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 | 时为公务员的鲁迅

鲁迅在北京时期的身份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吴海勇著的《时为公务员的鲁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是第一部，到目前为止也是唯一一本致力这一研究的专著。诚如著名鲁迅研究专家李新宇所说:“如果不了解教育部'佥事’鲁迅，就无法读懂真实的他。”

——张梦阳《中国鲁迅学史》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

“公务员”一词,早见于民国时期。实际上,民国时期是我国试用公务员制度的初级阶段,而鲁迅是此项制度的先行实践者。从1912年到1926年,鲁迅始在南京临时政府,既而进京入北洋政府，为教育部部员,供职于政府部门。鲁迅度过了他的32岁至46岁的大好时光。

然而,鲁迅做公务员的这段经历,相关著述一般只是用极少的幅述及。究其原因,无非有二:

一是鲁迅任职于教育部的经历,缺少显在的见证,如曹聚仁所言:“他在教育部的工作,外人知道的很少,只有他的知友许寿裳提到他的‘提倡美术’………此外提到鲁迅在教育部时期的工作时,实在很少。”(《鲁迅评传》)

其二尤为关键,鲁迅研究者似乎觉得,鲁迅在政府部门的工作不仅毫无意义可言,而且还有损于这位文化伟人的光辉。因此,对这段时期,他们主要聚焦鲁迅后8年的文学活动。如是,研究者的集体缄默分明带有为尊者讳的意味。

知识界对官场的鄙薄可远溯到《左传》所说的“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处于现代化进程的中国社会,学人的这方面倾向得到新的强化:他们一方面保持着对权柄的传统依恋,另一方面又畏惧自身的异化。蔡元培组织学界“进德会”,倡导知识分子不做官,便是极端的例子。身在仕途的鲁迅不得不面临这种尴尬,特别是当他进入北大等北京高校兼课以后,好比是一只白乌鸦飞进了喜鹊窝,怎能不引起些许嘁喳?尽管鲁迅并不张扬他的官员身份,学生还是很快得知这位教师的来历。高长虹日后借此大泄私愤:“他的教育部的职业,我同几个青年朋友们初知的时候,觉得很奇怪,又很好笑。”(《一点回忆》)但同时他又掩饰不住对鲁迅官俸的垂涎;忠厚的许钦文直面而言:“因为你早就留了胡子,而且在机关里办公……”（《鲁迅日记》中的我)

在女师大风潮中,与具有留学英美经历的东吉祥胡同“诸君子”打笔仗时,鲁迅的官员身份更是被对方恶意热“炒”。陈西滢在《致志摩》中特意补充道:“前面几封信里说起了几次周岂明先生的令兄: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先生的名字”,就很有点揭去伪装,公开示众的味道。当鲁迅被章士钊非法免职后,对手更是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乘势冷嘲热讽,攻击鲁迅是因为失去了“区区佥事”而反对章士钊,并非出于公心,“确是气量狭小，没有‘学者的态度’;而且,岂但没有‘学者的态度’而已哉,还有‘人格卑污’的嫌疑云”。鲁迅针锋相对:“其实,没有‘学者的态度’,那就不是学者喽,而有些人偏要派我做学者。”(《“碰壁”之余》)鲁迅坚持自己的官员身份。女师大学生在宗帽胡同复课,在新学期的开学仪式上,鲁迅发言,郑重声明:“我不是专门当教员,是做官的。”那个时期,丢了官帽的鲁迅勇敢地挥舞他个人的官家小旗。

鲁迅对自己公职身份的态度是复杂的。

被非法免职后不久,鲁迅就在信中向台静农袒露心扉:“其实我也太不像官,本该早被免职的了。”(1925年8月23日)

初入政府部门时的热望与憧憬早飞到爪哇国去了,政府所作所为着实让他失望,鲁迅渐次游离官场文化,重新找寻自己的精神寄托。官职不过是他的饭碗,衣食所在而已,鲁迅的大实话足以让论战对手自感虚伪:“目的是在弄几文俸钱,因为我祖宗没有遗产,老婆没有奁田,文章又不值钱，只好以此暂且糊口。”(《不是信》)如是,政要的变更与他何于?更何况鲁迅早与官场作风不谐,并以自己的方式抵抗过,也曾在张勋复辟时从官场暂时出走,但这并不足以构成弃官辞职的充要条件。然而,一旦成为文化名人,并公开表示自己对官场的批评之意后,鲁迅加剧了灵肉的分裂,恶化了自己的生存环境。

但是,自己鄙夷官场,甚至不愿继续为官,是一回事,被上司非法免职是另一回事。鲁迅依靠法律坚决维权,对于陈西滢之辈的流言飞语则予以痛击。

女师大风潮最终以复校而告胜,状告章士钊的官司也打赢了,但是东吉祥胡同诸君子仍不愿善罢甘休,他们又揪住鲁迅的官员身份说事。陈西滢《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起首就给鲁迅贴上了“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的标签,他又讥评林语堂所画《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中的鲁迅形象:“你看他面上八字胡子,头上皮帽,身上厚厚的一件大氅,很可以表出一个官僚的神情来”这就将思想之争上升到人身攻击。

鲁迅不得不作出反击,针对所谓“袁世凯称帝”等时期有关名节问题的指摘,他如是回复:

“文士”别有慧心,那里会给我便宜呢,自然即代以自“袁世凯称帝”以来的罪恶,仿佛“称帝”“贿选”那类事,我既在教育部,即等于全由我一手包办似的。这是真的,从那时以来，我确没有带兵独立过，但我也没有冷笑云南起义，也没有希望国民军失败;对于教育部,其实脱离过两回,一是张勋复辟时，一就是章士钊长部时,前一回以教授的一点才力自然不知道，后一回却忘却得有些离奇。(《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三卷《华盖集续编》《不是信》)

此节有批评,有解释,有澄清,亦不忘讥讽,比如“我确没有带兵独立过”云云,就直刺对方只知坐而论道,一味苛责。然而,接下去一段就不那么轻松了,因为鲁迅深知论敌的偏见颇得社会的认同:

这类误解似乎不止陈源教授，有些人也往往如此，以为教员清高,官僚是卑下的。真所谓“得意忘形”,“官僚官僚”的骂着。可悲的就在此,现在的骂官僚的人里面，到外国去炸大过一回而且做教员的就很多:所谓“钻谋补他的缺”的也就是这一流,那时我说“佥事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的'区区’”,就为此人的乘机想做官而发,刺他一针,聊且快意,不提防竟又被陈教授“刻骨镂心”的记住了,也许又疑心我向他在“放冷箭”了罢。

鲁迅继续申辩,这回更多地将自己与陈源的情形作对比:

我并非因为自己是官僚,定要上侪于清高的教授之列，官僚的高下也因人而异，如所谓“孤桐先生”,做官时办《甲寅》,佩服的人就很多，下台之后，听说更有生气了。而我“下台”时所做的文章,岂不是不但并不更有生气,还招了陈源教授的一顿“教训”而且罪孽深重，延祸“面孔”了么?这是以文才和面孔言;至于从别一方面看,则官僚与教授就有“一丘之貉”之叹,这就是说:钱的来源。国家行政机关的事务官所得的所谓体钱，国立学校的教授所得的所谓薪水,还不是同一来源,出于国库的么?在曹锟政府下做国立学校的教员，和做官的没有大区别。难道教员的是捐给了学校，所以特别是清高了?袁世凯称帝时代，陈源教授或者还在外国的研究室里,是到了曹锟贿选前后才做教授的，比我到北京迟得多，福气也比我好得多。曹锟贿选,他做教授“代表无耻的彭允彝做总长”,他做教授,“甚而至于'代表无耻的章士钊’做总长”,他自然做教授,我可是被革掉了,甚而至于待到那“甚而至于'代表无耻的章士钊’”不做总长了,他自然还做教授,归国以来,一帆风顺,一个小钉子也没有碰。

逼近文末,鲁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把对手好一顿贬损。教授还不是拿国家的钱过活,脱不了同政府的干系(附带言之,陈西滢所说的“代表无耻的彭允彝做总长”,无非是因为克扣教育经费,撤换法专、农专校长,引起蔡元培辞职抗议,由此酿成学界的“挽蔡驱彭”运动,说到底还是经费紧张的缘故,上升到人格攻击未免过分)。在宵小当政期间,衡之以陈西滢的思路,做教授就清白了吗?笔墨所剩无多,鲁迅也顺带着评点了一下陈西滢的尊容,以示平等:

这当然是因为有适宜的面孔，不“叫人有些恶心”之故喽。看他脸上既无我一样的可厌的“八字胡子”,也可以说没有“官僚的神情”,所以对于他的面孔,却连我也并没有什么大“恶心”,而且仿佛还觉得有趣。这一类的面孔，只要再白胖一点，也许在中国就不可多得了。

谁让陈西滢对鲁迅恶意评头论足来着?

鲁迅最需要的是“同情的理解”

不应无视公务员是鲁迅那时期第一身份的事实。

公务员,顾名思义,也就是直接服务于政府机关的公职人员。试用于民国时期的中国公务员制度,是西方现代政治体制的“舶来品”,而西方的公务员制度又转受中国科举取仕传统的启发,缘此公务员原本是中国士人的势力范围,具有天然的亲和力。鲁迅如何就不能做这个“官”?任职教育部十数年而最终离去,鲁迅实在是民国早期公务员制度的一个生动案例。

扭住公务员这一核心,鲁迅在北京(主要是在北京)的日子便能还原其本来面目,他的生命意义必将得到全新的索解。

（以上文章摘录自吴海勇的《时为公务员的鲁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