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凤荣：近30年来国内当代中俄关系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近30年来国内当代中俄关系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左凤荣

　　当代中俄关系史（本文所说的中俄关系史包含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中苏关系史，除引文原文和特殊标注外，统称中俄关系史）是中国对外关系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国际关系史等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和范畴。当代中俄关系史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中苏关系，另一个阶段则是苏联解体以来的中俄关系。近30年来，当代中俄关系史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产生了不少有影响的科研成果，为未来进一步加强相关问题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回顾近30年来当代中俄关系史研究状况，有助于看到学科发展的不足，弥补短板弱项，推动相关问题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档案文献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当代中俄关系史研究特别是中苏关系阶段的研究同样离不开档案文献资料。发掘与整理中苏关系档案资料，是中俄合作的重要内容。目前，档案文献资料有不少已经出版，大致有如下几种：

　　中俄两国政府有关部门合作整理出版的中苏关系档案 中俄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包括合作整理有关两国关系史的档案。例如，2009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与苏联关系文献汇编（1949年10月—1951年12月）》，收录了1949年10月1日至1951年12月31日中苏两国关系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有代表性的文献。201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又出版了《中国与苏联关系文献汇编（1952年—1955年）》，收录了1952年2月至1955年9月20日在中苏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代表性文献。这两本文献汇编是由中俄两国外交部合作编辑出版，收入的中方文献主要由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和中央档案馆提供，俄方文献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与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关于合作编辑出版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五年双边关系文献汇编的议定书》，由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历史文献局提供，主要来自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这两本文献汇编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两国交往的历史，见证了处于“蜜月期”的中苏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除上述综合档案文献资料外，中俄还合作编辑出版了专题性文献，《中苏文化关系档案文献汇编（1949—1960年）》（清华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就属这类文献。该书由中国国家档案局和俄罗斯联邦档案署合作编辑，收录了中俄两国有关档案馆珍藏的248份重要历史档案文献，主要内容包括中苏两国的相关条约和协议，两国政府的决议、会谈记录，代表团出访报告以及两国有关部门往来信函等，反映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至1960年两国在文化、科学、教育、广播、文学、艺术、出版、体育、青年、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等人文领域合作交往的情况，其中1956年7月5日两国文化部负责人签署的《中苏文化合作协定》等重要档案为首次公开出版。该文献汇编对于深入了解这一时期的中苏文化关系，推动相关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中国学界搜集、整理、出版的俄文档案文献集  国内学者利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档案馆开放苏联时期档案的时机，从俄罗斯有关档案馆搜集到的档案资料，并加以分类翻译而成书。例如，12卷本《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991）》（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选取了2625件苏联解体后解密的涉华文件，其中有中苏两国高层领导会谈的苏方记录，双方互换的文件，苏方高层对中国的分析和预判，以及中苏关系破裂后双方的论战等内容。又如，《俄国解密档案：新疆问题》（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选译了有关中国新疆问题的俄国解密文件256件，主要包括1931—1969年苏联关于新疆问题的决策文件等内容。这些档案文献资料的出版，为深入推进中苏关系史及相关问题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国地方档案馆选编的相关档案文献资料  我国地方档案系统收藏有大量有关中俄关系的相关资料，除学者自行利用开放档案资料展开研究外，一些档案馆还选编有部分档案。例如，由天津市档案馆编的《中俄（苏）交往天津档案史料选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23年版），所选档案时间跨度从1862年到1965年，以1946年为界分为上下两卷，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为深化拓展中俄关系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就当代中俄关系史研究而言，从该史料选编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苏联专家在天津工作、生活等相关情况，也可以看到中苏两国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重要机构的设立，还可以看到苏联文化艺术在天津的传播等。

　　中方亲历者的回忆录等资料  无论是中苏关系还是中俄关系，都存有大量亲历者的回忆录等资料，为深化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支撑。例如，师哲作为20世纪20—50年代中苏两党、两国交往中重大事件的亲历者，由其口述、李海文整理的《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在90年代档案文献资料缺乏的情况下成为研究中苏关系史的重要参考书。吴冷西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对中苏两党从友好走向破裂的全部过程进行了完整、详细、客观的回忆，对中苏十年论战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深刻剖析，为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作为中苏关系重大事件的亲历者，近百万字的《阎明复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涉及国际共运和中苏关系的众多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些资料生动翔实，内容丰富，有利于增进对历史细节的理解。

　　上述档案文献资料对于研究中苏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也有一些不足。例如，中俄两国合作出版的档案文献资料目前截至1960年，对于此后关系走向缺乏完整反映。学者个人搜集、整理、翻译的档案文献资料难免会有遗漏，同时也有翻译校对不到位的情况。而且，这些档案文献资料以俄罗斯馆藏资料居多，中国馆藏资料较少，关于苏联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及社会团体在中苏交往中的作用关注不够。202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唐仕春研究员申请立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成立初期访苏参观团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研究”则试图对上述问题加以探讨。

　　在当代中俄关系史研究中，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A发挥了重要的交流平台作用。该研究会几乎每年都会举行学术讨论会，吸引了全国研究各个时期中俄关系的学者参加，这些会议论文时常结集出版，推动了当代中俄关系史研究深入发展。这些代表性成果包括《战后中苏关系走向（1945—1960）——中俄（苏）关系学术论文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栾景河主编的《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其中不少篇幅都涉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中苏、中俄关系。与此同时，随着新资料不断涌现，一些新问题和新领域逐渐被学界关注，并取得较大进展。

　　（一）档案文献资料的解密推进了中苏关系史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的中苏关系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有关这一时期中苏关系史研究的成果比较丰富，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包括林军的《中苏关系（1689—1989）》（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蒲国良的《走向冰点——中苏大论战与1956—1965年的中苏关系》（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徐晓天等的《新中国与苏联的高层往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李丹慧的《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都从不同角度对中苏关系史进行了研究。就目前来看，国内中苏关系史研究的著作以《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为典型代表。与其他类似著述不同的是，该书使用了大量苏联时期的解密档案，详尽而深入地论述了苏联与新中国成立、中苏同盟的形成、中苏分裂与对抗、中苏关系正常化等重大事件，是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研究中苏关系史最为翔实、资料最为丰富的著作。此后，该书又进行了两次修订出版，补充了不少新的内容。

　　与此同时，有关中苏同盟、朝鲜战争、边界问题等专题性研究成果也有不少推进。例如，作为中俄关系史的重要内容，边界问题一直得到学界高度关注。在中国与俄罗斯彻底解决边界问题、两国边界完全划定的背景下，姜长斌的《中俄国界东段的演变》（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出版。该书详细分析了中俄东段边界形成的历史，中苏在东段边界问题上的争端，同时也对中俄签署条约结束边界争端做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并分析了中俄两国政府对条约的态度以及如何划定了两国的边界，引导读者历史地看待中俄边界问题。

　　当然，中苏关系史研究并不限于上述成果，笔者只是择其要而论之。在这些成果中，真正使用档案文献资料进行研究的并不多，这是需要加以改进的地方，同时还需要加强对中苏关系史研究的人才梯队建设。

　　（二）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顺利发展推进了中俄关系史研究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俄罗斯成为苏联的继承者，中苏关系也就变成了中俄关系。中俄互为邻国,又是当今世界上两个重要大国，对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30多年来，中俄关系从友好关系、建设性伙伴关系、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关系史研究也涵盖了中俄交往的各个方面。例如，在中俄（苏）建交逢十周年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01年7月16日）签署逢五逢十周年纪念，以及两国最高领导人互访等时间节点，都会有许多研究成果问世。相关研究成果大致呈现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从长时段考察，充分肯定当今中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  例如，邢广程认为，当今的中俄关系不同于联盟、对抗的中苏关系，“中俄关系发展的可持续性好于中苏关系时期，最主要的原因是中俄两个国家从战略层面解决了中苏关系中没有解决好的一系列问题，极其深刻地总结了中苏关系中的经验教训并形成了一系列规范和原则，这就为中俄关系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充足的动力”。中俄关系是当今世界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两国对相互关系有精准的定位，“中俄关系不是同盟关系，更不是敌对关系”；“中俄关系之所以能够平稳发展，是因为中俄两个伟大邻邦找到了契合两国利益的途径，建立了两国发展关系的基本框架。中俄关系是建立在‘四不’基础之上的，即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不意识形态化”。中俄走出了一条大国战略互信、邻里友好合作的相处之道，成为不同历史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大国间发展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对此，李静杰强调：“中俄两个大国，毗邻而居，合则两利，斗则两败俱伤；‘永久和平、世代友好’才是中俄两国唯一的选择”；“‘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这是对中俄关系历史教训的总结，也是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特征”。总体来看，学者们对中俄关系有着广泛共识，即中俄两国积极开展对话与协调，增信释疑，不断推进两国关系向前发展。

　　从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发展和全球转型的角度深化对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关系的认识  冯绍雷认为，“中美俄博弈，是世纪之交全球转型进入新阶段以来最引人注目的大国间互动”；“无论观念取向，还是实际治理能力，中俄比西方呈现出更符合实际、更具远见的发展趋势。这是中俄合作难以被离间的根本性思想与理念基础”。美国为维护霸权地位和自身利益，对其他国家实施打压遏制政策，对此，中俄两国合作动力明显增强。有学者指出：“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希望维护其霸权地位，面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复兴，美国对中俄两国的政策由接触转向遏制，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时期这一趋向尤为明显，中美俄关系面临深刻调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自冷战结束以来不断得到丰富和提升，其中既有自身发展的规律，也有美国对中俄两国同时施压的结果”。也有学者指出，“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情势，中俄关系内生动力空前释放。两国互为战略依托，攻坚克难，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水平大幅提升，在解决重大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上展开富有成效的协作，一些久拖不决的双边问题和项目得以迅速解决落地或取得突破性进展”。面对急剧变化的世界形势，中俄不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9年、2023年、2024年，中俄两国元首先后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2030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在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对深化两国关系做出明确规定，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既推动了两国关系深入发展，同时也为国内学界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间。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考察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对世界的影响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国际格局加速演进，美国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多极化趋势也在发展，国际秩序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在这样的大变局下，中俄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政治互信不断加深，国际战略协作水平不断提升，务实合作稳步推进，安全合作迈上新台阶，人文合作不断深化。学界对此亦予以高度关注。例如，冯玉军等强调：“在国际环境发生剧变的条件下，中俄关系在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领域持续深化，取得了新的进展。但中俄关系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既影响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也受到中俄各自发展战略和国际环境的制约”。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冯玉军进一步指出：“在各自面临美国巨大压力的情况下，近年来中俄两国政治关系进一步提升，经济合作逆势上扬。双方都试图以此减轻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获取新的经济增长空间、改善两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推动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向各自所期望的方向发展。”韩璐等则认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美俄三角关系仍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影响国际战略格局与国际秩序演变的关键因素”；“美国现已明确将中、俄同时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俄美关系同时陷入困境。相比之下，中俄关系则进入新时代，呈现出更加积极和稳定的态势”。可见，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加速发展，俄美陷入对抗，中美战略竞争加剧，都已成为影响当今世界的重要因素。

　　注重研究中俄关系史上重大事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  中俄签署边界协议，彻底解决两国边界问题，是当代中俄关系史上的大事，得到国内学界高度评价。例如，有学者在回顾中俄关系70年历程后指出：“我们有理由认为，彻底解决两国边界问题是中俄两国关系的最重要成果之一，是两个伟大邻邦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的重要体现，是两国互信互让、平等协作的重要展现。中俄彻底解决边界问题极大增强了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战略互信，极大提升了两国关系的战略稳定性”。2001年7月，中俄两国元首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下简称《条约》），这是在和平条件下签署的规范两国关系的重要条约，与1950年2月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有实质性差异。《条约》将两国“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思想和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的坚定意愿以法律形式加以确定。对此，有学者指出：“《条约》确定双边关系是彼此尊重的战略伙伴关系，尊重各自发展道路选择，尊重文明多样性，尊重各自核心利益，表明中俄关系是建立在长远战略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国家关系”。2015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莫斯科参加俄罗斯举行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中俄两国元首签署《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对此，梁云祥等认为，该声明“明确提出两国将通过对接中国主导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加深彼此合作。显然，中俄关系从外交与政治为主的战略协作发展到了更为广阔的经贸合作领域”。还有许多学者探讨中俄如何加强战略对接和经济合作，研究中俄经济合作存在的制约因素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注意到中俄存在的差异及其对中俄关系的影响  梁云祥等认为：“中俄关系不论从历史记忆来看还是从现实利益来看，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会在不同的情形下或多或少地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些消极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有：中俄历史传统中的地缘政治竞争、历史记忆中的各种纠葛、双边经济文化等领域缺乏互补性合作以及在面对其他国家关系时的不同考虑，等等”。在国际层面，中俄在对多极化的理解、维护国际政治安全的手段和依靠力量、欧亚地区秩序、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安全制度的尊重程度等方面也存在差异。对此，雷建锋认为：“俄罗斯始终自视为全球性大国，是国际政治中的‘独立一极’，习惯以军事手段维护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辅之以政治外交路径。核武器是其大国地位的象征以及实现其理想的全球和地区政治安全秩序的重要依靠。中国则更重视通过政治外交途径维护国际政治安全秩序，也不将核武器作为实现政治安全目标的主要依据”；“中俄联合声明中多次承诺尊重联合国的权威以及安理会在处理国际安全问题上的核心作用。然而，从两国实际外交活动中可以看出，两国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及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尊重和支持程度存在差异，对其支持力度不同”。总体来看，在国际关系中，各国首先追求和维护的是自身利益。研究中俄之间的差异，有利于进一步处理好两国关系。

　　总之，国内学界的当代中俄关系史研究紧密围绕世界局势变化与国家需要展开，同时高度重视研究外部世界变化和俄罗斯外交政策调整对中俄关系的影响。学者们充分肯定了中俄加强战略协作的重要意义，但对中俄如何加强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对俄罗斯国内政治、思潮的变化及其对中俄关系的影响关注不够。

　　历史经验表明，中俄两大邻国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发展中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的时代背景下，加强当代中俄关系史研究，既能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减少两国关系发展的不确定性，扩大利益交汇点，增强发展内生动力，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又能让人们了解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来之不易，了解中俄关系的重要性，自觉为中俄关系行稳致远贡献个人力量；还能推动中国对外关系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国际关系史等学科建设，壮大相关学科人才队伍。笔者以为，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当代中俄关系史研究，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持续发力：

　　（一）持续加强当代中俄关系史研究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也强调：“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推动当代中俄关系史学科发展，是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近些年来，虽然相关档案文献资料出版了不少，但科研成果并没有相应增加，已经多年没有新的学术专著问世，与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加强当代中俄关系史研究，要为之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在体制机制方面考虑到其特殊性，为其进一步深入发展创造条件。当代中俄关系史尤其是中苏关系史中的有些问题比较敏感，需要正确区分政治和学术、历史和现实的界线。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当代中俄关系史研究理应涌现出更多成果。还需值得注意的是，当代中苏关系史并非与苏联解体后的中俄关系史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承者，也继承了中苏关系。中俄关系的许多原则，如不干涉内政、尊重对方选择自主发展道路的权利、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国家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等，在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时便已确定下来了；中俄两国人民发展友好的良好的民意基础也是中苏友好时期奠定的。因此，深化和拓展当代中俄关系史研究，需要有纵深的、贯通的视野，将中苏、中俄关系贯通起来综合考察。

　　（二）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新型大国关系的角度深化当代中俄关系史研究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强调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新型大国关系，这一目标符合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已经形成“地球村”的现实，其核心是反对结盟和对抗，倡导和平共处、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赢。中俄两国吸取结盟的教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结盟”关系不同，体现了新型大国关系的特点，实现了真正的平等和相互尊重，具有和平性、灵活性与独立自主性，“不结盟”“不对抗”是当代中俄关系的底线。30多年来，不管世界风云如何变化，中俄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势头一直没有变。2024年5月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时强调：“在四分之三个世纪的历程中，中俄关系历经风雨，历久弥坚。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两国关系定位持续提升，合作内涵日益丰富，世代友好理念深入人心。中俄关系已经成为新型国际关系和相邻大国关系的典范。中俄关系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显著成就，得益于双方始终做到‘五个坚持’”。俄罗斯是个大国，也是中国的邻国，中俄关系发展的经验有示范作用，需要学界加强研究和总结，为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贡献学术智慧。

　　（三）在世界相互联系中推进当代中俄关系史研究

　　在世界地缘政治冲突难解、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中俄关系不断受到外部世界的干扰，中俄关系的发展也对世界产生着影响，并影响中国与外界的关系，这也进一步证明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实现了高度融合，进入了发达国家的产业链，而中俄贸易基本上还是中国向俄罗斯出口机电产品和日用消费品，而从俄罗斯进口的主要是能源和原材料。在发展中俄关系时，如何平衡与欧美国家的关系、切实维护自身利益，如何使中国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关系不受俄罗斯与欧美关系恶化的影响，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需要学界持续深入研究，推动当代中俄关系史研究持续深入发展。

　　总之，30多年来中俄关系一直顺利向前发展，不断跃上新台阶。当代中俄关系不但是大国关系的典范，而且也是邻国友好相处的典范。这既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也与彼此学界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有一定关系。我们在研究当代中俄关系史时，需要注意分析中俄关系发展面临的大环境，中俄关系并非简单的双边关系，其发展演变与俄美关系、中美关系的变化密不可分，但也不能把这种关系简单化；需要对中俄关系做细致深入思考，科学把握中俄关系与中国其他对外关系的互动，为塑造有利于中国安全与发展的外部环境提供智力支持和学术支撑，推动当代中俄关系史研究不断深入发展。

　　［作者简介］左凤荣，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4年第5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