践推动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满足消费者不断增加、日益多元的需求。一是以标准化实践推进蔬菜产业提质增效。通过健全产业标准体系，强化标准实施与监督，重点围绕蔬菜种植、采收储藏、加工包装等环节，对蔬菜生产的全过程进行标准化管理，进一步确保蔬菜的安全和质量。2018年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成立，总结蔬菜全产业链成熟的标准化发展模式并推广到全国，整体提升蔬菜产业水平。各主产区积极推进标准化实践。山西省蔬菜产业技术体系2023年编制各类技术方案25项，制定规范全省蔬菜生产标准。安徽省和县从源头控、过程管、产品查等方面推进蔬菜产业的标准化管理，良种推广使用率达100%，有效提升了蔬菜质量安全监管和生产水平。二是以规模化发展增加蔬菜产业经济效益。规模化种植能克服小规模单户生产在融资、引进先进技术等方面的困难，通过整合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资源发展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生产效益。青海省贵德县新街乡发展夏菜种植，通过探索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土地流转模式等，种植红笋、蒜苗等特色作物，目前已建成露天蔬菜产业基地，实现蒜苗、红笋、贡菜等特色蔬菜规模化种植，播种面积1.89万亩，2023年新街乡菜地务工人员800余人，人均收入1.1万余元。河北省隆化县引导农民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规模化种植豆角、西葫芦、西红柿等蔬菜，促进农民增收，该县蔬菜种植面积约26万亩。三是以设施化提升蔬菜产业现代化水平。《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规划（2023—2030年）》提出，到2030年，全国现代设施农业规模进一步扩大，设施蔬菜产量占蔬菜总产量比重提高到40%。山东省寿光市设施蔬菜种植实现快速发展，蔬菜大棚已升级迭代到智能物联网“云棚”，通过应用数字技术和智能装备，包括自动温控、智能雾化、臭氧消杀、水肥一体机等，物联网应用率超过80%，劳动生产效率提高1倍以上；并依托互联网、云计算、5G等技术，加快推动蔬菜产业全链条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四是以绿色化实践推动蔬菜产业可持续发展。绿色化蔬菜生产让蔬菜种植过程与自然生态保护相协调，生产出安全、质优、健康的绿色蔬菜，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促进蔬菜产业可持续发展。近年来，我国蔬菜产业不断推进绿色发展，各主产区加快构建以绿色高效生产技术为核心的绿色生产方式，强化全产业链绿色生产技术指导，全面提升蔬菜绿色生产技术水平，有力促进了蔬菜稳定、均衡、安全供应和农民持续增收。2023年，我国蔬菜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超50%。青海省加大蔬菜基地建设，持续开展农药化肥“两减”项目，着力培育绿色有机蔬菜聚集区，打造“供港澳”和“北菜南运”等蔬菜输出基地。安徽省淮南市广泛推广蔬菜绿色防控技术，蔬菜绿色技术推广普及率超60%，羊肚菌人工栽培绿色轻简技术普及率超80%。云南省陆良县在蔬菜核心示范基地大力推广有机肥，减少化学肥料使用量20%以上，并稳步实行农产品质量追溯等制度。在发展蔬菜育种技术方面，目前取得了怎样的进展？未来需从哪些方面发力？张凤兰（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所育种首席专家、二级研究员）：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打好种业翻身仗，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种业振兴行动方案》。在政策支持下，依托规模巨大的蔬菜种子市场，我国蔬菜育种技术快速发展，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科技创新体系和市场体系。一是主要蔬菜品种培育成效显著，自主品种在生产中占主要地位。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发展，我国形成比较完整和独立的蔬菜育种体系，主要产区主要蔬菜的良种覆盖率在90%以上。农业农村部公告登记蔬菜作物品种中超97%为自主选育品种。进口的蔬菜种子主要有三类：一类是主要蔬菜的高端品种；一类是栽培面积相对较小，但近些年出口与加工等需求增长的品种；一类是国外种子生产有优势、价格低的品种。二是蔬菜基因组学研究迅猛发展，基因编辑技术研究紧跟国际前沿。我国主导完成多种主要蔬菜的基因组测序工作，并通过规模化重测序建立蔬菜作物变异组数据库。基因编辑是蔬菜作物的研究热点，番茄、大白菜、甘蓝、西瓜等多种作物的基因编辑实现技术落地。基因编辑技术连续突破，为蔬菜作物品种创新提供新的机遇。建立全基因组选择技术平台是目前蔬菜育种的核心技术，在很多共性关键技术上实现了集成创新，自动化、高通量、低成本的标记检测方法已开始在蔬菜育种上应用。三是种业企业发力蔬菜品种研发，制种基地布局初步形成。我国就种业发展出台一系列政策和文件，推动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发展，民营蔬菜种业企业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由于蔬菜作物众多，蔬菜种业企业难以在很多蔬菜作物上全面投入，一般都是聚焦1种至3种蔬菜作物加大人力和资金投入。科研单位依然是蔬菜种业创新的主力军，多家科研单位成立蔬菜新品种选育以及育种技术课题组，选育出一系列新品种，并建立起育繁推一体化育种模式，进行大面积示范推广。蔬菜制种基地承载着保障良种供应的重任，也是连接蔬菜种业创新与种植生产的重要桥梁。2017年以来，相关部门认定了20多个蔬菜类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该基地的认定标志着优势蔬菜制种基地布局的初步形成。我国蔬菜制种优势区分别是以甘肃、新疆、宁夏为核心的西北蔬菜制种优势区，以河南济源为核心的十字花科蔬菜制种优势区，及以山东为代表的蔬菜种苗生产优势区。蔬菜种业的科技进步和优良品种的创新支撑了蔬菜产业发展。消费者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新鲜的蔬菜，不像过去冬春季只能吃白菜、萝卜、土豆，这得益于设施栽培的发展普及以及抗病抗逆、适合不同季节和地区栽培的蔬菜品种的创新。现在，日常吃的蔬菜种类更多，超过160种，每种蔬菜的产品类型也越来越丰富，品种的多样化极大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随着消费者从追求“吃得饱”转向“吃得好”，好吃的高品质蔬菜品种不断涌现，具有高营养价值的蔬菜品种创新也更受重视。但从整体发展态势看，我国蔬菜育种还存在不足。在蔬菜种质资源贮备方面，起源于国外的蔬菜品种资源的遗传基础狭窄。由于我国蔬菜育种起步较晚，原始创新较少，抗病抗逆性状的研究基础不足，蔬菜种质资源利用效率也有待提高。基因挖掘、品种研发、种子生产、产业化应用等全链条组织体系需推进和完善。蔬菜种业龙头企业较少，产学研之间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合作机制。相较国外种子公司，国内企业在蔬菜种子的加工、处理技术等方面还需进一步提升。我国大部分蔬菜作物的种源自主可控，种子基本自给，品种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较小，未来需采取措施不断提升科研创新水平和成果转化效能，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在继续扩大国内市场份额的同时，加快走向国际市场。而对于进口种子依赖度较高的蔬菜作物或类型，因为育种起步晚，需集中力量联合攻关，大力引进种质资源，全面推动产学研结合，夯实育种基础研究，升级育种技术方法，努力实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转变。当前，我国蔬菜产业营销模式和流通方式发生了哪些变化？翟雪玲（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市场与贸易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畅通蔬菜流通对提高流通效率、稳定市场供给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国市场流通体系建设加快，聚焦蔬菜产业营销模式和流通方式创新，全面提升了蔬菜市场流通效率。政策环境日益优化。“十四五”时期以来，国家出台了关于流通节点城市、法治化营商环境、线上线下流通、平台经济、实体零售创新等相关政策文件。中央一号文件多次强调加强蔬菜流通设施和市场建设，各地各相关部门出台蔬菜流通发展规划和支持政策，实施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等工程，扶持蔬菜流通发展的政策环境不断优化，社会资本积极进入农产品仓储、物流、营销等各环节。在支持政策上，符合条件的蔬菜批发市场可享受多项财政补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享受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土地使用税等减免。市场流通体系更加完善。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蔬菜消费日益集中，远距离、跨区域特点越来越明显。为适应蔬菜生产模式和蔬菜消费格局，我国逐步构建了蔬菜产地批发市场、销地批发市场、区域批发市场、田头市场及零售市场等多级多类市场，助力“南菜北运”“北菜南运”“西菜东运”等大规模蔬菜流通。作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冷凉蔬菜的代表性品种之一，宁夏菜心畅销粤港澳大湾区等地，种植面积超27万亩，销售额36亿元以上。各地还衍生出大规模、专业化的蔬菜产地流通商和销地流通商或者商贸公司，这些专业化的流通组织把蔬菜生产者和消费者连接起来，推动流通效率提高。流通业态和流通方式不断创新。近年来，我国大力实施数字乡村战略，蔬菜流通主体创新发展能力得到提升，流通业态更加多元，产业融合发展程度日益加深，形成了以龙头企业、合作社为主导的产销一体化和以零售超市为主导的农超对接、农批对接以及以B2C模式为代表的蔬菜电子商务等多种蔬菜流通方式。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重庆双福国际农贸城等积极拓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直销配送、直播带货、供应链服务等新兴流通业态。为稳定蔬菜来源，部分蔬菜批发市场通过“市场+经营户+基地”“市场+龙头企业+基地”等形式发展蔬菜生产基地，根据市场需求促进蔬菜产地构建标准引领、技术规范、品种优良的生产体系，推动蔬菜产业升级。有些蔬菜批发市场还与产区签订购销订单，开展大宗蔬菜集采业务。新技术应用更加广泛。一是蔬菜流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运输能力大幅提高，以国家级和区域级的流通节点城市为物流枢纽的流通网络基本形成。通过严格落实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引导主产区与大中城市进一步加强供需对接。2020年发布的《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快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就支持建设仓储保鲜冷链设施作出安排，从源头加快解决农产品出村进城“最初一公里”问题。围绕蔬菜等鲜活农产品，开展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建设，提升仓储保鲜冷链信息化与品牌化水平，推动蔬菜仓储保鲜冷链物流水平不断提高。冷链物流等技术和装备的推广应用提高了蔬菜流通效率，降低了蔬菜流通损耗率。二是农产品流通和管理水平得到较大提升。互联网普及、信息化建设使得农产品流通信息化程度大幅提高。大数据、物联网等的应用加速农产品流通向智慧化、智能化转型发展，供应链管理能力得到有效提升。山东省金乡县以数字技术赋能大蒜产业，通过建设直播带货基地、电商创业孵化中心等,形成“特色产业+区域品牌+农村电商”的大蒜电商产业发展模式，2023年大蒜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63.8%。我国蔬菜流通效率不断提升，但也面临蔬菜流通环节较多、交易成本偏高，蔬菜市场体系仍有待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等问题。建议在全国重要流通节点和优势蔬菜生产区域，推进蔬菜批发市场或物流中心建设。加大蔬菜加工配送中心、检验检测中心、废弃物处理设施等建设。着力推进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改造和升级，提高产地预冷、低温加工、冷链仓储配送能力。培育多元经营主体，提高流通组织化程度，加大对蔬菜流通经纪人及各类流通中介组织的培养力度，促进产销衔接。鼓励流通企业通过数字化手段，加快农产品流通交易方式升级。“菜篮子”关系百姓日常生活。保证蔬菜价格稳定直接影响民生幸福，各地在这方面作出哪些探索？孔繁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小小“菜篮子”，装着大民生，蔬菜价格波动直接影响农民增收和居民生活水平。我国高度重视蔬菜保供稳价工作，不断推进实施“菜篮子”工程，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办法》，全面加强“菜篮子”工程建设，2023年农业农村部等部门修订《“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办法实施细则》。各地积极探索实践，发展蔬菜产业，把蔬菜种植、加工和销售作为增加农民收入、促进产业兴旺的重要手段，蔬菜生产稳步发展、流通有序顺畅、质量水平提升，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供给和价格相对稳定。例如，河北省实施千亿级蔬菜产业工程，建设环京津设施蔬菜产业集群。目前，我国蔬菜总供给与总需求基本平衡，供应相对宽松、丰年略有盈余，价格稳中趋升，季节波动明显。从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来看，2023年为5.08元/公斤，比上年上涨约3.4%。为稳定蔬菜价格，各地采取多种举措。探索建立蔬菜价格保险制度。蔬菜产业面临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价格保险是保障蔬菜价格相对稳定的重要措施之一。2022年上海市制定绿叶菜成本价格指数保险实施方案，保险标的为青菜、杭白菜、鸡毛菜等地产主要绿叶菜品种，今年计划保险面积为16.7万亩次，促进全市绿叶菜均衡生产和供应。山东省青岛市探索由“保成本”向“保价格”“保收入”转变，开展蔬菜目标价格保险试点。青海省西宁市自2015年开展蔬菜价格指数保险，理赔金额约5400万元，今年保险标的涵盖地产主要绿叶菜品种。完善市场信息监测有效推动蔬菜产销匹配。及时准确发布蔬菜供求信息，能够有效指导生产、引导市场和服务决策。农业农村部推进成立蔬菜市场分析预警团队，设立蔬菜全产业链首席分析师、会商分析师和信息员，进行定期和不定期会商，发布供需分析报告，以引导市场预期，促进产销衔接；发布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反映蔬菜等农产品批发环节价格整体水平及其变化。四川省彭州市作为“南菜北运”的重要生产基地和物流枢纽，编制发布“中国·濛阳蔬菜价格指数”，反映市场供求动态变化，完善价格形成机制。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根据蔬菜市场供需情况，适时举办蔬菜产销对接活动，以有效化解蔬菜区域性、阶段性和结构性相对过剩。通过品牌化发展稳价助销。各蔬菜产区大力推动蔬菜产业走品牌化发展之路，提升品牌价值，延长产业链、打造供应链、提升价值链。为有效提升蔬菜品牌效应，山东省寿光市积极推进“寿光蔬菜”区域公用品牌建设，通过标准化管理，不断挖掘品牌价值，以品牌效应拉动效益提升，品牌精品蔬菜不仅价格坚挺且供不应求，有多家合作社被评为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产品直供基地，“寿光蔬菜”品牌成为农民“摇钱树”。湖南省永州市持续擦亮“湘江源”湘南片区蔬菜公用品牌，培育的蔬菜出口企业中超过20家获“湘江源”授牌，永州蔬菜产品成功销往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和地区，通过推行蔬菜标准化种植，蔬菜亩均产值由2019年的4767元提升到2023年的6774元。在多措并举稳定蔬菜价格的同时，也要理性认识蔬菜价格波动。蔬菜价格涨涨跌跌是常态。蔬菜生产易受季节因素和极端天气影响，短暂的供应变化会造成价格波动。蔬菜生长周期短，影响传导的速度快，影响消除后产能恢复也快，短期冲击性季节性影响消退后，价格会逐步趋稳。需进一步加强产需对接，推动产区实现均衡供应、差异化供应，保障物流畅通，使得蔬菜价格波动处于合理区间。在我国，消费者可以用较低的价格吃上种类更丰富的蔬菜。保障蔬菜市场相对平稳运行，不仅要在供给端发力，也要在消费端引领，提倡蔬菜品牌消费、品质消费、绿色消费和安全消费，倡导餐餐有蔬菜，推动蔬菜消费向多元化、便利化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