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体验乡愁

文摘   文化   2024-11-25 05:37   湖南  


体验乡愁

张  英



1994年,我从山西省煤炭中心医院退休,回到阔别七十年的故乡——临猗县三管镇新庄村。

回家后三十年间,我没有听到过公鸡打鸣。昨天一位乡亲来家,说她家菜园子里有一只大红公鸡,还带着一群母鸡。她给我拍了照片,录了视频。在视频中,我看到这只大公鸡很英武,走起路来昂首挺胸,步履矫健,不时东张西望,像是打了胜仗的将军!母鸡则自由自在地觅食,好一派令人羡慕的农家欢乐景象!

我幼时读过一首公鸡诗:

一朵芙蓉顶上栽,
彩衣不用剪刀裁。
虽然不是英雄将,
喝得千门万户开。

唐代颜真卿《劝学》诗中有两句是说鸡的:

三更灯火五更鸡,
正是男儿读书时。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载: 祖狄,中夜闻鸡起舞。现代小说《高玉宝》中描述的周扒皮,半夜学鸡叫,为的是让长工提前起床为他做工。这说明在钟表没有普及的年代,公鸡打鸣就像城市里的“晨钟暮鼓”、乡镇间的“更夫打更”,都是为了给人们报点报时。

1956年,我考入太原第一卫校,毕业后留校任教,从此就算是进了城市,离开了故乡。之后在太原工作十年,应招入伍十年,参与组建地方医院十年。直至退休,我的大半辈子时间,就是过着离乡背井的游子生活。

对亲人的思念,对家乡的眷恋,这是游子难以释怀的情结。大凡是久别亲人和故土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感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唐代著名诗人王维的千古名句,道出了游子的心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诗圣杜甫早有感知。“……,近乡情更深,不敢问来人。”这是唐代诗人宋之问思乡的心理写照。总而言之,离乡游子的思乡情怀,大都是一样的。

虽然离开家乡三十八年,但我对家乡的人和亊一点都没淡忘——大凡村容乡貌,大街小巷,一树一屋,祖祠庙堂,千陌田畴,一井一池,九沟八岔……,依然历历在目。原来村中央的小舞台,据说是清初建造的。我上小学以后,记得在舞台后面中央部位,挂着一大幅红缎帐子,上面书写着杯口大的黑字。我看不懂上面撰书的是什么内容,之后也不知道它的去向。

老舞台前面是一片空地,这是看戏和村民活动的公共场所,后来成为家户做白事祭奠的地方。当时看起来整个村域,是以舞台为中心向四周展开的,但实际上舞台是立村后二百多年才建成的。这也许是祖先的智慧,建村时就为以后发展留有余地。

我对家乡的眷恋是全方位的,但我最喜欢听家乡的公鸡打鸣——旧时农村几乎家家都养鸡,虽说公鸡只占少数,但几乎在同一时间发出的“喔喔喔”大合唱,最是让人开心。黑夜鸡鸣于中夜,连鸣三遍就到了拂晓;中午鸡鸣,因为有其他声音干扰,往往被人们忽略。夜里鸡鸣是因为鸡在黑暗中待久了,不良情绪需要释放;而中午鸣叫则是存在体内的郁闷需要排遣。1974年12月,我们基建兵贵州驻军要去云南接新兵。我以团卫生队名义,参与接兵团队,目的地是云南昭通镇雄县。这里是云、贵、川三省的结合部。当地人说,公鸡站在这里一打鸣,三省人都能听到,所以就有了“鸡鸣三省”的说道。

我的家乡属三管镇管辖。所谓“三管”,是因为旧时的三管镇,是由猗氏、万泉、安邑三个县分治的镇子,但人群并不分居。说也怪,人们明明住得就是对门、近邻,说话却不一样—— 猗氏人把“谁”叫“萨”;安邑人把“谁”叫“”;万泉人把“谁”叫“”。这么一来就麻烦了,有可能在语言方面发生某些误会。据说有一个家庭,娶了三个媳,分别来自这三个县。一天,门外有个男人叩门,三个媳妇便凑在一起,向叩门人发问——万泉媳妇问: 你是“拉歪”?安邑媳妇问: 你是“莎也”?(“也”和“歪”是虚词,是“一个”的意思)叩门人听得发毛,拉一个,(杀)一个,谁还敢进去!

我们家乡盛产柿子,在没有大量栽植果树之前,柿子就是主要经济作物。柿子可以做成柿饼、泡成甜水柿子售卖;柿农用它做食醋,烧酒小作坊用它酿柿酒;柿蒂是治疗呃逆的药材,可以说柿子浑身都是宝。还有一种小柿子叫朱柿,呈高桩型,成熟后像个红灯笼,比大柿子甜头大。朱柿除了放软了吃,更可以用它煮麻花,这是地方名产,春节可以装盘,也是赠友人的上好礼品。

红薯是我们家乡主要农产品,也是主要粮食作物。红薯除了蒸食外,还可以炸成红薯油糕,炸薯块可以装蒸碗、装火锅。红薯做成粉面,可以漏粉条、打凉粉、勾粉芡。说到这里,我倒想起一件有趣的事儿: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太原工作,冬季的一天,我去逛街,走到“五一广场”街边,碰到一个卖烤红薯的小贩。我本想买一个红薯吃,可是转眼想到,我家就是红薯之乡,还买红薯吃!犹豫了一下,就走开了。

我们新庄村,自古以来就是文化村。一百多年前,先辈们就引进并不断发展壮大的民间锣鼓戏——《杂戏》。我记得杂戏剧本有:“谷茬”“火攻计”“三请(诸葛)”“下兖州”“铜雀台”等剧目,都是三国故事。我爷爷、父亲和叔父都是杂戏演员。我没有演过杂戏,但我继承并发展了正统杂戏锣鼓,组建了老年锣鼓班子,培养了女子锣鼓队。演奏锣鼓,是我们新庄村传统文艺活动形式。锣鼓是社火的一部分,在生活中主要是为白事演奏。

早年,新庄村有个同乐会,是由村里几位“家戏”(桌子戏)爱好者组织的,无偿为村民红白喜事服务。我叔父和堂妹都都是演员,我父亲弹三弦,我吹笛子、拉板胡都能凑合。叔父和另外几位乡亲,都喜欢闹家戏,早年都是自己出钱请教师。每年正月上元节和“三月三”姑姑洞民俗文化节,都要排戏登台演唱,群众喜闻乐见。

我童年时代,在大人支持和帮助下,和伙伴们组队敲花鼓,跑旱船,放烟火,打铁花等各种热闹活动。正月初五以后就开始排练节目,一直到上元节连续演出三天。打花鼓要转巷,经济条件好的人家,都在门口摆一张桌子,放上麻花、柿饼、花生、核桃、枣等食品盘。花鼓敲上两趟,这些食品就被领队人装到竹筐里,给小演员们分享。

新庄村“马角祈雨”,在峨眉岭一带是很出名的,我童年时代亲自参与过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马角祈雨盛事。祈雨应该说是迷信活动,可是群众相信,似乎也有点灵验。最后一次祈雨,还真的下了大雨。不过起动祈雨活动的时间,一定是久旱不雨的时候。有道是“物极必反”,老天爷总不能老不下雨吧,这就算是赶上了!

我上小学的时候,校扯在“三王庙”——三王即后稷、龙王和虫神。qiang后稷是华夏民族的先祖之一,他教民稼啬。至于龙王赐雨,虫神除虫,不过是百姓的愿望而已。三王庙是三大间殿堂,殿前有长廊,整个大庙置于一米高台之上,看上去很是气魄。后来将庙宇改做学堂,在殿阶下建了三间过厅,作为教室和老师办公室。学生都是走读,只有少数几位高年级学生,住在大庙插廊隔间为老师作伴,我也轮住过一个学期。我在这里读了八年书,由一位老师执教到底。他是科举时代最后一榜落第秀才,满腹经纶,为人和善,喜欢学生,教书认真。在八年学习过程中,学子川流不息,但我是坚持到底,受益最多。

我在外行医多年,又是在大医院,所以不断有亲友和乡亲们远程找我看病。帮助他们是我义不容辞的事,不论亲疏,我都会热情接待并妥善安置——需要去大医院诊治的病例,我就带他们去挂号、找诊室,与大夫联系,有时会替他们叙述病史。农村人到了城市,两眼一抹黑,找见我他们就像见了亲人,一切都放心了。

凡有亲友或乡亲们造访,我就会打开话匣子问这问那,最愿意听他们对故乡各方面变化的叙述——那棵老古槐还在吗?那条旧村道修好了吗?村卫生室有村医了吗?群众看病方便吗?谁是村里年岁最高的寿星?有学生考上北大、清华吗?等等,等等。总会无休止地打听着、追问着!

有位先生在网上发帖子,讲述“四面楚歌”的故事,就是利用江东战士思乡之情,瓦解军心,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当年解放战争中,许多国民党士兵是被抓来的,他们思乡念亲之情深藏于心,尽管他们曾被国民党长官洗脑,但是很容易被解放军一席掏心窝子的话所感化,一夜之间就会调转枪口,反戈一击,成为解放战士。这都是体验乡愁作用的实际例子。

乡愁是心理机能和情感的体验,像老酒一样,珍藏得越深,味道就越甘醇。人这一辈子,从童年起,对父母、对妻子、儿女和故乡感情的投入是永恒的,它会永远牵动着游子的心!人一生不忘乡愁,是与生俱来的本性,孔子曰: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我想大概是因为游子不断地思念家乡,所以一提起家乡,就会“不亦悦乎”!

我的职称是副主任医师。退休回到家乡,目的就是要为父老乡亲们防病治病。次年,我注册开办了农村卫生室,培养了一名村医,解除了当时村里缺医少药的窘境,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安全有效的医疗服务。我们付出高效劳动,处处想病人之想,痛病人之痛,态度可亲,服务到位,收获了广大百姓的好口碑。

十六年后,卫生所停诊,接着我就在自己的客厅——寝室,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乡亲,为他们做无偿健康咨询服务。三十年间,我一直在基层行医,接群众地气,食民间烟火,最终实现了最有意义的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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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笔名一笑翁,中共党员,现年90岁。1972年入伍,历任军医、卫生所长,屡获部队嘉奖并荣立三等功。1982年转业至太原,参与组建山西煤炭中心医院并担任业务副院长,副主任医师。工作期间多次被评为“优秀职工”“太原市先进卫生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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