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湖，是今日之中国面积最大的湖泊。据现代地理科学考证，距今约100万年前，青海湖曾通过倒淌河与古黄河相连。沧海桑田，随着地质演变，倒淌河逆流，青海湖逐渐与黄河隔离，并最终演变为咸水湖。在青海湖附近，亦随之形成了水草丰茂的游牧地。
历史上，青海湖畔曾先后生活过众多游牧民族，但由于时间太过久远，他们大多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并未激起任何浪花。这些生活在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游牧部落，在先秦中国的历史文献里，被笼统的称之为“古羌”。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古羌人并不完全等同于现在的羌族。大约在汉朝时，一部分古羌人开始大量内迁至河湟、陇右及关中一带，留下了一群尚不知稼穑的原始游牧部落。他们最初以姓氏作为部落名称，并逐渐形成了著名的党项八部。
魏晋南北朝时期，党项人的生存空间遭受崛起的吐谷浑王国挤压，被逐渐赶出世代生活的青海湖家园，并一直在黄河上游一带颠沛流离。李唐王朝建立后，在党项聚集之地设羁縻州管理体系，有功的党项部落酋长会被长安任命为知州、刺史等官职。
公元878年，黄巢起义爆发，唐廷传檄全国勤王。其时党项族宥州刺史拓跋思恭因出兵平乱有功，便被唐僖宗封为定难军节度使，后又被封为夏国公，并赐国姓李。至此，党项拓跋氏集团有了领地，其辖境最初包括下、银、绥、宥、静等五州之地。
因此，对西夏政权的认识和探讨需要依托大唐帝国的框架进行。西夏在本质上只是一个以番汉混融或说番强汉弱的横山地域集团，限于实力，其战略目标仅止于“偏霸西北”，承袭前朝北魏“交聘故事”的变轨。
宋辽竞争与定难军权力格局的重塑
大唐帝国瓦解后，党项拓跋氏经过数代经营，最终在李元昊时期正式称帝，于1038年建立“大夏”。由于世代崇尚白色，所以又被称为“大白高国”。在称帝表文中，李元昊不仅阐明父祖创业之艰辛，更详述了唐廷战功。
是所谓：“远祖思恭，当唐季率兵拯难，受封赐姓。祖继迁，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举义旗，悉降诸部。临河五郡，不旋踵而归；沿边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从朝命。真王之号，夙感于颁宣；尺土之封，显蒙于割裂。”
当然，这样的叙事远不足以为西夏分庭抗礼的合法性背书。为此，李元昊在致宋朝的文书中将将“蕃汉有别”的民族身份建构，区别于中原王朝官号的区域权力谱系。“吐蕃、塔塔、张掖、交河，莫不从伏……朝帝则是从”。
可想而知，这样的说辞显然不能为宋、辽两国接受。在宋朝看来，所谓的“西夏”政权只是党项李氏抵制定难军“直隶化”的历史遗留问题。太宗太平兴国七年，也就是公元982年，宋廷趁势推进地方行政改革，对李继捧所献的“四州八县”进行“直隶化”改造。
不久，隐性的地方人事调整措施引起党项李氏家族内部成员不同程度的抵制。其中，尤以李继迁最为激烈，他“与其党数十人奔入蕃族地斤泽……出其祖彝兴像以示戎人，自言：‘我李氏子孙，当复兴宗绪’”，即指恢复晚唐以来定难军世袭罔替的权力格局。
赵光义见和平过渡方案破产，便在次年转向武力推进“直隶化”改革。不敌宋军、节节败退的李继迁在公元986年二月降附辽国，企图求得反宋战争的政治军事支援，而李继捧则在宋廷的支持下整合夏、银、绥、宥、静等州的地方势力。
适逢辽宋交战，辽圣宗耶律隆绪希望借助李继迁的力量牵制住宋朝西军兵力，于是“诏以王子帐节度使耶律襄之女汀封义成公主下嫁，赐马三千匹”。和亲有助于化解辽夏之间互为威胁造成的冲突，以及共抗宋朝带来的地缘安全压力。
公元994年，宋军针对夏州发动一波攻势。由于未能实现战役目标，便退而采取折中方案，撤销李继捧主导的宗属方镇体制，并废弃夏州，退守绥州等横山以南地区，在定难军部分地区维持有限的“直隶化”秩序。
见此情形，李继迁迅速趁势整合原本依附于李继捧的地方势力，而宋太宗对李继捧政治名分的撤销则加速了该进程。就此言之，宋朝放弃横山以北其实也是李继迁阵营在该地区取得优势的结果。
公元995年，李继迁以此为支撑向宋朝请封定难军节度使。“上遣使谕保吉，欲令徙镇鄜州”，但被李继迁明确拒绝。宋朝方案与李继迁的政治路线及其势力分歧悬殊，导致同年九月，李继迁扩大对灵州的军事行动，向西发展。
公元997年宋真宗即位后，退而同意李继迁提出的交涉条件，授予其定难军节度使，企图将其限制在官职标识的政区范围内，以缓解灵州的军事压力。与此同时，为防止宋朝授节带来的局势缓和可能，同年辽朝又“封夏国王李继迁为西平王”。
对辽、宋官爵的同时接受使定难军地区的权力格局发生结构性转变，李继迁对宋境灵州的整合，凭借的是辽朝所授予的朔方节度使政治名分；而对于宋辽均有领土主张的河西地区的消化，则主要利用晚唐以来灵州总领河西诸州的区域惯例。
这种差异与分化不仅造成辽、宋两国官号标识的区域政治规范弹性统统耗尽，而且无形中诱使宋辽快速产生对夏妥协的政治共识，进而分别达成宋夏、辽夏盟约，构成西夏独立的客观事实。
公元1003年五月，李继迁在西进中去世，辽夏亲睦关系背后隐藏着诸多不安定因素开始显露端倪。贺兰山麓的游牧部落为获得更好的草场，往往会随着季节在辽夏边境之间来回迁徙。而这些频繁的越界跨境行为，势必会因草场和水源纠纷诱发边疆动荡。
之前由于李继迁羽翼未丰及其伏低做小，辽夏矛盾暂时被压制下来。可随着李继迁西进凉州的声势愈发浩大，契丹人西南边防的军备布局、人事调整，则必然紧承西夏军事行动有所更张。因此，辽圣宗拒绝封授李继迁长子李德明任何官职。
而与辽廷强硬姿态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宋朝方面的软化。其时是宋真宗君臣正忙于泰山封禅大典，对于西部局势未予足够重视。宋朝在获悉获悉李德明嗣位后便痛快地予以爵位职官，并期待以西夏权力过渡为契机，恢复宋真宗即位初期的灵、夏秩序。
宋夏关系的变化，使得辽圣宗拒绝封授之举不缔于有将党项李氏彻底推向宋朝的风险。同年五月甚至传出宋朝“筑台于保安北十里许，召戎人所亲信者与定盟约”的消息，所以1004年七月，辽圣宗即封李德明为西平王，但不承认党项李氏引起的领地变化。
也正是在1004年，辽朝萧绰太后和辽圣宗耶律隆绪南下，宋、辽双方注意力的转移客观上为党项李氏继续向甘州、凉州的西进提供了宽松环境。宋辽之间在1005年缔结的城下之盟，其实也预示着宋夏、辽夏关系将进入下一个阶段。
辽、宋、夏关系演变的阶段性特征
公元1007年，宋真宗君臣收到西部情报：“德明屡言西凉府元属部内，见各纳质及人使往来……近秦翰译六谷蕃书来上，但言为德明所侵。”所谓“西凉府元属部内”，即朔方军统领河西诸州的区域制度传统。
曾出任泾原各州军安抚经略使、两度拜相的张齐贤敏锐地意识到，西夏太宗李德明“志在通甘、伊、瓜、沙道路，必要统制”。对此，宋朝一方面谕令李德明不要轻举妄动，另一方面打算执行远交近攻战略，“令结回鹘为援”。
不过，真正对李德明西进战略感到焦虑和不安的，却是北方的契丹人。西夏对凉州、甘州、肃州、瓜州的野望，严重挑战了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西征后建立的河西朝贡秩序。如果党项人垄断了丝路利益，那么辽国只能从更北、更贫瘠苦寒的草原之路进行商业贸易。
事实上，每当他国显示出一定要控制河西，特别是甘州这个贸易之要地的倾向时，辽朝就会越过沙漠，对河西进行统治。自1008年年底，辽朝便以可敦城为中心，不断向河西地区投送重兵，加强其在甘州、肃州的军事实力，并采取多项政策遏止党项李氏西进。
然而，这一政策倾向却在1010年停滞。就在辽将萧图玉攻破肃州之同月，辽朝东部属国高丽发生宫廷政变。千秋太后皇甫氏及其姘夫金致阳废黜并杀害辽圣宗瞩意的高丽穆宗王诵，耶律隆绪不得不有所表态，出兵朝鲜半岛。
这场变局使辽朝战略重心再次东移，而西夏正是在这段时期占领河西走廊。1011年，党项李氏对甘州、西凉府展开新一轮进攻。1015年，李德明完全控制凉州，可谓是“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
高丽问题解决后，辽朝很快就恢复其对河西地区的强硬政策，辽圣宗一方面加强与河西诸政权之联系，1019年封沙州归义军节度使为敦煌郡王；另一方面，于1020年亲征党项李氏，“将兵五十万，以狩为言，来攻凉甸”。
遗憾的是，耶律隆绪的几次亲征皆以失败告终。辽廷直接阻遏党项李氏进取河西的意志，亦随之消减，转而承认西夏对凉州的控制现状。1021年，辽圣宗“遣金吾卫上将军萧孝诚赍玉册金印，册为尚书令、大夏国王”。
待1026年五月辽将萧惠再征甘州失败后，辽朝便彻底放弃经营河西，致力于稳定漠北诸部和草原之路。1028年，李德明之子李元昊奇袭甘州，攻破城池，回鹘可汗自焚，甘州回鹘政权瓦解。
1032年李德明去世后，西夏景宗李元昊执政初期，党项人基本可以控制甘州、凉州、瓜州等河西地区。也正是对定难军、朔方军、凉州、甘州、沙洲、瓜州的全面整合，李元昊提出“蕃汉有别”的建国主张，并“以称谓非正”，由实求名。
如果说宋师面南称制，契丹人雄踞塞北，那么西夏党项李氏则继承了大唐帝国除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以外的所有西部遗产。李元昊期望摆脱辽、宋的藩属地位以谋求更多的利益，打破辽宋南北对峙的格局，与辽宋形成鼎足之势。
经数年计划，李元昊于1038年正式称帝，建国号“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李元昊的种种行为首先激怒了年轻气盛的辽兴宗，加之兴平公主的猝死，辽夏关系开始逐渐显露出不和的迹象。
1042年9月，宋夏定川寨之战爆发。辽仍奉行联夏制宋的战略，集兵幽州，声言分侵河北，与李元昊互为掎角、首尾呼应。迫于契丹人和党项人的联合，宋朝被迫增加岁币，单方面与辽朝达成和议。
不同以往，此次和议以西夏问题为核心。宋仁宗与辽兴宗皆同意西夏以 “内帝外藩”身份加入宋辽主导的东亚朝贡秩序，前提是西夏必须“称臣纳贡”。而这样的要求，其实正中李元昊“偏霸西北”的下怀。
西夏政权的核心统治区的臣民多以牧业为生，土地贫瘠，根本不具备进取中原的实力。向西占领敦煌，已是其国力极限所在。安史之乱后关中残破，但却是西夏东顾中原的第一站，论地形、论经济、论户口，都不值得西夏孤注一掷。
党项李氏以“西朝”自称，欲同宋、辽构成鼎立之局，此不独西夏景宗一朝之战略国策，亦是西夏后世帝王所孜孜以求者。李元昊看似“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但其在总体战略上毫无着力扩张疆域的宏大意图。
因此，宋夏之间率先“和解”。1044年，李元昊向宋称臣，宋朝则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允许其自治官署，承认元昊的蕃名及其“蕃汉迥异”的论述，彻底结束了宋朝秩序中党项李氏名实分离的政治形态。
而辽夏之间对庆历盟约的履行却要复杂、曲折得多。1043年，辽夏边境线上的党项牧民矛盾升级为大规模武装冲突。而辽廷西南招讨使萧普达的阵亡，则无疑成为第一次辽夏战争的导火索。
1044年九月，在知晓辽兴宗起兵后，李元昊第一时间“上表谢罪”，希望缓和辽夏关系，避免战事发生。耶律宗真在答应李元昊请和后，却认为“大军既集，宜加讨伐”，结果辽军大溃，“督数路兵掩袭，杀数千人”。
在对辽作战胜利后，元昊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遣使以先被执者来归”，以战促和。经此一役，辽兴宗认识到西夏军事实力的强盛，为稳固西南地区的统治以及保障边疆安全，改云州为西京，加强对夏防御。
西夏文化的儒学化、佛学化叙述分析
1049-1050年，辽兴宗趁李元昊新丧之际，发兵三路亲征西夏，第二次辽夏战争爆发。值得注意的是，耶律宗真的伐夏战争最深层次的原因，是辽朝自圣宗以来国家“正统”意识加强的结果。
大致而言，契丹人需要西夏对辽奉行上下有别，比照甥舅关系的“藩臣之礼”。这也是为什么此次辽兴宗大获全胜后，却没有对西夏予取予夺的原因。儒家文化越来越被契丹人广泛接受，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西夏朝廷中。
据《宋史》记载，西夏开国之初便设有“蕃学”、“汉学”，“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
1062年，夏毅宗“御制诗草、隶书石本，欲建书阁宝藏之，且进马五十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本朝正至朝贺仪。诏赐九经，还其马”。尽管嵬名家族创制了西夏文，却又着意于翻译汉文经史典籍而非自己创作，并多次向中原求取原典，以供其资鉴学习。
11-13世纪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极为特殊的时期，辽、宋、夏、金的继起与并立，意味着任一政权皆无法在现实层面完成“一统江山”的目标，“天下”之中的政治正统实际上处于一种虚悬的状态。
这使得辽、宋、夏，在11世纪都可以凭借一定强大的军事实力向周边民族宣示自身正统，借此他们开始由天下的“边缘”向“中心”进发。西夏惠宗李秉常在位期间，党项人从上到下在主观上已经试图通过努力汲取各方异质文化，保持独特的体系性“圆融”。
西夏学者拥有高度发达的训诂、翻译、校勘技巧，他们将佛经归为所谓“圣典”，而把儒家经典放到“俗书”领域。进入12世纪，理学正逐渐成为儒家思想文化的代表以及中原思想界的主流。
有趣的是，党项人在对唐宋中原文化的引进与尊崇中，发展出了一套自洽、和合的思想体系。从社会史角度观之，西夏对汉传佛教的融会贯通，可视为由“官方”、“民间”、“皇室”三类系统。
西夏官方佛教基础是汉传“华严”思想，“皇室信仰”主要以弥勒信仰为主，而民间信仰则包容各种不同信仰和修行实践。更重要的是，在西夏，尤其是到西夏仁宗时期，儒学和佛教已经完完全全混为一同，不分轩轾。
1190年，西夏仁宗年间刊印的《番汉合时掌中珠》，竟将儒家忠孝观念作为重要的立身准则与伦理道德标准。其“人事下”章中依次列举有“仁义忠信，五常六艺，尽皆全备，孝顺父母，六亲和合”等条目，显然属于儒家所提倡的主要伦理道德和立身准则。
从现存的西夏文献如《圣立义海》、《德行集》、《新集孝慈集》、《新集锦合辞》等书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原儒家孝道文化对底层党项民族的普遍影响。从诸文本发愿文、印施记可构拟类似情况。
该系统的相关信息还可见于非佛教文本里面的佛教元素：如《天盛律令》《新法》不同辞书等处记载国家为僧侣指定的经典，考核等内容属于官方佛教一面；许多不同仪轨和写本并非为法律所载，属于民间信仰。
儒学对西夏政权产生了巨大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限于高层宫廷政治当中。西夏立国之初就接受和仿效中原典章制度，“潜设中官，尽异羌人之体；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大辇方舆，卤薄仪卫，一如中国制”。
从《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目录、西夏世俗文书部分提要显示，其内容主要涉及如官制、法律、礼乐制度等方面，也就是所谓的“王法”，即西夏儒学的发展主要是“儒家影响下的官僚体制与政治文化”。
而在精神归宿和道德教化领域居于首要地位的则是佛教，即“佛法”。在由西夏文写著的《圣立义海》一书的序中，便有提出：“佛法拯法化诸愚，王法设置断民事”，“佛法世典德行仪，王仪存于诗歌赋。”
也就是说，佛法发挥了教化普通民众的作用，并且是德行的标准；而儒家文化的作用则在于以制度和法律管理民事，以及文学创作上的诗词歌赋。因此，党项人实际上采用的是一种“佛儒结合”的文化体系。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彼时辽宋夏金的政权分立与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有着显著区别。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各个民族在向“天下之中”进发时，总要占有代表正统的象征物。
例如占据长安、洛阳等历史悠久的城市，或者是打出前代王朝的国号如秦、汉、赵、燕等，以此来宣示自身的合法性。而在辽宋夏金时期，各民族的文明发展水平已然迈向了更高的层级。
各地方民族分立政权统治的地域广大，治下民族众多。因此，最为行之有效的统治方式就是借用“天下”体系中的各种思想资源。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各个民族都要学会从理论层面论述自身在“天下”之中的合道性与正统性。
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之下，西夏佛教文化及其思想体系具有鲜明的汉藏显密融合特点，其融合的形式与内容都突出了西夏汉传佛教的主体地位及对汉文化的认同，这既是党项人追求文化个性也是其巩固民族政权的意识体现。
尾声
大夏国的建立，拉开了党项人在中国历史上持续约两个世纪的风云史。1036年，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为增强党项民族意识，遂命令大臣野利仁荣效仿汉文，主持创制了约六千余字的西夏文，并分12卷编撰成书，史称西夏国书。
1227年，西夏被崛起的蒙古所灭，并最终消失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党项人在中国的历史中虽然着墨不多，但对西北民族融合却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蒙古人正是通过西夏，接触到藏传佛教。
历史上，中原王朝与西域以及漠北草原与青藏高原各文化在陕甘宁地区交汇，而以河西走廊为中心的中国西部地区，由于西夏二百余年的建国史，使各民族在这里碰撞交汇、相互融合，并最终为蒙元大一统及后世清王朝的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如今，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城市银川，有一个以西夏命名的市辖区。千余年前，党项人在这里修建了辉煌无比的西夏王陵。从古羌到党项，从党项到西夏，这个以白色为尊、来自雪域高原的神秘民族，为后世中国留下了丰富多彩的西夏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