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关于群体和情感的社会学理论中，我们得知，情感是一种习得行为，是由社会构建的，其中包含着个体的自主性和判断力。
那么，个体情感是如何被社会构建的？它又是如何影响集体情感的？“情感结构”概念认为，个体的“特定社会经验”会被公共舆论纳入某种意义框架，形成一个群体的共同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随后它被政治重新编码成一套特定的思想和情感，成为一种对世界的解释。这种解释通过社会活动，渗透进流通的空间、图像和叙事中，形成公共氛围，再次影响个体特定社会经验。情感就是如此通过政治生活，将个人与集体联系在一起，也是革命能够在19世纪得以反复再生产的原因。
我们由此发现，情感可以被操控和制造；它不依赖于事实，而是依存于人们对社会政治的主观感知；它潜伏在集体事件和公共空间中，并在个体之间进行分享。
群体是一种公共意志，它既是个人意志的集合体，又不是许多相同意志个体的简单相加。群体最重要的特征是——没有差别、绝对平等，个体等同于集体，集体是力量放大千百倍的个体，因此无所畏惧。群体暴力来自公共意志的整体扭曲。革命伴随着群体暴力是必然的，其目的是解放，因此具有字面意义上的破坏性，用以实现新生。
Elias Canetti认为1789年革命重新塑造了法国的群众性，之后所有革命都是对攻占巴士底狱的重演。在旧制度，人民是君主司法机构的受害者；现在，实施暴力的主动和被动的位置发生颠倒——因此，革命暴力的源头是旧政权的惩罚性暴力，是以牙还牙，恐惧、怨恨情绪变为复仇的力量。
Elias Canetti将革命中的群众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共同摆脱权力强加于个体的创伤，寻求自身解放，这类群众属于反叛性群众。第二种是攻击性群众，其主要目标是杀戮；他们实行暴力的重要原因是，当他们作为集体时，进行杀戮没有危险。这两种类型的群体并不泾渭分明，具有正义动机的反叛性群众可以在情绪催化下，转化成非理性的暴民。
根据对文献的梳理和总结，我认为革命中的群体暴力主要有三个根源：
对绝对平等的极端追求。
之前我们已经谈到，维系群体的心理机制是感到群体内部的绝对平等，而死亡是平等的最终形式。在1792年处决国王时，国王从权力顶峰跌落，成为一颗普通的头颅，与革命群众实现前所未有的平等。
善恶二元论的简单化对立
“理想化的人民” 反对 “罪恶的贵族” ；“理性的个体” 反对 “ignoble vulgus”乌合之众
这一观点忽视了人民中的阶级融合，以及精英阶层的复杂性，忽视了穷人和富人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线。在19世纪的几次革命中，党派之间的杀戮，相比于思想不同，更是情感冲突。
1793年导致恐怖统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救国委员会中主要成员如Robespierre对人民的理解误区，把理想化的人民这一需要实现的目标当作实现的条件，从而得出激进的结论，大多数法国人并不是人民，因此共和国只能消灭自己大部分的国民。
对死亡的恐惧，导致暴力再生产
革命中暴力的再生产机制是，死亡的威胁使得把死亡转移到他人身上成为一种需要。而将他人送上断头台后，攻击性群众比任何时候都更感到被死亡所威胁，生存需要使得类似暴力被接连复制。
革命从1789年起，就与暴力、与死亡联系在一起，并发展出19世纪的几个独有特征：职业革命家的产生、死亡葬礼仪式演变为政治游行示威。1830-1848-1871，是对未遂的1789年理想的反复重演，每一次革命都叠加在前几次之上。根据美国历史学家Robert Roswell Palmer，法国19世纪的社会基础是充满裂缝和断层的，阶层间的矛盾和分裂从来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导致往往在若干年平静后，社会结构会突然再次崩塌。而每次革命往往伴随无政府主义和恐怖统治，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司法退化、监视、告密、谣言、公报私仇。这些创伤反复腐蚀群体灵魂，滋养了暴民，导致1871年登峰造极的暴力。无产者从1830年开始进入政治舞台后，在之后的多次叛乱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无论1830还是1848，革命成果最终都不属于无产者；于是在1871年革命中，最显著的特征是“红色”。
那么，1830、1848、1871是如何互为镜像的？它们如何对1789年革命产生回响，而不同代际的集体情感如何通过历史的抹除和重塑发生共鸣？
能够孕育出暴力革命的情感可能有以下几种：恐惧, 仇恨, 怨恨, 厌恶
恐惧是一种酝酿暴力的情绪，它因社会矛盾被谣言、阴谋论催化产生，变成一种将敌人非人化的机制，制造出“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对立。仇恨的产生原因是阶层间的不平等，资产阶级对降级感到恐惧，而无产阶级因不平等愤怒，导致将矛头指向对方，而非国家机器。
恐惧是Thomas hobbes (利维坦Léviathan)思想的核心，它使得政权垄断暴力（国家权力超越法治）成为可能。恐惧源自生存焦虑，促使个人依附于群体。恐惧往往被政权所利用和制造，恐惧会使得对世界的认知变得敌我二元化，扼杀思考，使得仇恨对象扩大化。
怨恨与仇恨在动机上有所不同，它伴随着对正义的诉求，源自对不平等和权力丧失的愤怒，却但有趋向复仇的危险。它从受害者角度出发，将受害身份变成一种武器。民粹主义者常常利用这一情绪激活并保持群体的创伤记忆，最终助长一种“受伤的集体自恋”。怨恨同样拒绝理性思考，拒绝真正反思压迫结构，拒绝政治对话，因此必然引发复仇行为。
仇恨和恐惧往往和厌恶配套出现，它是引发暴力的直接诱因。通过仇恨和恐惧，敌人被制造出来，在群体之中建立起隔离和区别，使之成为一种社会秩序。当群众被说服对另一群体产生厌恶时，实行暴力就不需要政治正义。
那么这些情感是如何铭刻进19世纪的几次革命中的？
1789年在1830年被神化，人们相信一个民主共和国曾在门口。因此，七月革命是以重提1789年理想的名义发生的，出现了对大革命的直接效仿，过去的记忆与当下的集体情感重合并得到强化。
1830年七月革命创造了新政权，也提供了批判和推翻它的条件。这导致公民崇拜与君主政体并存，因此政权需要一直调和矛盾的集体记忆，以赋予自身合法性。因此，1830年代集体情感主要特征是，官方为合法化政权对七月记忆的重新定义与民间保存革命记忆的斗争，两种力量之间的张力。
一般来说，集体情感的载体有：集体哀悼和庆祝仪式、纪念碑、墓地及其碑文、大众媒体。而官方修改集体记忆的方式则是干预公共舆论（新闻审查和确立官方的集体解释）影响集体情感，保守政权主要目的是为防止革命再次发生；而革命政权是为了强化革命记忆。这就造成了七月政权的矛盾之处：因其立国基础被迫表彰叛乱的发起者和牺牲者，又要防止叛乱再次发生，因此需要重构革命记忆。
因此，街垒上的大学生神话、国民卫队等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代表是政权希望塑造的七月英雄，而无产阶级工人和底层的存在感则被大大削弱。根据Emmanuel Fureix，被政权选中纪念的英雄与起义者真正的社会构成没有相似之处。大学生在19世纪一直是革命的热心参与者，然而我们发现，只有1830年代，他们的形象被艺术化地塑造；1848年和1871年，街垒上更引人注目的形象是无产者。
为了淡化暴力，增强合法性，七月政权试图用1830年革命覆盖1789年的记忆。1840年，七月政权在巴士底广场落成七月柱子。选择在巴士底狱旧址纪念七月革命，是对1789年的唤起，但同时也包含着对1789年记忆的抹除、修正和替代——试图通过纪念较为温和的1830年，赋予louis-philippe政权以合法性，并对1789年的弑君暴力进行抹除。1789年被嫁接进1830年的集体记忆，并被1830年的大众崇拜所超越。
集体记忆的构建是民间和官方对于历史解释权的争夺。同样，由于人民主权与王权的矛盾，民间开始摈弃官方对七月勇士的祭奠，自发地从对七月革命的民间纪念中发展出独立于官方口径的解释，将其与共和甚至红色联系在一起，使之重燃颠覆性。
出现在1789年的哀悼仪式，在1830年代转变为政治游行示威。公开哀悼，使得书写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史的方式成型，并将普通个体纳入集体叙事，产生一种新的发声形式。
死亡是政权方和群众抢夺的集体记忆话语权的战场。抗议性哀悼使得无声者成为主体，被排除在官方公共空间的言论和情感得以拥有存在感。和剧院和广场一起，墓地成为具有政治意义的公共空间，墓前讲话成为大众传播的一部分，墓志铭被审查和禁止，墓地变成剧场。葬礼讲话形成一种对话，个体之间的互动、回答和应和，连接着个人与集体的情感，将自身与英雄联系在一起，参与集体历史的阵痛。
在政治审查严酷的时代，对反对派的死亡表达哀悼，是一种沉默和匿名的抗议和煽动仪式。自由派葬礼则成为共和理想的公开宣讲，使得每一次发生过的革命被唤起——在生之世界被禁止的表达，在墓地的死者世界里得到释放——将过去和未来连接，最终指向明天。
由于死亡激发的仇恨和恐惧，deuil会转化成群体暴力。1832年叛乱就是由lamarque将军葬礼开始的叛乱——这也成了哀悼转化成游行示威的里程碑。
在其中，学生（资产阶级接班人）继续担任重要（象征性而非决定性）角色；由于工人的参与，使得对平等的政治要求显著提高。与官方极力抹除大革命记忆相反，阶级融合、社会主义思潮（红旗的叛乱符号学意义）、大革命“博爱”被重提，因反帝制而提出的欧洲共同体雏形，在1830年得到发展。Robespierre、山岳派和弑君被以正面意义重新定义。民间对大革命的缅怀，使得暴力和人民主权重新被提出，重现1793年恐怖政权的倾向。
1832年的叛乱，起义者则认为是在重现1830年，为了完成1830年未竟的共和国理想。然而，与1830年相比，1832年因其暴力削弱了理性，使得政治诉求表达更为困难。需要注意的是，1832年叛乱出现了红旗，它主要是为了唤起对1789年的记忆，与共产主义思想的联系并不强；在1832年6月成为叛乱和无政府状态的象征；1848年，社会主义者才将红旗定为其标志；而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中，红旗与共产主义绑定，成为1871年的主要象征。
1871年普鲁士人入城后，在巴士底广场出现了左翼示威，并在七月柱发起deuil仪式；同时二月又唤起关于1848年的记忆。1830年到1848年6月的街垒神话被唤起，在19世纪的政治想象中，街垒是人民起义的殉道圣地——也是将死亡和政治游行联系在一起的公共空间之一。
1871年是对1789年最为明确的模仿，直接复制了la Commune de Paris的名称，并启用了1793年的历法。1871年的围城和公社，与1789年一样，都处于无政府状态，在政权被推翻后面临外来侵略威胁（同时与英国都有外交矛盾），内部处于饥荒。同样具有较为明显的共产主义色彩（1793年将贵族的产业分给穷人，使之依附于革命），而屠杀的最大受害者都是劳工阶层。虽然1793年没有明确的communisme/socialisme思想，但其诉求与理念与之接近，也出现了阶级斗争。
由于对1793年的模仿，群体暴力也最为突出。1871年公社重提了1793年恐怖政权，将牺牲视为必要，以至于人民的鲜血和集体殉道被工具化。公社一方以打击邪恶为名，将私刑、谋杀合法化，并开启了以血腥暴力的方式实践政治理想，呈现出一种恐怖主义倾向。而Thiers代表的政府军则通过将悼念转变为复仇，要求冲突永久化。无产者和失业者会认为激烈的社会变革有改变其社会处境的可能，因此更为热衷于暴力变革。但恐怖政权的暴力总体来说是由思想主导的，而1871年并无太多意识形态指导的迹象。
那么，我们要问，在群众运动中，是谁制造了暴力？la terreur中围观处刑的人、烧毁Tuilerie的人、在处决公社成员时狂欢的人、对无辜者处以私刑的人，他们是同一批人吗？具有怎样的复杂性，具有怎样的立场和意志，被怎样的情绪所驱动？
正如之前我们谈到的，19世纪的数次革命都是对未完成的1789年共和国理想的重演，但共和国几乎从来没有实现过。无论1830还是1848年，革命成果最终都被资产阶级所夺取，在结束旧制度后的19世纪，法国大多时间都仍然是有君主的。而在第二帝国时期，由于haussmann的改造，无产阶级被驱赶到郊区，更大程度地集中，阶级分裂更为明显。而围城又加剧了巴黎和外省的分裂。群众之间因意识形态造成的分裂、因利益分配造成的分裂，或因个人恩怨造成的仇恨，它们如何制造了革命中暴力的再生产？同时，我们必须注意，“人民”是一个流动、变化、不断成长的概念，经历la terreur、拿破仑、共和国和几次革命的人民，已经不是1789年的人民；但人民又是一个静止、改变缓慢的概念，正如sand指出的一样，远离巴黎的一些农民甚至直到19世纪末都尚未接受共和概念。
1871年相比于其他革命的特点是妇女大量且普遍的参与。尽管在Les Misérables、《自由引导人民》等描述1830年代革命的作品中，呈现了富有代表性的女性革命者的形象，共和国也常以女性作为象征性形象，事实上在1871年之前，总体来看妇女在革命中没有一席之地。1848年，包括乔治桑在内的女性知识分子参与共和国的构建，也有妇女集体提出选举权的诉求，但参与政治仍然只涉及少数女性。
在1793年，妇女投票权问题首先被提出，但并非主流观点；革命对妇女的态度总体上仍是蔑视的。在lyon的叛乱中，社会对上街拥护共和国的妇女，评价是负面的。在1830年，男性在游行中扮演主导角色，妇女无权参与哀悼游行的队伍，是政治运动的旁观者而非参与者。但妇女在游行外围的存在，即使非常边缘，也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性别和政治的双重“越轨”，它体现了妇女在城市政治运动中常常被忽视的公开存在。从1789年起，沉默的妇女一直扮演着最为重要的反叛性哀悼的主要角色。当反对派、牺牲者被当权者讳莫如深时，公开的悼念和献花就变得具有颠覆性，而这种行为往往是由妇女主导的——一般是死者的寡妇、朋友或仰慕者，妇女的哀悼将私人情感带入政治的公共空间，成为一种激进的姿态；同时这也是一种模仿的欲望，使得妇女以间接方式参与了她被禁止参与的政治反叛。相比之下，受到政权和男性艺术家公开赞美和塑造的自由女神、街垒女神形象，反而是对女性的边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