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岭春秋】民族团结的颂歌

1950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之前，举国上下都在积极准备热烈庆祝这一盛大节日。为了体现中国各族人民的空前大团结，让各族人民感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民族大家庭的温暖从而认识和热爱新中国；也为了帮助各地区，特别是边疆地区疏通民族关系，增进各民族的友谊，加强民族团结，开展民族工作，党中央决定组织全国各民族代表到北京欢度国庆。当时，张峰礼在普洱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任民政科长，龚一匡在中共宁洱地委秘书处任秘书，参与了普洱专区各民族代表赴京参观团的组团活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党的民族政策的教育。

普洱区（后改为普洱专区），当时辖思茅地区、西双版纳州、临沧地区的沧源县，各民族赴京参观团从1950年8月就开始动员组织、推荐代表。参观团的筹备组织是当时边疆民族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地委把组织参观团和疏通民族关系、开展对敌斗争与建立和加强地方政权建设结合起来。参加参观团的主要对象是车里、佛海、南峤、澜沧（当时包括西盟、孟连）、宁江、沧源等边疆县在群众中有影响的民族上层人士，既要有进步的民族上层人士，又要求动员后进的、对党对新中国有疑虑的民族上层人士。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动员这么多民族代表人物离开他们的乡土，告别他们的亲友，到遥远的北京去参观学习，的确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

当时，普洱区地广人稀，交通十分闭塞。从昆明到普洱，公路只通到峨山，铁路只通到石屏，全区崇山峻岭中，为数很少的“ 马帮铃响路”，也是在险峻的山崖和参天的森林中穿行。路上还有残余土匪的骚扰。从西盟、孟连、沧源到昆明，要走一个月。去一趟北京，来回没有三四个月的时间是不行的。加上解放前几十年历史形成的疟疾流行，使山区人不敢轻易离山下坝。动员组织工作的艰巨性可想而知。甚至为了动员一位有影响的民族上层人士出来参观，需派干部、共产党员去“抵押”。

经过十分艰苦的工作，动员了傣、佤、拉祜、哈尼、布朗、傈僳、汉共7个民族35位代表，组成了普洱区赴京参观团。参观团分批从普洱出发，穿崇山，蹚河水，住马栈，歇山崖，徒步千余里，先后于9月24日、25日到达昆明。26日正值中秋佳节，云南省军政委员会、云南省人民政府在五华山光复楼设宴招待普洱区各民族代表团。省军政委员会主席卢汉、副主席宋任穷，省政府副主席张冲、龚自知，省军区副司令庄田，中央访问团团长夏康农、副团长王连芳参加了招待会。

普洱区各民族赴京参观团于9月29日乘飞机抵重庆。参加了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民委主任王维舟为团长，以西康省首席代表邦达多吉（藏族）、云南省的马伯安（回族）、贵州省的李儒云（苗族）为副团长的西南各民族代表团。西南各民族代表团共有各民族代表66人，文工团员71人。西南代表团的多数代表已于9月26日到达北京，我们普洱区的代表是9月30日才赶到北京的。

就在我们飞抵北京的当天18时30分，出席了周恩来总理举行的盛大宴会。我们荣幸地与毛主席和副主席朱德、刘少奇、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欢聚一堂，聆听了周总理发表的重要讲话。周总理在讲话中明确提出：“对于各民族的内部改革，则按照各民族的大多数人民的觉悟和志愿，采取‘慎重稳进’ 的方针。”周总理的讲话，得到各民族代表的拥护。

1950年10月1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她的第一个生日。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首都40万人盛大集会，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人在天安门上检阅陆、海、空军与公安部队。

普洱区代表参加了集会，并在观礼台上观看了阅兵式，观看了各民主党派向毛主席的献旗仪式。

10月2日15时，代表团出席了全国政协（当时还没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5000人干部大会。大会由李济深副主席主持，听取了周总理作的题为《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团结而奋斗》的报告。

10月3日19时30分，全国41个兄弟民族的159名代表、222位文工团员，在怀仁堂向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献旗献礼、致敬。

毛主席和每一位代表亲切握手。当毛主席和普洱区佤族代表拉勐握手时，关心地问道：“听说你们民族有砍头祭谷子的习惯，可不可以不要用人头，而用猴头、鼠头来代替？”拉勐当即向毛主席表示，回去后要和大家商量着改。

献旗、献礼后，由西南各民族文工团、新疆文工团、吉林延边文工团、内蒙文工团为毛主席和中央领导表演歌舞。毛主席看了各民族多姿多彩的表演十分高兴，请著名诗人柳亚子先生写诗记下这全国各民族团结的盛况。柳亚子先生填了一首《浣溪沙》词，毛主席后来用柳亚子词的原韵，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浣溪沙》。

毛主席和柳亚子的词，深刻地写出了解放前后民族关系的巨变，刻画了当时各民族代表的心情和晚会的盛况。此后，每当我们重温这两首词的时候，1950年10月3日晚上的情景就会历历在目、久久难忘。

欢度国庆后，代表们还在首都进行了广泛的参观、学习，使每个代表团成员大开眼界，更加热爱新中国，热爱共产党。其间代表团在北京还有许多重大的活动：

10月4日，代表团在北京故宫的保和殿与中和殿，参加了全国各民族文物展览馆揭幕仪式。这次进京参加国庆典礼的各民族代表团带去的文物也列入展览，其中有云南的斑铜古瓶。

10月7日，代表团出席了彭真同志主持的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军区和北京市委、市政府联合举行的宴会。

10月10日，代表团参加了与首都文艺工作者的联欢和宴会，中央文化部、全国文联等单位及文艺名流都出席参加了活动。

10月16日，代表团参加了北京市体育界举行的大会。

10月17日，参加观礼的全国各民族代表团联合发表声明，拥护我外交部声明，抗议美国扩大侵略朝鲜战争。代表们一致表示，各民族紧密团结，加强国防力量，准备随时打击侵略者。

10月17日至19日，代表团听取了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李维汉、副主任乌兰夫等同志作的有关民族政策的报告。

10月22日，在先农坛出席了中华各民族联欢大会，有43个民族的代表参加，联欢会共有3万多人。大会会场四周，用16种民族文字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的大幅标语，显得格外醒目。各民族文工团表演了文艺节目。各民族空前团结的热烈气氛，达到高潮。

10月25日，政协全国委员会隆重宴请将离京的各民族代表团和文工团。宴会由副主席李济深主持，朱德总司令讲话。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章伯钧、黄炎培、郭沫若、马叙伦、彭泽民、许德珩分别代表各民主党派，蒋南翔、李立三、邓颖超、廖承志分别代表青年团、工会、妇联、青联向各民族代表祝酒。

10月26日，各民族代表团的女代表应邀参加了全国妇联举行的茶话会。

10月27日，全国各民族代表用自己的民族文字，在斯德哥尔摩和平宣言上签字，表达了各族人民的心声。

普洱区各民族代表，在北京期间，4次见到毛主席，并和毛主席握手，见到了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和北京人民无微不至的关怀。代表们游览、参观了北京许多古迹名胜和工厂、学校。毛主席还给每位代表赠送了呢料制服、衬衣、皮鞋、袜子、毛巾、牙刷、口缸等物品。

10月28日，各民族代表团联名写信感谢毛主席后，普洱区代表和西南代表团一起，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参观学习了一个月的北京，到天津、南京、上海、武汉等地参观，然后回到重庆。在重庆进行总结，听取了邓小平政委作的民族政策的报告。代表团分两批分别于11月25日和12月1日回到昆明。12月7日，昆明各族各界6000余人，在人民胜利堂召开大会，欢迎从北京归来的16个民族的53位代表。大会由潘朔端市长致欢迎词，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周保中、云南军区副司令员庄田讲了话。赴京代表也汇报了赴京观礼、参观、学习的情况，并以云南省各民族代表的名义向毛主席、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发了致敬电，再一次表达了对领袖的热爱和对抗美援朝志愿军的支持。

12月中旬，普洱区代表告别昆明，带着毛主席和各级领导的嘱托，带着党的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民族政策，带着内地汉族“老大哥”的深情厚谊，于12月下旬回到普洱，参加了普洱区第一次民族代表会议。会上，代表们传达宣传了参加国庆观礼的盛况和体会，引起巨大的反响。按照全区各兄弟民族代表的意愿，会议决定举行民族团结宣誓仪式并立碑纪念。根据代表的提议，会上剽了牛，并在民族团结誓词上签了名，喝了团结酒和咒水，于1951年元旦共同建立了民族团结誓词碑。可以看出，普洱区各民族代表赴京观礼为普洱区第一次民族代表会议的召开及建立民族团结誓词碑作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准备。民族团结誓词碑的建立，是这次各民族代表赴京观礼的重要成果之一。

在南京、上海参观后的回程中，代表们经常回忆起兄弟民族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痛苦遭遇，深感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的幸福。在长江轮船上，代表们就共同决定了几项回到家后的工作：第一，大力宣传到北京等地的参观情况。第二，搞好云南民族大团结。第三，努力生产，繁荣边疆。第四，剿匪肃特，安定地方。带着这些重任，代表们回到了各自的家乡。

这次普洱区各民族赴京参观团，从开始组织到回来，历时5个月，行程万里。代表们不但参加了国庆节，还参加大小型欢迎会40次、宴会20次， 参观工厂、学校、部队、农场、博物馆、展览馆，游览了许多名胜，是普洱区各民族历史上的第一次。特别是通过参加国家许多政治活动，代表们亲身受到民族政策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生动教育。从普洱区各族代表赴京观礼到今天，已经40年了，时间越长，越显示出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作为早期的云南民族工作者，当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越加感到这段历史对普洱区的民族工作以及其他方面的工作都有深远的影响：

一、建立了中央、省与边疆民族地区的联系，疏通了内地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各民族代表在北京和在内地参观所到之处，受到从毛主席到普通工人、农民的尊重，平等、友好、 热情的接待，与解放前国民党推行的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比。因而，从各方面感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各民族团结友爱的大家庭”“中国共产党是各民族的领导核心”“毛主席是各族人民的领袖”“汉族是老大哥”这些基本的、十分重要的道理。外出参观过的代表，在以后的边疆对敌斗争中，大都带领自己的民族，坚定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与匪特的窜扰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二、为建立普洱专区民族联合政府以及后来在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了准备。建国初期，毛主席把普遍召开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一环来抓。1951年普洱成立的民族民主联合政府，以至后来成立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后改为自治州）及各个民族自治县，在自治机关中担任领导职务的民族上层人士，很多都是从1950年赴京参观团代表中选任的（如：召存信、刀承宗，刀焕贞、李光保、张石庵等）。许多代表经过那一次参观，下定了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不论遇到多大的风浪都矢志不渝。有的人在边疆尖锐的对敌斗争中牺牲了，多数人成长为党的少数民族工作骨干，有的还成为共产党员。

三、树立了民族工作的好作风。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对各民族内部的改革，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尊重各民族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对各民族领袖人物和人民群众还不同意的事，不勉强去做。这个方针和这种作风，在思普边疆地区的和平协商土改和“直接过渡”工作中，得到了充分运用和发展，取得了边疆民主改革的胜利。当违背“慎重稳进”这个方针时，边疆稳定、民族团结就受到破坏。

40年，在人类历史上只是弹指一挥间。在庆祝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建碑40周年的时候，40年前普洱专区各民族代表赴京观礼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这一段永远不会忘怀的经历，一直激励着我们继续为各兄弟民族服务，做好民族工作，为建设各民族团结的繁荣的边疆而努力。

1991年12月　（赵骅银 潘光周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