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龙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佛教与道教教研室主任
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
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
国家宗教局宗教工作特聘专家
北大宗教文化研究院副院长
北大佛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
中国佛教史、佛教哲学和中国宗教史
主要著述
专著《人文宗教引论》《天台智者研究》《欧美佛教学术史》《美国佛教》等,在海内外刊物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百余篇。
延伸阅读
佛教在当代中国的文化价值
文 | 李四龙
“佛教文化”的说法,现在十分常见,主要是指佛教所依托的文化形式,譬如,哲学、文学、美术、造像、建筑、音乐、茶道等。然而,为什么佛教是一种文化?佛教的文化价值或文化功能,究竟如何表现?相关的讨论并不多见。本文旨在立足当代中国,讨论佛教的文化价值。
“随缘”的思维方式
在过去的二千多年里,佛教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全局性的影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3月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所说的那样,“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而且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传入中国的佛教,促成了中国文化的更新与发展,塑造了中国人的信仰世界、心性理论与审美情趣。
三教合流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新文化的形成需要三方面的条件:一是分工,二是互补,三是共识。佛教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源自于它与华夏文明的异质性与互补性,进而与中国原来的传统文化取得共识。
反映三教合流的《虎溪三笑图》
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差异,很重要的方面是佛教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迥然不同的思维方式:缘起性空。这种思维方式,使佛教对其他的宗教、文化有很强的包容性。在日常生活里,我们本能地会以自我为中心,并以天地万物为真实的存在。然而,佛教以“缘起论”为根本,认为万事万物(包括人自身在内)都是因缘而起,无时无刻不在无常变化,论其本性,一切皆空。这个结论,与我们的生活常识并不相同,甚至是相违背的,然而,“一切皆空”有严密的逻辑论证,并被视为世界的真相或实相。这套理论,在哲学上非常深奥,普通的信徒很难接受。但是,缘起论告诉我们一切事物有原因、有条件,万物都在无常变化。这样的思想,在中国老百姓中间广为流传,“随缘”成了大家的一句口头语,进而成为一种生活态度。
有人或许批评佛家的“随缘”让人变得随随便便、不思上进,这其实是一种误解。随缘的内涵,是要大家分析因缘、观察因缘,从而选择契合自己的机缘,与时俱进。现在社会上怨气很重,很多人觉得社会对他们太不公平,或者觉得自己怀才不遇。佛教的缘起论,在这些问题上是要强调个人在不同时候的不同因缘。条件不具备,任何人都会无功而返。只有不忘初衷,无怨无悔,积极创造条件,才能心想事成。这才是佛教“随缘”的意义。
若论当前的中国文化建设,同样需要发扬佛家“随缘”这个思维方式。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的领域往往会有不同的文化,譬如有政治文化、宗教文化、社会文化等不同的说法。每个人的职业生涯并不相同,这些不同领域的文化,对我们的影响程度并不相同,有的文化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有的则有相当大的灵活性。譬如,有人看不惯年轻人披头散发,或把头发染得五颜六色,但这是年轻人的个性,他们在你眼前出现,可以表现出惊讶,但不能横加指责。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们所在的时代、所处的社会文化,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无法左右的“缘”。随顺,是我们最好的生活态度。在普贤十大愿里,恒顺众生,被认为是非常高的菩萨境界。
事实上,当前人间佛教的实践,以我个人的观察,其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随顺了众生的愿望。我把“人间佛教”的成功经验概括为三点:儒家的说法、佛家的想法、基督教的做法。佛教以儒家的家国情怀接引众生,特别是在家庭生活方面,规劝佛教徒要成为孝悌诚信的楷模;在社会交往方面,人间佛教努力吸收基督教热心社会慈善教育的主动精神;所有这些说法与做法,最终又以佛家的思想予以诠释。有时,我也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新三教合流”,其中也有彼此的分工、互补。当然,这种合流,目前还只是“人间佛教”一家的想法,并没有与儒家、基督教形成共识。但是,我相信,有了“人间佛教”这样的实践,未来的诸教圆融,是有可能的。现在这些宗教在将来合流的基础,依旧源自于我们对美好社会的共同期待:回归人间,随缘共生。
而在“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这个问题上,关键之处是要明确当代中国社会的未来期待。有了共同的期待,才会有多元一体的新文化。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原因所在。佛教徒就是要随顺这个因缘,要去创造这个因缘,引导中国社会的共同期待。
“无我”的慈悲精神
大乘佛教“缘起性空”的思想,如何解读,成了佛教史上的理论难题,可以有中观学的理解,也可以有唯识学的解释。这篇小文不拟对此深究,但不管怎么解读,最终的结论:以这样的方式思考,自我与世界都会消解,就是佛教所讲的“破我执”、“破法执”:自我的真实状态是“无我”,世界的真相是“空相”或“无相”,达到人法两空的境界。
实相无相、诸法无我,代表了佛教哲学的本体论思想。这种“无我”的思想,表现在社会伦理方面,就是“众生平等”的慈悲精神,以一种平等心体会众生的疾苦。在中国历史上,这种不以自己为中心的佛教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譬如,“夷夏论”突出了华夏文明的优越感,民族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被同等看待;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门第”观念,豪门与寒门等级森然;以儒家为代表的伦理关系,主张“亲亲有等”,强化“亲疏远近”的合理性。所有这些,都是世俗社会所要建构的生活秩序。但是,基于等级制的生活秩序或政治秩序,总是不稳定的。等级制的背后,还需要超越等级的认识基础或神圣权威。譬如,儒家在建构“三纲五常”、提供“礼教”的同时,努力推行“仁政”、“恕道”。儒家的“仁”,特别强调“德性”的重要性,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即使是已经赋予的天命,只要缺乏“德性”,也会转移到别人身上。但是,儒家的这些论述,最终还是回归到等级制的合理性。
南北朝时期修造的云冈石窟
佛教的传入,使等级制成为虚名,各民族、各阶层之间的交往从此增加了一份平等的基础。譬如,在东晋时期,往往出身于寒门的僧人,以其脱俗的谈吐、独特的思想,优游于社会名流,往来于帝王将相。而在当时由少数民族执政的北方,佛教成为胡、汉不同民族和解、交流的桥梁。
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的辉煌,来源于佛教徒对“无我”思想的身体力行。出身寒门的僧人,为什么能够得到权贵、名流的敬重?根据史料的记载,其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僧人拥有神通。但更重要的、更常见的理由,是这些僧人有学识、有德行,是因为这些僧人持戒精严,大家敬佩他们的德行。譬如,东晋末年,独裁者桓玄想要清理佛门,惟独对庐山慧远网开一面,为什么?他认为,“唯庐山道德所居!”以“德”评价僧人,仍然是儒家的思维方式。然而,对僧人来说,持戒是为了解脱,无我的终极表现则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佛教所讲的最高觉悟,实际上是指对这种慈悲精神永无休止的实践。这在大乘佛教里,就是“永远的菩萨道”。
“无我”所要展现的并不是社会伦理的权威性,而是个体生命最终的真相:所有的个体生命都以其他生命的存在为前提,真正的自利,都以利他为前提。珍惜生命,关爱所有的生命,是佛教“无我”思想的最终落脚点,即是所谓的慈悲精神。有些人认为佛教讲“空”,进而把“空”理解成“什么也没有”。这也就是以“虚无主义”理解佛教的“空”,是对佛教的误解,甚至可以说是“邪见”,因为这样的理解很容易让人漠视生命。现在,我们要把佛教“无我”思想里的慈悲精神说清楚,让人珍惜生命,不管是自己的生命还是别人的生命。
我们对未来社会的憧憬,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面、不同的内容,但有一个最基本的方面与前提:生命无价。佛教的“无我”思想,是要让大家不要以自己的标准评价别人,更不能以自己的意愿强制别人,我们要因为别人的快乐而高兴,这是“随喜”,我们要因为别人的悲伤而苦恼,这是“同情”。未来的中国社会将会是什么,恐怕永远给不了明确的最后结论,但一定应该是各民族、各宗教、各阶层休戚与共的社会。
讲了上述两点想法,现在回到文章的开头:佛教为什么是一种文化?这是因为佛教属于一种社会教化,有助于国家治理,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融合不同意义模式的桥梁作用。在当前的中国文化建设中,佛教劝大家珍惜生命,关心他人,千万不要以自己为中心;佛教劝大家回归人间,乐观随缘,千万不要死守纯粹的理念。佛教,过去是、将来还会是中国文化的润滑剂,充分展现了中国社会“和而不同”的文化理想。
摘自《中国宗教》2016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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