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煊：在沼泽中跋涉.上篇

© 艾煊／文

1

　　1956年和1957年，是两个紧紧相邻的年份。但实际上，或者说人的实际感觉上，又成了两个遥遥相隔的年份。似乎是两个世纪，或者是两个历史时期，或者是当中有道墙，把两年分隔开了。
　　1956年开春，我去北京参加了两个会议，一是中国作家协会开的理事扩大会议，一是中宣部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两会同一个主旨，都是要求积极组织作家队伍，大力繁荣文学创作。
　　茅盾的报告，周扬的报告，郭沫若的讲话，都是有权威性的。周扬不是一个普通的作家，不是一个普通的文艺理论家，甚至也不是文艺界的一个普通领导人。在许多文艺工作者的眼中，他是解释毛泽东文艺思想、文艺政策的最高权威。周扬在某个会议上的报告，或在某处的讲话，常常被文艺理论家们当作阐述某种理论的依据。也常常被从事实际工作的各级文化官员，视为文化政策的标准。
　　会议结束后，就以这两次会议的文件，尤其是周扬的讲话，作为制订工作计划的根据。1956年兴旺的文艺创作活动，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蓬蓬勃勃地展开的。
　　这时，我实际负责主持江苏省文联的工作。在这一年，筹备并召开了江苏省第二次文代大会，成立了戏剧、音乐、美术等好几个艺术家协会。省委省政府拨了一笔很可观的款子，让文联举行了第一次各个艺术门类齐全的评奖和授奖活动。
　　会后，还成立了一个不拿工资，不吃大锅饭，自己养活自己的专业文学创作组。成立这样一个创作组的客观条件是，当时的稿费和版税标准，对于一个勤奋创作的作家，经济上是可以独立生活，也可以养家活口的。当时已有一些作家，出了一部长篇，便买了一幢房子。
　　这个办法具体的实行步骤是，先由作家估量自己的创作潜力，然后正式向省文联提出专业创作的申请。经文联调查，研究，批准后，给予作家一定数量的创作贷款。贷款数额，和还贷的时间，由作家本人提出，文联同意后，签约执行。贷款数量，逐年减少，最终达到经济上完全自给的目标。对于个别勤奋创作，但家庭人口过多，生活负担过重者，在一定时期内，也酌予少量救济性的补助。
　　当时在全省范围内，各个工作岗位上的作家，多人报名申请，愿履行合约，做一个不拿工资，靠稿费生活的作家。省文联经过考查，最后批准了十多个人的申请。
　　这个办法，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有益于推动创作发展的。
　　1956年是文艺创作，文艺活动正常而又快速发展的年份。
　　我当时已出版过两部中篇，手头上正在创作一部长篇。我确有把握不吃大锅饭，从事文学创作。我也提出了专业创作的要求。宣传部长和省委书记也批准了我的离开行政工作岗位的请求。我不负责主持省文联的日常工作了，但还要我保留党组副书记的职务，参与文联的部分工作。
　　1957年初，我请凡一同志在苏州，替我物色了一处很安静的地方，最后写完这部名叫《红缨枪》的长篇小说。

2

　　此时，省文联发生了一件事。几位年轻的作家，酝酿自办一份文学刊物。取名《探求者》。拟了一份刊物发行的启事，拟了一份办刊物的草程，作为征求意见之用。
　　这几位年轻作家是：叶至诚，方之，高晓声，陆文夫，梅汝恺，陈椿年，曾华。
　　这件事一起始，便报告了文联主持工作的副主席，党组书记。领导上还派了一位干部，负责经常和筹办刊物的作家们联系。
　　作家们谦虚，觉得自己年纪轻，想要找一个刊物负责人，于是便想到了我。我这年34岁，比他们几位也大不了两岁。他们考虑到我参加工作比较早一点，又担任过一部分领导职务，此时又离职从事专业创作，担任这个刊物负责人比较相宜。
　　他们派了两个人，带着打印的办刊物的章程、启事，到苏州找我。
　　我认为办刊物是繁荣文学创作的一件好事。我立刻表示支持。但要我做刊物负责人，这我坚决不同意，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了领导，让我离开行政工作岗位，来专门从事文学创作。现在再套一个刊物负责人的帽子，这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对这个章程、启事，我认为有些地方写得不妥，我立即提了若干意见。他们说这是个征求意见稿，还需要修改的。
　　至于是否参加这个刊物的活动，我说待我回到南京进一步了解了情况以后再说。
　　长篇的初稿写好后，我便和陆文夫一道，到苏州郊区去轻松一下。游了天平山，渔洋山，光福司徒庙。在灵岩山上住了两夜，和老和尚穷聊一知半解的禅学。
　　下山后，立刻赶回南京。一进城，突然发现天下大变。
　　《探求者》这个正在酝酿中的刊物，到底办还是不办，此时已有了多种意见。有的人敏感到风向不大对头，申明个人退出。有的人认为不必办刊物，大家在一起研究研究创作问题就可以了。有的人认为困难甚多，干脆不办算了。一阵风起，一阵风散，五分钟的热度，总之，一切都在拟议中，一切都在两可之间，并没有人坚持一定要把刊物办起来。
　　刊物，不管你们想办还是不想办，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你们已经议论过了。《探求者》的章程、启事既然拟出来了，那就表明这已经是一个客观存在了。正苦于没有找到更好的靶子，以供射击之用。恰好，《探求者》的这个章程，启事，变成了一件此时十分难得的反面教材。据说这是全国文学界唯一的一份见诸文字的有组织的反党纲领。《文艺报》获此至宝，立刻全文刊登。供全民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按照多年来政治运动的模式，《探求者》的有关人员，必须立即靠边。第一步写交待材料，第二步做深刻检查。文革中写交待材料的方式很多，真真假假，难以分辨。反右开始时《探求者》们所写的交待和检查，态度是十分虔诚，内容是十分真实的。没有人弄虚作假，也没有人诿过他人。老老实实，各人交待各人自己的罪恶。
　　省文联原来的党组，理所当然地当即予以撤销。进驻了三位“左”君来领导反右运动。
　　机关工作停止了，大会小会轮番召开。阵线清清楚楚：右派交待，左派揭发；右派检查，左派批判。
　　召开了一次全省文艺界代表大会进行大批判。开会的地址，在南京三〇七号招待所。这里过去是蒋介石的励志社，军中俱乐部。皇军冈村宁次大将，也是在这个会场上向中国人投降的。
　　大会如何开，事先已排演好了。上台交待检查的共有一二十人，是文艺界好几个反党集团的反党案件。我是首恶，事先已被指名要上台检查。代表《探求者》上台检查的是我和叶至诚两名主犯。事先已把阵线划分得清清楚楚，右派们检查后，左派们纷纷上台揭发，批判。有的人是讲道理的，但也有踩在别人肩胛上的人。有的人为了洗刷自己而划清界限，有的人还可以通过揭发批判而达到更高一些的目标。坐在被审判席上，对许多昨天的朋友，今天的表演，是能够看得很清楚的。
　　那天，刘海粟检查时，前言不搭后语。他是艺术家，检查词上没有多少政治术语，自然不合规格。主持会议的人很聪明，不愿和他纠缠下去，便说，刘海粟和我们没有共同语言，快下去。
　　有一个批判论点，被左派们反复使用。那个批判我的最有力的一个论点就是：你和《探求者》其他几个人不同，你是受党多年教育的党员，又在前线直接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又是十一级高级干部，你为什么反党？如果不谈反党的事实，不谈这个反党的前提，上述这个质问，在逻辑推理上，确是天衣无缝的。
　　我当时也确实接受了这个逻辑推理，也用这个推理的方法来质问自己，检查自己的言行。但再往深一层追究：反党事实何在，我为什么一定要反党？这一问，我又变成一个无法说服自己，无法自圆其说的人。于是回过头来，还是从逻辑推理上来检查。讲不出事实，只好用一些政治脏话，把自己臭骂一顿。因为我当时心理上，还有一个很强烈的信念，那就是，不管怎么说，党是决不会错的，错的，当然只能是我。
　　报纸上刊物上，登了许多揭发批判的长文章和短文章。主要的批判目标是我，因为我应该是罪魁祸首。《探求者》诸君要我担任负责人，我没有同意。这一事实左派也是知道的。但这难不倒批我的“左”君。善创造的“左”君，认为我虽然不是《探求者》的实际领袖，但不妨荣任《探求者》的精神领袖。因为他们在陈桥驿给了你一件黄袍子，你不穿，也得披到肩上。从此后，我也只得以《探求者》精神领袖的荣衔，被批判和进行自我批判了。
　　那次全省文艺界的大会以后，回到机关，又开了无数次小会中会，一次次交待检查，一次次揭发批判，一次次不让过关，不知何时能够了结。我重重复复的交待检查，别人重重复复的揭发批判。同样的话，今天讲了，明天还得再讲一遍。当然不能完全重复，总得加几句或减几句，以显得有点新意。对别人的批判，我不能解释，不能辩白，否则就是态度不好。态度不好，那就证明你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左派，就是要把你从资产阶级的右派立场上拉回来，你的态度能够抗拒改造么？所以，我不但要耐心的听，而且要认真的记。只能耐住性子，把那些听腻了的话，再一遍一遍地记到笔记本子上。
　　无休无止的批判，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折磨得十分疲倦，十分厌烦，十分急躁，无缘无故的，头发一把一把的落下来。这时，甚至只有一个十分简单的渴望，枪毙杀头，一切听便，只望快点了结。
　　只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一位平时对我毕恭毕敬的朋友，把一件他干的不光彩的事，当时我是不赞成的，现在彻底翻转过来，变成了他来反对我干不光彩的事。事情不大，加在我身上，罪恶也不算重。但此人心理太过卑劣。我不得不说了一句：我的罪恶够多的了，多一件少一件无关紧要。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做事，讲话，总归不能昧着良心。我竟敢如此斗胆反驳批判者，这显然属于态度不好，但居然没有人整我的态度，真是稀奇事。

3

　　这时，还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我在苏州完稿的那部长篇小说，初稿40多万字，打印后，曾分发各方征求意见。正在文友们十分热烈地批判我的时候，章勒以、魏金枝两位给我写了一封共同署名的信，说我的长篇小说《红缨枪》，他们准备在《收获》创刊号上发表。《探求者》的反党罪恶，这时已经上了《文艺报》，我想他们也会是早已看到了的。但这两位文学前辈，居然敢如此逆风行船，我当时心里十分敬佩他们。但我这时正在为检查弄得焦头烂额，根本无心发表作品。我立即回信说，我正在挨批判，此时发表作品，当然甚为不合时宜。
　　那知他们两位很认真，又派了萧岱来南京处理此事。萧岱找了宣传部负责人，宣传部长又请示了省委。最后的答复是，批判归批判，作品本身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是允许发表的。萧岱找到我说，省委爱护作家，同意发表作品。问我还有什么意见。
　　本来发表作品，应该是很高兴的事，但我这时精神上万分痛苦，也万分疲倦，对发表作品，根本提不起一丝一毫的兴致来。我推说作品要修改，我现在又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修改，所以只好暂时不发表了。萧岱说，此稿暂时可以不修改，先发表。要改，等以后出书时再改。我的名字已经被批臭了，我不愿让干干净净的文学作品，再沾上作者的臭名字。我这话没有对萧岱说，只是固执地坚持不发，萧岱只好无可奈何的回去了。
　　这部书稿，一直到过了1989年以后，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大江风雷》的书名出版。我修改这部长篇的那一个历史时期，恰正是60年代初神州大地反对修正主义的高潮。我曾将书稿多次修改过。修改的方向，不是使作品更完美，而是为了使作品，能通过森严的隐性审查关。我变成了自己文字的第一审查官，为免于将来挨批判，不如自己先行设置一道检疫海关。手拿显微镜，检查苍颉先生传授的字中，有无病毒或细菌。恨不得用高纯度的蒸馏水，把每个字都洗洗涮涮。如此改法，越改，离完美越远。书出版后，所有看过初稿的同志，都众口一词的说，越改越糟，定稿明显不如初稿。
　　《大江风雷》于1965年出版时，曾发生过一件趣事。
　　出版社寄来小说样书的同样，给我汇来了三千多元稿费。当时的省文联领导人一得知此事，立刻有了快速的反应。马上派一位负责人到我家中，表示对我的关怀，说，为了使我过好反修防修这一关，希望我把这笔稿费交公。当时正是反修防修气氛极浓的时候，所以我也立刻同意了。但我提出一个要求。我说，我的唯一的妹妹，家中生活一贯困难，我每月发工资时，都定量寄生活补助费给她。这是机关里大都知道的。最近，我那个当工人的妹夫死了。做临时工的妹妹，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大的上小学，小的还在吃奶，丈夫又死了，生活更加艰难。我说，这三千多元稿费，我可以分文不要，只希望从这笔稿费中，给我妹妹寄三五百元去。即使撇开兄妹亲属关系不谈，此事，也可以视为一种社会救济。
　　领导研究后，不同意我的要求。这是我的稿费，但我无权处理，必须由领导来决定。在那个命运个人无权决定的时代，这笔稿费的处理权属于单位领导，也就是必然的逻辑了。但在承认领导权力绝对至高至大的前提下，我的这一合情合理的要求，希望领导讲点人道主义，或者换个说法，讲点领导欢喜讲的革命的人道主义，这难道是不正当的吗？
　　领导的答复还没有下文，这时又决定我马上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我一到农村，马上就追来了一封电报，要我立刻把全部稿费交公，不许从这笔稿费中抽一分钱救济我穷困的妹妹。面对这些高唱阶级友爱的人，如此的冷面无情，我能说什么呢？我立刻打了个电报回家，要妻把这笔稿费一分不留，全部送给文联领导。因为这笔钱是无法入国库的，便以党费的名义上缴。
　　事情到此，本是应该说，已经算是完全结束了。但峰回路转，又出现了一幅柳暗花明的绮丽风景。四清结束后，我回到机关。领导上又旁敲侧击的告诉我，说我对这笔稿费能正确对待，反修防修的态度很好，因此决定给我一千到两千元的奖励。
　　这是一个太大的幽默，我实在承受不了。国家给我的稿费，你们凭藉权力把它没收了。现在反过来，我的稿费，又变成了你们赐给我的赏金。难道还希望我爬到你们的脚下，叩谢恩典么？这个扔在地上的钱，我是不会弯腰去拾起来的。把反修防修的调子高唱入云，要别人过好反修防修关的人，自己就是如此过反修防修关的。
　　“四人帮”垮台后我才知道，我这笔三千多元的稿费，他们并未上交。既未入国库，也未入党库。到底落进了哪一位反修防修英雄的口袋里？

4

　　无休无止的批判，终于也有了休止的时候。1958年初，我的案子终于审结了。对我的处分决定，一共有六条内容，很全面。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考虑到了。处分的轻重，此时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痛苦的疲倦的批判，可以不再受了。
　　全家下放劳动。下放的地点，是悬吊在太湖当中的一个孤岛。
　　我幼年的家乡，是个农村小镇。战争期间，又长时间在农村生活。也曾做过农民运动。进入城市后，也常以深入生活的名义，到农村去走马观花。我对农民是有感情的，下放到农村去，我是诚心诚意接受的。
　　我是罪人，是到农村来接受改造的。但农民看人，和城里干部看人，眼神大不一样。我是油漆未干的人，当然不愿把我身上的油污，沾到别人的身上。自从我作为被批判的罪犯见了报以后，在城里，我总是极力主动地避开所有的熟人，不要使别人难堪。但有些人还嫌我做得不够彻底。路遇的熟人中，还是有人要惊慌失措地回避。
　　农民是极善良的。一到村上，我就概略地公告了自己的罪恶，并不掩饰我是有罪的人。我一说，他们总是安慰我，只要人好就行。虽然那安慰，对我并非必要。但我知道一点，农民看人，并不理会你的政治得失，总是从人的良心善恶，从人的道德行为上看人。农民看人，不管你个人的成败得失，不管你是显赫还是潦倒，也不管你职位高低，主要看你为人如何。也就是从一个人的人格上去判别一个人。
　　一两年之内，我大体上掌握了一些技术难度比较高的农业技术活。果树栽培中的修剪、嫁接，碧螺春茶的手工炒制。这些农活，妇女和青年一般是不会的。掌握这些技术活，都是老农民。有的人还有些绝技。我一方面主动向老农请教，同时又买了些农技书，从理论上做了些钻研。
　　这一年大跃进。我若是在城市里，在机关里，我也会和机关干部一样，头脑发热，行动发疯。这一年我不是从上面看大跃进，是从下面看大跃进。是跟在农民后头，用农民务实的眼光，去看那些吃醉酒一样的疯狂。《人民日报》登了照片，小孩坐在密植的稻穗上，你看了，能不相信亩产万斤粮？但在农村里实际看到的，是把十几亩成熟的稻子，连根铲起，挑到一亩田里，并拢在一起。就是的为虚，眼见是实的形象的亩产万斤田。
　　深翻可以增产。于是深翻出来个跃进，越翻越深，挖掘到大半人深，把肥料填到深坑底下。稻麦的根系没有那么深，吃不到肥。粮食种在翻上来的瘦生土上，如何增产？
　　一天，大队小队的干部们，一大帮人，从村头走到村尾，挨家挨户的割资本主义尾巴。走进农民的灶间，端起铁锅，往门口台阶石头上一掼。再把碎铁片拾进稻锣里挑走。送到小高炉上，以铁炼铁。门上，箱子上的铜锁，铁锁，蜡烛台，香炉，铜面盆，烤火的铜脚炉，都在门口台阶石头上砸扁，掼碎，无代价的挑走。
　　这帮人来到屋后的菜园里，把畦里的菜拔了，铲了。把那些攀在树上，架上的丝瓜藤，扁豆藤，南瓜藤扯断。
　　有的老太婆向队干部说好话，求情。有的人低泣。泼辣点的妇女就骂：
　　“你们是日本鬼子下乡，不得好死。”
　　干部也回骂：“你不要污蔑社会主义。农民也会划右派的。”
　　全村人集体吃食堂，吃饭不要钱，也不限量，放开肚皮吃饱饭。优越性很明显，下了工，不要淘米洗菜，不要再围着灶台转。全家老老少少，往食堂的饭桌边一坐，饭来张口，菜来伸手。确实全村人人兴高采烈。食堂开饭的场面很热闹，大家谈谈笑笑，像下馆子一样。
　　乐极生悲。吃了不到半年，生产队库存吃空了。怎么办？食堂的确是受农民欢迎的，是先进事物，当然不允许下马。连停办的议论也在禁止之列。粮库空空，只好一天吃三顿薄粥，以后又改吃两顿薄粥。一听到食堂敲开饭锣声，老农民就编歌子唱：“咣咣咣，一碗薄粥汤。”
　　人是铁饭是钢，肚子瘪瘪的，哪里还有力气干活？下到田地里，随便铲两铲，锄两锄，队长便喊大家休息。队长自己也干不动了。大家都倒在田头睡大觉，直到下工锣响。

5

　　我是带着赎罪的心情下到农村来的。像教徒一样，向牧师忏悔以后，心境也就平静下来了。
　　我这时和外界所有的联系都中断了。有一天，忽然接到了一位老同志的一封信。一位在省级机关担负部分领导工作的老大姐。她在信中说，我的案件是某某人为了洗刷自己，在我不明某些真相的情况下，有意用我顶替他的罪名，将我作为重罪处理的。这和我的怀疑，正好符合。她说现在有个内部政策，个别要求甄别的，可以受理。
　　这位老大姐的信，使我万分感动。她纯粹是出于正义感，冒着极大危险写这封信的。
　　我认认真真考虑以后，决定不申诉。我的心已经平静安定下来了。我这一生，前三十来年已经过去了，既无夸耀，也不追悔。无欢无嗔无怨。今后几十年，愿安安静静地终老农村。从此决不再卷入那些无谓的争斗漩涡，离开争斗中心越远越好。甄别也好，不甄别也好，对我都无所谓了。只求以后能让我安静就好了。
　　我十分敬佩那位老大姐，可惜我不想按她的忠告去办。我也不能为了表示谢意而写回信给她。她已冒了一次险。我不能再把她置于险境。
　　我对队里的劳动不偷懒，天天出勤，雨天也参加做室内的农活。大跃进的年代，动不动就挑灯夜战。我也和农民一样，时常去开夜工。农村男女劳动有分工，家务总是妇女做。我又要忙地里，又要忙屋里。老婆是无罪的人，经常被县里抽调去，搞点临时的宣传活动。我要像农妇一样，除上工外，还要带孩子，做家务。忙一点，但心情宁静。琐碎劳务多，不感到心烦。我一生中最感到厌烦，最感到受精神折磨的，莫过于没完没了，重重复复，不顾事实，上纲的大批判。
　　劳动之外，每天早上，晚上，还抽空写点笔记。舞文弄墨，早已成了渗入骨髓的习惯，成了身不由己，似乎是不得不办的事。这时，并不想到要发表作品，只是随便涂抹一点农村里的种种人和事，自己的种种感受。还有令人心醉的湖上自然景色的变幻。
　　几年以后在报刊上发表的散文《碧螺春汛》，就是根据这一时期笔记整理写成的。一九六三年出版的与《碧螺春汛》同名的散文集，也大多是这一时期的情感凝聚出来的。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的行期，只请队里悄悄地替我备了一条小船，天不亮离开港浜码头。想不到还有一些老乡起绝早到码头上送行。
　　回到省文联，碰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开第三次省文代会。会议的主题是反修防修。开会的方法是大批判开路。前一两年，受大跃进的鼓舞，好多搁笔多年的老作家们，纷纷发表作品。他们以为侥幸逃过了反右那一关，就可太平无事了。多年闭门思过的人，被大跃进的锣鼓震醒了。但只不过发表了一篇两篇作品，就立即请君入瓮了。在三次文代会上，老作家陈瘦竹，刘开荣，吴调公，杨白华，杨苡等人，纷纷挨批。在这同一个会上，另外一些站在大跃进前端的中年作家，纷纷跳出来打擂台。互相比赛谁写得最多，谁放多少卫星，谁要超过郭沫若，等等。江苏省的作家协会，就是在这两种绝然相反的气氛中成立的。
　　我被安排在文学专业创作组。凭良心说，这确是相当宽大的待遇。
　　那是个普遍饥饿的年代，是大批饿死人的年代。到底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是三分人祸，七分天灾？
　　我曾住过一次浮肿病医院。从脚到脸，全身浮肿。肌肉没有了弹性，手指揿下去，一揿一个肉坑，肌肉并不回弹。
　　内桥的一个招待所，临时改为省级机关的浮肿医院。这是一个十分奇特的病院，没有医生看病，也不吃药打针。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中饭和晚饭时，每人每顿，各发一个茶杯口大小的糠饼。病人的粮油标准，跟在家中一样，粮食，各人吃各人原有的定量。中午再各增加一个糠饼。在那个饥饿难熬的年代，这个糠饼也是个宝贝。吃饭时舍不得把它狼吞虎咽的吃下去，带回病房来，躺在病床上，一小口一上口慢慢地品尝。
　　一幢大楼里，住了几百名浮肿病人，鸦雀无声。大家躺在床上，眼望天花板，谁都不肯多说一句话，为了节省点体力的消耗。开饭的哨子响了，从床上轻轻地爬起来，手扶楼梯栏杆，一步一步轻轻地挪动脚步下去。饭堂里也静悄悄地。吃完饭，再一步一步慢慢地走上楼来，躺在床上，互相间并不交谈。个个似乎都是半死人。
　　这里也很像是个训练班，几百人一道入院，一个月后，又一道出院。
　　我算是幸运的，吃了一个月营养糠饼，渡过了最难熬的难关。

6

　　在那饿死人的年代，文艺界确也平静了两年。但日子刚刚好过一点，文艺这个晴雨表，又很灵验地转动起来了。
　　反修的调子越唱越高，连中间人物也不许写了。文艺作品要经过高温消毒才能拿出来。这样的作品谁有本领去写？
　　文革的锣鼓，是1966年敲响的，但文艺界的文革，早在1964年就实际上开始了。因为文艺界被说成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有的人甚至已经落进了修正主义的泥坑。用整风即整人的方式，来挽救一些人，成了必不可少的措施了。
　　用显微镜一看，《雨花》杂志毒草丛生，必须停业整顿，严格消毒。文学专业创作组的作家们，没有必要再让他们去制造修正主义的毒草了。作家们停止写小说，改去办展览会，写展览版面上的解说词。
　　这以后，作家们再被派到农村去，捉拿乡下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直到接上了1966年的文革。
　　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一发下来，省文联一位负责人立刻闻风而动。召开机关大会，宣布，凡是写过文章的，这次一个也跑不脱。似乎比反右的声势还大。忠告诸位，不要侥幸过关。然后点了一大串作家的名字。我从农村回来的这几年，已经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过了几年日子，所以在这次宣布的名单中，我有幸被列为榜首，完全是意料中事。
　　省文联住在总统府大院里。总统府大门口的围墙上，贴了我的一张巨幅漫画像。大院里面的室内室外，贴满了揭发我的大字报。造反派的小报也出了专刊。内容主要有；一类是重提1957年《探求者》的滔天罪恶；一类是批判我写的大毒草，主要是《大江风雷》的罪恶。两年前，《雨花》编辑部曾要我从尚未出版的长篇中，摘一段在刊物上发表。我选了长篇开头的一段，写的是抗日战争开始时，国民党政府撤逃后，敌人后方的混乱景象。发表时临时加了个标题《虾慌蟹乱的年头》。批判时，硬说虾慌蟹乱是污蔑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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