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
上述这段话就是1983年我国第一次开始严打时喊出的口号，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对这样的口号应该不陌生。
那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社会的治安状况究竟如何？以至于国家发出了如此严厉的声音。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对于我国来说是一个新的开端，国家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全国也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纲进行转变。
巨大的社会变革，必然会伴随一些社会问题，其中尤以治安状况尤为严重。而这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唐山的“菜刀队”。
上世纪70年代末，不少民众迎来一波“失业潮”，工人大多数失业下岗，没有了生活来源。
在失业的人群中，唐山的一些青年带有怨气，他们聚在一起，效仿曾经上海滩的“斧头帮”，成立了一个名叫唐山“菜刀队”的黑恶组织。他们背着大军绿色的斜挎包，在街道上横行霸道，干着敲诈勒索、打家劫舍的不法勾当。
唐山的菜刀队有多嚣张？1982年5月，“菜刀队”的劳教分子赵海泉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殴打一名少女，又是打女生，是不是与今天唐山烧烤店打人的事件很相似。但是赵海泉的行径要更加恶劣。
当这名少女逃到唐山市林西派出所时，赵海泉竟然没有丝毫忌惮，而是追到派出所当着民警的面继续殴打，随后，赵海泉被抓，但也仅仅在劳教所关了十一个月。
让人没想到的是，赵海泉出来后，竟然公然带着几个不法分子到办案民警家中闹事，当这位朱姓民警开枪自卫，打伤赵海泉的腿后，赵海泉及其家人更是对此纠缠不休，而且恶人先告状，不断来派出所闹事，最后这位民警被停职反省。
为什么派出所无法保障所里警察的安全，因为当时的唐山菜刀队嚣张得很，就以林西派出所为例，所里十二位民警，有三个挨过“菜刀队”的打，不仅是林西派出所，整个唐山的派出所都受过“菜刀队”的欺负，甚至有一名叫龚振山的所长，他的家都被不法分子炸毁了。
连警察都敢打，可想而知平民百姓会被“菜刀队”欺负成什么样子。
在那个社会处于变革期的年代，其实不仅是唐山，全国各地的治安状况都堪忧，在东北，小混混、小流氓打架斗殴也是常事，在当时的东北，震惊全国的就要属“东北二王事件”了。
1983年2月12日中午，犯罪分子王宗坊、王宗玮混入沈阳空军463医院行窃，王宗坊撬开小卖部房门，入室盗窃，王宗玮在外放哨。
此时，医院人员发现王宗玮形迹可疑，将他带到医院外科室盘查。后又抓住企图逃跑的王宗坊，将他带到外科室隔壁房间审查。这时，王宗玮趁机开枪打死医院人员周仕民，又闯入隔壁房间，打死了孙维金、刘福山、毕继兵、打伤吴永春，“二王”匆忙逃窜。
光天化日之下，打死打伤数人，性质极其恶劣。1983年9月13日，王宗坊、王宗玮在江西广昌县被发现。1983年9月18日，在当地军警的配合下，“二王”被击毙。
值得关注的是，王宗坊被击毙时才30岁，原是沈阳市大东区辽沈卫生院的药剂员，1979年因扒窃被判刑3年，1982年3月刑满释放。
可以说，刑满释放仅一年，他就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而且所犯之罪更加恶劣，曾经受到过法律的惩处，为什么没有吸取教训，这是需要研究的事情。
而王宗坊的弟弟王宗玮，年龄则更小，被击毙时才26岁，原是沈阳七二四厂六车间材料员。
能反应当时东北治安的还有一本小说《东北黑道风云二十年》，说得就是那个年代的事迹。
在1983年，除了东北“二王事件”，还有“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强奸杀人案”，当时被称为“六·一六”大案，性质也极其恶劣。
1983年6月16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的林业设计院红旗沟农场。于洪杰、韩立军、杨万春3名有盗窃、犯罪纪录的流氓青年，邀约王守礼等另外7名青年一同喝酒，趁着酒醉，一群人竟约定血洗红旗沟。王守礼、李东东2人不愿参加，但被其他人控制在场。于洪杰等8人在红旗沟农场持刀杀人，主要目标为男性，一小时就杀死16人。
后将农场内的一群女场员绑架，实施了强奸、轮奸罪行，又杀死其中几人。酒醒后，于洪杰和韩立军自知死罪难逃，点汽油自爆，韩立军死亡，于洪杰重伤。几个女青年逃出农场向外求救，警察赶来抓获了剩余七名流氓分子，事后两名主犯于洪杰、杨万春被判死刑，其余罪犯因未达年龄未判死刑。
东北“二王”案，内蒙古“六·一六”案只是当年发生的两起性质最为恶劣的案件，其他的打架斗殴、聚众闹事、敲诈勒索更是不胜枚举。比如在此之前，在上海还发生了流氓袭警并当众猥亵妇女的“控江路事件”。
根据公安部的统计，进入20世纪80年代，1980年全国立案75万多起，其中大案5万多起；1981年立案89万多起，其中大案6.7万多起；1982年立案74万多起，其中大案6.4万多起。
许多城市公共场所的治安都较为混乱，以至于妇女不敢在夜晚上班，人们失去安全感。从全国来看，整体治安状况堪忧，换句话说，已经到了非打不可的地步了。如果不将治安状况扭转过来，那怎么会有良好的营商环境，没有良好的营商环境，改革开放将难上加难。
为了整治全国的治安环境，中央决定重拳出击，打击社会上的黑恶势力。
“六·一六”大案发生一个月后，1983年7月16日，时任公安部部长刘复之在北戴河向邓公汇报工作，在汇报“六·一六”大案的侦破同时，将唐山“菜刀队”作为典型事例进行了汇报。
针对当时严峻的治安形势，总设计师认为应对措施必须要严，他说：
“搞得不痛不痒的不行，这样搞是不得人心的”。
他提出的方法颇有军事家的本色：在3年内组织一次、两次、三次战役，一个大城市，一网打尽，一次就打他一大批。
1983年8月25日，1983年8月2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 “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
前者规定对一系列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
这一年，数十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卫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进行特种训练，这也是1983年严打成功的关键。
“严打”自1983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87年1月进入尾声，共分三大战役分步实施：第一阶段1983年8月至1984年7月，第二阶段1984年8月至1985年12月，第三阶段从1986年4月上旬到国庆节，加上收尾工作，历时3年零5个月。
让人谈之色变的唐山“菜刀队”是此次严打的重点打击对象。仅仅几天的时间，警方就逮捕了50多个“菜刀队”主要成员，依据从重从快原则，这些人全部被执行了枪决，而没有被枪决的“菜刀队”成员，也被法律严厉制裁。
经过此次严打，“菜刀队”也彻底走进了历史。
从全国层面上看，在1983年第一次严打期间，共查获各种犯罪团伙19.7万个，团伙成员87.6万人，全国共逮捕177.2万人，判刑174.7万人，劳动教养32.1万人，其中，第一阶段逮捕102.7万人，判死刑的2.4万人。为应对这个时期关押场所紧张，一方面进行突击性建设，另一方面，改建了一些公安机关办公用房并借用一些单位库房，作为临时监房。
单从数字上看，就可知在严打前不法分子有多少了，几乎到了各个城市各个角落都有的地步，这些不法分子散落在全国，会给人民的安全造成多大的威胁，不可想象。可以说，1983年的严打是一次不得不开展的行动，因为犯罪分子的嚣张及猖獗，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必须要给以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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