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用信念、理想、勇气与意志书写的一段壮丽史诗。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让我们重温长征路上的感人故事,汲取继续前行的精神力量。
在我人生和创作的道路上,非常荣幸和难得的是,两次重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走过的那条漫漫长征路。第一次是1975年,当时我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做实习编辑,遵循报社的指派,我跟随作家、诗人、编辑家袁鹰到云贵高原,到金沙江、赤水河、遵义、娄山关等多地探访红军遗址。
1975年,胡世宗在娄山关。
那次“长征”,最难忘的是伴着轰然作响的江涛之声,我们在长满野生芭蕉和野生仙人掌的崎岖山路上挥汗奔走,踩木梯爬到彝族老乡家泥土房的房顶上,铺了稻草和薄褥,枕着小板凳露宿,满天的星星就像是红军战士的眼睛……回来后,我跟着袁鹰撰写了长篇通讯《长征路上新的长征》,整版刊发在了《人民日报》上。第二次是1986年,原总政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组织“长征笔会”,我受邀同四位小说家和来自陆海空三军的三位诗人一道,从江西瑞金到陕北延安,走了不止两万五千里——我们除了沿着中央红军的路线走,还到红二、四方面军的一些重点名胜进行了采访。归来后,我创作出版了诗集《沉马》《雪葬》《延伸,我们的路》,散文集《红军走过的地方》《漫漫红军长征路》《铁血洪流》和青少年读物《爸爸讲给孩子的红军故事》等多本著作。对于这条神秘而又神圣的长征路,我两次重走,所获得的教益是十分巨大的。一路上,我采访到很多当年的红军战士、老赤卫队员、与红军打过交道的老船工、老猎手以及红区老乡等,听到了无数感人至深的红军故事。曾在金沙江为红军摆渡的老船工陈余清 胡世宗/摄
在瑞金沙洲坝,我采访了一位老红军、老赤卫队员,他叫杨连荣,1915年出生,1933年参加红军,由于表现出色,被安排在第九军团工兵炮兵连当班长,执行搭浮桥等任务。1934年,在福建松毛岭执行任务时,他不幸负伤,被送进红军第三后方医院。战略转移时,他随医院走到信丰、安源交界处,却被敌人打散了。所幸躲过了敌人的抓捕,杨连荣一路讨饭回到沙洲坝。印象里,杨连荣大爹个子不高,头戴一顶绿色的棉剪绒帽,身穿军用黄呢上衣、蓝色毛裤,脚蹬解放鞋。他耳朵背,我们站在他对面大声喊话,他好似听不清楚;他讲的方言,十有八九我们也听不懂。好在他讲话不多,而是给我们唱了许多红军时代的歌曲。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唱歌竟比讲话吐词还清楚呢!他唱了《红军歌》,又唱《少年先锋队上前线去》……每首歌他都先唱一遍,然后我们请他唱一句停顿一下,以便我们记在本子上。有这样一首:“共产党领导真正确,工农群众拥护真正多。红军打仗真辛苦,粉碎反动势力乌龟壳。我们真快乐!亲爱英勇的红军哥,我们的胜利有把握,上前杀敌莫错过,把红旗插遍全中国……”“把红旗插遍全中国”,就是那个年代革命人的理想信念。我们惊异于大爹的记忆力,年过古稀、不识字的他,时隔半个世纪,竟能一字不落地唱出当年红军进行政治教育的那些词句,而唱歌也让他显得格外年轻和快乐。最让我感动的是,是大爹给我们唱《国际歌》。这首歌,他完全是凭记忆唱的,韵调很独特,有点像江西小调,又有点像旧时代私塾先生背诵古诗文。大爹一遍遍地唱着,唱得那么专注、那么庄重,那么痴迷、那么虔诚,直听得我眼睛湿湿、鼻子酸酸、心头热热的。从他的歌声里,我听到了他那一代人对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革命岁月的无尽怀念。宁死不屈的小红军
红军在遵义休整期间,毛泽东又一次响亮地提出“北上抗日”的口号,这个口号像闪耀强烈光芒的灯塔,一下子照亮了千帆竞发的红军航程。红三军团“娃娃营”中有一个年仅十二三岁的小战士,叫张金龙。部队突破腊子口之后继续北上,路上不时遇到敌人的袭扰。因大腿被敌人的冷枪打中,小金龙踉跄着滚下了山坡,巨大的冲击力让他瞬间昏了过去。待他苏醒时,天还没亮,大部队却早已无影无踪了。寒风吹得树叶哗哗响,小金龙害怕得哭了起来。想到自己是一名红军战士,他对自己说:一定要坚强,找部队去!他站不起来就爬,没想到一挪动,加剧了伤口流血,很快他又不省人事了。再醒来时,小金龙正躺在一个老猎人家里。60多岁的老猎人用尖利的小刀帮他取出了子弹,旁边有位慈祥的老妈妈怜惜地望着他。两位老人没小孩,就把小金龙当作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对待。猎人家里有治枪伤的药,加上精心照料,只个把月,小金龙就快痊愈了。然而这时,国民党“马家军”到山沟里搜查“共匪”散兵来了。一天早上,一名军官闯进老猎人的家,从炕上把小金龙拽起来。老婆婆拦挡着说:“这是我儿子!”那军官恶狠狠地从小金龙的怀里扯出一顶红军帽,顺手给了老婆婆两个耳光。小金龙知道一切都掩藏不住了,他年纪虽小,但此刻却异常镇静,他反倒问起那军官:“我是红军,这究竟有什么罪?”“红军有罪!红军是土匪!”“你们才是土匪!我们红军是北上抗日的队伍!”小金龙说得理直气壮。这军官理屈词穷,他说:“抗日也有罪!你们反对蒋委员长!”金龙加重语气:“我问你,你到底是不是中国人?日本人打到我们的土地上来了,抢我们的东西,杀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兄弟姐妹在受苦受难,你不管,不去尽一份力量,却来杀红军,你还是中国人吗?”军官知道自己辩不过小红军,下令把小“共匪”拉出去枪毙。小金龙被带到野外,几支枪对准了他,他仍面不改色。军官以“胜利者”的口吻问小金龙:“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如果有需要我办的,比如通知你家里,我们也可以替你办到。”小金龙凛然地说:“我有一个要求!”“你说吧。”“你为什么要枪毙我呀?为什么不用刀砍我的头?这样可以节省一粒子弹去打日本人呀!”听小金龙说出这样的话,军官一时语塞。这个平时耀武扬威、杀人不贬眼的军官顿时热泪盈眶,哭了起来。他手下十几个兵,也都被这个宁死不屈、自己要死了还惦记着抗日的小红军感动了。
军官没再说话,他抱起小金龙,把他送回老猎人家里,离开之前还扔下一些银元。后来,小红军张金龙在老猎人的帮助下到了陕北。
悲壮的沉马故事
第二次重走长征路时,我们来到贺龙、肖克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便水战役指挥部,在湖南新晃这座浸润过红军鲜血的英雄县城,我采访了老红军江文生,他给我讲了过草地时令人动情的一幕:饱受饥寒的战士们在草地上行军,突然一匹战马陷在泥沼里。有的战士实在饿不过,提出割马肉烤来吃,这样大家才有力气走出草地投入斗争,但这个提议被其他战士否决了,因为战马是他们无言的战友。就这样,在战士们不舍的目光中,战马一点点沉没在深不见底的泥沼中。1986年3月,胡世宗(右)在湘西采访有长征经历的老红军江文生。红军坚韧的品格和对战马的情意,深深地触动了我,也给了我灵感,我挥笔写下短诗《沉马》。1987年,诗集《沉马》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著名的表演艺术家瞿弦和在央视深情地朗诵了这首诗。军内文学前辈刘白羽、魏巍、李瑛、徐怀中分别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书信中评论《沉马》,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如今,湖南新晃还专门建立了一座具有独特内容和风格的“红军长征沉马故事纪念馆”,成为激励人们传承长征精神、为中国式现代化努力奋斗的打卡新标志。2023年10月16日,胡世宗(左)与湖南新晃县县委书记周重颜为红军长征沉马故事纪念馆揭牌。
重走长征路的过程中,我遇到过很多“流散红军”。“流散红军”,指的是当年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战士,因负伤、生病、年幼、体弱等各种原因,没能随队走到陕北,在半路就流散了。有的伤病好了,直接去追队伍;有的则化装成小贩,挑一副货郎担子去追自己的团、营、连。部队行军路线隐蔽,红军一旦流散,想要重新追上队伍极为不易,并且他们大多在青少年时期就远离家乡,想要寻找亲人、回到家乡也是难上加难。为躲避国民党军或土匪追捕,他们只能隐姓埋名或改名换姓,在当地村民的收留或帮助下,艰难地活着。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中心的彝海结盟纪念碑 胡世宗/摄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曾有四名“流散红军”:史树森、罗大学、吴贵春、侯德明。流落时他们都是十几岁的娃娃,流落后,除罗大学外,其余三人都起了藏名,分别叫扎西、俄日、罗尔伍。经年累月的流浪生活,他们不仅生活习惯和语言改变了,就连长相和神态都跟藏民没两样了。当他们骑着骏马,带着儿孙,赶着羊群或牦牛群,放牧在大草甸子上时,你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他们曾经是从江西、湖南或四川出征的汉族红军战士。他们中的一位,多年来,总是在帐篷掀帘门的上端,缝一个红布剪成的五角星,在他情感深处,仍把参加红军、投奔革命当作一生最大的荣耀。有个湖南籍的红军战士王同来,长征到达陕北后负伤,留在延安市吴起镇头道川张谷岔村张德元家。王同来认张德元为义父,改名为张明华。伤好之后,张明华就去追队伍。离别那天,张德元把明华扶上毛驴,自己牵着,一直送了30多里路。告别时,明华给义父磕了头。之后就再无音信。一晃30多年过去,张德元、张明华父子终于联系到彼此。后来他们书信往来,音信不断。张明华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后,把义父接到家中,把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召唤出来认爷爷,并给义父买衣做饭,还亲自给义父洗内裤。老汉过意不去,明华说:“当年我负伤住您家,大小事情都是您照顾,我为您做这点事还不是应该的吗?”最后,明华为老人养老送终。
翻开长征这部极为厚重的“大书”,我们会发现,关于长征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它们充满着艰苦与乐观、磨难与胜利,至死不改的理想、坚如磐石的信念,这必将成为照亮我们前行的永恒火炬。如今,我已是年过八旬的老人。回想自己有幸两次重走漫漫长征路的经历,我总是豪情万丈。我多么希望有机会再次踏上这条给我动力、激励我奋斗不息的长征路啊!作者:胡世宗 军旅作家、诗人,曾任原沈阳军区政治部文化处处长、沈阳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现为辽宁省作家协会顾问,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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