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一壁残阳
青春片断
“青春的岁月像条河……”每当我听到这支歌时,心里就淡淡地涌起一股惆怅,迷迷蒙蒙中又浮现出当年插队生活过的小山村。昏黄的小山庄,袅袅的炊烟,寥寂中牛羊的鸣叫,长满杂草饱含露水的山坡小路,甚至又闻到了那潮湿的霉味和新鲜空气混合的原始气息。 1969年1月5日,我的记忆中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 列车把我们甩在晋南霍县一个孤零零的小火车站上。漫天大雾,视野所及处都是白茫茫的山梁高坡。一个公社干部领着我们20几个同学,爬过一道梁又是一道坡,寂静山野里只有脚下的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当时心里还充满兴奋和好奇,兴奋好奇中又有一丝遗憾——怎么没有像歌曲里唱的贫农老大爷赶着马车接红卫兵的欢声笑语呢? 这个村叫泉里,是霍县最南边最小的一个村庄,只有30几户人家,村东头大声讲话村西头都听得到。住的是土窑洞;喝的是山下泉眼里冒出的水;没有电,天一黑满天星斗显得特别亮,如果是阴天儿,那就是漆黑一团,真可说是伸手不见五指了。 我们11名女同学分到两个生产队,分别住到各队的房东家,10几名男同学全部住在村子南边关帝庙侧的大房子里。小村偏僻,贫穷,半年后县委拨下专款才给我们盖了1排5间砖窑洞。男生2间,女生2间,1间是住下放干部的。 一开始村里派2名中年妇女给我们做饭,每天三分之二是粗粮,早晚都是玉米面做的“拍拍”,就是手工捏成半圆形的饼。菜就是水煮大锅菜,白菜、白萝卜、胡萝卜,见不到一点油腥腥。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同学们干完农活又累又饿,加之刚到一个环境还有股新鲜劲儿,抓起拍拍吃得还挺欢。后来从家里带的糕点、饼干之类吃光了,也开始感觉农村里的饭菜实在是咽不下去。有的男同学宁愿饿着也不去动一下饭菜,渐渐的大部分人都这样,做了饭没人爱吃。两位大嫂也慌了,反映到队长那里,村里人朴实厚道,怕北京来的娃娃受了委屈,大队还召开了个全体干部会,专门研究我们的吃饭问题。最后决定知青自己抽人做饭,大队尽量多给些白面和食油,让同学们生活有所改善。可是好又能好到哪儿呢? 六十年代末,这一带农村的生活水平就是每人每年1.5公斤棉籽油,10几公斤小麦,农民们可怜,舍不得吃,拿到集上换火柴、盐之类的日用品。记得刚进村给我们吃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菜拌两样面的面条,平时当地人就是用这样的饭菜招待客人的。他们自己吃的菜是:一撮盐一撮辣椒面倒上一股醋就是菜。 同学们自己做饭又出现新问题。谁在家时也没多做过饭,男同学懒的不想做,女同学又娇气的做不成,每天是胡做胡吃,渐渐的矛盾就出来了。缸里的水吃完了没有人担,柴烧光了没有人拾,收工回来的同学都累得躺在炕上等着吃饭,做饭的同学叫苦连天,缺这个少那个,真是乱成一锅粥了。搞不到一起,后来就只好分灶。通过几个月的生活体验,我们幼稚的心灵中田园牧歌式的幻想破灭了,书本上和说教中的世界开始出现倾斜,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冷酷的、毫无诗意的现实。 离村子7.5公里是个矿区。那是一个小镇,有一条不太长的街道,两家商店,还有一个电影院。每年3月18逢会,方圆10几里的人都集中到这条街上,农副产品交易,牲口交易等等热热闹闹地就搞3天。 从北京乍到时,这个煤灰飞扬的小镇实在谈不上什么魅力。但是随着时光的推移,随着日复一日单调乏味的农村生活的循环,小镇在我们眼里越来越诱人了。它是我们可以触及到的一个多少含有现代文明生活的窗口,更重要的是那里有个矿区澡塘。 每半月二十天,我们10几个女同学都要向队长请半天假,去镇上洗澡。村里人听说了都瞪大眼睛,他们怎么也理解不了,来回跑上30几里山路误上半天的工分,仅仅是为了洗澡。 在当时比较贫穷落后的小山村里,洗澡似乎是一件说不出口的事。村里的大姑娘也只是在出嫁的前一天才擦洗一下身子;姑娘们的头发都留得很长,但从来不洗,脏了就用木刮梳;她们说老人们讲洗头会受风,头就会疼,因此头上总有股重重的头油味儿。 洗澡的那一天,我们就像过节,把箱子里比较好的衣服穿上,心里的喜悦抑制不住流露出来。吃过午饭就上路了,像一群小鸟追逐嬉闹;10几里山路不知不觉地走到了。我们在镇上仅有的商店里走进走出,有时并不买什么,只是转转,镇上的人都用奇异的目光看着我们,好像在看外国人一样。 矿上的个别女工和家属特反感我们洗澡,因为我们一进去就占住淋浴喷头冲个没完没了。有一回一个满脸长着横肉的女工同我的同学吵起来,两人谁也不示弱,雾气蒙蒙的澡塘里乱哄哄地叫成一团。她横蛮的说澡塘是矿上开的,让我们滚出去。我们一起围上去七嘴八舌地讲着理。 旁边的一位大婶将女工拉在自己的淋头下说:“别跟她们争了。这些北京娃娃离开父母够凄惶了,在北京还用跑几十里路来洗澡?再说人家是买票进来的,怎么能说滚出去。”听了这席话我们几个人酸楚楚的,眼泪和水顺着脸流下来。 是的,当年在北京,穿着绿军装,挥着语录本,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那是何等风光,可如今……我觉得北京的那一幕像是在梦境,眼前的这一幕也好像是在做梦——这是什么地方?陌生的人,陌生的环境,怎么突然间就从熟悉热闹的京城来到几千里外这个陌生的小地方,这一切分明像是在做一场梦…… 记得有一次我和我的两个孩子聊天,孩子们胆都挺小,尤其是看了《聊斋》电视剧后,更是天一黑连门都不敢出,我说:“妈妈当年胆子可比你们大,在农村干活时累了躺到哪儿都可以睡着,在坟地里还睡过几次呢。”孩子们吃惊地看着我,不相信。 我说的是真话,插队时经历过的,当时那是极普通的事情。 三伏天,骄阳似火,我们给秋庄稼锄草,烈日晒的人浑身冒油,方圆几十里地里都没有一棵树,真可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哇。当年学大寨,中午不回村,队上派人把饭送到地头吃,吃过饭,男男女女社员在山坡背阴的地方凉快。人挨人挤成一团。我们几个女同学看见几十米外的山坡上有几棵柏树,树下是几个坟堆,相互交头接耳的议论了一下,都觉得那是乘凉的好地方,便结伙走过去,把劳动时穿的外衣往地上一铺,躺下就睡。 村里人远远看见大呼小叫,两个老嫂子跑过来说,可不得了,这儿哪是睡觉歇息的地方,小心中了邪风。一群姑娘家怎敢睡在坟堆旁,连拉带拽地让我们起来,我们笑笑说:“不要紧,没事,那是迷信。”其实我们也是硬撑着胆子,只是太累罢了。 当时我们干活特肯出力气,不甘心落在男同学或别的社员后面。给牲口除圈、担粪、担土、锄地、点种、收割、摘棉花,样样活儿我们都干得蛮不错的。就这,男社员是每天工分10分,我们只能挣8分,相当现在的8角钱。每天吃的是什么前面已讲过,营养跟不上干活又卖力气,我们一天总感到很疲乏,也就顾不上考虑很多了。别说是几个坟堆,就是悬崖边上有棵绿树,我们也敢去乘凉。 顾忌,这是人对外界不利因素的正常心态。但是,当我们这群城里的孩子被从繁华闹市甩在这荒僻的山沟里,从父母的羽翼下出来需要自立生活,而支撑生命的那根筋又绷紧到只能维护最低生存极限时,也实实在在顾不了许多了。 刚到村里的第一年夏天,我和队长到一座垣上干活儿。才收过麦子,队长在前面赶着牛犁地,我跟在后面点种玉米。黄土高原十年九旱,那年也是两个来月没下雨,田埂边的草晒的蔫蔫的,烈日炎炎没有一丝云,我们头上像顶着一盆火,队长头上顶着块白粗布汗巾,我就干晒着,干着干着,我觉着胸闷得不行,心口突突直跳,耳朵里嗡嗡地响,浑身出冷汗,我难受的叫了声“队长”就蹲下再也说不出话了。 队长回头见我脸色苍白,吃了一惊。他40多岁,个子不高,黑黑的脸总是干巴巴的,平时沉默寡言,不爱和人说笑,但心肠挺善良。他急急走过来扶我到山坡背阴处坐下,把水罐里带的水倒给我喝,我只觉得天旋地转,心里特别难受,这样持续了10几分钟,才好些。当时干活的地方离村有好几里路,周围也没个人影。队长想了想,给牲口卸了套,赶上牲口就往村里走,让我在后面慢慢跟着,犁就扔在地里都顾不上拿。 在村卫生所里,赤脚医生用听诊器给我听了听,又量了下体温,说是水土不服造成体质较弱,加之天气太热,初诊为中暑,拿了点药让回去休息。我拖着无力的身体准备回女生宿舍,队长忙说:“这才响午,干活的人中午又都不回来吃饭,你自己回去连口开水都没有,还是先去我家歇歇吧!”我无奈只得随着队长到了他们家。队长家是两孔破窑,不大的院子里鸡乱刨,小猪乱窜,一进大门他的老母亲在院里用簸箕簸芝麻,眼神不好,离得挺近才看清我们,得知我病了,忙叫在窑里的儿媳妇。队长的爱人个子大手大脚大、白白净净是个标致人儿,干活又利索,和队长是个鲜明对照。她给我冲了碗白糖水就忙着和面做饭去了。 队长有4个孩子,大的已算半个劳力了,剩下的3个还在上学,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窑洞长年让烟熏的黑糊糊的,几乎看不清原来的样子,家里一切摆设都很陈旧,只有墙上贴的“红灯记”里李铁梅高举红灯的剧照才能给人一种新鲜感觉,才能见到一点带红的颜色。 时间不大,队长爱人端来一碗擀得薄薄的切得匀匀的面条,上面一层油花还有两个荷包蛋。说实话,自从离开家还真没有吃过这么像样的饭。饭虽好但实在不想吃。我只喝了两口汤就告诉队长和他爱人:“我不饿,谢谢你们这样热心,趁热让老奶奶吃了吧!”说着感激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下来。多好的一家人呀,心里暗暗发誓将来有朝一日等自己富了,一定好好报答这家人。 晚上,当队里像我一样年龄的男女青年得知我病了,都来宿舍看望,有的拿着鸡蛋,有的是白面馍馍,还有的是大红枣和花生,堆了满满一桌子,同学们都跟着兴奋。别人怎样理解“真情实意”这个词我不知道,而我是深有体会的,真诚实在的关心别人或被别人关心爱护,这也属于一种幸福,一种满足。 1971年的3月我参加工作了,第一个月的工资什么也没给自己买,也没给北京的父母寄,除了留下生活费,其余的统统买上村里稀缺的礼物、食品,背了满满一行军包,怀着报恩的心情步行回到村里,看望离别一月之久的乡亲们。 虽然这件事整整过去了20年,但我却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我常常回忆起插队时修井的那件事。这是我走入社会之后,为人们干的第一件好事。虽然已过去20年了,可它却时时在激励着我为人民做更多的奉献,用坚韧不拔的毅力去对待各种困难。 我插队的那个村子位于深山之中,只有几十户人家,有的老乡活了80多岁没见过火车。山村吃水挺困难,平时人畜用水就靠流过村边的一条小河,这条小河由山中泉水汇合而成。平时清澈透底,只有脚踝深,但遇下雨,山洪暴发,河水猛涨,夹杂着石块、泥土甚至大树汹涌而下,发出震天的吼声,令人胆战心惊。河水多日不回落,黄汤滚滚,人畜用水成了问题,老乡们只好到很远的山沟找泉眼淘水。山路不好走,一担水回来变成了两半桶。 年复一年地过去了,这个小山村有几百年历史,可谁也没有想起解决这个问题,大概都觉得只是夏天发水,其它季节不发水,安于现状,习惯成了自然。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村边河滩的高处石缝中发现了一处泉眼。清泉徐徐流出,滋润着周围一片绿草,它处的地势高,再大的河水也淹不着它。我想如果把它加深扩大,建成一口井,不就可以解决吃水问题了吗?许多老乡同意我的想法,只是说家活紧,没有人工去修它。我和知青们商量,决定利用业余时间干。 正值盛夏,烈日当头,酷暑难忍,一般中午收工吃饭后,都要在家里休息几个小时,这叫歇响。我们几个知青中午吃完饭,立即奔到河边扛石头。因为井修好后,要在上面盖一间房子,以保持水清洁,而山村盖房子的材料就是就地取材用石头。沉重的石头,小的几十斤,大的也要有上百斤,我们顶着烈日搬、扛,大汗淋漓。衣服被磨破了,肩膀肿了,手和胳膊都累得抬不起来了。当时我们都还是十七八岁的孩子,除了业余时间修井外,每天还要干十来个小时的农活,那种艰苦的生活确实磨练了我们的意志,以至以后遇到过多次挫折都能勇敢地克服。 村子里的老乡们看到我们这样干,深受感动,也加入了修井行列。正在村里驻扎修榆和公路的民工们也前来支援。他们用炸药炸开岩石,扩大泉眼,我们的修井队伍由原来几个人发展到几十人。经过一些日子的苦干,井修好了,上面的房子也盖好了,井水足够全村人畜使用,连正常时也不用到河里挑水了。老乡们非常高兴,称插队学生为他们办了一件好事,同时也称赞说,这井也为我留了名。
我也高兴,这是我第一次成功地为老百姓办成的一件大事,这件事已成为伴随我一生的闪光回忆了。
来源: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
《老插话当年:山西知青生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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