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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协议和行动计划是东盟应对气候变化主要的政策文件形式，按照相关性原则筛选出38份与东盟应对气候变化有关的政策文本，运用NVivo12质性文本分析软件，从高频词汇、政策主题和政策情感三个维度进行文本内容分析。在后巴黎时代，东盟转向“人类安全”的气候认知观，注重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实效，在依赖发达国家支持的同时更加重视区域建设与合作，强调东盟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积极作用，强调执行手段与行动水平的直接联系。当前，应大力推进全球气候共同体建设，加快构建全球遵约机制，以气候敏感的方式深化区域发展合作，增进气候认知，加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
作者简介：黄栋，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华中科技大学东盟研究中心主任；王文倩，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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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科学认识气候变化到建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制度，国际社会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气候变化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适应与减缓相辅相成，是降低和管理气候风险的重要途径。气候变化看似是环境问题，实则反映了经济竞争、技术进步、能源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发达国家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既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赋予的外部责任，也是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内部要求。低碳发展的全球潮流为发展中国家全面推进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对于中国而言，认识、适应、利用和保护自然气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科学应对气候变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切实把生态文明建设抓紧抓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义务。全球气候治理应秉持创新、合作、包容、共赢的理念，这样既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又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巢清尘，博士，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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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地球工程热度的增加，反地球工程的热度同步高涨，科学自主是其叙事的基础价值诉求。反对者认为，在“拯救人类”的“正义”装扮之下，地球工程的真实政治目的在于“军事意图、控制欲望与逃避责任”。他们担心地球工程科学家被政治权力裹挟，丧失了科学的纯粹性。反地球工程立场的科学自主叙事值得反思，它既是对科学与政治关系传统主张的具体表达，又构成了地球工程政治化的一部分。反对者未能完全清晰地区分地球工程的研究与地球工程的部署，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科学动机的猜测。
作者简介：卢愿清，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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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综合考虑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政策立场、国内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演变以及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重要时间节点等三个指标，30年来，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角色经历了从积极参与者、积极贡献者到积极引领者的转变。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从积极参与者转变为积极贡献者是量变，从积极贡献者转变为积极引领者是质变。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角色发生质变有诸多原因。从国际层面看，气候变化对全球生态安全的威胁日益严峻，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调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世界发展大趋势，这四大因素推动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发挥引领作用。从国家层面看，当前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气候变化对中国的不利影响日益上升，促使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发挥引领者作用。从领导人层面看，中国领导人的“天下”情怀和环境意识助推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发挥引领作用。与此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议程设置能力不够强，在全球气候治理体制改革中的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不够大，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水平不够高。为此，中国应进一步统筹好气候治理、气候外交、气候安全和气候传播这四大领域的工作，四位一体，协同推进，有力引领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和全球气候治理。
作者简介：张海滨，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黄晓璞，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陈婧嫣，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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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新型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人类社会产生深刻影响。气候风险的溢出性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气候变化引发传统安全问题，加剧非传统安全问题，激化发展中国家资源竞争与武装冲突，地缘政治竞争和气候变化安全风险的跨国扩散加剧全球安全风险。从国家安全和人类安全两大概念入手，遵循“后果—影响—风险”的逻辑链条，构建气候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开展气候风险评估。目前，发达国家率先开展气候安全治理，国际组织积极推动各国采取行动，但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不能适应气候风险的范围和规模。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提升全球气候安全治理水平，应当加强针对气候安全风险的分析评估与管理，结合气候风险特征完善区域气候安全治理路径，协同推进气候变化的减缓、适应和灾害风险管理，制定并完善气候安全风险分级管理政策框架，通过气候外交与大国合作构建全球气候共同体。
作者简介：刘长松，经济学博士，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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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全球气候变化危机叠加和全球避免气候变化灾难性影响的“机会之窗”迅速缩小的背景下，格拉斯哥气候大会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通过了《格拉斯哥气候协议》，完成了《巴黎协定》规则手册的谈判，在减缓和适应问题上取得了重要进展。格拉斯哥气候大会将对全球气候治理理念、方式和路径产生多维影响，促使全球碳中和理念进一步强化，自上而下全球盘点与自下而上落实进一步融合，首次限煤降碳，促进全球碳市场落地和适应融资机制的强化。面对气候变化的严峻影响及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形势，中国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对内，争取如期实现双碳目标，为推动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奠定更加坚实的内部基础；对外，努力推动中美欧绿色伙伴关系建设，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绿色伙伴关系建设，继续坚持多边主义，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气候制度体系权威性和合法性的同时，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内外两条轨道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不断向前发展。
作者简介：肖兰兰，法学博士，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孙晓凤，上海海洋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博士研究生，青岛农业大学黄河中下游高效农业碳中和研究院讲师。
摘要 在当代人之间公平地分配气候变化政策所带来的收益与负担时，应当考虑历史排放，这个观点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证明。首先，历史排放如果（而且仍然）确实给当代人与后代人带来了收益，那么，它就应当成为理想的分配正义所要关注的问题。其次，我们很难证明对历史排放导致的伤害采取补偿措施具有合理性，原因有三：非同一性问题，过往世代对其排放之长远影响的有限认识，过往世代对当代人的责任分担问题。与其把气候伤害视为补救错误行为的一个理由，还不如把它们用于证明对不应得的收益与负担进行再分配的合理性。最后，在影响发达国家人民对自己当下的排放预期方面，历史排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要实施一套公平、有效、可合法地强制实施的全球气候规则，那么，就必须要兼顾发达国家人民的这种预期。
作者简介：卢卡斯·麦尔（Lukas Meyer），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奥地利格拉茨大学哲学教授，人文学院前院长，格拉茨大学气候变化博士项目主管，格拉茨大学气候变化问题发言人。
译者简介：杨通进，哲学博士，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董子涵，南开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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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巴黎协定》第六条实施细则为继承并发展《京都议定书》创设的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提供了规范基础。实施细则以《巴黎协定》“全球共同面对气候变化问题”为根本原则，强调促进国际碳交易的共同性与公平性。缔约方围绕提升国际碳市场的减排效力、碳市场如何助力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京都议定书》遗留碳信用的过渡达成了初步共识。国际碳交易活跃度将大幅提升，并产生正面的经济和技术溢出效应。结合国际碳市场建设的实践，缔约方真正执行细则中的相应调整机制、全球碳排放的全面减缓功能和份额收益原则仍将面临实质性的政治阻碍和技术壁垒，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碳市场受阻，中短期内国际碳市场缺乏多边主义的共识。缔约方需继续强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全球气候治理的顶层设计，争取在更高的气候目标下实现区域碳市场谈判的重大突破。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碳市场的构建和运行，基于国情加快完善全国碳市场制度体系，警惕国际碳市场成为发达国家的单边主义工具，切实维护我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
作者简介：龚伽萝，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欧洲研究系博士研究生，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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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和东盟诸国是全球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气候合作是双方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提高发展中国家适应能力、在政治博弈中彰显国家软实力的有效途径。中国-东盟气候合作可分为萌芽、发展、深化三个阶段，形成了渐进性合作过程、多层次合作机制、宽领域合作内容、多元化参与主体的合作模式。中国-东盟气候合作有利于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加快构建气候共同体。双方当前气候合作仍存在合作领域过于分散、合作制度缺乏强制力、缺少合作监督与反馈机制、东盟各国发展水平不一等问题。未来，中国-东盟气候合作应坚持聚焦重点领域，厘清合作机制；加强制度有效性，提高政策执行力；建立监管机制，接受社会监督；尊重东盟整体利益，科学利用多种合作机制；引领国际气候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
作者简介：黄栋，管理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云鹤，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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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在气候治理领域，各国纷纷采取减缓措施加入低碳转型的行列。国际社会中的主要行为体更是提出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和议案，竞相成为气候治理进程的领导者。尽管各国看似采取积极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却难以形成合力，呈现出分散化的状态，加剧了全球气候治理困境。实际上，气候变化议题已成为各大国解决内外问题的抓手，在自利框架下提供公共产品以期获得更高收益。各大国追逐的领导力以自身利益偏好为基础，而非以解决问题为导向。气候治理机制对国际秩序具有塑造作用，主要参与方采取积极的气候治理措施以建构符合自身目标和利益的国际体系。各行为体的需求和目标具有异质性，气候治理各层次都呈现出领导力结构性差异，导致气候治理各主体的领导力难以“拼合”形成统一有效的权威性力量。
作者简介：邹雨佳，外交学院区域与国别比较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沈丹
微信编辑：薛景文
校对：沈丹、来向红、李海中
终审：尹才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