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春溥行书扇页
清代福建地区的学术思想空前丰富，文化界出现了许多颇有影响的人物，“清乾嘉以降汉学兴起，一时学人辈出，大倡求真务实的学风。”福建地区自宋代以来即为理学重镇，清中期“汉学”已成为全国的学术主流，但它对福建的影响仍然很小，自名儒陈寿祺、林春溥等人出，一改以往只重经义阐释、讲求自我体认的局面，而转向对经史文本的训诂、考证。
林春溥是清代经学家、史学家、教育家，一生致力经史研究，倾注所有心血。他在继承圣贤大义的基础上，主张治学讲求证据，注重史料的收集与整理。他先后主讲厦门玉屏、浦城南浦、江西鹅湖、福州鳌峰等书院，历时30余年，成就无数后进，也为福建书院的发展及闽省学风的转变，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林春溥的著述贯串百家，而于古史尤精，于史一途，常能钩沉稽古、厘正遗文，补前修之未逮。
远离仕途
林春溥（1775—1861），字立源，号鉴塘、讷溪，闽县（今福州）人。春溥自髫龄即随“两昆”学习，其父林兆泰对他寄望尤深，从小严格要求，平日悉心教导，使其“弱龄即淹贯群经”。读书之余，又随舅父陈登龙学习书法、绘画。14岁时，入福州鳌峰书院学习，成绩每居榜首，遂充弟子员。嘉庆三年（1798），考中举人；嘉庆七年（1802），登进士第，选翰林院庶吉士，被派习满文。嘉庆十年（1805）散馆考试，取翻译第一，并获翰林院编修一职，至此名擅京师。
嘉庆十三年（1808），丁母忧，春溥离京还乡。翌年九月，又逢丧妻之痛，心中悲怆异常，于是前往鹭门，主讲玉屏书院八年。
林兆泰恬于名利，惟以其父力学而不获科第为憾，寄望后辈来日仕途有所成就，以便显亲扬名。一日对春溥曰：“今家累稍清，汝母已葬，吾体尚健，汝宜入都供职，自效盛时。”春溥性孝，父命难违，遂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还朝。
嘉庆二十四年（1819），充国史馆纂修，同时奉派教习庶吉士。任职词苑时，他“于当朝诸公卿罕所酬接，清课之余则博涉群书”。道光元年（1821），皇帝于乾清宫召见春溥，对其研究及教学成就勉励有加，旋派为文渊阁校理。道光二年（1822）秋，春溥展读家书，得知父病，遂决计辞官终养，从此远离仕途，致身文教。
严谨治学
福州乌山朱文公祠，昔为其父讲学之处，因日久失修，房屋倾圮坍毁，林春溥设法修葺，使屋宇焕然一新。时林家旧屋狭隘，故安砚于此地，间日回家省视。训课之暇，以著述自娱。
道光六年（1826），大府推荐他主讲晋江梅石书院，得知春溥久未赴馆，又延请其主南浦书院。林春溥以亲老不便远游而委婉推辞，终其父去世，都未曾别离膝下。他虽未能亲临书院教授，而书院课卷皆寄至福州，春溥为之评点校阅，如是数年。道光十年（1830），林兆泰年老辞世。迨其服阕，遂往浦城，就教南浦书院，同时兼主江西鹅湖书院。道光十四年（1834），林春溥应福建巡抚魏元烺之聘，主讲福州鳌峰书院。
教学上，他“惟以穷经心得为为学之根柢，论文不拘一律，要以阐发义理、矩矱先正为宗”。书院每月课卷繁重，他都一一校阅批改，不敢稍有马虎，所得佳篇随时保存，嗣后将之结集付刊，以为后学程式。教导学生读书，除讲解微言大义外，更侧重于史实，曾说：“读《论语》者，不可不知《春秋》；读《孟子》者，不可不知《战国》。”
汉字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汉字的古音古义，对于理解古籍，特别是先秦著作有极大裨益。林春溥意识其中关戾，提到“点画音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然而“童蒙袭误至皓首不知其非”。于是，他就收集“经史、诗文常见常用之字，学者日习不察者略为编辑，置诸家塾，俾得时时触目。”后来，他又参考友人的音韵学著作，从中“撮其大略，举其习见，续附《宜略识字》后，使学者便于览记”，以期学生于经史一门深造有道。
对于古籍的阐释，他不迷信前代权威疏注，认为“后儒随其识力所至，独辟见解，考订名物，每有突过前人者”。他秉承严谨的治史态度，“诲诸生本经史，一字之讹必求根据”。严谨求实的汉学学风得以发扬。朝廷督学来闽视察鳌峰书院，对其大为赞赏，曾赠一副篆书联予春溥，语曰：“宋学兼能通汉学，经师并可作人师。”
林春溥前后掌教鳌峰书院19年，培养人才数以百计。受业者中，或以精通政事著称，或以擅长文学闻名，一时人文蔚起。
握笔不辍
咸丰二年（1852）冬，春溥因年迈疲乏辞去讲席。
林春溥身离教职已年近八旬，其后“山居多暇，未尝一日废书”。他留心著述，将未成书稿逐一补定，并编次诗文全集。日常握笔不辍，以小楷细字作笔记10余种。
林春溥饱读书史，心中有着强烈的儒家责任感，平日常述西汉思想家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语，并声言“吾辈作事要常存此心，方无愧怍耳”。任教期间，他绝少出外冶游，与人交往“非院士不晋接”。当时有门生故旧宦闽而登门拜问者，春溥“必告以地方利弊，而语不及私”。
咸丰十一年（1861），朝廷决定来年特开恩科，并举办琼林之宴，特邀请年高德劭的林春溥出席，并将赏加其四品卿衔。可惜恩命未到，哲人先萎，春溥已于本年十二月病逝，享年87岁。
林春溥一生敦品励学，著书垂教，笔无停辍，撰有《竹柏山房十五种》等著作。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得到后世的肯定。近代著名史学家、教育家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评论说：“林春溥著《竹柏山房十五种》，皆考证古史，其中《战国纪年》《孔孟年表》诸篇最精审。”
家风传承
林春溥的学术研究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除了受到乾嘉时期“朴学”风气的熏陶外，举其大者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一、恬淡为怀、无意于官
清代的翰林院声望崇高，对全国知识界影响巨大，能入职翰林者，升迁也较他官易得。春溥当时任馆职资质已深，仕途不可限量。但闻其父病疾，即欲还乡奉养，时京中同僚多有挽留，其座师戴可亭也对他说：“子俸踰七年，名在第四，科分之老素蒙宸鉴，开坊在即，察典届期，盍姑待之？”春溥却毅然辞归，以此见其人性孝，而无意官场。这种恬淡为怀、不求仕进的学者品质，在当时“官本位”的传统社会，诚属不易。
二、以学为趣、乐在其中
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林春溥早年读《春秋左传》时，就沉潜其中，并根据书中记载，自绘《地理图》一册，因其志趣所在，故读书并不泛泛而过。如其少读《孟子》，能“思论其世，考《战国》而参之《竹书》者有年”，后得有关孟子之新材料，又时时比对校勘，眷眷于是；读战国史时，因古书亡佚而忧其征信未足、文略不具，故又本“‘涑水通鉴’‘紫阳纲目’之旧，增而辑之”并不辞琐屑，旁征博引以备考证。其余如编制人物年谱，探索经籍中的古音古义等，皆非乐在其中者不能寻根究底。
三、家风传承、绍继先人
林兆泰绝意仕途后，转而教授里中，门士济济。其教授三子，也连岁拾科第，令外间艳羡。及林春溥教子，亦承父志，总以儒家之责任和担当要求他们。其子懋勋中进士后奉旨发往东河学习，他就劝诫说：“河工责任綦重，习多奢侈，汝出外任，宜勤习公事，俭约自矢。吾家世守儒风，汝宜识之。”迨其孙渐长，春溥教他读书作文时，说：“吾先人乐育为怀，培植生徒甚众，诸孙亦赖以成立，吾惟上承先志已耳。”林兆泰少时读书勤奋，“夜读每至三鼓”，且为人不慕名利，每为乡人称道，这一切都成了春溥最直接的榜样。明末大儒陆世仪曾说：“人各欲善其子，而不知自修，惑矣。”良好的家风传统，不单成就了一代史学家林春溥，嗣后林家科第蝉联，推求其因，应是家风起到根本作用。（陈常飞）福州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