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郝敬明：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晋商文化
文摘
文化
2024-02-29 13:10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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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郝敬明（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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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提到晋商和晋商文化，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雄踞明清两代，历时500年国内最大的晋商商帮；一支不辞艰辛，披星戴月，风餐露宿，远征中俄边境贸易城恰克图的晋商驼队；遍布大江南北的晋商票号、钱庄。以及集中在晋中一带令人目不暇接的大院和大院文化；这种恢弘的景观印证了晋商文化在明清时的辉煌。然而，稍加留意古老的三晋史，就会发现：晋商文化的源头，却是在比明清更为遥远的历史深处。多数学者认为“贾”字出于“盬”。而“盬”，即指河东解州盐池。早从夏、商、周始，盐就作为商品进行流通、交换和消费。河东就是池盐生产、流通、交换的集散地。因此，史家推论，中国最早的商人应是晋商。山西古老的商业文化来源于山西古老的农耕文明。而这种古老的农耕文明，或者叫“区域文明”，是华夏文明的“直根”（《山西文明史》杨茂林等著）。尧、舜、禹是我国古代传说的圣王。他们所处的年代是我国部落联盟向国家转型过渡期。三位圣主建都和活动的主要轨迹都可以在山西境内寻觅。尧，属陶唐氏部落。黄甫谧《帝王世纪》载：“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尧都平阳”，指今山西临汾市，这已为陶氏遗址的发掘所证实。据《尚书.尧典》记载，尧在位时，便观天测象，制定历法，开凿水井，治理水患，发展生产，为民造福。古老的《击壤歌》中唱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这是唐尧时百姓生活的写照。除农耕外，尧更关注“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帮。”《史记·五帝本纪》赞曰“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说明尧治天下，以“德”“仁”为本，是很得人心的。舜，虞氏平民。年轻时耕于历山，渔于雷泽，陶于河滨，以孝闻名。其活动中心在今山西永济一带。优于其德其能，继尧帝位，是为舜帝。舜倡行“五常之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相传舜帝在河东盐地视察，看到百姓有吃有穿，日子过得不错。欣喜之余，在卧云岗上亲抚五弦琴，吟唱《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南风，在这里也可理解为“政风”。这首歌所以能流传千古，是它倾诉了一种为民情怀，及“解民愠”“阜民财”的体民疾苦的思想，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民本主义。孔子赞曰“韶尽美，又尽善也。”“在齐闻韶，三日不知肉味”。这不仅是对韶乐的欣赏，更是对尧舜“仁”“德”之政的由衷赞美。禹，属崇氏部落。其父鲧用堵塞之法治水失败，被舜帝诛死。禹吸取其父教训，改用疏导办法，历尽艰辛治平水患，三过家门而不入。《韩非子·五蠹》写过禹治水的辛苦：“身执耒锸，以民为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禹都安邑”。古安邑位于今山西夏县西北十五里的禹王乡，夏县因此而得名。禹的伟大功绩在于通过大规模征伐，创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夏。夏的第一个首都为山西阳城。夏之域，今晋南豫西等地是原始商业活动最初的发迹之地。夏朝农业文明有了较大发展，并伴随产生了酿酒业、制陶业、手工业。生产力发展，剩余产品出现，使部落之间以物易物成为可能。于是，“商人”“商业”的称谓开始出现。一个名叫王亥的部落首领，善于训导牛马，并发明了牛车。于是，拉着货物到其他部落去交易，被后人尊为“华商始祖”。同时，上述史迹也说明，尧舜的“仁”“德”思想，大禹治水的精神已融入百姓的文化生活，也注入晋商文化的源头，并逐渐形成晋商文化的内核和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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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晋之立国，始于叔虞封唐（唐国）。唐叔虞是周武王姬发之子，周成王姬诵之弟。叔虞死后，他的儿子燮父继位，改国号为晋，始称晋国。唐国是殷周之际存于山西南部翼城、曲沃和绛县一带的小国。立国规模虽小，但周王室册封的礼仪是隆重的。不仅赐命、赐器，还授土授民。更为重要的是破例给了“启以夏政，彊以戎索”特殊的治国方针。允许晋国不必拘泥于周制礼法，可以因地制宜，采用适于戎狄氏族风俗习惯的办法治理邦国，类似于今天的“特区”政策。这无疑是一种求同存异，宽厚包容，顺应时变之策，对唐国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年轻的国君唐叔虞忠实地执行这一国策，精心治理国家，很见成效。据文献载：两三年内农业获得丰收，还出现了许多一株多穗的“嘉禾”，这是“天降祥瑞”，贡献周王，引起朝野轰动。君臣咏赋，赞诵丰收盛世。自唐叔虞封地立国，实行“夏政”“索彊”政策，到文候复宗勤王再造周命，励精图治几百年，晋国的农耕业、纺织业、手工业，尤其是冶炼、铸造等都有长足的发展。这就为晋国商业及商业文化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我们在研究晋商文化的渊源时，不能不关注殷周主流文化中发生一些重大事件，即《易经》的横空出世。对《易经》产生贡献最大的除伏羲外，便是周文王，他应是《易经》的主要作者。周文王困羑里而演《周易》，几乎是史家共识。而孔子的《易传》则被视为对《周易》的补充，是“源”后面的“流”。《易经》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中的一部巨典。从表面看，它是卦爻辞与神秘的符号，是卜卦算命的工具。实质上，它包涵了深邃的哲学思想。借天道说人事，其中蕴藏着宇宙人生的丰富哲理。即使在殷周时的国家管理者和社会贤达，也不会把《易经》仅仅看作单纯打卦算命的工具，而是看作参知天地，应对自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道。特别是《易经》提及“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前者强调效法天道，精进有为，变革进取；后者倡导效法地势，涵养美德，容载万物。两层意思叠加在一起，正好涵盖了商道的文化精髓。作为周室分封的诸侯国——晋国，《易经》也必然是国之宝典，是处理国事民情的第一部教科书，它对于晋国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的影响并不因“夏政”“索彊”而而有丝毫减弱。因此，探索晋商文化的渊源，必须把“易经”的因素加入，从中分析其对晋商文化的影响和作用。而这，也正是晋商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短板，需要用心加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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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晋国“曲沃代翼”的权位之争历经三世67年，连杀五君逐一君，最终以小宗代大宗。曲沃武公成为新的宗主。曲沃武公代翼后第二年去世。公子诡诸继位，是为晋献公。晋献公从“曲沃代翼”事件中，深感威胁君权的力量主要来自公室宗族内部。用异性大夫士蒍之谋，尽杀群公子，将公族势力剪除殆尽，以巩固君位。接着对外多次用兵，先后灭掉十余小国，开拓疆土，把国界拓展到豫西、陕东部分地区，跻身于齐、楚、秦、晋四强之列，被称为晋国“始盛之君”。这一拓展，使晋国不仅拥有解、芮之盐池，垂棘（潞城）之壁玉，屈地（吉县）之良马，还更多地占有粮、帛、丝、煤、铁、铜等战略资源，从此走上“财用不匮”的富裕之路。加之晋惠公的“作爰田”“作州兵”之举，使晋国走向复兴。晋国的商业和商业文化随着经济的繁荣而发展起来。公元636年，晋文公回国继位。晋文公辗转8国，逃亡19年的艰难经历，丰富了人生阅历，使他能近距离考察多国的内政外交，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同时，也锻炼出与他一样优秀的智囊团队。晋文公归国后，政治上革除弊政，整顿吏治，弃怨抚众，选贤任能；军事上改革兵制，实行强军政策；经济上奖励耕殖，发展生产。《史记·晋世家》称：“文公修政，施惠百姓。”在惠公“爰田”“州兵”的基础上，文公进一步实行“裂土分民”，将公田分给贫民，进一步保护和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晋文公一反世俗轻商观念，推行“工商食官”的官商制度。同时，采取“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公无禁利”“输集聚以貸”等一系列政策，激活了工、农、商各业发展。据文献载：晋国当时已出现金属冶炼、铸造、造车、造船、纺织等行业。制药、制革、制陶等一系列手工业也发展起来。特别是炼铁、铸铁技术的提升，使铁的应用更加广泛。铲、斧、锄、钁、犁等生产工具的使用，把农业生产由纯粹的人耕时代，推进到铁器牲畜并用时代，大幅提高了农牧业生产效率。经济发展促进了商业繁荣。农牧及手工业产品增多，商品流通范围扩大。原有的“官商”垄断经营，已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这就为私营个体工商业者提供了机遇。由此出现了百工居肆，各业分散经营的局面。私商纷纷走向前台，成为商贸活动的主角。通过激烈的商业竞争和跨境贸易，涌现出一批富甲天下的巨商大贾。他们不仅资本雄厚，神通广大。同时承袭儒贾相通的经商理念，形成义利并举的独特商道，为后世留下宝贵的商业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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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春秋以降，在这批巨商大贾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计然、范蠡、猗顿。计然曾是晋国流亡贵族，春秋时著名的韬略谋士，经济学家。尝游历山水之间，号称渔父。越国大夫范蠡尊其为师，聘请他参与越国的高层决策，谋划军国大事，助其治国理财。据说计然授兴国“七策”，范蠡、文种仅用其“三策”，便助越灭吴。《史记·货殖列传》载，计然献策中，就包括经济和商战理论。如：（1）积著（贮）之理。计然用五行之说推算农业生产规律，六年一穰（丰收），六年一旱，十二年一大旱。由此引出积贮说：“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即在旱时，要准备船，以备涝时用；在涝时，要准备车，以备旱时用。（2）经营之术。“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商品价昂贵时，要像抛弃粪土似的倾销出去。商品价便宜时，则像珠玉般吸纳进来。贵卖贱买，灵活机动，捕捉商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3）平粜之策。“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国家控制的主要是粮食价格。通过市场干预，使粮价维持平稳，市场不乏，百姓心安，“农末俱利”，认为这才是治国之道。春秋时著名的“计然之策”，其核心就是以经治国，以商兴邦。凭借此策，范蠡助勾践扶危定倾，兴越灭吴，终成霸业。猗顿，鲁国人，一介寒儒。“耕则常肌，桑则长寒”。穷愁潦倒，难以为继。在困顿中，向范蠡登门求教。此时的范蠡，已是功成名就的大隐士。其助越灭吴后，不贪功名利禄，激流勇退，归隐江湖。先到齐国，改名鸱夷子皮。“耕于海畔，劳身勠力，父子置产数十万。”因赈济灾荒，声振朝野。不得已任相三年后，挂冠而去。后又迁隐陶地（山东定陶），十余年集巨资十万，扶贫济困，“三聚三散”其财。名满天下，义满天下，时称陶朱公。他将治军理国之谋用于商战，形成一套经商理论，时称“陶朱术”。他师承计然，又有许多创新和发展。他主张“务尽地力，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市场应变，与时逐利”；“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唯恐弗及。”（《国语·越语下》）。认为，一味敛财，不是商人之道。应以义取利，能聚能散，聚之有道，散之有方，才是经商最高境界。范蠡作为一代商界宗师，对登门求教的猗顿也是诲之不倦。据《孔从子·陈义士》记载，范蠡当时授猗顿致富秘诀：“子欲速富，当畜五牸（雌性牲畜）”。猗顿怀揣“陶术”和致富梦想来到晋国河东盆地。先后经营畜牧业、运输业、珠宝业，大获成功。猗顿的贤能，主要体现在灵活经营，致富有方；多种经营，敛财有道；能聚能散，周贫济困。以一人致富，带动众乡亲脱贫。他师承范蠡，在致富路上又能超越范蠡。至今人们仍将“陶公”“猗顿”并称商贤。范蠡师承计然，猗顿又师承范蠡。如果说，计然偏重于韬略谋划和经商理念的设计，则范蠡和猗顿则侧重于儒商兼容的经商理念指导下的商业活动。他们经商的共同特点是：于时逐利，讲求应变；诚信为本，以义取利；富而为仁，能聚能散。正是以计然、范蠡、猗顿为代表的商贤和他们独树一帜的儒商之风，开创了晋商文化的先河。![]()
（五）
战国时代，魏、赵、韩等国围绕富国强兵，都先后实行变法，推动了各国经济发展和工商业兴旺。这是我国历史上工商业最早的兴盛期。钱穆先生认为，战国时期工商业发展的主要标志：一是，有了煤铁、棉花、交通、纺织等重要大工商业。二是，有了“真正的民间商业”和作为自由职业者的商业群体，及类似陶朱公、猗顿、白圭之类的大商人。三是，以货币取代以物易物的流通形式。四是，开始出现商业大都市。（《中国经济史·钱穆》）经济发达，工商繁荣是一国实力的标志。三晋的韩、赵、魏正是凭借此种实力纵横于战国舞台，在七国争雄中夺得一席之地。战国时代，是大变革时代，是思想文化大丰收的时代；也是法家大出风头的时候。而法家主要源于三晋（《中国思想史纲·候外庐）。战国初期李悝、吴起、商鞅，此后的申不害、韩非、荀子都与三晋结缘至深。他们皆是三晋的名流学士。有的在三晋主持变法；有的则带着满腹学问游历诸国，传播法家思想，或主政一国，推行变法；有的则是在乱世中超然尘外，潜心研究法家学说。他们都是三晋思想文化的一代宗师和商业文化的先驱。其中韩非、荀况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韩非乃法家集大成者，出身于韩国贵族。生逢乱世，目睹韩国在秦打压下日趋衰落的窘境，曾向韩王力谏变法图强之策未被采纳。遂著书立说，以“五蠹”“孤愤”闻于嬴政而入秦，遭李斯等陷害，卒于狱中。韩非继承并发展了荀子人性恶的思想，认为“好利”是人的本性；儒家推崇仁义道德是虚伪有害的，主张严刑峻法；韩非提出“法后王”的进步史观。认为历史是进化的，治国者当因应时势变化而取相应对策，“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体现了战国时期地主阶级和大商人改革旧制，积极进取的精神。荀况，战国后期赵国人，是战国末期百家学说之集大成者，杰出的思想家。他一生游历甚广，阅历丰富。曾游学于齐，西观于秦，议兵于赵，任官于楚。晚年罢官后居楚之兰陵，著书立说，直至老死。荀况综合儒法各家的经济主张，提出欲望论、分配论、富国论，为封建经济制度的建立及商业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荀况认为，“人生有欲”。治理国家，就应使人们的欲望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主张以“礼”“法”调整好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做到分配上公平合理，才能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而要使国富民裕，就必须发展农业，兴修水利，因地制宜栽种农作物，无违农时，并减轻赋税。![]()
同时，他是法家中少有的不将商业视为“末业”，而加以抑制、排斥的思想家。他对发展商业持积极态度。认为，手工业产品，可以使“农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商业能“流通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士、农、工、商各司其职，国家才能富起来。在财税方面，他主张欲先取之，必先与之的思想。“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利之也。”他还提出“节其流，开其源”的财政管理原则，成为治国理财和经商几千年来恪守的信条。荀子许多先进的思想理念，都是晋商文化的思想源泉。南宋理学家朱熹有诗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史，历代先祖先贤的思想积累，和经济发展相伴而行的大量的商贸活动，构成三晋历史文化的精神物质渊源，也是晋商文化的“源头活水”。没有这一“源头活水”，便没有后世乃至明清两代晋商文化“天光云影”的瑰丽景观。这，正是茫茫三晋史提供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和认识。
2024年2月于国瑞苑
本刊原创首发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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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风采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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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敬明，山西省原平市同川人。高级工程师。早年上山下乡，曾为农、为兵、为工。入越参战，获归国英雄称号。后投身三线建设十载。长期供职于省工业经济管理部门。工作之余，未改文学初衷。喜翰墨，爱摄影，好诗文。著《霹雳一笑》《秋日长歌》诗集。中国诗书画研究会理事。《中外文艺》《当代文摘》特邀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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