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一切由历史来记载
金大陆
一
今夏巴黎奥运会陈梦与孙颖莎的决赛,引发了场内、场外的轩然大波,竟然有数起视频直指陈梦的赢球是抵制了让球给孙颖莎的指令,所以非常了不起。明明是两者的心态定位反转的结果,偏偏拉扯上竞技外的诬捏。此类极其不负责任、极其不懂中国乒乓球运动历史的“饭圈”言论,凭空臆测,胡编乱造,具有相当的迷惑性。
正值巴黎奥运会的乒乓球比赛进行之时,中国乒乓球博物馆举办了“人生能有几回搏——容国团为中国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65 周年纪念展”,容国团家乡珠海的文博专家带来了181套经典藏品。笔者在与珠海文博专家的交流中,得知一条中乒乓球运动史极其重要的信息,且有正式的出版物为证。以下是何志毅著《冠军的尊严——容国团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的一段记载:
这天,中国乒乓球女队的办公室响起一串“铃铃——” 的电话铃声,女队教练孙梅英接过这个电话。
“你们这里是乒乓球女队吗?”话筒里传来一把深厚的男音。
“是啊。”孙梅英一下听出是毛泽东主席打来的电话,差一点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是谁呀?”
“我是孙梅英。”
“啊,孙梅英同志呀,我正好想找你,你们女队要打翻身仗,应该找容国团同志担任女队主教练嘛,我看他能行!”
“谢谢毛主席!”孙梅英接过这个近乎“圣旨”的“最高指示”之后,掩藏不住内心的激动,立刻便向上级汇报了。
这段文字令人惊讶,伟大领袖毛主席竟然如此关心国家乒乓球队的重大决策,那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年谱》中怎么会没有相关记载呢?大量关于中国乒乓球队史的书刊怎么会没有点滴的信息呢?况且当事人孙梅英已于1994 年去世,十五年后才有容国团的研究者披露这个情节,却又不见准确的出处来源。珠海文博专家确认该书作者曾于20 世纪80 年代采访孙梅英,是孙亲口说的。笔者深感历史研究工作者的责任,便向59 年前的亲历者寻求真相。结果,当时的中国男子乒乓队主力队员、其在女队的讲话《关于如何打乒乓球》获毛主席批示的徐寅生,在容国团主教练的带领下参加第28 届世乒赛团体赛打“翻身仗”的主力队员林慧卿、郑敏之、李赫男(主力队员梁丽珍已去世)均回复:没有听说过此事。
因此,这则信息乃“向壁虚构”,且“孤证不立”,却出现在正式出版物中,无疑牵涉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史。恰因本书中许多上海籍运动员的经历与国乒史息息相关,且本书虽以上海为中心,仍有意识地联通国乒史的大方向。所以,笔者准备借此机会就一些多面性、复杂性的问题,从历史学人的角度进行一些初步的探究,比如:中国体育为什么是乒乓球项目第一个进入国际体坛,其机缘何在?为什么中国乒乓球队总是背负着“让球”的揣度和猜忌,却不便亮亮堂堂地说个明白?上海曾是中国乒乓球运动的“摇篮”,为什么近些年却少见上海本土户籍的运动员驰骋乒坛?
二
相较于驰誉国际体坛的各类竞技项目,在中国,乒乓球运动是幸运的。1950 年元旦,国际乒联创始主席、英国共产党党员伊沃·蒙塔古致函朱德与中国体育文化部,希望将中国吸纳进国际乒联宪章和国际乒乓球组织;即使截止日期已过,他仍然通融中国球员参加在印度孟买举行的1952 年第19 届世乒赛(在此,值得提及的是从上海移居香港的薛绪初、傅其芳和本地球员姜永宁组成的香港队,在该届大赛上获得男子团体季军)。其目的是使国际乒联“成为第一个欢迎共产主义中国加入的国际体育组织”。
据英文版著作《乒乓外交:一个改变世界的运动背后的隐秘历史》称,蒙塔古困惑于“为什么中国人迟迟不接受他的邀请”,他猜测其原因是当时的中国人“不确定自己的技能水平如何”,若出现在世乒赛上“被美国人和英国人击败,那么将如何反映新中国的荣耀呢?”其实,当时中国还没有建立国家乒乓球队,却正在思考“将乒乓球作为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绝佳方式”。于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向各大行政区发出通知,决定1952 年10 月在北京举行全国乒乓球比赛大会。由此,中国虽也曾关注足球、游泳、排球,但“很快就把精力集中在‘小球运动’上”。
1952 年10 月12 日,蒙塔古来到全国乒乓球比赛大会现场,并发表了鼓舞性的讲话。比赛结果,由中南区邀请的香港籍姜永宁和上海籍孙梅英分别获得男女冠军,第一支国家乒乓球队也宣布组建。蒙塔古观看比赛后,一方面担忧“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国僵持不下的中国”能不能在比赛中取得胜利;另一方面于11月给朱德写信,正式邀请中国参加在罗马尼亚举办的第20 届世乒赛。不料,同月已完成报名参加新加坡首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的中国队,却遭遇英国政府拒发入境新加坡的签证。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发表了抗议声明。
由此可见,乒乓球是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个迈上世界体坛的运动项目。这个机缘得益于蒙塔古的臂助。然而,其所处的时代和背景,却是杜鲁门主义风靡与朝鲜战争爆发的冷战时期,一切被裹挟在政治的板荡中,不只蒙塔古担心中国乒乓球队能否承担起国家的荣耀,国家乒乓球队的管理层更是强调国家利益至高无上。中国乒乓队参加第20 届世乒赛前去天津、上海、广州作表演比赛,其领队在上海的欢迎仪式上致词:我们反对与政治脱节的体育,在提高技术当中,必须提高政治思想认识,发扬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战斗意志,为开展祖国人民体育而欢呼。
1953年3月20日至4月6日,中国乒乓队参加了第20 届世乒赛,综合成绩,男队一级第十名,女队二级第三名,并成为国际乒联的正式成员。遗憾的是,此时的中国乒乓球队在亚洲乒坛却深受羁绊。这种奇崛的生态和格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仅是中国乒乓球队必须面对的,且是要谋求改变的。
三
关于国家乒乓球队“让球”的问题,当年的许多当事人都已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今年9月3日,“澎湃新闻”发出了倪夏莲的现场专访,其中倪夏莲说,1983 年第37 届世乒赛,“我拿了混双冠军、女单季军,女单八进四的时候让掉了,当时是服从组织安排,我没有后悔过。我以前从来不说的,这是国家队的秘密,现在不是了”。确实,关于让球问题,民间有很多议论,甚至是对峙性、撕裂性的,加上部分媒体故意遮掩,反而泼墨画煤,不利于人们客观地看待这一问题。
早在1989 年,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就在上海《新民晚报》上发表谈话,提出“让球”问题值得研究。那么,如何展开研究呢?笔者以为,第一是要回到时代背景中去考察,第二是要分阶段进行考察。其理念是:把握在“场”之“近”与在“理”之“远”的关系。此间的“场”是指现场、实况,“近”是贴近当时的需要和处理方式;此间的“理”是指原理、道理,“远”是指远离、背离。基于此解析中国乒乓球运动史中的“让球”问题,大致而言,1959年至1978年为“让球”的第一阶段,1978 年至1993 年为第二阶段,1993年之后为第三阶段。
中国乒乓球队是一支由国家出资组建和管理的队伍,但在1959 年之前并未在竞技中发生“让球”的故事。1959 年,容国团夺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乒乓球界乃至中国体育界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后,在回国途经苏联参加当地举办的国际比赛中,相遇杨瑞华,杨瑞华之前在多次比赛中曾赢过容国团,领队特地跟他打招呼,这次不能再赢容,否则容成“隔夜冠军”了。如果说这只是一场“面子”的讨情的话,那么,国乒真正的让球是发生在1961 年的第26 届世乒赛中。
第26 届世乒赛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国际比赛(且是蒙塔古出面劝说原主办国埃及放弃,并相信中国“能造一个标准比赛场地”而促成的)。世界的冷战局势对中国的挤迫(如美国政府“拒绝允许美国队到共产党中国去”)、国内遭遇自然灾害的困境等种种因素的交织和错杂,促使中国政府倾全力打一场“国运”之仗。除了北京工人体育馆破土动工,开始兴建基础设施外,国家体委通过大区集训汇聚了“108 将”进行大会战,干部、教练、后勤面面俱到。此时恰逢日本人发明了“秘密武器”弧圈球,打反胶的薛伟初向组织提交了“我来模仿日本人”的请战报告,在队里形成了为一线主力队员陪练的保驾机制。徐寅生抄了一份薛的报告张贴在墙上,并认为“中国乒乓球队为国家荣誉而团结战斗的精神就是从这里开始建立的”。
大赛伊始,薛伟初连胜波兰、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冠军,跻身十六强。领队对薛伟初说:“你要和李富荣比赛啊!”薛伟初脱口而出:“我明白了。”事后,他表示:我们的目标是让中国人拿冠军,自己是其中的一分子。杨瑞华战胜欧洲冠军后相遇张燮林,领导认为下一轮打日本的三木张燮林更有把握,杨瑞华为保证张燮林的体力宣布弃权。
进入决胜阶段的四名中国选手,先是徐寅生让庄则栋,张燮林让李富荣,后是李富荣让庄则栋,庄则栋最终获得冠军。李富荣自述:“我觉得选庄则栋是对的。……其实,我让给庄则栋三次,湖北的胡道本也曾让给我三次……我们个人的成绩都离不开队友的帮助。因为我们那个时代所受的教育就是集体荣誉至上。”徐寅生也说:我们就怕输给外国人,更怕输在自己手里,队内也不是郑重其事地开会讨论,就教练事先通知一下,大家就明白怎么做了,也不太会有个人情绪。领导根据比赛的进程和大势,决定最有利于取得成绩的选手胜出,这成为国家乒乓球队多年的传统。现在看来,这既是历史原因造就的,也有历史的局限性。但当时整个国内外的环境和形势,决定了国家和人民需要乒乓球队去争取这个胜利。国乒第一阶段的“让球”史,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国家体制、战略和利益所决定。其在“场”之“近”的合理性,正是在这种决定中被推演成了教练员、运动员乃至广大观众的集体理念、意志和行动。所以,承认这种历史性的存在,恰是研究国乒史的基础。若是以颠覆性的观点来评判此阶段的让球,即放大在“理”之“远”的局限性,不仅有失公允,更缺乏“同情之理解”的历史理性。
至于为什么将国乒让球史的第二、三阶段定于1978年至1993年和1993 年之后,从大局的角度看,是中国社会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一切都在变化之中。尽管在国际比赛中仍然会时时发生通过让球选派有胜算的选手上场,以及非主力队员为保证主力队员的位置而下场的情况,但此时所面对的人选、所遇到的境况,毕竟与之前迥然不同了,甚或更复杂、更特殊、更难以预料,从而促使一些新的规则和举措的产生。其间也有几个标志性的事例。1978 年,林慧卿任女队主教练,率新老结合的队伍参加第四届亚乒赛。在单打中,新手曹燕华淘汰了世界冠军朝鲜的朴英顺,与队友会师半决赛。按队内的常规,新队员在大赛中遇上老队员要“让路”。林慧卿却宣布按竞赛规则“真打”,最终曹燕华夺冠。尽管回国后的总结会开成了“新队员是否让老队员”的辩论会,此举终究是破局了。1983 年第37届世乒赛中,沈剑萍、戴丽丽组战胜韩国选手进入女子双打前四名,教练组开会后,由郑敏之通知沈、戴组要真打:“看你们本事了!”沈、戴组连续以两个3比2在激战中夺得世界冠军。
1993年的故事是蔡振华教练开创的“直通车”选拔机制。当年,第42 届世乒赛中国男队可报七个名额。冬训时主力队员缺乏紧迫感,一般队员则稀稀拉拉。蔡振华研究后认为是参赛人员基本已定所致,便决定拿出一个名额由队内大循环赛的名次来竞争,训练场的散漫由此一扫而光。春节放假一天,仍有队员去球馆“加班”。虽然只是一个名额,终究在性质上是一个开创之举。此后,“直通车”的模式不断升级,还在央视体育频道公开转播比赛实况。国乒队也完善了一系列选派队员的措施。如全国少年比赛前两名、青年比赛的前四名可进国家二队;每半年国家一队积分后三名与国家二队积分前三名进行六人循环升降赛。上海选手王励勤就是通过这个机制打进国家一队的。
综上,1978 年,林慧卿指定新老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真打”,其中包含着对运动员个人才华和能力的肯定,是针对“让球”的破局;1993 年,蔡振华拿出一个名额供竞争上位,其中包含着对运动员个人利益和前途的首肯,是针对“让球”的创局。一个“破”,一个“创”,不仅渐渐地将沿袭多年的“让球”消解成了历史的记忆,更在本质上紧紧地追随着奥林匹克运动的原则(“公开、公平、公正”)和精神(“更快、更高、更强”),以至于在“理”之“远”成为逐渐接近的目标。中国国乒“让球”史的三个阶段是可以切割的,同时又是必须联通的。因为没有在理论上对第一阶段在“场”之“近”与在“理”之“远”关系的认同,即对第一阶段国乒所获成绩的认可,就不能整体而全面地读懂中国的乒乓球运动。
四
上海作为中国乒乓球运动的“摇篮”,曾培养大量优秀的运动员、教练员,一时间盛传国家队里多讲“上海话”。同时,上海红双喜公司在器材研发制作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然而,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乒乓球运动准备进入奥运会之际,上海的这个“摇篮”却只是在架子上晃荡着。1986 年7 月,《文汇报》发表文章《给“乒乓摇篮”敲警钟》,当时不仅上海男女乒乓球队成绩跌落,“目前国家队里的上海队员剩男、女各一人”,青少年“乒乓人口”更是大幅度下滑,“全市四百所中学几乎没有一个坚持长期训练的校队”,巨鹿路第一小学所在地的卢湾区举办小学乒乓球比赛“只有男队三所学校、女队四所学校参加”。就此,中国乒乓球运动的战略重心由南方向北方转移。
为此,上海的主管部门召集全市教练员会议,成立全市乒乓球领导小组。研讨的结论是:上海的教练员队伍较强,应打破市队“独家经营”的训练体制,实行多渠道竞争。经过较长时间的调研、决策和筹备,1990 年初,上海市体委与市邮电管理局签订协议,组建上海邮电乒乓球俱乐部,该俱乐部可向全市各业余体校招生,可与上海队平等竞争,择优组成上海代表队,参加全国和国际比赛。但是,此后并没见到很有起色的报道。
进入21世纪,按徐寅生的看法,上海乒乓球运动的走势和定位,幸亏“王励勤、许昕横空出世”。先是上海闸北区少体校培养了本土户籍的王励勤,他在2001 年第46 届至2007 年第49 届世乒赛中获得了四个团体冠军和三个男单冠军,并在悉尼奥运会、北京奥运会上夺得两块金牌。后是曹燕华创办的乒乓球培训学校招揽了外地户籍的“苗子”,精心打造出了乒乓球的“人民艺术家”许昕,他在2009 年第50 届至2018 年第54 届世乒赛团体赛中夺冠,并获得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东京奥运会两块金牌。在2024 年巴黎奥运会上,引进入沪的樊振东手握男单、男团金牌,续写了上海乒乓的荣誉。
然而,近四十年前《文汇报》为“乒乓摇篮”敲响的警钟,是否有了根本性改变呢?固然,海纳百川的上海可汇聚各地豪杰,但长期以来,上海这块曾孕育了大批优秀乒乓球运动员的福地,其环境、资源和传统的优势,面对数百万的青少年人口,如何发挥作用呢?起码当下国家队一线队员中已很少见到上海籍的本土运动员,反倒是上海籍的倪夏莲连战七届奥运会,引发了巨大关注。有人说上海的孩童吃不起苦,有人说上海的家长不愿孩子走专业的“独木桥”,还有人说青少年训练体制已被金钱糊弄了。或许是多方面因素的结果,值得深入探究和提出应对之策。
展开上海乒乓球运动史的画卷,这些年也有精彩的篇章:中国乒乓球学院在上海体育大学建成;国际乒联博物馆、中国乒乓球博物馆落户上海;上海成功举办了第48 届世乒赛;“红双喜”器材进军奥运会声誉鹊起;上海地方志办公室、上海通志馆跨界举办“上海乒乓球运动成就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专家撰写乒乓球运动史的著述,等等。
罗马的归罗马,恺撒的归恺撒——成绩归成绩,问题归问题,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历史会记载一切。
说明:本书原定编撰年份的下限为1999 年,上海地方志办公室、上海通志馆主办的“上海乒乓球运动成就展”开幕式上,大家建议应将此书编撰至2024 年。上海乒乓球界的王励勤、陈一平、孙麒麟、李拓恒,杨浦图书馆的金祖人,上海图书馆的陈果嘉,以及张景军、罗惟德、郑玉梅、倪爱民、金丹、李嘉庆、黄宜平等人对增加的内容提供了线索和照片,一并致谢。
感谢上海红双喜股份有限公司对国球研究的大力支持!
2024年9月9日
本书简介
因国际乒联的特殊关系,乒乓球运动成为新中国体育界第一个走向世界的竞技项目,在中国乒乓球运动的辉煌历史中,上海做出了重大贡献,涌现出徐寅生、张燮林、林慧卿、李富荣、李赫男、郑敏之、李振持、张德英、曹燕华、倪夏莲、王励勤等一批世界冠军,堪称中国乒乓球运动的“摇篮”;同时,上海也是群众性乒乓球运动开展最为活跃的地区。本书以1949—2024年上海乒乓球运动史为中心,内容涵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民间、工会开展的乒乓球活动,上海乒乓球运动员组队参加全国乒乓球比赛,上海籍运动员入选国家乒乓球队进行训练和参加比赛的情况等。全书资料丰富,图文并茂,可供乒乓球运动爱好者参考阅读;同时,乒乓球运动史也是打开中国现当代史的一把钥匙,相关学术研究线索隐伏其间。
作者简介
金大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史研究创新团队成员。主要从事城市社会史、青年运动史、体育史的研究。著有《体育美学:人·运动·未来》《苦难与风流--老三届人的道路》《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等。主编《上海青年志》。主持多项国家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项目。发表论文近百篇。1986年,论文《奥林匹克和平精神》人选联合国国际和平年中国组委会主办的国际研讨会。
孙培初,1954年生于上海,江苏宜兴人。上海市杨浦区教育学院中学高级教师。著有《乒乓球一点通》《中等学校体育》《文体娱乐手册》,并在《人民政协报》《中国体育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等报刊发表文章3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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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徐寅生
乒乓球运动较早传入上海
上海通志馆把乒乓球作为一个专题来编写,我觉得很有意义。回顾和了解上海乒乓球运动发展的过程,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编者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上海被人们称为乒乓球世界冠军的“摇篮”?
我的回答是,新中国成立至今,我们共获得115个世界冠军(包括奥运会冠军),来自上海的运动员、教练员就有20人之多,在全国排名第一。细想一下,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果,又与上海这个城市的历史、经济发展,以及传统文化等因素息息相关。
乒乓球运动起源于英国,它是从网球演变过来的,故有“桌上的网球”之称。1926年,在英国成立了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并开始举办世界锦标赛,规模由小到大,逐渐成为受人欢迎的竞技体育项目。
乒乓球是从哪里传到中国来的?有的说是从欧洲,最初是在上海的教会学校等洋人的圈子里玩起来的;有的说是从日本传过来的。据说上海有一个经营文具的商人在日本看到有人在桌子两边打球,发出“乒乓”的声音,觉得蛮有趣,就把它带到上海。他找来几个人学打,并在商店里进行展示。以后这项运动就在上海逐步流行起来,并扩展到其他城市。当时上海人打乒乓,直握球拍,和日本人相似,很少有像欧洲横握球拍打球的人。从这点分析,从日本传过来的说法比较靠谱。
上海获得了先机,乒乓球运动自然开展得比其他城市要好。上海人打乒乓球按理说受日本的影响较大,但从以后的发展情况来看,上海人跟日本人走的不是一个路子。同样是直握球拍,日本人使用长方形球拍,握拍方法僵硬,限制了手腕用力,反手击球比较困难,只能依靠正手进攻,所以被称为“独角龙”。日本人打球的动作大,速度较慢,从小孩到世界冠军,几乎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多少年不变。
上海人打乒乓球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演变成为用圆形球拍,握拍方法顺其自然,手腕灵活,正反手运用自如,打法各种各样,各显神通。中国人聪明、智慧,接受新鲜事物快,引进、学习外来的东西,不单纯模仿照搬,跟着人家后面转,而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有所发现,有所创新。这种与生俱来的特质,同样反映在上海人打乒乓球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上海已有薛绪初、傅其芳等直拍进攻打法的好手自成一派。他们在全国以及远东、亚洲的比赛中初露锋芒,并影响着后人的技术风格。
1953 年,我开始做起了“乒乓梦”
我是在小学读书时对小小的乒乓球产生兴趣的。那时学校设在弄堂里,没有体育设施,只能在地上用粉笔画个长方形的框当作乒乓球台,有时蹲着打,有时站着打。直到上中学时,才见到一张没上油漆的球台,条件算有了改善。随着水平的提高,我就到处去找打球的地方。
上海有个精武体育会,我第一次在那里看到永安百货公司队和邮电局队的乒乓球比赛。上海名将刘国璋的直拍快攻打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上海还有不少私人经营的乒乓球馆,里面放上几张球台,出租给人打球。还有教练和陪打,不过请他们打球需要付费。球馆也会举行一些比赛。延安路上的太湖乒乓球馆曾举办过民间高手乒乓球比赛,在不大的馆内临时搭起看台,观众需买票进场。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发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在政府部门的推动下,上海群众性乒乓球活动广泛地开展了起来。上海工人文化宫摆着六张球台,很多职工和球迷到那里活动,打球的人排着队打擂台,三分球决定胜负。我也想方设法拿着“工会会员证待发”的明函,混进去打擂台,接触到了五花八门的打法。上海市的乒乓球赛特别多,尤其是体委组织的全市性的赛事,各行各业都组队参加。我曾代表学生队参加过比赛,还获得上海市第三名。
1953年中国乒协成为国际乒联的正式会员,中国队参加了世界锦标赛。听到了这个消息,我开始做起了“乒乓梦”。1956年,上海市体委决定在上海体育学院竞技指导科设立乒乓球专业,开始向国外职业化俱乐部的形式靠拢。我与杨瑞华(上海汽轮机厂职工,曾获全国锦标赛第三名,参加过1956年东京世乒赛)成了第一批学员,开始了强化训练。那时我们常用“红队”的名义,与上海的高手组成的“蓝队”对抗,水平相当,相互促进,类似男子排球队与复旦大学队的比赛,成了吸人眼球的赛事。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归国华侨对上海的乒乓球运动的发展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上海第一个女子世界冠军林慧卿是印尼归国华侨,20世纪60年代,她和张秀英、李光祖等人先后归国,把最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上海的乒乓球事业。
等到我进国家集训队,准备参加1959年德国世乒赛时,中国男女队已经从乙级队上升到甲级队第三名,进入世界一流水平行列。第一代国手为来自上海的王传耀、孙梅英,以及后来参加世乒赛的杨瑞华。他们的直拍快攻打法让人耳目一新,为后人攀登世界冠军的“高峰”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59年4月,来自广东的容国团一举夺得了德国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打开了中国运动员通向世界冠军的大门。
为备战两年后的北京世乒赛,老将傅其芳出马执教,和姜永宁、梁焯辉、王锡添、梁友能、陆汉俊等资深教练组成了强有力的教练班子,以“快、准、狠、变”作为指导思想,集国内各路好手“108将”的长处,开展对日本、欧洲强队的针对性训练。又有来自上海的薛伟初、余长春以及来自其他省市的队员,发扬风格,甘当无名英雄,模仿日本选手最新发明的弧圈球,帮助主力队员训练,使得直拍快攻打法有了新的突破。中国男队终于战胜了乒坛霸主日本队,第一次获得团体冠军,参赛的容国团、王传耀、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等五名队员全是直板快攻打法。庄则栋还获得了男子单打冠军,同样直握球拍的邱钟惠获得了女子单打冠军。从此,中国的直拍快攻打法引领了世界乒乓球技术发展的新潮流。
李富荣的迅速成长,得益于早期接受了正规的训练。1959年末,在国家体委的倡导下,青少年业余体校在上海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很多中小学生在放学以后去附近的业余体校打球。
有的区县还办起了“三集中”,即读书、训练、住宿在一起的学校。体教结合很受学生和家长的欢迎。不少基层学校被命名为重点乒乓球学校,上海体育宫是市级乒乓球训练基地,硬件设施最好。李宗沛、刘桐芳、池惠芳、徐介德、黄增基、戴龙珠等一批老将在各个体校担任教练,以后又带出了一批年轻的教练。上海的世界冠军几乎都在体校受过正规训练,不但进步快,而且身体素质好。李富荣最早就在市体育宫训练,我在与李富荣等年轻人一起集训时,除了有紧迫感外,在踢足球、打篮球和游泳时,老受他们“欺负”。当时,巨鹿路一小尽管设施较差,但柯元炘老师克服了种种困难,一心扑在训练上,多年来培养出一批批的好苗子,他本人也被教育部门评为特级教师。
王励勤、许昕横空出世
以后,当传统的直拍快攻受到欧洲选手冲击,甚至面临危机、急需改革创新的时刻,虹口体校教练及时让曹燕华从正贴改为反贴,学习掌握弧圈球技术。曹燕华很快跳跃式地进入国家队一线阵容,她的成功也为乒乓球界提供了新鲜经验。若干年后,曹燕华退役后,在宝山区委区政府的关心支持下,与该区杨行镇杨泰实验学校合作,办起了曹燕华乒乓培训学校,体教结合,培养后备人才。这是一所民办性质的培训学校,在办学过程中,面临资金不足等各种困难。曹燕华四处奔波,到处游说,得到了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当年曹燕华得益于创新,现今她作为校长积极支持许昕从直拍横打开始学起。要知道直拍横打在世界乒坛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经过不断摸索与总结,许昕同八一队的王皓终于为传统的中国直拍快攻闯出了一条新路子。
上海鲜有横拍打法的高手。直拍多横拍少,除了传统观念,人才选拔方面重视不够也是原因。欧洲人人高马大,身体素质好,手臂力量强,上海人比较吃亏。中国男队也曾一度在欧洲横拍全攻型的压力下处于下风。闸北区(今属静安区)体校教练重视选拔人才。王励勤身材高挑,身体素质好,动作协调,爆发力强(被同伴们称为“大力”)。王励勤被发现后,我们予以了重点培养,加上王励勤兢兢业业,训练刻苦,作风顽强,终于“横”空出世。
除此之外,一些高等院校也为上海的乒乓球发展做出了贡献。上海体育学院(现更名为上海体育大学)除给学生上乒乓球理论、实践课外,还设有乒乓球教研室,进行科学研究,帮助运动队攻克难关,写出不少高质量的论文。学院的徐增祺老师不求名利,几十年来一直在那里辛勤工作。该院也是中国乒协的培训基地,主要为中外教练员、裁判员及后备运动员提供培训服务。经教育部门批准,上海交通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将乒乓球作为重点开展项目,并建立了高水平运动队。他们在国际大学队的比赛中一直取得优异成绩,有些运动员担任相关国际组织的主要领导。在招生和学习方面,这些高校对一些世界冠军和退役运动员就读网开一面,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很多运动员毕业以后走上社会,成为推动乒乓球运动的骨干。
上海因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方便的交通,吸引着很多国外的球队来访。1956年,世界强队罗马尼亚队在东京世乒赛后,在上海体育馆(今改为巴黎春天商场)与上海队进行了友谊赛。当时我还在技校念书,市体委让我参加比赛。第一次与外国人交手,双打是我和薛伟初搭档,我们连赢了两场。这既让我看到了差距,也感觉到世界高手并非高不可攀,增强了自信。以后民主德国队、匈牙利队也先后来沪。1961年北京世乒赛后,队也以原班人马来到上海,开始执行每年一来一往互访的协议(在日本队处于世界乒坛霸主地位的年代,梅兰芳先生率京剧团访日时,曾代表中方邀请日本乒乓球队访华,日方没回音)。世界强队的不断来访,让上海的球迷大饱眼福,更让上海的乒乓球界开阔了眼界,了解了世界乒乓球技术的发展趋势。
“红双喜”成为世乒赛、奥运会指定器材
乒乓球技术的提高,离不开器材的进步。上海有家“红双喜”企业,1961年北京举办第26届世乒赛,“红双喜”球台和球作为比赛用器材,一举成名。那时国产球拍还不过关,“红双喜”引进人才和机器,不断提高质量。如今,狂飙系列的球拍成了著名品牌,其厂方还跟踪为国家队员服务。国际乒联有意改革使用40毫米大球,“红双喜”闻风而动,冒着风险率先试制(改变生产线需要费用,原有的球面临卖不出去等风险),最后被国际乒联批准。
除了最早占有国外国内市场,国际上生产大球都要以“红双喜”的各种数据作为标准,这在中国轻工业领域内也是很少有的。在球台上,“红双喜”首先推出拱形底座的球台,造型色彩让人耳目一新。国内外厂商纷纷受到启发,继而做出了各种造型的球台。随着企业的发展,李宁集团入驻,“红双喜”更有经济实力与国际同行竞争,多次成为世乒赛、奥运会指定器材。可以设想,中国队员常在自家生产的器材上训练比赛该是多么地有利。
上海乒乓球运动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关心。上海海上世界企业最早在1992年与市体委合办海上世界乒乓球俱乐部;近几年,上海地产集团、光明乳业集团等也给予大力支持。此外,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还曾举办过世界乒乓球锦标赛。2010年,中国乒乓球学院落户上海,还在欧洲成立分院;目前,国际乒联博物馆和中国乒乓球博物馆也已在世博园区落成开馆。
综上所述,乒乓球在上海有着良好的氛围和环境,为冠军“摇篮”创造了很多有利的条件。当然,“摇篮”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不足。比如,一方面上海的世界冠军数量在减少,女子项目多年不见上海姑娘站在领奖台上,上海青少年投身专业队伍的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准入条件(对比赛成绩的要求)又被拔高等。
期待现任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主任王励勤发“大力”开创新局面。
序二
吴潮
大陆兄近日寄来新作《上海乒乓球运动纪事录(1949一2024)》(以下简称《纪事录》)的打印稿,嘱我作序。大陆兄是国内知名的历史学者,我建议他还是另请名家作序。大陆兄不允,他再三对我说:你是这本书最合适的作序者。“最”字愧不敢当,“合适”二字还是可以欣然受领,因为的确合适。
我和大陆兄当年均居住和成长于上海的江湾五角场地区,他长我几岁,我俩并没有同学经历,完全因乒乓球而结缘。
20世纪60年代,中国乒乓球队连连夺得世界锦标赛冠军,在中国激发全民打乒乓的热潮。我就读的上海育鹰小学大礼堂里摆放了几张乒乓球桌供师生课余挥拍。此地曾是驻沪空军队帮助训练宝山少年队的场所,大陆兄作为队员也来这里打过球,其球技招得我们这些在相邻球台打球的小学生们频频引颈相望,这大概可算是我们最早的神交了。
70年代,我初中毕业之后被安排到长江口外的宝山县横沙人民公社(今崇明区横沙乡)插队落户。从海岛回家探亲之时,我兄弟吴维(他与大陆兄同为徐寅生先生2022年出版的《我的乒乓生涯》一书的整理者)告诉我,金大陆借用了空军政治学校的一间仓库作为训练房,带领着一支由小学生组成的乒乓队(后来我们将其称为“小乒乓队”)埋头苦练,他在那里帮衬大陆,给小队员们当当陪练,做做指导。听闻之后,酷爱乒乓运动的我立刻寻迹来到球场,从此一借用如今时尚的说法-我成为这支小乒乓队的“志愿者”,由此与大陆兄成为莫逆之交。
大陆兄这支“体制外”的小乒乓队和乒乓训练房在“文革”年代简直是一个神奇的存在。这支10余人的小乒乓队既无编制更无经费,全凭大陆兄一腔热情苦心经营而生存数年;并且,这支小乒乓队犹如一块磁石,把江湾五角场地区爱好乒乓球的有志青少年们吸拢于此,钻研切磋球技,交流社会信息。我每次从海岛农村回家探亲,几乎将吃饭睡觉之外的所有时光消磨于此,这里成为我知青时期最好的精神田园和运动场所。其间,我的小学和初中同学程兆奇也经常在此出没,挥拍打球之余,我们几人坐在球桌旁评点时事,直抒胸怀。我从兆奇兄那里得到“文革”时期最著名的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如获至宝般传抄诵读,伴我在农村挨度着那个精神食粮极度缺乏的荒芜岁月。
大陆兄的奋斗目标是将队员培养成才,进入省市队甚至国家队。在他的精心调教下,小队员们球技日进,声名鹊起,眼见他的愿景就要成为现实。然而时乖命蹇,在那个年代里,在各种势力打压之下,这支“体制外”的小球队虽经苦苦支撑,最终难逃崩离解体之命运。不过,这支小乒乓队中虽然没能产生大陆兄心心念念的国手级球员,但小队员们自幼得此营养滴灌,历经磨砺,心怀执念,成年之后,涌现了既是乒乓业余高手又是事业有所建树的佼佼者,其中有曾任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社长的杨桦女士,有上海广播电视台首席主持人、现任上海乒协副会长的吴四海先生,以及在中国乒乓球业余选手中以球风独特、攻守兼备而著称的直板削球手左华荣先生。当然,若仅以球艺论英雄,大陆兄这支小乒乓队在上海乒乓球运动的滔滔历史长河中只是一朵不起眼的小小浪花,难以进入《纪事录》的文字记述,我愿在此为他补叙这段人生际遇,帮助读者明了大陆兄与体育历史尤其是乒乓球运动历史研究之间的神妙渊源。
不无巧合的是,因乒乓球而结缘的我们三人(金大陆、程兆奇和笔者),“文革”结束之后都就读历史专业并走上了历史研究之路,大陆兄和兆奇兄造诣不凡,如今已成为各自研究领域的名家巨擘(程兆奇,时任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大陆兄作为中国当代历史尤其是上海“文革”史料研究专家享誉学术界,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人生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却是《体育美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再版),他早期的学术论文也是以体育领域为多,其中第一篇有影响力的论文是1986年就入选国际和平年学术讨论会的优秀论文《奥林匹克运动的和平精神》(国际和平年中国组委会编:《国际和平年学术讨论会资料汇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现今,大陆兄依然在体育史研究领域笔耕不辍,成果斐然,尤其在中国乒乓球运动历史研究方面,不断有著述问世,《纪事录》的出版即是明证。大陆兄的这些丰硕成果,绝非水中浮萍、空中楼阁,实乃厚积薄发、水到渠成。
《纪事录》的出版,对于中国乒乓球运动历史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首先,100多年来,上海作为“我国乒乓球运动的发祥地……上演着呼风唤雨的精彩剧情”(熊月之先生语,见金大陆、吴四海编:《国球之“摇篮”一上海乒乓名将访谈录》,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序二)。中国的第一个乒乓球组织、第一次正式的国内乒乓球联赛、第一次国际乒乓球比赛、中国乒乓球运动的第一部规则,均诞生在上海[宗锐球:《上海乒乓球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收录于《体坛先锋: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5辑(体育专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1949年(《纪事录》一书的时间上限)之后,乒乓球项目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投入,逐渐成为中国的第一运动,中国也逐渐成为世界乒坛霸主。我个人的观点是:中国对世界乒乓球运动垄断性地位的形成过程,始于1965年第28届世乒赛-一获得全部7项冠军中的5项;成于1981年的第36届世乒赛--包揽男女团体2项冠军和全部5个单项的冠亚军,创造了世界乒乓球运动史空前绝后的战绩(之后中国乒乓球队又在第 43届和第46届世乒赛中包揽全部7项冠军,但分别只获得4个单项的亚军;自第47届世乒赛始,世乒赛团体赛和单项赛分家,从此再无7个冠军杯汇于一届的赛事)。几十年来,中国乒乓球选手在世界大赛中虽有低谷和失手,但中国作为世界乒坛霸主之地位,为世人所公认,难以撼动。
世界乒坛的霸主并不是仅仅靠着一群运动员和教练员一番征战就能拿下来并坐稳的,这是一个旷日持久、精细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纪事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乒乓球运动员、教练员、相关机构的领导者和从业人员,到体育科研人员、乒乓球器材厂商以及无数的乒乓球运动爱好者……构成了这一系统工程的不同组件,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以自己的方式尽职敬业。《纪事录》中对这一切,通过逐年逐月甚至逐日的记述,以及汇集诸多研究成果和口述历史的“注”,做了精彩呈现;《纪事录》布局经纬编织之周密,资料爬梳剔抉之细致,甚至“琐碎”到某一时期上海产乒乓球的售价和产量、配发基层的数量……从而详尽地为我们铺陈展现了这一系统工程是如何建构和实施的。《纪事录》以无出其右的史料价值和别具一格的研究视角,堪称上海乃至中国乒乓球运动史的万宝全书。
其次,乒乓球号称中国之“国球”,但迄今为止,国内尚没有一部中国乒乓球运动发展演变历史的学术专著。《纪事录》虽不是学术意义上的通史专著,但该书以编年体的形式,如水银泻地般全方位地覆盖了1949年以来以上海为核心的中国乒乓球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通阅此书,我们得以对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历史一窥全貌。因此,《纪事录》一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乒乓球通史专著暂付阙如这一缺憾。
试举一例:关于乒乓球之“国球”地位的建立,20世纪60-70年代的“文革”时期相当关键。然而,中国乒乓球运动在“文革”时期的生存与发展状况,资料稀缺散佚,鲜有研究成果,《纪事录》则在这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纪事录》集录了丰富资讯,对这一时期中国乒乓球事业的艰难处境进行了细致记录与描述。例如,这一时期我国青少年的乒乓球训练工作受到严重冲击,水平急剧下降,下降幅度究竟有多大?我清楚地记得:某一年,我在江湾体育馆观看了一场中日两国少年乒乓队的比赛,双方各派出男女4支队伍出场。因为是友谊比赛,是为了锻炼队伍,所以4场比赛均按照男子团体赛制进行,并且全部打满9盘(当时男子团体赛制为9盘5胜制)。这场比赛的结果为0比36,我方的少年选手居然1盘未胜,在场的中国观众看得目瞪口呆。这场比赛,我印象极深,但几十年过去,却怎么也想不起具体的比赛时间。《纪事录》清楚地记述了这一历史事件:1971年8月23日,“日本少年乒乓球代表团和日本乒乓球协会参观团由京抵沪,并在江湾体育馆与上海少年乒乓球运动员进行了友谊比赛……共打男女四组的团体赛,每组打满九盘。结果,上海队输了个0比36。陆元盛、岑仰健等坐在看台上目睹了这场惨败……”
鉴于乒乓球项目为国家争得的巨大荣誉,中国乒乓球队在“文革”之前就享有其他项目运动队难以企及的政治地位,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下,乒乓球成为“文革”时期最早重返国际赛场的体育项目,并带动了“文革”中一度停摆的中国体育事业缓慢复苏。更为机缘巧合的是一一第31届世乒赛上“乒乓外交”石破天惊,小球转动大球,中美交往大门訇然打开,使乒乓球运动与中国政治和外交紧密结合;再加上中国乒乓球项目已经具备的全民普及程度和顶尖竞技水平,“国球”之地位瓜熟蒂落,“国球”之美誉应运而生。《纪事录》里诸如此类弥足珍贵的历史资讯比比皆是,忠实地记述了这一重要历史阶段中发生的各类事件,有助于读者和研究者直观地审视在当时严峻的环境中,我国的乒乓球运动员、教练员以及从业者绝不放弃、艰难前行的步履。
乒乓球运动诞生于19世纪的英国,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关于乒乓球运动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迄今的研究著述一般都采用1904年之说,这是根据上海中国乒乓球研究会1936年出版的《乒乓须知》一书中的记载: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上海四马路大新街(今福州路湖北路)一家文具店的王姓商人(有资料说名叫王道平)到日本采买文具,带回了一批乒乓球器材进行贩卖,这是目前所能看到的关于乒乓球传入我国准确时间的最早文字记载(关于王姓商人的姓名和店铺地址有不同说法。熊月之先生称:该商人为上海河南路昭通路合记文具店老板王道午。见金大陆、吴四海编:《国球之“摇篮”一一上海乒乓名将访谈录》,序二)。不过有资料显示,近年国外发现了一张1902年1月22日从中国天津寄往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明信片,该明信片用法语写就,信中描述侨居中国的欧洲人家庭客厅里“有一种网球,玩起来十分有趣。它在一张大桌子中间安放一个网,两只拍子用鼓皮做成,球是赛璐珞的。就像在网球场那样进行比赛。但以桌子的尺寸为限,运动者站在桌子两端”(赵致真:《一张明信片改写乒乓球传入中国历史》,《中国青年报》2007年9月11日)。这一资料反映出乒乓球似在不晚于1902年之前已传入中国,作为一项闲暇消遣的娱乐活动,其流传范围大致局限在外国侨民家庭内。我们从常理推测,乒乓球应该是在王姓商人1904年赴日采买文体器材之前的年份传入中国,但具体时间不详,范围和影响也很有限,不过却触发了中国商人的生意兴趣。上海的王姓商人赴日之前对乒乓球已有一定的了解和体验,否则他不会批量性地进口数量较多的乒乓球器材(据有关资料记载,他购进了10张球桌)。正是王姓商人120年前的这一举动,将乒乓球运动从外国侨民的客厅带入中国民众的社会生活,开乒乓球运动在中国正式开展之滥觞。所以,依据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史料,我们不妨将1904年视为乒乓球运动正式入华的年份。
从这一意义上说,《上海乒乓球运动纪事录(1949--2024)》的出版,恰逢乒乓球运动正式入华120周年,可谓是一份绝佳的纪念之作。
是为序。
2024年6月写于杭州候潮门外贴沙河畔
(作者为浙江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前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