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潇||技术政治的尝试: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双桥无线电台的建造

现代化建设本质上是以科学技术为根基的,体现行为体的政治意图,民国北京政府开展的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实践带有技术政治的愿景。新近研究也指出,1922—1925年是中国技术政治进程的一个转折,新的政治和通信体系由此诞生,这通过官方对无线电技术的重视和主导得以体现。民国初年,北京政府交通部、海军部、陆军部分别向外国购办设备,在重要城市、舰艇和军队中首先配备无线电台,其动因主要是一战时期无线电的巨大功效引起世界瞩目,中国也意识到有必要利用它来加强军事防御和信息沟通。同时,交通部借鉴国外先进的电信发展经验,先后于1917、1919年成立电气技术委员会和电气试验所,负责对无线电在内的电信事业开展调查研究和规则厘定,并且注重吸纳和培养专业人才,围绕无线电技术的行政系统初步成形。曹汝霖预言:“二十世纪之世界必为电气事业竞争之世界……电气通信为各种事业之前驱,其势力足以据世界势力之中心。”可见无线电通信具有参与国际竞争、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政治战略意义,这也是北京政府开展技术政治的核心内涵。

日本三井洋行向中国提供技术和基础设施本质上是技术转移的体现,这背后有在电台建成后垄断中国对外通信权的政治目的。中方在与三井洋行商讨技术细节的过程中,显露了其在相关知识和工程建造上存在技术短板。在合同签订后,三井洋行遂开始筹措电台建设事宜,并就相关细节与海军部商议。在正式开工之前,三井洋行向海军部提出对原有设计图进行调整,认为亟须在该工程上应用最新的发明,遂呈送设计要领、设计变更理由书各一份。其对设计的调整主要集中于通信方法、发送方式、空中线三个方面。关于通信方法,三井洋行拟将原合同中的单工法改为双工法。按照单工法的原理,只有本台发报结束后才能接收对方电台的通信,极容易因电报积滞导致使用不便。若改用双工法,虽然建设费用增加,但可以实现收发报自由,提升通信能力,满足商业通信的需求,增加收入。关于发送方式,三井洋行提出将发电机由高周波式改为弧光式,因高周波发电机容易发热,不耐用,在开展通信业务时难以调整周波数,影响通信能力。三井洋行还建议将原方案中的空中线改为伞状,以尽量规避因恶劣天气和炮弹导致的通信中断。对此,海军部军务司经仔细考虑,只接受改用双工通信法,不接受对发送方式和空中线进行变更。

实际上,日方提出的弧光式已明显落伍于高周波式,中方无法接受亦在情理之中。三井洋行也感到委屈,声称只是出于中国将来的国家利益考虑,才会“对于技术方面不厌求详,但期能达完备”。不久,三井洋行又呈送辩明书和答辩书各一份,从学理上分析了前述三个方面的技术问题,言语之间颇有讽刺海军部对无线电技术一知半解之意。1919年4月24日,三井洋行强调提出变更设计是技师慎重考虑的结果,与原设计相比能提高通信能率并且有利于经营,无论从原理还是实际经验来看,更改后的设计更显合理。时值购置建设用地的初期,三井洋行再次请海军部慎重考虑更改设计的建议。按海军部之意,由于原合同中并未载明采用双工法还是单工法,海军部接受了三井洋行改用双工法的建议,而对于其他变更则表示拒绝,这是因为电台原合同“曾经国务会议决并咨行外交部公布在案”。三井洋行最终还是按照原合同进行办理。总之,除了将单工法改为双工法这种明显有益的技术更新之外,海军部不咎于在技术方面多做争辩,而坚持遵行原合同,以免被偷减工料。

1920年4月电台正式动工后,双方针对电台送信用铁塔设计图产生争执。海军部发现,三井洋行送来的无线电台送信用铁塔六枝的设计详细图中,每枝高210米,与原合同规定的250米不符,要求更正。三井洋行解释称这是订立原合同材料单时的笔误所导致,实际应为210米,并不影响电台内的机械及其他建筑的制作方式;此外,当建筑事业中的合同文书存在疑义或错误时,应以设计图为准而非材料单,查原合同的附属设计图确实为210米,并无错误。海军部并未立即回应。三井洋行遂以该问题会影响后续的材料运送和发给护照等,催促中方尽快同意,否则延迟工期的后果由中方负责。5月12日,海军部回复认为三井洋行的理由并不充分,不同意直接更改铁塔高度。具体来说,海军部由于“未曾盖印”而质疑设计图的效果,并且以双方没有关于“附属设计图”的公文书往来而质疑其存在的正当性。三井洋行重述了上述理由,继而指出原合同中已经明示设计图的存在,而有无盖印并不影响效果。海军部并未被说服,命令铁塔高度仍照材料单所列的250米来建筑。为了避免再发生类似纷争,三井洋行亦将设计图和材料单详细核对。由于双方几经争辩仍无结果,海军部提议延请与此事无关的第三者进行仲裁。三井洋行表示反对,因为第三者对这项建设事业并不承担责任。可以看出,三井洋行对此颇为不满,指责海军部过于拘泥细枝末节和程式,以至影响工程整体进展。

海军部对三井洋行降低铁塔高度以至违背合同的举动也十分不满,始终不愿妥协,实则意识到技术变更背后或许隐藏着日本的政治企图。按照原合同,制造高度为250米的铁塔对三井洋行来说是极为艰巨的工程,因为日本尚不具备制造此种大规模电台的专业能力,所以才故意延宕,并希望更改合同。有消息称,日本不愿中国装设很高的电台,希望这项工程的实际数据能符合日本国内电台之标准,是为了方便接收和窃取情报。按照无线电技术原理,设备功率和外观等如果相差较大,即无法接收对方来电,“此中实含有军事作用,非仅商业上关系”。换言之,中方质疑三井洋行不具备建造这项工程的能力,日本更改设计不可能单纯是技术因素,可能有其隐形的政治目的。但碍于日方的强硬与威逼,海军部无奈,只得作出让步。在它看来,如果按照设计图中的210米建造,则无法实现与欧亚各无线电台通信,而按三井洋行所言,如果按照250米建造,不得不将已建筑的台基重新拆毁,并要求赔付损失费200万元。这使海军部陷入两难的境地。该部曾派官员杨某赴沪专门交涉,却无从措手。由于当时的海军部经费奇缺,“当其事者又气馁”,最终只得同意按照210米建造。但不久发生的电台铁塔倾倒事故,即印证了海军部的担忧并非多余。1920年11月,电台第一号送信铁塔倾倒,三井洋行声称这是由于承办工程的工人没有按照作业流程操作所致。而中方分析,这与塔基松泛开裂,并且铁塔支线系在杨树上、树力不支有关。可见海军部对三井洋行建造能力的质疑并非毫无来由。但其明知有信息泄漏的风险却不得已接受,只因缺少电台建设的实力而受到日方的掣肘,反映了双方在技术政治关系中的不平等。

1921年12月,双方围绕电台装置机械的变更又生分歧。2日,海军部发文质问电台机械变更一事。三井洋行回以一份说明书,详细解释了设计更改之处及其理由。由于未找到适合原合同规定的临近河川之地来设置发电所,影响了电力输送方式和电台位置的选择,三井洋行遂将方案更改为直接在双桥凿井由蒸汽发电,并将机械使用的交流电改为直流电。面对这一调整,海军部再以与合同规定不符为由,不予认可,即使变更后设计的新机械已经运至天津,海军部也并未发给进口护照。对此,三井洋行呈送答辩书予以逐条说明,其中不乏物理学的专业计算与阐释,并且始终强调新设计属于合同规定范围,可谓“在学理上、技术上、实际上研究审议之结果,采择最善之方法”。由于海军部的态度并未缓和,三井洋行将设计变更后所制造的第二台发电机暂时中止运送,并以工程延迟之责向中方施压。次日,海军部向三井洋行提出关于技术变更的几点质疑,包括卧式蒸汽机的速度、高周波机的电流电压与能率,令其详细答复。在逐条解释之后,三井洋行继续强调其在技术上的专业和周密,希望海军部安心。实际上,为了尽快使电台投入使用,海军部只得接受三井洋行变更设计的做法,也不得不承受建筑经费增加的后果,因而希望三井洋行酌情减免金额。按照三井洋行的说法,经费增加的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是一战后市场材料价格上涨,经费开支已超过一战期间所制定的合同预算;二是技术设计的变更额外增加了许多机械和工程费用。最后,三井洋行决定从总额中减去一万镑来终结此事。

关于机械变更一事,交通部也有自己的观察和判断,“大无线电台关系世界交通,非但商业上之便利,抑且为政治上之效用,似未可漠然视之,以贻来日之隐忧”。当时,交通部派无线电工程司技士陶钧前往该台实习,实则监视和汇报电台进展。他曾报告此次机械工程调整的情形:

因三井由丹商移转而来,故各种机械全同于德国诺茵电台,非特日本未曾或制,即英美亦未试造。现日本虽在研究制造之中,其成绩如何,无从臆断,而原动机一部分现正在装置。观其计划,因节省经费起见,改蒸汽机直接于高周波机,减省交流发电机及电动机之一部分,将来调整发报机,不用电力而用汽力,则管理较难。可以推想,现海部虽严词令改,但当时合同中有此准许之声明,恐难生效力……以上情形事实昭然,该台前途殊为悲观。

在关于技术性问题的讨论之外,中日也需要解决建筑工程的其他相关事项,如购买建设用地、机械材料的进口与免税、社会安全保障等,这些都成为影响工期进展的因素。在海军部负责购置土地之后,三井洋行随即筹备开工建设。海军部十分关心工程进展,希望尽快竣工,因而时常询问和催促工期。开始时,中方提出在地段购妥后将工期缩短为6个月,以应急需。三井洋行表示将努力争取在一年内竣工。在各种机械设备进行设计与制造的同时,三井洋行实际直到1920年春季才开工。

开工之后,三井洋行一直在与海军部沟通电台材料进口的手续问题。按照合同规定,与工程相关的一切材料进口税应予免除。1920年5月,在运输电台建筑材料时,三井洋行虽然持有进口护照以及盖有免纳厘金和内地杂税的图记,却被天津税关阻拦,被要求必须开具盖有总税务司承诺的印信才能免税。三井洋行请海军部转告财政部免税,遭到财政部拒绝。同时,天津海关也以运输护照失效为由阻碍材料进口。天津海关声称,段祺瑞势力下的陆、海军部所发护照均失去效力,只有经直隶省长或督军认可并通过税关之请求才会受理。三井洋行也曾多次抱怨,自材料输入开始以来,没有一次能痛快且迅速地通过关卡,尤其在1920年七八月间,阻滞在天津的材料多达八百吨。三井洋行也担心机械材料的安全问题,这也成为其拖延工期的理由之一。中日原本约定工期为一年,然而由于直皖战争的爆发,只得延期。三井洋行曾向海军部诉苦称,直皖战争导致京津、京通之间的运输停止,车辆、工人脚夫被军事征发,各种用料的保管使得经费增加。此外,自开工以来,电台建筑工地多次发生材料器具失窃之事,造成不小的经济损失,时常需要加强警备和护卫力量。待重要机器陆续运到双桥之后,三井洋行更加紧张驻台的生命与财产安全。考虑到双桥周遭的交通不便,为了预防盗贼和发生意外危险,三井洋行还提出申请朝阳门和东便门的通行证以便联络。

依据技术政治理论,技术会被使用者及其所属的社会环境所塑造和影响。除了保障社会安全之外,这项工程还需要处理铁路运输、道路修筑、材料退税等多种辅助事项。当时国内政治动乱、行政手续复杂且效率低下,甚至各部门之间互不配合、人为设置障碍。以上种种环节都对工期进展产生影响。显然,军阀间的势力博弈和行政运行的失序是北京政府推行技术政治的阻碍。

按照工期,双桥电台工程限于1923年7月31日之前竣工。在装机工程阶段,由日本制造的管理速度器于1923年4月底运到。这是用于增加效率以与欧美直接通报的重要装置,然而日本技师对此并无确切把握。8月1日,三井洋行通知电台工程已经按期完成,接下来将与欧美各电台通信试验。由于机械设备仍需要改良和调试,尚未达到正式通信的程度,海军部未予承认完全竣工。在改良的同时,海军部开始筹备试验规则,并决定在电台确实能与欧美通信时,再派员前往作正式勘验,以备接收。然而,无论是技术水准还是行政程序,电台接收的过程都十分曲折。

由于三井洋行进行的两次试验结果不佳,海军部不认可竣工的说法。实际上,电台工程于1923年7月底已告完成,三井洋行将这一消息告知海军部,并且在8月间径自开展了两次试验。根据北京无线电报局局长沈宗汉的观察报告,8月10—11日,双桥电台向美、英、法、德四国电台发电,均未得到回复,遂改换波长以待重新调试。8月25—27日,又每日分别向四国电台发电,只收到法国巴黎波尔多电台的两次回复,且只有27日的信号勉强算完善。实际上,在第一次试验时,海军部曾派代表到场监视但未等到回电,在次日未到场时即被三井洋行告知收到回电的消息,因未亲见而难免怀疑该消息的真实性。海军部对上述试验不予认可,是因为只凭借夜间半小时的试验,无论效果如何优良,不能据此判定电台具备昼夜不停与欧美、日本通信的能力;并且这是三井洋行在政府派专家检察电台之前私自进行的试验,不具备正式性。1923年10月后,三井洋行与欧美国家的通信试验情况有所好转。在致海军部的报告中,三井洋行还炫耀称法国电台要求双桥直接营业通信。

是时,北京政府有意承认中美无线电合同,并希望把即将竣工的双桥电台收回自办。为了抢占在华无线电事业之先机,日本对中美无线电合同向来持抵制的态度。在外交问题的激化下,三井洋行对正式勘验较为冷淡。当海军部在11—12月屡次询问何时完成试验、进行接收时,三井洋行采取迁延之策,不愿告知确切时间,以回击中国对日方外交抗议“毫不施行措置办法”的举动。海军部谴责日方稽延时日的行为,强烈要求进行正式勘验,始终坚持“未经本部派员勘验得其报告满意之前,本部对于该台一切建造及与欧美直接通电各节断难认为完全告成”,并且外交问题与工程问题不应该混为一谈,若继续拖延,三井洋行应负全部责任。由于外界一直存在对工程技术水平和质量的质疑与指摘,三井洋行如果迟迟不勘验,反倒会落人口实,无奈只得作出让步,同意进行勘验,但其并非诚心勘验,仍以无线电合同交涉为由继续拖延。海军部将勘验日期定在1924年8月1日,三井洋行又故意推迟时间,解释称虽然通信试验准备妥当,但尚有其他外交事项有待解决,待确定后再通知勘验时间。直到1925年2月,三井洋行才同意勘验。8月10日勘验才获成功。

自1924年2月开始,海军部主动与三井洋行沟通正式勘验的相关内容,并且行事十分慎重。在勘验的前期准备中,海军部之所以处事谨慎、准备充分,主要出于以下考虑。其一,工程实际情况与原合同多有不符之处,这为中方勘验带来诸多技术性的困难。海军部请三井洋行将机械建造的一切正式设计图送来,尤其是变更后的设计图,以供参考。4月开始,海军部专门组设了勘验双桥无线大电台工程委员会,分为电机、建筑、收发报等各股,名单中包括从交通部借调的8位专家;此外,还出具了勘验意见书十四条和具体的时间表,预计耗时五个星期进行勘验。关于勘验内容,不同于三井洋行只需会同开展通信试验的说法,海军部提出要进行全面勘验,包括“电台装置机器等项全般之点查及测定方法,并举行其他一切之勘验”。其二,电台收发效果不甚理想。海军部听闻电台电流薄弱,虽然能与欧美各处通电,却不顺畅。此为电台勘验的重中之重,若通信效果欠佳,则整个工程将功亏一篑。其三,有恃于自身的技术优势,日本故意刁难中方勘验委员会。在委员会勘验前夕,三井洋行突然要求中方开具勘验条件,并需要由中方商定、经过日方认可之后,才能勘验。一般来说,勘验常例是甲方可以自由勘验,并无由甲方拟定被乙方认可的无理流程。三井洋行如此强硬过分的要求出乎海军部意料。但是,有鉴于历年中国向外洋定造的各种军用品多与原合同不符,并且监视人员多不称职,委员会决定开具条件,审慎勘验,规避从前的弊端。5月27日,委员会邀请三井洋行代表开会讨论条件,但无结果,因为三井洋行“对于该条项逐条辩驳,故未有具体办法也”。

无论是前期对电台设计标准的质疑,还是在勘验时对技术内容的讨论,都离不开部内无线电技术专家的支持。随着20世纪一二十年代赴欧美留学和实习归来的无线电专家回国任职,国内技术官僚的水准明显提高。民初,技术专家多为国内培养教育的专才,例如陶钧1915年从北京交大无线电工程班毕业后,在交通部北京电报局任工程师,同时兼任海军部技士。海军部还相继选派傅德同、吴建等留学生出国深造,学习无线电。交通部也多次派南洋大学电机科毕业生赴美、法等国留学深造,这些留学生归国后皆在交通部担任过工程师。即便如此,勘验委员会成员的技术水准仍受到国内报刊的批评。据闻,双桥电台电机的机械比其他国家电台的少一部分,由于勘验委员会内部除少数能收发无线电报之外,“迨无一真切适当之人”,这种新装置法如何证明切实有效仍是挑战。

海军部在电台建造和勘验环节对技术水准的要求和重视,根本上是为了实现建台通信的目的,但三井洋行把双桥电台当作技术试验场的事实,动摇了北京政府开展技术政治实践的根基。双桥电台存在诸多建造问题和缺陷,在建设过程中甚至竣工后一直受到批评。1921年,中方人员在随台观察试验时,得知电表和变压器烧毁。并且,日本所用无线电材料原先都是向欧美采办,如今属于自制,试验成绩并不可靠,不确定是否实用。从技术上来讲,双桥电台为实现与欧美直接通报,至关重要的是要达到相当米安(meter-ampere)。起初,电台天线上的容电量不足,电阻耗大,无法承受最大电流,若是随意增加电流,就会导致天线放电花、各部分发强热焚烧等种种弊端,而这些在电台建造中都出现过。在建设过程中,三井洋行削减规划、缩减材料,以致电力只足够与东京通电而不能与欧美联络,在各方指摘之下一再改造,才达到要求。无线电专家方子卫指出,双桥电台的材料和工程均不佳,建筑多年尚未竣工,而世界上后来建造的电台如波兰、法国、南美等地都已完工。20年代前半期,由于真空管式无线电机在欧美逐渐推广,高周波式的双桥电台在竣工时已沦为旧式。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