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前沿|马光选、张健： 政党功能扩展：乡村产业振兴的“政党经营社会”路径分析 ——基于新平县基层党组织引领产业振兴的个案分析

      关于乡村产业振兴的模式选择，朱天义等学者提出“ 行政下乡” 模式，认为在政社资源双向依赖的条件下，乡村产业振兴逐渐形成基层政府主导下的公私分利制和集体组织为主的股份合作制两种经营模式，但是具备企业家精神特质的领导主体的难复制 性成为产业发展的不可控变量。^② “ 乡贤下乡模式” 认为新乡贤可以通过发挥动员沟通机制、领头羊机制和利益共享机制，形塑新乡贤与产业振兴耦合机制，催生了村庄的内生动力，有效推进了 乡村产业振兴。^③ “ 资本下乡” 模式认为资本下乡具有现实的实践需求、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撑，是 城乡融合发展的有效路径。^④ 但是有研究认为以上外在性力量引导下的产业振兴难免存在以下问题：“ 产业链外延使农民难享产业增值收益，项目异化使精英俘获了大量项目资源，而村庄权力固化则导致基层社会治理内卷。” ^⑤因此，需要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培养“ 农民 CEO” 和“ 中坚农民” ，制定“ 公费农科生” 计划以构建能为农民利益服务的专业化团队和“ 人才蓄水池” ，也就是强调了农民在产业振兴中的主体地位。而对政党在乡村产业振兴中的作用仅仅是在“ 党建引领” 层面“ 党建势能” 进行探讨，对“ 政党下乡” 条件下政党组织与乡村产业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论阐释不够。

     关于政党对社会发展推动作用的考察，现有研究大多认为“ 国家—社会关系范式在中国研究缺乏理论解释效度，政党—社会关范式契合中国语境和中国经验” 。^⑥ 究其原因在于，西方国家的政党是利益分化逻辑和权力竞争逻辑下产生的“ 作为部分的政党” ，在国家—社会之间是单向度的水平性嵌入；中国共产党则是民族解放和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 作为整体的政党” ，在国家—社会之间是双向度的结构性嵌入。^⑦ 具体而言，田先红注重政党对社会引领作用的考察，认为“ 基层党组织引领社会的机制表现为政治机制、组织机制、吸纳机制和服务机制，它们分别构造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力、组织力、凝聚力和回应力” 。^⑧ 姜敏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政党对社会不仅仅是简单的单向引领、统摄和控制，而是与社会形成互动机制的“ 政党激活社会” 。^⑨ 也有观点认为西方政党是市民社会的组成部分，而中国共产党的位置在国家中构成了公权力的组成部分，这就承认了政党不仅仅是利益代表性机构，也是国家公共治理结构的一部分。由此，提出有关新时代政党与社会之间统合关系模式的讨论，但是这种讨论仅仅是在“ 政党统合治理社会” 意义上将其看作一种社会治理模式，缺乏对“ 政党统合经济发展” 特别是产业发展的微观机理的讨论。

      从政党功能与产业发展关系来看，目前形成了以下研究：政党功能是指政党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所承担的社会角色。^① 世界上政党大致都表现出四种基本功能，即利益表达功能、利益综合功能、政治录用功能和政治社会化功能。^②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功能，有观点认为应该包括理论创新功能、利益表达功能、制度建构功能、人才培育与政治录用功能、组织动员功能、法治建设功能、权力监督功能等，^③或者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利益表达、综合和政策制定功能、政治参与和录用功能以及政党的组织连接和协调统筹功能。^④ 除对以上政党政治功能的考察之外，有观点认为政党不仅是社会治理的主体，还需承担起引领社会的重责，政党既具有利益表达的 “ 反映社会” 属性， 也具有主动聚合的“ 塑造社会” 功能；也有观点指出在建设马克思主义服务型政党之下，将服务纳入政党功能，政党功能由统治、管理向治理和善治的方向转变，善治对党的服务功能提出新要求。^⑤ 还有研究提出政党的社会功能 “ 对于和谐社会构建的 意义在于：增进社会福利、增进社会团结、增进社会认同等等” ^⑥，从而形成有关政党的政治功能、社会功能和服务功能的论述。

      当前学界对于乡村产业振兴引导主体的研究主要形成以下视角：资本下乡、行政下乡、乡贤下乡等理论范式中，分别将工商资本、基层政府和新乡贤看作是乡村产业振兴的引导性力量，较少将基层党员作为产业振兴主体；现有关于政党功能的研究认可了政党的政治功能、社会功能和服务功能，但对于政党的经济发展功能 所涉甚少；政党与社会关系研究也强调中国共产党作为“ 整体性政党” 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嵌入，但对有关政党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讨论不够深入。

      在当前城乡差距较大，农村产业振兴资金、技术、人才等极度匮乏的情况下，面对外来要素下乡“ 无法与农村资源主体形成良好互动，因而难以自行整合农村资源” ^⑦的水土不服缺陷，村级党组织依靠自身位于国家与农民的组织接点、外界与村庄的社会接点、个体与集体的经济节点等多重身份，以村级党组织“ 党员在乡” 方式，在村庄熟人社会中发挥政策争取与落地、资源统合与激活、产业示范和引导等多重经济发展功能。如此，通过基层政党组织构建乡村产业振兴的统合秩序，实现政党与社会关系从“ 政党整合社会” 向“ 政党经营社会” 的转变，在政党的政治、社会和服务职能之外，不断扩展和延伸政党的经济发展职能。

      列宁说：“ 一打口号，不如一个行动。” 但目前乡村产业振兴中很多将产业发展任务以“ 业务外包” 方式进行，导致民众参与度不高、获益不多。无论是政府的“ 项目制” 还是社会资本介入形成的“ 公司 ＋ 农户” 的产业发展模式，其运行中均存在“ 外包” 取向，即将乡村产业外包给公司、能人等主体，依托其具体推动产业运行。“ 资本下乡”的谋利取向和部分地方政府“ 典型项目” 的形式主义特征，均使得外包执行中作为发包方的村民与承接主体间的目标差异导致农民难致富，产业链外延使农民难享产业增值收益。另外，一直以来，外来的“ 要素下乡” 过程，总是“ 试图打通政府支持与村民信任之间的联系，让以往被视为只能二选一的‘ 获得政府资源’ 和‘ 获得村民信任’ 两个目标间形成良性循环” 。^① 但村民们基于乡土社会的“ 差序信任和具象信任” 。^②以及“ 熟人信任” 逻辑，对外来“ 要素下乡” 很难产生充足的信任感，导致外来要素进入村庄场域中的生产经营活动很难得到积极配合。新平县建兴乡针对村级资产沉睡、 产业薄弱、农民增收难等问题，以“ 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土地利用率” 为方向，以“ 支部领任务、干部先示范” 方式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确立了“ 村‘ 两委’ ＋公司 ＋ 合作社 ＋ 协会 ＋ 农户” 的运作模式，村组党员干部先行先试服务型集体经济模式，针对烟叶种植和烘烤环节中机械少导致备耕晚、燃料购买成本高、育苗烘烤水平不均衡等难题长期无法解决导致烟农弃种现象突出的状况，创办专业化烤烟产业服务公司，用行动打消群众顾虑，增强种植信心，积极带领群众探索增收致富路子。到目前为止，实现公司营业收入207.7万元，净收益85.39万元，实现烟农收入1000万元，户均收入2万余元。培育烟后产业，实现年产值600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59.8万元。同时，建设完成了占地80亩集食用菌菌种培养、销售、科普示范等为一体的食用菌种植示范基地园和菌种培育示范基地，示范带动周边群众发展食用菌种植近200亩，增加收入400万元，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绿色种养循环农业是国家农业技术振兴乡村的新项目，通过粪污还田每亩可享受国家补助92元。争取到项目政策补助资金110.4万元，扣除购置车辆、燃油、人工等成本外，村集体实现收益40.4万元。村民们基于乡土熟人社会的行为逻辑往往对“ 外面” 和“ 他者” 保持着警惕和不信任，以及由于资本原罪论^③和基层政府“ 歪嘴和尚”论，^④村民对资本和基层政府都保持高度警惕。但是，“ 甜不甜故乡水，亲不亲故乡人” ，村级党员干部作为村子里面的“ 我者” ，党员干部和村民在天长日久的生产生活交往中积累了丰厚的社会资本，这就容易降低村民的信任成本。同时，党员干部们在产业方面的示范成功，极大地降低了村民进行产业发展尝试的试错成本；基层党组织将“ 党员积分制” 管理延伸至产业发展、环境整治、乡风建设等各领域，利用自身政策方面先知先觉的优势，向上争取资源和政策，使得桃孔村成为项目资源密集村。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面对村庄衰落，需要整合资本、土地等要素资源以促进村庄发展。但是资本下乡与农村资源结合的过程中往往需要面对多方阻碍，这导致许多资本主体下乡之后不仅不能推动产业振兴，反而会陷入经营困境，甚至出现“ 亏本跑路” 的恶性事件。究其原因在于，在现行制度下农村土地的产权不完整，且主要是以行政化的方式进行配置。而且，“ 农民不信任资本主体，所以更倾向于与资本主体建立短期化的流转关系，这导致资本主体无法获得稳定的土地等生产资料供给” 。^① 不同于以国家法律为基础的制度产权，农民对于生产资料使用权归属的认知往往是依据基于传统规则的“ 社区产权” ，即使资本主体通过市场交换获得了土地等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后，这种使用权也会面临来自农民的毁约行为。^② 同时，资本在雇佣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时必须面对严峻的劳动监管困境。但是，在桃孔村，我们看到了在基层党组织高效的资源统合能力之下，对外来要素而言难度极大的协调整合事宜，变得简单易行。桃孔村党支部为了更高效利用土地，在全村范围内共流转土地7570亩，占总耕地的3.2％ ，土地流转租金收入587.2万元／年，流转土地农户户均年收入达7万元以上，实现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桃孔村聚焦资源涣散、产业零碎、技术短缺等问题，确立了资源整体化、产业组织化的整合目标。其一，突破政策壁垒，建立融资平台。于2022年3月创办烤烟产业服务公司，向银行申请100万元乡村振兴贷款作为启动资金，同时带动群众增收，仅在本村就能实现烟农收入1000万元，户均收入2万余元。其二，突破技术难关，引入技术资源。以专业化带动集体经济发展。经过“ 走出去、请进来” ，桃孔村促成县级层面与玉溪市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签订人才技术引进合作协议，把农职院的技术、人才、项目引入村里，培育烟后的新兴产业。其三，化解组织化难题，创立产业服务队伍。桃孔村借绿色种养循环农业在新平试点的机遇，以村办公司前期投入资金70万元修建粪污处理池、购买吸粪车等设备，创建一支“ 半脱产型” 的特殊专业服务队伍，主动争取承接全乡11000亩绿色种养循环农业用工服务，带动本村村民稳定就业50人，辐射周边300多名群众季节性用工，以组织化优势探索就地务工经济，让村民“ 足不出户” 实现本地化就业享受集体经济发展的红利。其四，打破公共服务供给困境，建立兼顾个体与集体的一体化集体经济。通过与烟草公司合作，开展烤烟商品化育苗和商品化烘烤，烟叶收购量达 32万公斤，产值为1000万元，在促进村民增收的基础上，每年还可 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5万元左右。在目前村庄土地集体所有^③的条件下，桃孔村基层党组织拥有土地 配置的先天制度优势，可以实现 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 在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高度 统 一，不 需 要 面 对 外来社会性主 体流转土地导致的 “ 三权” 分置现象，使得该村进行土地流转中的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大大降低；在党员积分制条件下，由村民委员会、民村大会、企业和村级产业合作社等机构来聚合和代 表民意，使得党员干部和村民 的沟通渠道更为畅通、沟通成本更低，基层党组织对劳动力、技 术、组织等产业资源统合比较顺利；由于党员干部在村庄世世代代居住，村民与党员干部之间存 在充分的信息对称，村民对村干部的产业发展能力、道德水平、企业家精神、资产状况、产业经营状况等都能够及时把握，不管是建立公司还是合作社，以及进 行产业示范的效果都比较好，村民的配合度比较高；桃孔村党支部在干部专职化条件下，村级组 织的准行政化^④就拥有与国有企 业和银行进行工作协调的便利，由村级党组织成立公司，以公司名义向银行借贷，改变了以往外 来资本和专业合作社“ 特别法人” 融资难、经营范围窄、难以享受国家对小微企业政策帮扶等缺 陷。并且，基层党组织能利用 自 身政治地位和组织层面沟通的便利，通过正式制度渠道争取到较 之于社会性主体更多的政策资源和政策支持。

乡村产业振兴最大的难题之一是交易成本过高，究其原因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产品供给不到位。在目前城乡二元公共资源配置制度安排之下，地方政府通过对口帮扶或者脱贫攻坚等过程确实给村庄提供了一部分公共产品和服务。但是因为时效性和压力型体制下的考核压力，在建设和供给初期，“ 少数地方政府官员出于‘ 形象’ 和 ‘ 绩效’ 考虑，热衷于公共产品供给中的‘ 面子工程’ 以及有利于拉动经济增长的‘ 绩效工程’ ，损害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实际绩效” 。^① 而且后续维护和再投入往往很难跟上，造成“ 服务烂尾” 频发；外来资本往往只注重对与自身生活经营相关的生产类基础设 施进行供给。如此一来，与村民利益息息相关的、真正反映村民需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却缺少供给主体。但是，只要村级产业兴旺能够实现，基层党组织就可以利用其公共性身份，提取部分收益用作这一方面的投入。村级党组织根据村庄原有的气候、资源和产业优势，确立了以烤烟产业、食用菌产业发展、绿色种养循环农业三个产业方向为主导产业，并逐步建立完善的产业服务体系。其中，为广大农户提供技术示范和技术支持；结合烤烟产业优势和发展短板，于2022年 3月创办烤烟产业服务公司，向银行申请100万元乡村振兴贷款作为启动资金，盘活全村155座 烤 房开展商品化烘烤服务，公司购买备耕设备、建成了烤烟烘烤新型燃料生物质燃料加工厂，承接全乡16000亩烤烟备耕、生物质燃料供给、商品化育苗、商品化烘烤等生产服务，同时保障全村群众3000亩烤烟种植专业化服务，补齐烤烟端产业链条服务，实现公司营业收入207.7万元，净收益85.39万元；创建了一支“ 半脱产型” 的特殊专业服务队伍，主动争取承接全乡11000亩绿色种养循环农业用工服务，以组织化方式服务当地产业发展。烤烟产业服务、食用菌产业发展、绿色种养循环、农业服务等多元化的发展路子。从无资金、无闲置资产、无集体经济收入的“ 三无空壳村” ，到2022年实现集体经济收入185万元，比上年增加165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5900元的示范村。把集体经济收入的50％用于产业发展资金及村干部养老保险运用，30％ 用于村组集体基础设施建设，20％用于分红、模范表彰及小组长绩效奖励。在解决经济总量提升的同时，解决共同体富裕问题；在提升农村收入的同时，也有效化解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难题。研究发现“ 较充裕的农村公共产品可以提高农村私人生产活动的效率 ，降低农业的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促进农业生产的专业化、规模化、商品化、产业化、市场化和可持续化发展” 。^② 生产性公共产品可以理解为对农业生产直接产生帮助的涉及农村道路、水利基础设施、电力服务、通信服务以及农产品技术、信息、销售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民生性公共产品则指的是改善农村生活质量的公共产品，包括生活给排水、垃圾处理、义务教育、医疗卫生以及文化体育娱乐活动。城乡二元格局下，社会主体和政府主体在农村民生性和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方面长期缺位，桃孔村基层党组织通过集体经济的振兴，积累公共性基金，改善两类公共产品供给所需资金 匮乏的问题，为后扶贫时代激活村庄内生动力，强化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提供了新的思路。

“经营村庄”的行为既可能发生在乡镇一级，也可能发生在村一级。乡镇层面“ 经营村庄” 往往是动用体制内资源为核心的诸种行政理性行为，构成乡镇政府“ 经营村庄” 的基本手段。具体而言，相较于“ 经营企业” 和“ 经营土地” ，在“ 经营村庄” 中，乡镇政府的经营重心从基层社会转向行政体制内部，并注重对体制内资源的获取和利用，经营效果上注重推动农村发展中缓解行政压力与满足自利性诉求相统一，上下级政府关系处理上强调对上级政府意志和制度设置的遵从及策略性援引而非突破。但是这种政府自上而下的村庄经营行为天然携带的强制性属性，使得村庄需求、村民意愿与政府政策意图之间产生张力，按照科层制的组织行为逻辑，政府扮演着“ 经营村庄” 的主导者与具体实践者的双重角色，“ 基层政府通过对农户的权威抵押型强动员和对企业的弱约束合作完成产业的组织建设” ，^②其效果往往不好的原因在于，村民个体主义的发展取向与政府属地主义的发展目标在资源稀缺的困境下，容易导致政府更倾向于完成自身政策目标而不惜强动员的困境。而且，这种政府 驱动型的“ 村庄经营” 活动往往会因为干部职务变迁或者政府工作重心的转移而被中断，对此，村庄本身的主动干预能力较弱。村干部层面的村庄经营行为，往往由村干部主导完成土地流转、申请项目，做基础设施建设、解决村民失地后的退养与劳动权诉求、做好村庄整体规划，为社会资本入场扫清道路、搭建平台，“ 经营村庄” 过程很少涉及直接的生产经营活动。这种村庄经营模式下，对村干部的要求基本是：能维稳是底线， 能做事是加分， 有财力是必须。在村干部的协调之下建立起的中介机制、利益交换与平衡机制、平等协商机制等三个机制，以保证“ 经营村庄” 能够有效运行。由此，就引出有关村干部角色的讨论，村干部可以是杜赞奇眼里的“ 保护型经纪人” 和“ 赢利型经纪人” ，^③也可以是吴毅眼里的“ 双重边缘化” 角色。他认为，村干部是处于国家与村庄之间的“ 边缘地带” 的“ 边缘群体” 。^④ 宿胜军将土改前、集体化时期和当代的改革期3个不同时期社区精英的角色分别模式化为村庄的“ 保护人” 、国家政权的 “ 代理人” 及追求独立利益的“ 承包人” 。^⑤ 杨善华认为作为村级政治精英的村干部实际上扮演的是集国家代理人、社区守望人和 家庭代表人三者于一身的角色。其通过对村庄民主选举的分析指出，村庄民主的实行将会促使村干部角色定位的变化，使之由“ 国家利益代理人” 向“ 社区利益代言人” 转变，他们在日常治理过程中，会更多地关注提高村民福利的社区事务，并减少对国家任务的关注。还有研究者提出，在政权悬浮的情况下，甚至出现了“ 混混混入村干部群体，通过治理村内暴力和建构权力的利益网络，建立起以私人暴力为底色的‘ 威权秩序’ ” ^①的可能性。上面提到的村干部可能是村主任或者是小组长，他们可能是党员，也可能不是党员，甚至可能是灰色秩序建立者的“ 混混” 。从桃孔村的案例可以看出，本文“ 政党经营社会” 意义上的村级经营主体仅仅指的是干部专职化条件下的村党支部书记及班子成员所组成的村级党组织，其经营行为仅仅指的是他们直接围绕产业项目引入与开发所开展的一系列项目申报、项目引进、技术开发、产品销售、劳动力组织、公共产品生产与供给行为。当然，桃孔村这一政党经营村庄的过程，也与“ 党员积分制” 这一鼓励机制为党员干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有关。

在经典意义上，政党被当作是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政党以参与或者夺取国家政权作为自身存在的目标属性，在这一过程中就需要进行利益代表、利益综合、政治社会化、政治录用、参与动员、政治整合等政治活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则需要承担理论创新功能、利益表达功能、制度建构功能、人才培育与政治录用功能、组织动员功能、法治建设功能、权力监督功能等多项功能。由此就形成了“ 政党代表社会” “ 政党组织社会” “ 政党整合社会” 等政党与社会关系模式，但是唯独缺乏对“ 政党经营社会” 的考量，现有对此的讨论也仅限于前文提到“ 政策经营者” “ 政权经营者” 和“ 政权依附者” 等讨论。殊不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党就形成“ 党领导一切” 的政党与社会关系格局。作为全民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得益于国家政权长期有效作用于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并“ 在保持政治对经济与社会发展有效作用的过程中，逐步深化和扩大民主化，不断累积政治的合法性，以保证政权的稳定和国家的整体进步” ，^②也就是说“ 党领导一切” 就意味着党必须对一切负责，政党负责的对象自然而然就必须包括对经济长期增长和人民收益长期增长负责，村级党组织自然就要为村庄的经济增长负总责。所以，由村级党组织负责经营村庄就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必要性。而且，正像国有企业必须为全民所有制的具体落实负责一样，基层党组织也应该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条件下的集体资源盘活与增值负责。特别是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党和国家开始了对农村的“ 资源下乡” 过程，来自于上级党政部门的政策性资源需要找到承接者和转化者。由具备地方性知识和熟人社会丰厚社会资本的基层党组织来承担这一责任，可以极大地减少这一过程的外部性，在将所有责任内部化的同时，将所有正向收益内部化。具体而言，基层党组织是内生于村庄之内的正式组织，同时也是本土化的乡土性组织，其通过与民众频繁的信息沟通可以最大可能地减少多层级科层组织和外部性组织的信息损耗，及时实现信息对称条件下的有效沟通，将群众需求及时进行组织性转化，落实为产业发展的行动，这是其他外部 性组织难以达成的效果。如此，便 在政党的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之外，扩展出了政党的经济职能。也就是说基层党组织通过经营村庄的行动不断丰富着党为人民服务的本质属性。中国共产党政党本质的不断对象化过程也是政党发展类型的扩展过程。于是，我们在革命型政党、学习型政党、使命型政党等政党类型之外，就见证了 “ 发展型政党” 的诞生。这种政党类型属性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全部历史过程之中，但是在税费改革之后的乡村社会表现最为突出。由于乡村社会资源匮乏，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不能动摇的前提下，外来发展主体参与村庄经营成本过高，而且还得接受政策预期不稳定性的考验。但是基层党组织生于斯、长于斯，不管是在感情还是在利益结构方面，均有着发展壮大村庄经济的原始冲动，于是基层党组织这一政治性组织在这一历史阶段上的乡村社会就成为经营村庄责任的主动承担者。基层党组织通过激活村庄内部土地、劳动力、技术、资金和政策要素，发展本地产业，激发乡村内生力量产生内生秩序和自发秩序，调动乡村主体的能动性，提升其自主发展意愿和能力，以加强内部建设来吸纳整合外生力量和资源，^①带动农村实现本地就业和就地增收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