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长沙”专栏 | 吾道南来

文摘   2024-10-08 12:52   湖南  

     文 | 范亚湘

  “生于湖南边陲之地,学不由名师,官不过知府,著作字不满三千,所在又多边远障塞之处……”偏偏就是一生平淡无奇的周敦颐,成了继孔孟之后的圣人。

 

   周敦颐与长沙交集不多,然而,正是长沙敞开心扉接纳了“濂溪一脉”,经过湘水,将南来的“吾道”传送长江,大江南北,无非“余波”。

  壹
    秋日的濂溪明净、澄澈。

  如茵的水草随着汩汩溪流而律动,像曼妙的杨柳,依依袅袅、娇柔旖旎。水草之间,不时有灰黑或青黛的小鱼出没,鼓出的两只小眼睛警惕地盯着前方,时急游急蹿,时悠闲淡然。若是听到声响或是见到有人走近,倏地扭身就钻进了繁密的水草丛中,同时,水面也会泛起一片涟漪,碧水微澜,水趣盎然。

  溪水旁有几株遮天蔽日的樟树,粗大的树根裸露在外面,相互盘错。笔直的树干苍劲挺拔,茂盛的树叶郁郁葱葱,轻风吹过,发出簌簌的声响。几个老人面朝溪水坐在树根上,见有陌生人来,漫不经心地转过头来打量一番,片刻,又将目光转向远方的一片开阔的田野,安逸地享受着风的清凉。

  不知道会不会因为熙熙攘攘的人流而打破濂溪故里的宁静?或许根本就不应该来这里,即使是怀揣一颗虔诚的心来寻觅那位才望高雅之鸿儒的踪迹,也仍令人深感不安,生怕趵趵的脚步声和人群的轰嚷打搅了儒雅、恬静的濂溪。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岳麓书院大门口的这副对联闻名遐迩,而当进到书院文庙,“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悬挂在大成殿右侧廊屋柱上的这副对联同样招人遐想。“濂溪一脉”,道的正是“湘学学统”宗师周敦颐。即便近千年过去,但这泓从道县山旮旯里款款流来的“濂溪一脉”,至今仍泽惠人间,湘学之“吾道”,莫不源自濂溪“南来”。

  发源于都庞岭东侧的濂溪古称营水,水量小、河道浅,可淙淙溪水常年不断。因周敦颐的故居位于道州(道县)营道濂溪,故而,周敦颐世称濂溪先生,他所创立的学说也被称为“濂学”。

  北宋天圣九年(1031年),一位信古好义、囊锥露颖的少年深情地注视了一眼屋前池塘中才露出尖尖角的小荷,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濂溪,开始了他在外歠菽饮水式的求知、著书和讲学生涯。这翩翩少年就是后来成为宋朝理学和湘学开山鼻祖、亦是将世界本源当作哲学问题进行系统讨论的肇始者周敦颐。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人们知道周敦颐,大多是在语文课本中读过他的佳作《爱莲说》。

  湖湘大地曾经成就了无数仁人壮士,然而,能被称为“圣人”的唯有周敦颐。周敦颐之所以被称为圣人,正是因为他开创的濂学给儒学注入了活力,使得儒学得以继续指引文明历程。同时,周敦颐开创了思想可以自我更新、文明可以复兴再造的模式,这是历代中国人文化自信的最好佐证!

  北宋天禧元年(1017年)周敦颐出生在道县濂溪旁的楼田保,其父周辅成曾做过桂岭县(兴安县)令。梁绍辉《周敦颐评传》说:“生于湖南边陲之地,学不由名师,官不过知府,著作字不满三千,所在又多边远障塞之处……”一辈子没遇到过什么奇缘,没经历过什么惊涛骇浪,也没有生活在历史的重要拐点上,可是,为何偏偏就是一生平淡无奇的周敦颐,成了继孔孟之后的圣人?

  《资治通鉴》曰:“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说文》曰:“圣,通也。”繁体字“聖”上左有“耳”以表闻道,通达天地之正理;上右有“口”表以宣扬道理,教化大众;下边的“王”代表统率万物为王之德,德行遍处施行。只有当一个人的聪明达到了又深又通的程度,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散发巨大的光亮,这个人才能叫作圣人。

  圣人不但人品纯粹,而且还拥有指导人们生活的睿智、思想,即“道”。为什么要有道?即便物质生活贫乏,早在上古时期,人类就知晓有一种精神东西不可或缺,这种东西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道。

  屈原诗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历史上,称得上贤人的人非常多,但“传道”的圣人却不多,掰指头数得清。若是从盘古开天地算起,伏羲画八卦、造书契,是第一位圣人;炎帝神农氏种植五谷,是圣人;黄帝造衣裳,有多种发明,是圣人……往后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再往后1000多年至北宋之初,断代了。

  《汉书·贾山传》云:“所言涉猎书记,不能为醇儒。”唯有学识精粹纯正的醇儒才是圣人。可惜,汉代董仲舒不是,陆贾也不是,贾谊也不是,扬雄更不是,这些人都不够纯粹,并非完美无瑕。虽然沿着他们的路可以走下去,但走着走着就会出现偏差,他们不够纯,自然不是圣人。到了南北朝,陶渊明也不是;到了隋代,王通也不是;到了唐代,韩愈也不是。他们都只能算是贤人,不能称为圣人,他们都不是醇儒。只有到了北宋周敦颐,才又出现了他这位圣人。因而,从伏羲算起,周敦颐是第13位圣人,从孔子算起则是第3位圣人,是孔孟之后的第一位圣人。

  2000多年前,孔孟告诫士人,应该做承担社会责任、文化使命的士君子。近千年前,周敦颐鼓励士人,做士君子是立人极的人格追求目标,也是成太极的宇宙完成过程。而今,看似周敦颐和今天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他的思想已经融入了人们的骨髓,无时不在,无人不有。有一种东西,“听之而不闻,视之而不见,搏之而不得”,可这种东西却又无所不在,这便是道,道就是一种悟,也叫作“理”,即一种规律;还叫作“性”,性就是一种本原即“心”,心就是人们对事物的体认。周敦颐反复告诉人们,作为真真实实的一个人,自然可以用生命去体验道!

  

  先看周敦颐的品行。

  “光风霁月”这个比喻人品高洁、胸襟开阔的成语自宋以来一直在人间流传。原来,这是宋代词人黄庭坚为周敦颐量身而写,他在《豫章集·濂溪诗序》云:“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舂陵”是秦汉时期道县的称谓,茂叔是周敦颐的字。

  凭什么说“周茂叔”的人品就像雨过天晴时万物清澈、洁净?

  15岁那年,父亲故世,周敦颐随着母亲投奔担任龙图阁学士的舅舅郑向,并跟随郑向研习儒家之道。郑向十分器重这个聪慧的外侄,按照惯例,在朝官员可以举荐一名后人出来做官,郑向便将荫补入仕的名额给了周敦颐,20岁那年,周敦颐就当上了朝廷将作监主簿。

  4年后,周敦颐调任江西分宁县(贵溪)主簿,《宋史·周敦颐传》说,其时,分宁县有一桩案子拖了好久不能判决,周敦颐到任后,只审讯一次就审理得清清楚楚。有人吃惊地说:“老吏不如也!”因这次审理有功,周敦颐升任福建南安担任军司理曹参军。在南安,某囚犯因开罪了一官场显赫人物而等待判决,这个倒霉的囚犯遇到的主审官王姓转运使是爱献媚的人,意欲判这个囚犯极刑,以此讨好上峰。周敦颐和王姓转运使争辩,王姓转运使哪里听得进去?温文敦厚的周敦颐勃然大怒,曰:“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像这样还能做官吗,用杀人的做法来取悦于上级,我不做!周敦颐扔下象征官吏的笏板拂袖而去,这下把王姓转运使惊得目瞪口呆,那个囚犯也因此保住了身家性命。

  周敦颐为保住素昧平生的囚犯性命连官都可以不要,足见他的耿介、狂狷。颇有屈原“独耿介而不随兮,愿慕先圣之遗教”之风。

  “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周敦颐的一生也经历了不少小波小浪,并可从中窥见周敦颐的为人之道、为官之道。

  35岁时,周敦颐在南昌出任知县。一天,他突然昏厥了过去,亲朋好友都以为他“过世”了,前来料理后事。就在整理“遗物”时,人们“视其家”,发现周敦颐“留下”的“服御之物,只做一筐,钱不满百”。周敦颐“生前”好友潘兴嗣看了以后悲痛地感慨道:“其廉士也!”

  周敦颐这次没有死,过了一天一夜,他又醒过来了。这之后,他回到湖南任汝城县令。汝城人看到新来的县太爷随身携带的物品竟然只有一个高四尺、宽五尺的木柜,十分奇怪,有胆大的人贸然拉开衣柜,发现里面除了存放着一些衣物、书籍和文件外,“无多余物件”。对此,黄庭坚评价:“闻茂叔之风犹足律贪。”

  做官做到这个分上,不觉得苦吗?周敦颐不但不觉得苦,反而还做得顺顺当当,乐此不疲。

  49岁那年,周敦颐出任永州通判。离故乡很近了,七大姑八大姨闻后,纷纷前来找他办事。有的人自己廉洁但是亲戚朋友所求帮忙之事却躲不过去,可周敦颐不是的,他是“黑脸包公”,一律回绝。找的人多了,周敦颐也烦,就写了一首《任所寄乡关故旧》的诗交给其侄儿,并嘱咐侄儿好好地在家族中传阅。

  “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情不改旧儒酸。”“老子”生下来就是这副德行,在官场这么多年也没改变我的行为方式,想让我这个“儒酸”屈服根本就不可能!向来儒雅的周敦颐将粗鄙的“老子”二字写进诗文还是第一次,这说明早对众多族人前来找他办事烦不胜烦!不过,还没完,周敦颐接下来写道:“停杯厌饮香醪味,举箸常餐淡菜盘。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故人欲问吾何况,为道舂陵只一般。”

  用现在的话说,大不了我这个“儒酸”不去饮什么高档酒,难道吃点乡里土菜有什么不好?但是,多少大小事情压在我身上都不觉得劳累、繁琐,为什么?就因为“官清赢得梦魂安”!

  后来,周敦颐出任广南东路(治所在广州)刑狱,主管法令,这差不多相当于广东省二把手的样子。不到两年的时间,周敦颐走遍了广东的山山水水,亲其民,察其情。岭南地区瘴疠之气严重,也就因周敦颐“太过玩命”,不幸染上了瘴疠之病,只好告病回到庐山脚下的濂溪书院休养。在那里,周敦颐种莲花,读书、做学问,过着圣贤般悠然的生活。遗憾的是,两年后,57岁的周敦颐病故了,临死前,他写了一首诗:“芋蔬可卒岁,绢布足衣衾。饱暖大富贵,康宁无价金。吾乐盖易足,名濂朝暮箴。”尔雅淡然、雅人清致的周敦颐如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莲花,白水鉴心、皎洁无瑕。

  周敦颐曾撰写了一篇《拙赋》,加上序只有66个字:“或谓予曰:‘人谓子拙。’予曰:‘巧,窃所耻也,且患世多巧也。’喜而赋之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劳,拙者逸;巧者贼,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呜呼!天下拙,刑政彻。上安下顺,风清弊绝。’”

  在《拙赋》里,周敦颐所指的巧,是其虚伪、不诚实的一面;所指的拙,则是真诚谦虚、实事求是的一面。他从四个方面,将“巧者”与“拙者”进行了对比:在思维上,巧者花言巧语,千方百计吸引人们的眼球,而拙者忠厚老实,无需多言,信守“沉默是金”;在行为上,巧者煞费苦心,投机钻营,活得很累,而拙者没有私心杂念,处世泰然,用不着阿谀逢迎,活得自在、坦然;在道德上,巧者损人利己,损公肥私,是地地道道的“贼者”,而拙者正大光明,严于律己,是社会所推崇的“德者”。最终,巧者因多行不义必自毙,必然呈现凶险之像;而拙者无欲则刚,问心无愧,自然呈现吉祥之像。

  周敦颐的一生,恰似盛开的莲花,如《拙赋》所写,以拙为荣,以巧为耻!

  

  再看周敦颐的学问。

  作为一代大儒,周敦颐开创的濂学对儒学的发展影响深远、盛行不衰。理学集大成者、闵学领袖朱熹为周敦颐做事状,又为其著作进行注解;岳麓书院山长、湘学大师张栻称周敦颐为“道学宗主”。《宋史·道学传》曰:“两汉而下,儒学几至大坏……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明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

  周敦颐年轻时就“行义名称,有闻于时”。宋刻版度正撰《濂溪先生年谱》载,北宋景祐四年(1037年),年方二十的周敦颐在润州(镇江)母亲墓庐“丁忧守制”,大周敦颐28岁的范仲淹等一些当朝名士都前去交流学问,为此,范仲淹还填了一首《苏幕遮·碧云天》:“暗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

  周敦颐素来惜墨,仅仅凭《太极图说》《通书》和20多首诗,外加几篇散文总计3000来字,开创了濂学,并被称为“自孔孟之后第一人”。周敦颐《太极图说》应该叫作“无极图说”,因为其重点是在“无极”上,虽然是沿着《易经》说下来的,但是“无极而太极”,周敦颐对儒学的贡献主要就是在这个“无极”上。

  《太极图说》200多字,第一句话说:“无极而太极。”周敦颐这里是说了两个概念,一个“而”字把这两个概念连接了起来,可以说,就因为这一句话,使得周敦颐成了宋朝理学和湘学的开山鼻祖!“无极而太极”最为关键的其实就一个字“而”,无极可以解释宇宙万物的来源,太极可以解释宇宙万物的存在,这两个概念的中间是一个“而即若”的关系,无极本身就是无极,太极本身就是太极,但是无极也是太极,太极又是无极。两者之间是一回事,但还要分开说,分开说还要知道是一回事,这是哲学上的抽象思辨,就因为一个“而”字有了哲学上的重大突破。

  “无极而太极”5个字奠定了濂学地位。太极就是大极,大极就是大有,最大的有就是无所不有,无所不有就是无所未有,无所未有就是无有,所以大有就是大无,绝对的有就是绝对的无,只有绝对的无才能产生、演化出无限的有,这是宇宙发展的一个原理。在周敦颐之前,《易经》的结构里没有“无”一说,而《太极图说》的结构里有了“无”,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弥补了《易经》的空白。

  周敦颐继承和扬弃了儒家典籍《易经》,《易经》是一个“阴阳”的学问,而《太极图说》将之转变成了一个“有无”的学问,阴阳是相对概念,有无是绝对概念,故此,周敦颐这个哲学思想突破,使得儒家思想在孔孟千年之后有了一个新的高度,儒家的哲学体系、思想体系更加完备。正因为此,儒家思想才能够继续发挥它的精神活力,影响人类生活和社会进程。

  无极、太极,太极、无极,似迷宫,绕来绕去。为了让弟子们“绕”出来,周敦颐延续了自汉代以来官教合一的传统,在哪里做官就在哪里开坛布道。“濂溪初仕时,年方逾冠,从而讲学者已如此,亦足见其闻道之甚早也。”当年,周敦颐在分宁开筵讲学,文人学者纷纷前去听他解经论道。后来,周敦颐做汝城县令,在鱼山创建了一所学堂,收徒授业。早年在南安时,大理寺丞程珦见周敦颐“气貌非常人”“为学之道”,便主动与之结交。北宋庆历六年(1046年),程珦将两个儿子程颢、程颐送至周敦颐处为徒。后来,正是“二程”将濂学推到了至高的地位,豪放派词人苏轼、江西诗派创始人黄庭坚等大雅君子都自诩为周敦颐之弟子,苏轼更是诗赞周敦颐云:“先生岂我辈,造物乃其徒。”

  周敦颐《通书·文辞》曰:“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周敦颐被誉为“文以载道”的典范,而“文以载道”深刻感导了两宋以后的历代士人,哪怕就是在今天,文人墨客们依旧没有背离这一作文的使命!

  北宋嘉祐五年(1060年)六月,周敦颐从合州(合川)解职回到汴京(开封),正好遇上回京述职的王安石。当即,王安石便邀年长四岁的周敦颐到驿馆一道切磋学问,“语连日夜”。两人到底探讨了什么?宋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遗事》引用程颢的话说:“茂叔闻道甚早。王荆公……已号称通儒。茂叔遇之,与语连日夜。荆公退而精思,至忘寝食。”

  后来,“已号称通儒”的王安石在其《原教》一文里说:“夫太极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极也;性者,五常之太极也,而五常不可以谓之性,此吾所以异于韩子……”足见,以“新学”著称的王安石莫不受到“茂叔”思想的陶染,王安石、曾巩两位“唐宋八大家”每每讨论学问,“或有疑而未决,必曰:‘姑置是,待他日茂叔来订之。’”

  屈原曰:“圣人不凝滞于物。”周敦颐的学问不仅善“变”,还善“通”。他从孔孟出发,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并作出了新的论断。他倡导的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主静、至诚、无欲、顺化等儒学基本概念,为后世的湘宋朝理学反复讨论、发挥,构成了宋朝理学范畴体系的核心。

  王安石、范仲淹、苏轼、曾巩等,这些北宋权重望崇的第一流人物,面对时代亟须重建的一套安稳人心的思想体系,苦思冥想,殚精竭虑,各自作出了探索。然而,恰恰却是官职最为卑微的周敦颐,完成了这项壮举,赋予了儒学“第二次生命”。

  殚见洽闻,高山景行,周敦颐不是圣人谁是圣人?

  

  “无极而太极”,这5个字看似非常简单,但正因为真言深邃,并不容易理解。周敦颐在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过世以后,相当长的时间,至少是在半个世纪以内,除了其弟子外,不再有其他人传播他的学问。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周敦颐是属于“歌红了人没红”的歌手。

  那年,周敦颐从濂溪故里顺湘江北上投靠舅父,过长沙时,他思屈原、吊贾谊,接着登橘子洲,眺江水:湘江北去,那是他的憧憬、远方。之后,周敦颐一生与长沙几无交集。然而,正是长沙敞开心扉接纳了“濂溪一脉”,经过湘水,将南来的“吾道”传送长江,大江南北,无非“余波”。

  首先是湘学认识到了周敦颐的思想价值。湘学是整个南宋时期活跃在湖南地区的著名理学学派,其源于周敦颐,创于胡安国、胡宏父子而盛于张栻,流及明清,接续当代。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福建崇安人胡安国提举湖南学事。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不再热心官场的胡安国和其子胡宏在长沙府湘潭县开庐结舍,创建碧泉书院,聚徒讲学,开创了湘学。

  有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成语叫“程门立雪”,说的是,有一天,杨时和游酢两位学子前去拜见程颐,隔窗看到程颐在屋里打坐冥想。他俩不忍心惊扰老师,就静静地站在门外雪地里等待。雪越来越大,直到积雪一尺多深了,两位学子才进屋拜见已醒来的老师……这个杨时,曾经做过浏阳县令,后来,他弃官专心学问,传授二程思想,成为“程(二程)朱(熹)理学”的“桥梁”。

  其时,胡宏不仅从学其父,还是杨时的高足。《宋史》曰:“(胡)宏字仁仲,幼事杨时、侯仲良,而卒传其父之学。”湘学脉络如一泓碧水,清晰可见,其渊源即周敦颐传学于二程,二程传学于杨时、侯仲良、胡安国,杨时、侯仲良、胡安国传学于胡宏,胡宏传学于张栻。“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就是专指湘学与周敦颐的濂学一脉相承。

  胡安国研学周敦颐,主张以心为本,认为“心者万事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权”,提倡修身治学,主张经世致用,将周敦颐的心性之学和经世致用有力地结合起来,但胡安国并没有完全认识到濂学的价值,是胡宏将周敦颐率先推升到了“圣”的高度。

  胡宏把周敦颐《通书》编纂完后,心情难以平静,遂写了一篇序云:“周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妙,一回万古之光明,如日丽天,将为百世之利泽,如水行地。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胡宏说周敦颐像太阳在天上照耀,像江河在地上流淌,膏泽万世。鉴于周敦颐在人类思想史上的功绩,应该把他放在孔孟之间来敬仰!

  深得胡宏之学的张栻利用岳麓书院山长的身份,扛起了周敦颐学术著作的刻印大旗,先后刊行了《通书》《太极图说》等书籍,周敦颐的思想得以在湖湘大地乃至华夏内外广泛传播,“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

  张栻的朋友朱熹显然深受周敦颐思想的浸染,乾道三年(1167年),“朱张会讲”一个重要的科目就是关于周敦颐濂学的讨论。因为湘学和以朱熹为首的闵学共同崇敬周敦颐,于是,南宋学子纷纷潜心研习、散播濂学,随着力度越来越大,朝臣、学子借机上章,合力推动宋宁宗给周敦颐赐“元”,宋理宗请周敦颐从祀孔子庙庭。不仅在宋一朝,元明清三朝依在接续推崇周敦颐,黄宗羲《宋儒学案》说:“孔子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

  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归隐庐山莲花峰下的周敦颐看到溪流两旁的景致如同家乡一样隽美,便将书堂旁的溪水命名为“濂溪”。惊才风逸、舂容大雅的周敦颐常常坐在亲手挖的莲池畔,边欣赏清幽玉洁的莲花,边思念故乡那潺潺的濂溪……能在远离尘嚣、清浅幽渺的溪水旁专心修道研学,矢志不渝地追逐内心的静谧和清澄,着实让人钦慕、景从。好友赵清献为此写下《题周茂叔濂溪书堂》云:“饮啜其乐真,静正于俗迈。主人心渊然,澄澈一内外。”

  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孔子说,君子作为政治责任和道德人格兼修的代表,是儒家所追求的目标之一,这也是周敦颐的人生理想和追求。哪怕这个时候周敦颐已是饘粥不给,但他仍以品节自砥砺,不慕钱财,潜心学问,秉持“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

  就在濂溪故里那垄绿油油的秧苗之中,有一口不大的荷塘。那时,年幼的周敦颐曾经在这个池塘亲植莲藕,每到夏秋,灼灼荷花随风飘逸,清香袭人。我到濂溪故里已近中秋,荷塘里依然可见出水芙蓉,嫩蕊凝珠、玉洁冰清。伫立在荷塘边,仿若看到一位双瞳剪水、博学多才的少年正负笈其间参经悟道,他时而雍荣雅步地踱来踱去,时而驻足凝视亭亭净植的莲花,轻声细语地自问道:“莲之爱,同予者何人?”

  清清濂溪从深涧迸出,涓流成河,济潇湘、越洞庭,汇长江、入汪洋。源清流清,濂溪一路喷珠泻玉,润泽世间……

文字来源:《长沙晚报》橘洲副刊版 摄影 谭纯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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