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空谈理论，以身带教感动身边人
1927年8月上旬，陈毅从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出发，在江西省宜黄县追上了正南下广东的南昌起义军，被分配到号称“铁团”的第11军第25师73团任政治指导员。这支部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创建的武装，在北伐中是最出色的前锋。
当时的73团作战勇猛，但有不少官兵却对政工人员持保留态度，称政工人员是“五皮主义”（皮带、皮鞋、皮包、皮鞭、皮手套），认为他们不善打仗又满嘴空话，甚至公开称他们是“卖狗皮膏药的”。作为政工干部，怎样才能赢得官兵们的信任呢？为了打开工作局面，陈毅决心以身作则，从而感染带动身边的这些官兵。
深入浅出说事理，巧妙化解思想难题
井冈山会师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此时，红4军又设立了新的组织机构——士兵委员会，其职能主要是向士兵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执行红军纪律，管理士兵伙食，实行民主监督等。陈毅被任命为士兵委员会主任。
面对新的挑战，陈毅紧紧抓住“民主主义”这条做好士兵工作的主线，把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闲暇时，他经常同战士们一起谈心，了解战士思想上的变化。两军会师后，产生了一些新情况，有的战士来自南昌起义部队，他们认为自己人多枪多，武器好，能打仗，觉得秋收起义部队衣着破烂，武器又差，因而看不起他们。来自秋收起义部队的战士则认为，自己工农分子多，共产党员多，而南昌起义部队中有些粗暴作风和傲慢习气，纪律观念不强，是“油子兵”。
这些议论引起陈毅的高度警惕，他敏锐觉察到，这些不同的看法是导致两支部队不团结的苗头，如不及早遏制将会削弱红军的战斗力。经过再三考虑，他把这一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并建议两支部队的干部做些交流，以便消除隔阂，增强团结。
陈毅的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于是通过干部调整，妥善解决了上述问题。28团（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的不少干部陆续被抽调到31团（秋收起义部队）当营长、连长，31团的一些干部也被调到28团担任党代表。
龙源口大捷后，28团在战斗中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而31团在攻打茶陵高陇时，弹药消耗较大。陈毅从大局着眼，提出要28团支援31团弹药。许多人想不通，甚至有人提出要比赛，谁缴的武器就归谁，不能“分大户”。
针对这一情况，陈毅召集了师、团、营、连的士兵委员会代表开会。会上，陈毅没有批评大家，更没有高谈阔论，而是循循善诱地讲了“一支箭容易折，一捆箭折不断”的故事。红军指战员听完后，都觉得陈毅讲的这个故事说到了自己的心坎里，一致表示：“应当支援31团。”
鼓舞斗志，在逆境中看到曙光
在逆境中看到前途的光明，激励部队不断向前，这是陈毅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大特色。
南昌起义失败后，起义军余部于1927年10月到达江西省安远县天心圩，处境十分困难。一支孤军艰难地行军在赣南的山道上，没有援兵，没有供给，许多意志薄弱者开始动摇。在全军大会上，作为政治工作领导人的陈毅诚挚地开导战士们说：“南昌起义是失败了，但南昌起义的失败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还是要成功的。我们大家要经得起失败局面的考验，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的；在失败退却的局面下，就困难多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经过陈毅的思想教育，战士们认清了形势，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之火，看到了革命必将胜利的前景。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身负重伤的陈毅留在赣南坚持了近3年的游击战，同敌人周旋苦斗，打破了一次次“围剿”和“封锁”。面对无数艰险和生死考验，陈毅在党组织和游击队内部开展了深刻的革命形势与革命前途教育。他说：“目前南方的游击战争，到了最艰难的时候，打死、饿死、病死，随时都有可能。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少数人动摇叛变并不奇怪，真正革命的同志要坚定信心。能坚持到底的，是将来革命的骨干。留下一点儿星火，定能燃遍万里江山。”
讲话诙谐风趣，在轻松愉悦中教育人
风趣的语言和幽默的举动，是陈毅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力武器。凡听过他讲话的人，都为他诙谐风趣又不失严谨郑重的风格所打动。
1949年10月，兼任华东军政大学校长的陈毅出席学校的开学典礼。当时的华东军政大学从备战需要出发，要求所有男学员剃光头，而不少学员怕影响自己的形象不肯剃。为了疏通学员的思想，陈毅对大家说：“小同志们，你们今天当兵，就是决心参加革命，而为人民服务是终身的，可不是一时一事的，今天想起就革命一下，哪件事愿意就服务一次。我是老革命了，仍在时时事事提醒自己。小战友们，我们在这件事上一样，既然下了决心，终身不渝，那就常要从头开始！”陈毅把帽子摘下来，指着自己的头大声复述：“从头开始！”陈毅一语双关的解释，让全场的气氛轻松下来。学员们由静默转为惊愕，继而报以热烈的掌声。
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批评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但采取何种方式来批评，则关乎批评的效果和同志间的关系。通过轻松幽默的语言来批评人，不仅使被批评者易于接受，而且对批评者会产生一种亲近感和信任感。
解放之初，陈毅担任上海市市长，有一次到市文联做形势报告。为了营造气氛，工作人员在讲台上特意铺上了洁净的台布，还放置了插满鲜花的花瓶。陈毅见状，认为新中国刚成立，百业待举，而国家财力又异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更不能讲排场。于是，他就把讲台上的花瓶移到了台下。
胸襟坦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解放之初，为了做好上海的工作，身为市长的陈毅立下“团结面越宽越好”的原则。他告诉文教接管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夏衍，“要教育我们的干部与上海知识分子、工商业人士打交道，不要急躁，更不得粗暴，有事要亲自登门，千万不要一个电话打过去，叫人家到机关来谈事。”陈毅多次提及这些细节，是因为他认为与党外爱国人士相处要懂得一个基本道理：我们尊重他们，他们才会尊重我们。
为此，陈毅分别拜访了宋庆龄、张元济、颜惠庆、秉志、张澜等著名人士；还邀请荣毅仁、胡厥文、颜耀秋、刘靖基等百余名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或到自己家中做客，肯定他们建立民族工商业的奋斗精神，表示政府愿与大家共同协商，实现并增加新的生产任务。在此之前，一些工商界人士原本打算把大型企业搬迁到境外。陈毅的虚怀若谷，打消了他们的顾虑。在短短的时间里，陈毅的坦诚态度、宽广胸怀和亲切谈吐产生了很大的凝聚力，上海各界人民都被团结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周围，共同努力改造旧上海、建设新上海，为恢复和发展生产而斗争。
不止对著名工商界人士，对一般的工商业者，陈毅也是一样的真诚。针对某纺织厂实行的“抄身制”，陈毅不强令，不压服，而是亲自登门谈心。他从自己在法国当工人时的体会谈起，老板把工人当奴隶，给工人的工资太少无法养家，工厂赚了钱对工人毫无好处，他凭什么不朝外拿？而现在中国不同了，工人做了主人，有了觉悟，废除“抄身制”是对工人的尊重。有困难多与工人商量着办，相信能办好。
寓情于教，寓理于情，留传好家风
“寓情于教”是指思想教育要带着感情去做；“寓理于情”是指要把“理”放到情感中去讲。陈毅对子女的言传身教，对子女的严格要求和思想上的指导正是于此。
1963年，长子陈昊苏在学校入党，陈毅在繁忙的国务活动中，专门抽空儿同陈昊苏做了4次长时间谈话。他谈到家史，谈到自己是怎样找到共产党的，还讲到了20世纪20年代一些人参加革命队伍的情况，但有些人后来离开了革命队伍。谈话中，陈毅总结自己的经历，要求陈昊苏入党后，下定决心，坚决干到底。陈毅入情入理的谈话，让陈昊苏终生难忘，并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在学习上，陈毅对子女严格要求。1961年夏，陈毅的二儿子陈丹淮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陈毅提笔作诗《示丹淮》，谆谆告诫：“汝要学马列，政治多用功。汝要学技术，专业用精通。勿学纨绔儿，变成百痴聋……人民培养汝，报答立事功……”在生活上，陈毅身体力行，以身垂范。在担任上海市长时，他对家人和子女“约法三章”：穿土布衣，大孩子穿了再轮给小孩子穿；不坐公家小汽车；办任何事情都要按制度。陈毅还语重心长地说：“不要空言不事事，不要近视无元谋。”他说到做到，对子女从不溺爱，而是要求他们脚踏实地，不断加强修养和提升自己。陈毅一生在生活上对自已和家人的要求近乎苛刻，但留下了严以律己、不搞特权、不谋私利的优良传统。
陈毅长期以来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和方法，尊崇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宗旨，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实践活动中淬炼而成的。他的这种思想政治教育艺术，历久弥新，在新时代征程上，同样彰显着时代的风采，并散发着恒久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