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磨万击还坚劲——记刘经南院士

孔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他是一位智者仁者勇者，是我国著名大地测量学家、中国卫星定位领域的开拓者，是两次执掌大学帅印的教育家。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刘经南教授。

01.天生我材必有用

刘经南祖籍湖南长沙，1943年7月出生于重庆。抗日战争胜利后，因躲避战乱而迁往重庆的父母带着他回到故乡。

刘经南的祖父、外祖父都是黄埔军校学员，外祖父是黄埔四期学员，与林彪同班，后来加入国民党，一直做到中将，并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去了台湾。高中考大学时，对生物科学有浓厚兴趣的他报考了北京大学生物工程专业，但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北大不予录取，好在刘经南高考成绩高出一般考生许多，招生部门人员思考再三，才没把他的档案退回，但盖章注明：此生不宜录取一类院校。就这样，刘经南与北大失之交臂，最后被调剂到武汉测绘学院天文大地测量专业。

这一变故对刘经南打击不小，但也激发了他骨子里不服输的精神。他入学后十分刻苦，教室、图书馆两点一线成了他生活的常态，休息日同学们都出去玩了，他仍在发奋苦读。1967年，刘经南以优异成绩毕业，没想到家庭出身再次让他遭遇磨难，分配很不顺利，他转而想考研，又因“文化大革命”爆发无法实现，一直等到1968年，才被分到湖南煤田物探队当了一名作业员。

从此，刘经南开始了野外勘探测量工作，经常奔走于高山荒野间、原始森林中，历经九死一生。在野外勘探的路上，遭遇车祸，车翻了，而他大难不死；曾在原始森林里迷路，摸索了数个小时，才勉强走出来；一脚踏空，掉进腐殖质覆貌溶洞，最终被队友救出。最危险的一次，他跌下悬崖，眼看就要在队友们的惊呼中粉身碎骨，奇迹却出现了，绝壁上的一棵树挡住了他，他骑在树丫上大声喊叫，让崖下田边的农民小心他踩落的石头……

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然而精神的痛苦如影相随。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他政治上不受信任、不被单位重用，但业务上却又是骨干，总是干最难的活，解决最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即便如此，刘经南并未灰心懈怠，秉持自己的良知积极工作。他平时一有机会就琢磨技术上的问题，在队员们聊天或是休息玩扑克时，他还捧着一本书就着微弱的灯光阅读。他敢于提出合理的建议以及新的思路。一次，单位接到一个测量任务：国家希望加强对湖南怀化地区的基础控制，根据国家测绘局计算中心的结论，原有的点能满足1/10000测图，但不能满足 15000以上的测图，所以要做二等网。他看书比较多，根据苏联一位很著名的专家普罗沃诺夫的一本书中提到的连续三角网的精度理论，用简单的计算来研究连续三角网精度，提出了在这个地区不仅可以满足1/5000的测图，甚至可以满足1/2000的测图。刘经南提议：只需在个别地方补充三等就够了。正是在他的建议下，按二等网布设可能要近千万资金并要一步步开展的工程，仅花了二三百万元就完成了，并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整个物探队因此获得了“全国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先进集体”的表彰。慢慢地，他赢得了同事们的信任和尊敬，派来监视他的人竟然悄悄对他说：我虽然是来监视你的，但我觉得你不错 !

光阴荏苒，物探队的野外颠沛生活一过就是11年。1979年，刘经南在大学老师的建议下，报考了研究生，此时他已经36岁，经过短短几天的复习，他还是以扎实的基本功如愿以偿。读研期间，原本肠胃就不好，再加上常年的野外工作，刘经南成了名副其实的“药罐子”。3年学习期间，他有两年半肠胃严重不适，后来还得过心脏病，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住了40多天院又稀里糊涂地好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利用一切时间认真学习，不仅课上认真听课记好笔记，课外还阅读大量的专业书籍，成绩非常优秀。他还经常辅导其他同学，某些同学们戏称他为“二导师”。

三年后，他以优异成绩获得硕士学位，被分配到湘潭矿业学院任教。1986 年又被调回母校，开始了卫星大地测量与 GPS 技术的研究,，并迅速成为我国卫星大地测量与数据处理方面的学术权威。

刘经南院士

02.做力所难及之事

刘经南从小就喜欢有挑战性的东西。外语是门重要工具，很多同学视为畏途，他知难而上。当年武汉测绘学院的新生大会上，时任校长夏坚白教授说：“我们这一届学生的成绩很好，有一位同学的外语 （俄语）是99分”。后来，刘经南从班主任口中得知，这位受到全校未点名表扬的人就是他自己。他中学和大学学的是俄语，在物探队，他听电台英语广播自学了英语，且达到了熟练运用的程度。

进入武汉测绘学院后，他“发现天文大地测量跟想象中差得很远”，因为当时测绘新生都是从最简单的测量学起，无非是量角度、量长度、量高度和高程的变化。“我觉得没什么挑战性，所以当时有很重的专业情绪，不想学，甚至想退学。”为此，他还跑到武汉大学听了些自己感兴趣的生物学、文学类的课程。后来，在慢慢的学习过程中，他逐渐发现测量数据的处理涉及当代数学中一些比较新、比较尖端的领域，感觉有挑战性的东西来了，顿时就来了兴趣。

1982年，刘经南研究生毕业，他的毕业论文根据国外专家卫星定位所观测到的数据，通过对坐标系转换三个不同理论的研究，得出三个理论计算出的结果相同、但精度不同的结论。这一成果在当时非常前卫，许多老师根本不相信，恰好刚从国外回来的周忠谟教授，博士毕业时论文也是这一研究，但他当时没有得出结论。周教授见一个硕士毕业生和自己研究的问题一样，并得出了结论，既兴奋又惊讶，当即给出很高评价：“一个硕士研究生，在国内现有研究条件下能做出这样的结论，真是不简单！”最终刘经南的论文得了5分，在学校引起轰动，令很多教授对他刮目相看，称他是大地测量学方面难得的人才，此后，这一课题的研究被列入国家“六五”重点项目。

研究生毕业后，刘经南被分配到湖南湘潭矿冶学院。1985年武汉测绘学院更名为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周忠谟教授出任校长， 他非常青睐刘经南的才华，于1986年将他调回母校。刘经南回校后，学校立即将“卫星测量基准的地心坐标系与地面大地坐标系转换关系”的研究交给了他，这是20世纪80年代国际大地测量界的前沿课题。当时，国际上有关两大坐标系转换的模型有三个，究竟孰优孰劣，在学术上一直争论了十几年也未见分晓，刘经南深知这一研究的难度，但爽快地接受了任务，随后全身心投入研究中，“研究的过程是让人兴奋的。当时特别投入，连做梦都在想，梦中都会出现数据和公式，忽然有一天，问题迎刃而解，心中豁然开朗。”结果仅用两年多时间，他就在国际上第一次从理论与实践上证明了三个坐标转换模型的等价性，得到国内外测量学界专家的一致认可，一举结束了这场争论。

接着，他又和同事们经过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测量理论和方法，使大地测量坐标系理论研究领域的一系列难题迎刃而解。1988年，刘经南在匈牙利召开的“国际整体大地测量学术大会”上发表这项研究成果后，立即在国际测量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这套测量理论也被称为“武测模型”，大会主席评价“‘武测模型’是一个新思想”。随后，刘经南迅速将研究成果推向应用，研制出卫星网与地面网的联合平差软件，不仅解了国家石油部门油田勘探中的燃眉之急，而且创造了年节约500万元的巨大效益。从此，一颗耀眼的新星，在国际大地测量学领域冉冉升起。

20世纪90年代，他主持研制出我国第一个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商品化软件—“GPS 卫星定位数据处理综合软件”。该软件被国内外数百家单位采用，占领了国内 80％以上的市场，并作为专有技术出口国外。他提出的 GPS 软件设计思想已被国际GPS领域作为测量规范。他运用自己提出的“逆推法”，较精确地确立了全国板块运动趋势。他主持完成了国家高精度 GPS 网的整体平差工程、亚太地区 GPS 国际会战数据处理及全国数十个大中城市控制网的设计、施工和数据处理。他主持完成的清江隔河岩大坝形变 GPS 自动监测系统在1998年抗击长江特大洪水的严峻斗争中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表彰。

作为“中国 GPS 应用研究的先行者”，他既是中国提出分布式广域差分技术的第一人，也是我国第一个GPS 商品化软件的研制者，在 GPS 技术领域的研究中创造了数个第一；作为教师，他努力将科研成果运用于教学之中，参与、组织了“大地测量学专业改造工作”的教学改革项目研究，项目成果分别获湖北省教育成果特等奖和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他还坚持在教学的第一线给研究生甚至本科生讲课，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GPS高级人才。

凭借在科研领域的卓越成就，1999年，已出任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副校长和国家卫星定位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的刘经南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刘经南院士喜爱游泳、打乒乓球

03.人文素养深厚的大学校长

刘经南从小就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喜欢中国古典名著及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论著，他说这得益于自己教私塾的祖父和教语文的父亲。

他祖父在他四、五岁时就开始教他写毛笔字、读唐诗宋词，在他教导下，刘经南渐渐喜欢上了读书。上小学后，他读完了当时能够找到的很多童话书籍和寓言故事。进入中学，为了多看书，刘经南成了图书馆常客，常读到闭馆。学校图书管理员非常欣赏他这股劲头，于是聘他做业余图书管理员，由于做事认真，后来他又先后被聘为“长沙市青少年宫图书馆”、“长沙市图书馆” 以及“湖南省图书馆”业余图书管理员，一干就是5年。

5年中，刘经南遨游于书籍海洋中，中外经典名著、政治历史故事、科学家传记，各方面书都读，涉猎十分广泛，人文精神的种子从此在他心中扎根。他善于独立思考，例如对《三国演义》中三足鼎立格局有自己的见解。他说，曹操手下将士如云，人才的团队精神强。刘备手下不乏杰出人才，但是没有群体优势。孙权地处江南，财政富庶，可惜缺少对人才的凝聚力。因此，在激烈的发展竞争中，一流队伍靠整体团队，二流队伍靠个别人才，三流队伍只能靠钱财。

2003年，刘经南被任命为2000年8月刚由“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四校合并组建的新“武汉大学”校长。作为武汉大学百年历史上的第一位院士校长，他认为，“一个大学没有人文精神就等于失去了灵魂”，他倡导“和而不同”的理念，提出要坚持以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高度统一，将武汉大学建成一所综合型、研究型、国际化的一流大学。

为此，他把“创新”作为自己的治学理念，开始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在教师队伍建设上，他向全球招聘人才，并打破论资排辈不拘一格使用人才，经过严格考核，让17位副教授做了博士生导师，在全国高校教师任用机制上首开先河；在本科生教育中，他提出“要培养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强能力，同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着力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素质——知识——能力”培养体系，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在硕士研究生培养上，他在全国高校率先推出以2年制为基础的弹性学制，根据国家需求培养应用型人才和学术研究型人才 ……

在他的领导下，武汉大学实施了一系列教学与管理改革，在全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武汉大学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

2008 年11月，刘经南因年龄到界卸任，上级组织和广大教职工一致认为，他担任校长5年多时间，是新“武汉大学”组建以来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之一。

参加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2012年，由江苏省昆山市政府与武汉大学、美国杜克大学合作创建的昆山杜克大学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开始筹备，合作三方的创校宗旨是要办一所规模不大的、综合性的、精英式的、研究型的、国际化的高校，经过认真遴选、反复磋商，最终一致决定聘请刘经南院士出任首任校长。

2012年8月，离开武汉大学校长岗位4年后，年近七旬的刘经南再挂高校帅印。上任之时，他充满信心地表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要和我的团队成员一起努力将昆山杜克大学办成一所扎根中国大地的高水平综合性研究型世界一流大学！

他率领管理团队立即投入到紧张工作中。教师选配、课程设置、招生条件的确定、管理体系与规章制度的建立等等所有大情小事，他都要亲力亲为，为此每天忙碌十几个小时成了家常便饭，有时连节假日也不休息，甚至吃饭常常在办公室凑合一口就完事。功夫不负有心人，短短数月，学校便完成了正常运转所需的所有条件以及招生工 作。2014年秋，昆山杜克大学迎来了第一批学生。2018年8月，昆山杜克大学完成了发展规划中的第一阶段任务，步入第二阶段——本科生培养。刘经南亲自主持了本科生入学典礼，典礼结束不久，他的6年任期圆满结束，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冯友梅教授接替他出任昆山杜克大学第二任校长。对于刘经南6年的工作，合作办学的美国杜克大学校长文森特·普莱斯给予了极高评价：“昆山杜克大学能取得今天的成就，离不开刘校长强有力的领导。刘校长任期结束恰逢昆山杜克大学迎来首届本科生，这是他出色工作的丰硕成果，也开启了昆山杜克的美好未来。我对他多年来的辛勤付出表示真挚的感谢！”

刘经南院士是一位平易近人的仁厚长者。上个世纪90年代，我作为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测绘科大报》编辑、记者，有幸跟随他和他的团队到巴人故里、土家族的发祥地宜昌长阳，参加清江隔河岩大坝外观变形GPS自动化监测系统研究成果鉴定会，第一次领略了美丽的清江山水，见证了这个后来在1998年抗击长江特大洪水的严峻斗争中发挥了十分关键作用的非凡科技成果。他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我的一个师兄求学遇到困难，在一次陪同媒体记者采访他时，我顺便给他反映了此事，他很快就处理了此事，我这位师兄从武汉大学博士毕业后不久就当上了一所高校的副校长，为社会做了很多贡献，我感佩于这样一位大家、校领导，百忙之中居然能记着一个小人物的一件小事。他记忆力超群，年逾七旬仍能大段大段地背诵《红楼梦》中的诗词，令我这个文科生晚辈汗颜。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回顾自己的经历，刘经南院士说他的人生信念是：“言力所能及之言，做力所难及之事，思力所不及之思。”在武汉大学2004届毕业典礼上，他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和体悟赠给青年学子们：

“我不担心你们知识贫乏，但担心你们激情缺乏；我不担心你们智慧不足，但担心你们毅力不坚。目标有时候很简单，却需要足够的信心和毅力去追求；成功有时候很遥远，却与目标咫尺之间，生活中的成绩不是我们的目的地，而是一段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