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校辞职前,我提醒学生,警惕抖音博主煽动仇日

文化   2024-06-29 13:17   贵州  
在辞职之前大学教师生涯的最后一学期,我给2020级历史专业学生上《世界当代史》这门课。
有一次,在讨论到日本问题的时候,我说,对待历史,理性的态度应该是,记住历史,放下仇恨;展望未来,共建和平。
有一个学生说,他不同意我的观点。
他说,他也不想活在历史恩怨和仇恨之中,但是,现在的日本人实在是太坏了,让他不得不恨。
我问他,现在的日本普通老百姓,到底坏在哪里?
他搬出了自己的论据:前几天,他刚刚看过一条抖音短视频。博主在日本街头采访了十几个日本人。这些日本人全都表示,自己很不喜欢中国人。既然日本人恨中国人,中国人为何不恨日本人呢?
我说,在现实生活中,你接触过几个日本人?
他说,从未接触过。
我说,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说说,我接触过的一些日本人。
第一次接触日本人是2001年春天。当时,我在厦门的一家台资企业上班。
那一天,公司来了一个日本客户。他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那天中午,总经理让我陪他到外面逛了逛。我不会日语,他不会中文,我们之间只能用简单的英语交流。
某一刻,细腻的我,突然发现,他做了一个让我十分费解的动作:烟抽完之后,把过滤嘴摘下,放进牛仔裤口袋。剩下的一截烟头,则扔进垃圾桶。
我实在不明白,都扔进垃圾桶多省事呢?为什么要刻意分开?
他的回答是:烟头是烟叶做的。把它扔进垃圾桶,填埋之后,它会很快降解,变成土壤的一部分。来自自然,就应该回归自然。而过滤嘴属于化工制品,填埋之后,只会永远滞留在土壤里,影响土质。日本有专门处理过滤嘴的环保机构,他要把它带回去,不能让它留在土壤里,影响土质。
那一刻,我万分惭愧:日本人到中国来,竟然如此爱惜中国的环境,我们自己呢?
2018年7月,我第一次独自到日本旅行。
抵达日本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从大阪机场坐高铁到达酒店附近的地铁站,刚刚走出车站,我一下就晕了:到处都是我看不懂的日语招牌,而且日本人大多数无法用英语交流。据说日本人的英语比中国人还差。
我打电话到酒店,根本听不懂前台说的酒店地址,我也无法告诉他们,我到底在什么位置。
整整一个多小时,我如无头苍蝇般到处乱转,仍然找不到北。
我想打出租车,又舍不得花钱,因为日本的物价,相对于中国,实在是太高了。打个出租车,随便就得花个好几百元人民币。
已经晚上十点半了,大阪街头的行人慢慢少了,越来越感到茫然无助的我,突然想起,何不把酒店订单截图下来,给日本人看。让他们帮忙打电话,告诉酒店我所在的位置,让酒店过来接我呢?
此时,一位五十岁左右的日本大叔路过。从白色衬衫、深色西裤、黑色皮鞋这一日本职场人士典型着装看得出,他刚刚下班,正在赶回家的路上。
看到我求助,他马上停了下来。他不会说英语,看我大包小包,加上一脸的焦虑,一下明白我是在问路。
他二话不说,接过我是手机,看了截图上面的地址,然而,拿起自己的手机,给酒店打了电话。
问清了地址,他担心我找不到路,用手比划着示意我,他带我到酒店。
7月的大板,天气炎热如火。在陪我走向酒店的路上,我似乎能听到胖乎乎的大叔身上的每一块肉都在颤抖,汗水不停地往下滴。
走十几分钟之后,晚上十一点,他才把我送到酒店。
我一个劲地用简单的日语给他道谢,并提出与他合影留念。他摇摇手,笑眯眯地拒绝,继续赶路回家。
从酒店走到地铁站要将近二十分钟,不知道他是否错过了末班地铁。
在大板街头,我经常找不到路,往往只能求助路边私家小店。
有时候,我问路,他们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走。这时,店家会毫不设防地把我请进柜台后面的房间,打开电脑上面的谷歌地图,搜出地址。
这还不算,他们会给我把地图用纸打印出来,并在上面用笔标出路线,在要去的目的地画一个圈。
在大阪那几天 ,我碰到好几位如此善良的店家。
有一两次,店家实在是搜不出来我所打听的地址,他们竟然会一脸歉意地跟我连声说几个“すみません(对不起)”,仿佛是他们欠我什么似的。
讲到这里,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他们发光的双眼预示着,他们封闭的大脑正在打开......
我继续说,我不否认,日本国内仍然存在一小撮否定战争罪行的极右势力。但是,极右势力和少数政客,不能代表日本所有普通老百姓。我们一定要分清楚。
讲完这些,我回到了学生提出的那个“日本人普遍恨中国”的抖音短视频的问题。
我提醒学生,那个视频一看就是经过剪辑的。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在那位抖音博主采访的所有日本人当中,但凡表示中日应该和平相处、世代友好的言论片段,都被他刻意剪掉。他最后所呈现给大家的视频,全部都是恨中国人的言论。
看了这样的视频,我们非常容易误以为,所有日本人都恨中国人。博主因此赚足了流量,因为人性的弱点之一是,煽动仇恨,永远比提倡和解,更容易博得眼球。
我反复提醒学生,现在的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我们一定要警惕自媒体上的战争叫嚣,那都是爱国生意。
告别大学讲台已经一年半了。回想起那九年的教学时光,最后两年被从副教授降为讲师的我,最感到欣慰的一点是,在上过我课的八九百名学生中,仍然死抱极端民族主义立场的人,可以说是很少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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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虱
浙大毕业不工作博士,50岁辞大学教职;超越左右,独立思考;不婚不育,闲云野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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