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悟：
这本书具有充足的论据，但如果人物更丰富一些会更好！值得一读！不过人名太多了！这本书扩展了中文对欧洲女性历史的认识边界。同类书籍偏少，以欧洲为主题已经很宏大了。卢梭和黑格尔对女性并不友好。“尽管他显然影响深远，卢梭认为男性个体在政治理论中至关重要，尽管他认为妇女应该留在“私人”领域而不是“公共”领域。然而，他的思想必须根据具体背景评估，经得起时间考验，并应在特定领域内讨论，而不应提前假设结论。”
这本书涵盖了时间跨度和国家范围广泛，从18世纪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到20世纪中叶的各个历史阶段，涉及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俄罗斯等欧洲国家。引用了法律文件、政治宣传、女性主义作品和言论记录，以及文学作品（小说、诗歌、戏剧等）。提到了可以通过纪念性事件来出版女性历史著作。女性运动历史常被忽视，这可能是这本书销量不佳的原因之一。
开设女性研究课程很困难，欧洲女性课程几乎没有进入教育体系，女性历史课程遭到教育权威的反对，女性历史课更是如此。教育权威偏向传授“通用”知识，不倾向于传授“分歧”知识。作者本身是NOW组织的创始成员。
启蒙思想家和小说家分为支持和反对女性地位的两大派别。在教育领域存在关于女性在科学领域学习的争议，一方认为女性缺乏理性，另一方认为女性具有理性，甚至可能优于男性，但对上层社会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持有恶意批评态度。尼古拉·马勒布朗士在其1674年的著作《寻找真理》中声称，女性大脑由“细致”纤维构成，这种构造既决定了女性的智力和品味，也使她们不善于抽象思维。
“男人制定法律，女人影响道德”成为了表达这种观念的常见说法。“一个家庭拥有贤惠聪明的母亲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完全同意‘女人是家庭的毁灭与重建者’这句谚语。母亲被描述为“最美丽、最重要的职业”，但上层社会的女性被剥夺了这一权利。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女性主义主张：女性在革命初期提出了自己的利益诉求，要求在新政权中作为女性和人类的一部分获得解放和完全公民身份。革命中的男性决定政治命运，决定是否允许女性参与公共生活。革命中的男性和女性努力操纵和控制围绕“女性气质”展开的大量词语、符号和形象。
读后感悟：
阅读《野孩子》让我们深刻反思了现代育儿观念中存在的误区。我们常常过度保护孩子，将“安全第一”置于首位，导致他们被限制在室内狭小的空间中。然而，这种做法可能无意中阻碍了孩子的全面发展。孩子本应在自然的摸索中锻炼身体协调能力，在与自然万物接触中激发好奇心和探索欲，但由于对风险的恐惧，我们剥夺了他们这些机会。这本书像是一声警钟，提醒我们审视自己的育儿方式，不要让过度保护成为孩子成长的绊脚石。书中清晰地阐述了大自然对于孩子成长的巨大意义。孩子在自然环境中游玩不仅仅是身体运动，更是对感官系统和大脑发育的重要刺激。
户外活动让孩子体验不同地形、温度、气味和声音，这些丰富的感官体验是室内环境无法提供的。例如，在草地上奔跑时，孩子对地面起伏的感知、微风拂过脸颊的触感，促进了他们神经系统的发育。面对户外挑战，如攀登、跨越小溪，他们学会克服困难，培养坚韧品质，这些经历是自然中培养出的宝贵财富。我们或许以前低估了游戏，尤其是自由游戏在孩子成长中的作用。《野孩子》让我们明白，游戏并非浪费时间，而是孩子成长的重要途径。
自由游戏没有成人强加的规则和目标，孩子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和想象探索世界。当他们在户外自由建造小窝，或用树枝创造新游戏时，他们的创造力、想象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得到提升。这种自由游戏的价值远超有组织的室内活动，我们应该给予孩子更多这样的时间和空间，让他们尽情“野”。
这本书也给教育工作者带来深刻启示。学校不应局限于教室教学，课间休息和校园设计应更注重提供户外活动机会。增加校园自然元素，如小花园、沙地，鼓励孩子在休息时间探索和玩耍。教师也应引导家长理解户外游戏的重要性，共同为孩子创造更多走出家门、走进自然的机会，让教育在户外生根发芽。这本书让我们重新思考孩子的健康和幸福。健康不仅是缺乏疾病，还包括身体强健、心理坚韧和对生活的热爱。幸福不仅来自物质满足，还包括孩子在与自然接触中获得的喜悦。当看到孩子在户外满身泥巴但笑容满面时，我们明白，这种“野”是他们通向真正健康和幸福生活的道路。让孩子去野，让他们回归最真实的成长状态，释放天性，茁壮成长。
读后感悟：
冯老师在他的著作中探讨了构建“共时性”与“在场性”的概念，认为优秀的历史非虚构作品应该通过精细的人物描绘和时代背景展示，要求写作具备文学作品中的“在场性”。这种要求不仅适用于当下的新文化史、微观史、历史叙事学和历史人类学，而且冯老师希望展示一个完整的“知识社会学”。他强调并非要用文学的方式书写，而是要重返历史现场本身的技巧。与侯旭东的《汉家的日常》通过日常生活的互动来书写不同，冯老师则从信仰的角度审视日常生活，将其视为一种民俗，也是一种整体的神圣意识。
这种探讨涉及到古今之间的差异，伊利亚德在《永恒回归的神话》中对前现代人与现代人的区别进行了总结，指出前者认为自己与宇宙及其节律密不可分，而后者则认为自己只与历史相关。列维-布留尔在《土著如何思考》中也强调了这一点，希望现代研究者能够更加关注这一问题。冯老师的这种意识具有极大的价值。
然而，问题在于两汉时期的材料是否足以支撑这种构想，尤其是民间材料的充足性。侯旭东依托悬泉驿的汉简材料展示了基层运作的方方面面，揭示了基层官吏行为背后可能存在的“人之常情”。然而，对于汉帝国的神圣性问题，即使是中下层官吏的心态材料也极度匮乏，这对于历史研究是一个挑战。东晋次、川胜义雄、吉川忠夫等日本史学家希望通过构建从乡里到朝廷的连续性来解释崩解问题，但由于乡里材料的不足，这一论断常常受到挑战。
冯老师采用的方法是回归经学、谶纬的政治实践和宗教神性，探究信仰对理想和未来的构造，以此观察人们的世界观，帮助我们理解时代和社会历史。他将谶纬道教经典与乡里社会相结合，通过出土墓葬中展现的信仰物品，展示了一个整体的信仰世界，至少是受教育群体影响下的整体心态。这种方法体现了政治与神学的关系，即现代政治实际上是神学的模拟，与卡尔·施密特和阿甘本的观点相契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