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时节，汭河两岸晨雾缭绕，远处的崇山汭水若隐若现，宛如仙境。一大早，记者带着由来已久对崇信古文化历史的尊重和探寻文物宝藏的好奇心，跟随崇信县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队前往锦屏镇九功村进行田野文物遗址普查，车窗外面，一团团浓雾似乎不同于平日，更像是笼罩着神秘的面纱，一层又一层。
文物遗址是最宝贵的文化遗产
文物普查是重大国情国力调查，是文物事业立足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首要的重点任务就是对已认定、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复查，为文物保护和利用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崇信县位于关山东麓，泾河之南，文物数量多，种类丰富，文化底蕴深厚，不仅有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和齐家文化遗址，还有先周、西周、战国以及汉代文化遗址。每个遗址几乎都包含两种以上的原始文化或类型，既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又有重要的考古价值。
“自8月份全面开启田野文物调查工作以来，我们按照‘四普’方案，对野外不可移动文物的基础信息、空间位置、文物类别、年代、权属、保存状况都进行了详细的复查。目前，已累计调查文物遗址58处，完成总任务的68%。”崇信县文物局局长陈刚也是普查队员之一，他告诉记者。
庙台塬遗址就是崇信县在这次“四普”工作中已经完成复查调查的文物遗址之一。它位于崇信县锦屏镇庙台村河湾社向东约300米处，东起左营沟，西至塬子中部，南临汭河，北靠东台山，东西长990米，南北宽640米，分布面积约35万平方米。该遗址包含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半坡四期文化和汉代文化遗存，对研究崇信古文化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意义。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保护好、传承好这一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共同的责任。”陈刚介绍说，在文物普查期间，首先要做到摸清家底，完成调查、登记、定级，为全县文物保护、研究和利用筑牢坚实基础。
近两个多月来，崇信境内的梁坡遗址、东坪遗址、刘家沟遗址等，都已基本完成了复查调查，这次记者跟随普查队要完成野外调查任务的是九功塬遗址。
崇信县境内多为黄土残塬沟壑区，汭河横贯全境，在沿河两岸有许多发育较好的台地和坡地，大部分古文物遗址、古墓葬就分布在这些台地、坡地上。沿着蜿蜒的乡村公路盘旋向东而行，在一片绿油油的冬小麦地里，一块“九功塬遗址”标志碑赫然醒目。
这里位于县城东北10公里的锦屏镇九功村西，汭河北岸第一台地上，汭河在此呈波浪形从台地前流过，东、南、西三面临河，北与营坪山相接。
崇信县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队队长信搏涛向记者介绍说：“九功塬遗址是一处内含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周文化遗存的重要遗址，西距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于家湾周人墓群不到1公里。遗址文化内涵丰富，文化层堆积较厚，特别是周文化遗存随处可见，分布面积约36万平方米，文化层距地表1-3米，最深处达6米。断崖上暴露有灰坑、墓葬和马坑等遗迹。”
远处有高山，近处有麦田，虽然风景宜人，但如果没有专业的文物普查队带领，很难发现在这寂寥的野外居然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宝藏。
“这些文物遗址都是古代先民在对自然环境改造利用后遗留下的足迹，大多数湮没埋藏在地下，这里的土抓一把都是历史，看一眼都能穿越千年。”记者不禁十分感慨，紧随着普查队的脚步，开始通过九功塬遗址野外调查复查更近距离的感受文物遗址的魅力。
科技助力文物普查精准“卡点”
“坐标北纬35°19'12.56",东经107°06'19.06"；海拔高度1124米；数据已定位。”普查队队员开始进入工作状态，忙碌起来。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野外调查有一项重点工作，就是以“三普”数据为基础，精准认定文物遗址的边界坐标，队员们称之为“卡点”，而能够非常精细地准确“卡点”就要依赖“RTK”。
张宝喜是普查队伍里年轻的技术骨干，他解释说：“RTK也就是实时动态差分定位，是一种高精度的定位技术。该技术基于载波相位观测值的实时动态定位，能够实时地提供测站点在指定坐标系中的三维定位结果，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持。”
据了解，在2007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当时使用的是罗盘、卷尺等采集数据，工作效率相对比较低，而且受实地环境、工具磨损等因素影响，测量误差较大。为了确保第四次文物普查工作顺利开展，崇信县财政预算拨付了文物普查经费，还购置了RTK、航测无人机、伸缩云梯、三维激光扫描仪等普查专用设备共17件。使用上了高科技，即便在信号不太好的区域，RTK也能保持稳定且高精度的定位输出，确保每一处文物的位置都能被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
正午时间，浓雾逐渐散去，阳光洒满大地，远处高山、树木的轮廓也渐渐清晰起来。
“这下终于可以用无人机了。”队员们兴奋地说。
队长信搏涛边熟练地操作无人机边说：“无人机可以快速的在调查区域内拍摄俯视图，确定文物遗址整体的平面形制及主要单体分布，还能在我们脚步难以接近的地带进行拍照，获取全景图，为绘制标准文物平面图提供了准确依据，也提高了我们‘四普’工作的整体进度。”
黑色的无人机在空旷的田野上空盘旋，带来了新颖、独特的视角和观察方式，在这个数字化与智能化并进的时代，这些高科技设备与文物古迹相遇相见，如同在崇信的历史文化长河中碰撞出耀眼的火花，瞰的见历史之光，听的到遥远的回声，正在改变着我们对文物的认知和保护方式，可以更自由、更全面的探索文物的内涵，在这场文化遗产守护战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让历史文化在数字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采集文物标本有新发现
普查队在“九功塬遗址”标志碑附近坐标“卡点”基本完成之后，继续向东前行，准备带记者到文化层堆积较丰富、地质特点比较明显的灰坑去采集文物标本。
文物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宝贵的文化遗产，而文物标本则为研究文物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提供了实物样本，能够代表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文化特征和信息。
在野外文物踏查工作中，挖掘采集新标本，更能提起队员们的兴趣和干劲。队员们说，每次出来采集标本，都会有新的期盼，就像打开盲盒一样，下一秒不知自己会和哪段历史产生交集，会和哪一个文物机遇。
步行穿过小麦地，高一脚低一脚走过几道沟坎，约有近二十分钟后，普查队伍终于停了下来。
一块裸露的灰坑黄土断崖出现在眼前，偌大的崖面足有十几平米，一道道用手铲划出的印记清晰可见，或深或浅，或长或短，层次分明，较为平整的地方，土质密实，没有任何的痕迹，着实看起来丰腴凝重，似乎正在安静地等待着普查队来探寻、挖掘。
在高低不平的灰坑里，队员分散开来，开始采集标本。他们一会蹲着，一会又趴着，手铲不停地挥动的同时，还仔细观察着土质土色的细微变化。
“快来看看，这里有这么多陶片。”普查队队员甘海军的发现给大家带来了惊喜。只见在灰坑的一处断面上，几块重叠在一起的陶片冒出了头，他用手铲小心翼翼地一层一层刨开土，直至接二连三地陶出了七、八个碎片，又小心翼翼地用毛刷清理着表面附着的杂土，陶片本来的红褐色越来越明显。“这些碎片有相同的纹饰，很有可能是源于同一个器物上呢。”甘海军把碎片捧在手里，就像在欣赏珍宝一样。
大的陶片、小的瓦砾，不时有队员在灰坑里掏出“宝贝”。从队员们兴奋的表情可以看出，每一次新发现对他们来说都像是一次洗礼，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和了解历史文化，感受古人的智慧和创造力，在天地尘土间发现和见证着历史。
“类别：陶片；数量：15片；出土地点：九功塬遗址20241108h1—20241108h6 ”。今天的收获非常多，队长们认真地逐个标注着这次采集的标本碎片出土信息。
采集标本的一腔热情和干劲，让队员们忽略了时间概念，不知不觉已到晌午，而今天的工作还并没结束。
当普查队驱车返回县博物馆，刚走进资料整理室，记者一眼就看到了桌子上摆放的近一百多片陶器碎片，按照质地、颜色、纹饰整齐有序的排列着。
据信搏涛介绍，这些标本有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也有半坡四期文化类型；既有细泥红陶、也有夹砂灰陶、红陶，而有些陶片上饰有黑色的圆点纹、弧边三角纹以及变形鱼纹，非常有特色。
他特意拿起几个陶片，仔细观察边缘裂痕走向，尝试着与另一块陶片的边缘对接，很快就将碎片拼接起来，一个较为完整的器具便呈现了出来，“这些就是前几天我们在刘家沟遗址发现的标本资料，拼接后形成的这个器型，初步判断是一件仰韶文化彩陶盆。宽平沿，圆唇，细泥红陶，表面磨光，最有特点的是腹外饰有黑彩弧线纹。”
通过信搏涛详细的讲解，记者了解到，刘家沟遗址是一处有多种文化堆积的遗址，上自新石器时代，下至战国秦汉，尤其是该遗址出土的带有“卤市”陶文戳记的陶器，以及云纹瓦当、绳纹筒瓦、板瓦等很有代表性。
文物乃有文之物。打开采集标本的收纳袋，面对成堆的文物标本，队员们已经很习惯的拿起毛刷清理起来，个个都满有成就感的探究、分析、猜测着它们的前世今生，感慨着穿越千年的时光岁月。
毋庸置疑，所有这些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发现采集的标本，都反映了崇信古代先民的生存状态和生产生活，对厘清当地历史脉络，延伸历史轴线，再次提供了有力实证和科学依据。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可以说是连接崇信历史文化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纽带，不仅仅是探寻文物物质的存在，更是精神与文化的继承。我们一手握的是手铲毛刷，一手握的是文化担当，相信随着普查工作的深入推进，将不断会有新的发现和成果，我们将详细梳理文物线索，持续提升实地调查的工作质量，扎实稳步推进文物普查各项任务，为全县文物保护、研究和利用筑牢坚实基础，让沉睡在历史长河中的文化瑰宝，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这是普查队队员们的共同心声。
来源：崇信县融媒体中心/王颖月 景彦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