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大丑陋建筑评选”，一开始源于建筑圈内人的戏谑和自嘲，但发展至今，每一次评选都会引发社会热议。在此，我先谈一下“中国十大丑陋建筑评选”中预埋的一些价值取向。

“中国十大丑陋建筑评选”，始于2010年底建筑畅言网的一个提案，当时邀请了建筑评论家王明贤、顾孟潮和我，以及建筑师顾正伟等来作为评委。

截至2021年，“中国十大丑陋建筑评选”已经举办了十二届。在此说明一下，这个评选每年选出10座建筑，按说十二届应该共有120座建筑入选，但是其中重复了一座，所以总数是119座。

从第一届“十大丑陋建筑评选”开始，我们就不是单纯地以视觉上的丑陋作为标尺，更看重的是建筑所传达的价值观和叙事手法。在这119座入选建筑身上，我归纳出了4个共同点：

贪大媚洋

崇权炫富

猎奇求怪

粗制滥造

尤其在2019年以前，这几点在“丑陋建筑”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最初，我认为中国的“丑陋建筑”并不多，很可能评一两届就没有了，但这个评选一直持续举办了十二届，“丑陋建筑”仍然层出不穷。

这里顺带介绍一下“中国十大丑陋建筑评选”的机制，第一轮是海选提名；第二轮是长达半年以上的网民投票，投出前100名；第三轮，由评委会的7位专家对前100名进行评审。专家只能从入围的建筑里做选择，通常是在前50名里选出，有时候可能会将范围扩大到前100名以内。在这个评选机制之下，评委没有办法按自己的意志提名丑陋建筑，只能从网友的海选和投票结果中去评选，这会形成一种制衡。

邯郸元宝亭

第四届挺有意思的，有一个企业“脱颖而出”了——万达，之后也是连续几年霸榜。合肥万达做了一个鼓形建筑，不知道是因为企业领导人的喜好，还是因为企业文化的风格，万达非常喜欢象形建筑。

第五届，万达建在惠山的紫砂壶形建筑也是如此。

第七届，入选的建筑多存在风格猎奇、粗制滥造的问题。

第八届，入选的仍多为象形建筑。其中，河北白洋淀的金鳖馆值得注意，外形为一只巨型甲鱼。后来因为多种原因，这座建筑很快被拆除了。

柳州双鱼

汇

第九届评选出的第一名是当年在建筑界引起了很大争议的上海国际设计中心，它是日本著名建筑师安藤忠雄设计的作品。客观地说，安藤忠雄更擅长设计小型建筑，比如一间小型博物馆或文化馆。在这之前，安藤忠雄从未设计过大型建筑，所以看得出，他接手这个项目后，在尺度和形式上都乱了方寸。

第十届评选出的第一名是重庆的来福士广场。这个评选结果出来后，我发现网上几乎没有重庆本地人为这座建筑辩护，后文中会加以详述。

第十一届评选出的第一名位于广州，是一座外形似一件花棉袄的大剧院，这是英国一家颇有知名度的建筑事务所设计的，但是这些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并不深入。

广州融创大剧院

第十二届评选出的第一名是恒大地产的海花岛。这届引起较大争议的实际上是第二名——苏州湾大剧院，我们放在后面再聊。

河北沧州“十里香樽”大厦

整体看下来，这119座入选的建筑背后隐藏了当代文化叙事的大概模样。南京雨花台区政府办公大楼是西方古典，忠县黄金镇政府办公建筑是中式古典，单看你会认为这些建筑的设计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但实际上，这里面隐藏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1901年，晚清政府颁布了一条新规：官式建筑须一体采用西洋式样。虽然从晚清到清朝结束的这10年间中国没建成几座真正的西洋式建筑，但这条新规在文化意义上带来的影响非常大。

在此之前，中国人盖房子都以官式建筑作为样板，但从1901年开始，在两条范式的并存和斗争下，民间建筑变得有些无所适从了，当时民间很多商业铺面在这波浪潮下，纷纷改成了西洋式样，比如北京前门外大栅栏。

两种范式并存的典型，当属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所校园的设计。清华大学的校园不仅建筑形式，就连空间格局都是西式的，而北京大学的校园则完全是按照中式园林的空间格局和建筑形式建造的。

1929年，民国政府出台的《首都计划》中明确提出：官式建筑、政府公共建筑采用“民族固有式”。但这条规定提出后不久，中国开始了抗日战争，整个建设形式又停滞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梁思成先生大力主张建筑采用“民族固有式”的建筑，但这个主张由于经济等各种原因没有得到落实。

总的来说，一直到2000年以后，中国当代建筑到底采用什么样的范式，依旧是一个难题。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如今也还在摸索中。所以建筑的范式问题背后，实际上是价值观和文化叙事的问题。

“中国十大丑陋建筑评选”的入选名单中有很多象形建筑，除了前文提到的几座，还有北京燕郊的天子大酒店（外形为“福禄寿三星彩塑”）、贵州湄潭的“天下第一壶”、江西南昌的青花瓷建筑群等。

现在仍有许多人认为象形建筑是好看的，这表明社会对象形建筑的认识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又得荡开一笔，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设计讲起。当时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各提出了一个方案。中央美术学院的方案在设计上采用了古典油画常用的“一点透视”法，图案是写实的。这种观念代表的是个体经验，也就是你站在中轴线上，从你的眼睛出发，一点透视能看到的真实的景象。

清华大学的方案则采用了“三视图”法，因为梁思成先生曾在美国接受过现代的空间制图训练，他把这套方法带回了国内。清华大学的国徽设计采用了天安门的“正立面图”。正立面图在我们的日常经验里是不存在的，因为这意味着你要退到距离建筑物无穷远的地方，直到透视现象彻底消失，来自视像各点的光线完全平行。但这种仅仅存在于理念中的理性而抽象的空间图式，是现代的、精确的、可度量并且可计算的。

“现代文明共同体”赖以栖身的“现代文明空间”，与“前现代空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现代文明空间”在本质上是理性的、抽象的，且统一在一套确定性规则的科学范式之下，而“前现代空间”则热衷于象形化造物，其背后的逻辑是偶然的、随机的、脱离标准的、难以精准把控的。所以，由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共同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对全体中国人来说，是一次重要的“现代空间启蒙”。对比世界其他国家同期大量象形母题的国徽设计，我几乎可以断言，无论从整体形式还是从其背后蕴藏的观念而言，中国的国徽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回到对象形建筑的讨论，为什么不建议把体育馆建成莲花形呢？在今天的技术条件和资金支持下，我们完全可以造出来，但每建造一座这样的建筑，对中华文明融入现代社会来说，都多了一个“绊脚石”，因为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总体而言，人们对于现代文明的价值认同还远远不够。

所以莲花造型不是审美问题，如果你把它做成一个烟灰缸，做成一个桌上把玩的东西，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将场景换成城市公共空间，从文明选择的角度来看，莲花形建筑就不太适合。一座大型公共建筑会对公众的文明认同产生潜移默化而持久深远的影响。

2000年前后，自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Paul Andreu）中标中国国家大剧院设计开始，中国的建筑市场彻底向国际开放。之后，一大批外国建筑师涌入中国。当时，中国建筑界和西方建筑界之间的知识与技术“代差”还比较明显，因此只要是投标竞赛，几乎都是外国事务所胜出。

但在那之后的20年，从丑陋建筑评选里就可以看出，中外建筑界的实力落差已逐渐缩小，而外国建筑师的神话也一一开始破灭。

第十届的第一名——由著名建筑师摩西·萨夫迪（Moshe Safidie）设计的重庆来福士广场，可能是目前历届入选建筑中，对城市造成的伤害最严重的。

因为重庆整个城市的立基点在嘉陵江、长江两江交汇的地方，朝天门原来的码头就在这里。可以说，朝天门见证了重庆这座城市的历史，是城市的灵魂所在。这个地方所处的渝中半岛，也是重庆最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地形非常漂亮。但自从来福士广场这6栋200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建成后，人们再也看不到自然起伏的天际线了，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遭到双重毁灭。可以说，这组建筑是控诉过去几十年间城市快速发展中无序力量的无声证言。

第十二届评选出的第一名是海南海花岛的建筑群，它不是一个外国建筑师的作品，而是多个外国建筑事务所的作品集，整体风格混杂不一。

那一届争议最大的是第二名“苏州湾大剧院”，由法国包赞巴克建筑事务所设计。包赞巴克早在1994年便获得了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奖”。出自他之手的这座建筑，外观上其实谈不上丑陋，但为什么我们会差点儿将他评选成“丑陋建筑”的第一名？根本原因就是，它代表了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好大喜功的偏好——为了展现城市的恢宏气势，不惜浪费大量的土地资源、城市发展的宝贵空间。苏州湾大剧院的两座建筑之间用长约两三百米的钢结构“飘带”连接成一个视觉整体。“飘带”离地面有几十米高，每一个“飘带”其实没有任何功能，后来又牵强附会地增加了一个所谓的步道。整体下来，这组建筑的造价惊人。跨度两三百米是什么概念？即使“飘带”上面没有荷载，按照大概1/15的高和跨之比，它也得有七八米的梁高，算下来，得花费多少钢材支撑这种毫无意义的东西？

从我的专业角度看，现在国外建筑事务所设计的作品，相对于国内建筑师而言，是没有太大优势的。它往往就只是一个标签，好比你要买爱马仕，你买的根本不是它的皮具质量，而主要是它的标志（logo）。

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很深刻的启示，如今，在中国建筑师和外国建筑师的水平已经不再有明显差距的情况下，中国建筑文化的话语权应当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中华现代文明共同体的构建是一个空间试错过程。这个共同体需要通过很多物质载体来体现，其中就包含了建筑这一非常重要的空间载具。

我认为，“中国十大丑陋建筑评选”有多维价值。

其一，丑陋建筑评选代表着一种“时代批判”。

“中国十大丑陋建筑评选”出现在2010年这样充满着能量以及混沌的时间点，各个领域都有文化失序的表现，其中建筑领域尤为明显。

2010年也被称为移动互联的元年，移动互联开始成熟，大量自媒体、新媒体应运而生，这些互联网媒体塑造了某种意义上的新公共空间，也引发了人们对文化的饥渴，以前在传统媒体中不被关注的事物，比如丑陋建筑，在新媒体被引爆成为热点话题。

在传统媒体时代，建筑的影响范围非常有限。比如，一座城市里的地标建筑，最多也就影响这个城市里的一部分人。而一旦建筑议题被放在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公共空间中，它的影响力就被放大了很多倍。

由此，一座建筑丑陋与否，以及它所传播的价值观导向，就变成了一个全社会的公共话题。全社会对建筑评价的参与，也促成了建筑价值体系的重建。传统的建筑价值体系只关乎一小部分人，且只对建筑的内部功能负责，现在已经提升至要对整个文明共同体的文化叙事负责的高度。

其二，丑陋建筑评选是一种“社会协商”的机制。

长期以来，建筑界和社会大众之间，一直存在非常明显的隔膜，建筑界自身也被困在专业信息“茧房”里，没有意识到建筑在社会空间里所产生的影响力之大。作为一名建筑行业从业者，我在评选中看到的中国当代建筑形态，90%以上都是我以往闻所未闻的。因此可以说，这个评选为建筑界人士打开了一个社会信息的敞口，让我们能重新站在社会共同体的视角，去审视中国的建筑。

在评选过程中，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能达成共识，所以，这个评选也是一个很好的网络化协商机制。并且，从机制上来看，它比任何一个建筑界已有的评选机制都要好很多。

其三，丑陋建筑评选是一种“文化约束”。

一开始，大家并不在意这个评选。但这些年我发现，快到最终评选的时候，建筑师们都很担心自己的作品会入选。可以说，这个丑陋建筑评选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建筑师和决策者的头顶，令他们时刻感受到某种威慑力。这种文化的约束是一种扁平的协商机制，就像凯文·凯利(Kevin Kelly)提到的“蜂群智慧”——蜂群通过调整自己与邻近蜜蜂之间的翅膀距离，来统一飞行方向。

这十二届“中国十大丑陋建筑评选”也形成了一种共同体的意志。比如，如今设计象形建筑的建筑师越来越少了，因为他们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些预警的红线。

其四，丑陋建筑评选会形成一种“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的形成，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有一些认同的“标的物”。而建筑，特别是重要的公共建筑，就是提供文化认同的“标的物”。

“中国十大丑陋建筑评选”以及网络上的反馈，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纠错的作用，让文明共同体在寻找自己空间形式的路上，能够不断地通过纠错与改正，再返回来寻找自己的路。

经过十二届的“中国十大丑陋建筑评选”，我也深刻感受到中华文明逐渐在现代找到自己的表现形式，逐渐建立起了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