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说
本刊从今年第3期始推出全新专栏“云卷云舒”，由著名学者伉俪陈平原先生与夏晓虹女士共同撰写。今日微信推出夏晓虹教授的《“总有一朵浪花向你们微笑”——忆念张菊玲老师》，首发于《钟山》2024年第5期。
“总有一朵浪花向你们微笑”
——忆念张菊玲老师
文|夏晓虹
张菊玲老师是孙玉石老师的夫人。但和其他老师的夫人多被尊称为“师母”不同，我们对张老师从未使用过这个称呼。这固然是由于菊玲老师和孙老师一样，都在大学任教，她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以研究满族文学著称；而且，两位老师的坦诚相待也让我们没有感觉到年龄的代沟。张老师曾以“亦师亦友”概括他们与我所在的北大文学专业77级的关系（2018年6月5日与岑献青并转77级各位学友信），这既是提携，也是写实。
大学本科阶段，孙玉石老师已给我们讲授过中国现代文学的基础课与选修课，属于真正的业师。但和张老师真正熟悉起来，则要等到1990年。当年5月，由日本国际友谊学术基金会邀请，陈平原和孙老师一起赴日交流。那是平原第一次出国，孙老师则先已在东京大学任教一年半，对日本的情况多有了解。因此，从准备行装开始，平原一直得到了孙、张两位老师的指点与关照。甚至临行前两天的晚上，张老师还专门陪孙老师来我家查看，提出需要添置的物品清单。
▴2011年8月，孙玉石教授和夫人张菊玲教授在苏黎世，图源网络
此后，我们一起接待过不少日本朋友。比较早的一次是1990年8月15日，孙、张两位老师以及平原与我，陪日本朋友坂井洋史和松永正义游圆明园，六人还挤坐在一个已经废弃了的巨大的石制莲花座里合照。那时，圆明园尚处无人管理状态，我们才会有此留影。而据两位老师的女儿孙清说，张老师特别喜欢这张照片，专门将其放大，一直放置在书柜中。这张照片也见证了我们当年的关系密切。
所谓“关系密切”，意在说明我们和孙老师、尤其是张老师的交往并不限于学术，更涉及日常生活，但那多半是两位老师对我们的照应。1993至1994年，平原得到日本文部省学术振兴会的资助，去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访学十个月。其间发生了窃贼破窗入室，我们在蔚秀园的家被盗事件。受托照看我家的一位年轻朋友不知所措，我立刻想到的是请她找张老师帮忙。张老师当即前往查看，并在找到了偷盗者未曾发现的我藏在隐秘处的现金后，代为存放家中，直到我们归国后移交。在日本期间，我们曾旅游到广岛，在那里读书的孙清也遵照父母的嘱托，安顿我们住在她家，并陪同到各景点游玩。甚至在我们回国之日，张老师也与那位年轻朋友一起到首都机场迎接，我当时对张老师的感觉就是亲如家人。
诚然，在我们和张老师的交往中，日本是最重要的连接。孙老师先后两次东渡，总计在日三年，张老师多半随同，日本因此成为二人生命历程中居留最久的异国。不仅如此，孙老师执教神户大学期间，两位老师又共同经历了1995年1月的阪神大地震。东京的日本友人冒着余震不断的危险，千里驱车，赶到震灾中心区域营救孙、张两位老师，将二人安全地转移到东京一位教授空置的寓所居住。日后张老师讲起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仍然声泪俱下，难抑激动之情。这让我明白，两位老师与日本朋友之间的情感已超越一般意义的友谊，而更接近生死之交。
其间，与孙、张两位老师感情最深厚的无疑是丸山昇先生领导的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由孙老师开创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与这个日本左翼学者团体的学术交往，至今已绵延四十年，平原和我也都是其中的受益者。而我印象最深刻的场景是，2005年11月，在北大举办的“左翼文学的时代”国际研讨会晚宴上，孙、张老师与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的日本友人一起合唱《国际歌》，将联欢的气氛推向高潮。对我而言，这也是听此歌而受到强烈感染的少有经验。
毕业留校后的最初几年，我们一直住在学校附近，1997年才搬离。先是迁居育新花园，2004年又搬到圆明园花园。而两次最早来新居贺喜的客人中，都有孙、张老师。尤其是后面那次，时为2004年2月10日晚上。由于王世襄先生的六张藏琴刚刚于三个月前拍卖，其中一张顾太清遗琴被我们的学生王风借出，特意携来新居观赏。张老师恰好在2002年出版了《旷代才女顾太清》（北京出版社版）一书，有此难得的机遇，自然要请她前来细品。至今仍记得张老师当时兴奋、欢喜的神情，我们也为她和孙老师分别留下了抚琴的照片、张老师更多出一张抱琴的照片。
说到张老师的著作，有件事我一直无法忘记。早前，张老师出版《清代满族作家诗词选》（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清代满族作家文学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以及《旷代才女顾太清》时，均曾大度题赠，我也曾写过一篇《满族文学与满族文化》的书评，刊登在1992年第八期的《读书》杂志上。但自从我在一次聊天时，无意中说到家中书籍太多，许多送来的书没有用，又因为签了名，不好处理，占据了空间。张老师听后，显然受到触动，此后便不再主动送书，即便被我讨要，也不肯签字了。
□张菊玲教授著作书影
其实，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和孙、张老师的交往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频密。或许是因住处隔得远了，而且从2008年开始，平原七年中有一半时间在香港中文大学授课。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我们彼此都感到惋惜。2018年2月9日，我们发去了报告前一年行踪的电子贺年卡，两位老师以“张菊玲、孙玉石”联合署名的方式先后回复了两封邮件。2月11日写的是：
谢谢你们的新年祝贺的盛情！
难忘过去晤面畅叙、心心交流的岁月！
衷心祝愿贤伉俪
新年快乐！健康幸福！诸事如意！
12日的信中再次提到：“有机会再晤面快叙，漫天神聊！”而平原在当年读了《解诗求是·孙玉石画传》后，12月12日写信向孙老师汇报心得，并言及11月到东京的见闻与感触，最后也特别说到：元旦以后，“方便的时候，请告诉我们，很想前去拜访”。令人痛心的是，两位老师此后身体状况均急转直下。
实际上，2012年以后，孙老师与张老师已是轮番染恙，张老师更是先后患过肾结石、结肠癌等病症。他们也考虑过住养老院，但敏感、自尊的张老师不能接受院方按照规定检测孙老师智力的要求，认为是侮辱，故一直坚持拖着病体，独力照顾孙老师的起居。
记得一次拜访时，张老师迟迟才从卧室走出，讲到她和孙老师都曾经无力起身，躺在各自床上的困境。但即便如此，张老师仍然不愿意请保姆，一切家务事都是亲力亲为。其间虽短暂地用过小时工，但那些摆放各式宜兴紫砂壶及其他工艺品的古董架，仍由张老师自己打理。我们也看到与地面已清扫过不同，架子上落满了灰尘，张老师已实在没有精力顾及。
2019年2月18日，我得到消息，张老师因病情加重，出现肠梗阻，一直呕吐。前一天去中日友好医院看急诊，确定癌症已扩散，不能手术了。但那里无法住院，因此希望我找朋友帮忙，看能否住进北大国际医院。朋友果然很给力，20日，张老师即入院治疗。次日，我去医院探视，张老师的肠梗阻已有缓解，情绪也稳定多了。她如愿住进了单间，虽然要自费，且价格昂贵，张老师仍表示欣慰，认为那是让她感受到临终关怀最好的地方。临走前，我见到了由保姆陪同从家里赶来看望的孙老师。孙老师满面忧容，一走到躺在病床上的张老师身边，便急切地拉住她的手。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后一次孙老师的“执子之手”，但可以确定的是，十天以后的2月28日，我在朋友圈看到了张老师的告别信：
得到一纸医生判定，我的多重生命指标，均在危险线上，已无治疗可能，只需静养延续生命，在最终时刻，为减轻北京亲人负担，我选择，回归故里，寻一方净土，得一斗室，带一部老子《道德经》，安顿好我的心灵，平静如水地了却残生。“世上本无物，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能染尘埃。”别了，不是北京的帝都，别了，我的至爱亲朋！
感恩上苍，感谢诸位爱我以及我爱的亲友，今后身体虚弱，可能不会多发微信了，请放心，我正在向烟雨江南前进，这生我养我的地方，也是我最终的归宿。
后来得知，一向仗义重情、快人快语的张老师这回走得很决绝。从医院出来的当晚，她没有回家，而是入住酒店，第二天直接从那里乘车，在弟妹的陪同下去了南京。
作为学生，我们听到消息自然十分吃惊，马上也会想到，孙老师怎么办？幸好孙清此前已从日本及时赶回，陪伴在孙老师身边，有效地缓解了张老师出走的冲击。而孙老师在女儿精心的照顾下，也逐渐适应并接受了张老师缺席的生活状态，甚至会向来访者主动提起“张老师在南京养病”的话头。
事后回想，我们也理解了张老师似乎不近人情的决绝。一旦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自理，绝对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照料孙老师，性格刚毅的张老师于是选择了不给北京的亲友添麻烦的方式，毅然决然回归故里。她刻意回避了与孙老师和女儿的当面告别，而是直接出走，显然是认为见面会给双方带来更大的刺激，甚至会动摇她的决心。
转移到南京的张老师，立即住进了事先看中的高堂养老院。这家养老院靠近鼓楼医院，就医方便，且服务周到，张老师在此心情舒畅。从该院3月9日发布的《若有诗书藏于心，岁月从不败美人》的专访中，我们了解到，即使一再遭遇病痛突发，张老师仍然不改教师本色。她心疼那些护工文化程度不高，只要略有体力，她都会打起精神，坚持给她们朗读散文佳作，进行讲解。同时，她也勉励和采访者一样的年轻人，“能在当今的潮流冲击下，拥有倔强的毅力，做一个自立、自强的知识女性”。可见，“自立、自强”确是张老师人生辞典中的关键词。
这之后，2019年9月10日凌晨五点半，孙清发来了微信：“我妈今晨走了，我今晚飞南京。”接着，8点钟，我们又收到讣告，告知张菊玲老师因病在南京逝世，享年81岁。讣告主要引用了张老师的遗嘱：“丧事从简，均由南京家人办理；遗体火化，骨灰撒长江。不举行任何仪式，不进行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所有外地亲朋无须来南京奔丧。”语句仍是那样决绝。但下面还有一段张老师的遗言却温暖动人：
这一生爱我的与我爱的至爱亲朋们，在南京长江滚滚东逝水中，总有一朵浪花向你们微笑。
9月12日是中秋前夜。上午，张菊玲老师的亲人在南京为她举行了简单却温馨的告别仪式，六位中央民族大学的弟子赶来送行，其中三人作为代表致辞。“天心月圆”，在家人与学生们的浓浓爱意中，张老师终于可以安心地离去。
▴张菊玲教授在惠安崇武海边，图源网络
而张菊玲老师指定的江葬，则由于当时长江正值汛期，无法立刻举行，迁延至2021年4月21日才得以完成。实际上，按照孙清的通报，2018年秋，张老师对身后事做过更为详细的吩咐。因此，2019年9月遗体火化后，她曾将母亲的骨灰带回来一小部分。当年11月1日张老师生日那天晚上，孙清专门去未名湖，帮母亲魂归燕园。而且，因遗憾今生未能一履北美，张老师也特意叮嘱孙清，日后有机缘，要带上她的骨灰，撒入那一端的太平洋。孙清也表示：“理解母亲生前为人的细腻入微和敏感丰富的浪漫情怀，我都会尽量把这些处理好，做到让她在天之灵得以欣慰。”（2019年9月15日微信）
张老师远行后，我有幸看到她写于2009年1月10日的两篇未曾发表的文章。一篇抒写了对母亲的深切怀念：“我只知道，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为了我，她奉献出一切，我身上遗传着她倔强奋斗的性格基因。”另一篇题为《生命的年轮》，最后写道：“当我驾鹤西归后，不要任何仪式，只须烧成灰撒进长江，回归到我的故乡、我的父母身边。”末署“已成老太婆的小菊子书”。我读这两篇短文，才真正理解了张菊玲老师于十年前早已选定水葬的原因，这固然是出于她始终不渝的浪漫天性，而回到给了她生命和所有一切的母亲身边，无疑是其中最深的执念。
2024年7月19日完稿于塞罕坝旅舍
首发于《钟山》2024年第5期
夏晓虹，1953年生，安徽和县人，河南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国的文学思潮、女性生活及社会文化。有学术专著《阅读梁启超》《晚清文人妇女观》《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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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夏彬彬、貟淑红
制作：席思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