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18岁的李叔同奉母亲之命，娶茶商之女俞氏为妻。
哥哥文熙从家产中拨出30万元供叔同家用，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他买了一架昂贵的钢琴，开始学习音乐和作曲。
那时候，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持维新变法，一向关心国事、憧憬未来又极厌旧制度的李叔同，对这场变革感到很兴奋，积极鼓吹新说，并刻了一方“南海康梁是吾师”的印章，以示对变法的支持。
不料，“戊戌政变”后，六君子殉难，康、梁逃亡海外，这场维新运动以失败告终。
外界哄传李叔同是康、梁同党，为了避祸，他带着母亲、妻子，迁居上海，在法租界租了一套房子，安顿下来。
由于他家在上海有钱庄，他可以凭少东家的身份任意支取生活费用，手头相当阔绰。他以富家公子的身份，与沪上名流交往。
十月加入“城南文社”，曾以《拟宋玉小言赋》名列文社月会第一。
从李叔同遗留的有关俞氏的记录及二人的生活细节来看，这一时期俞氏与李叔同之间似乎没有明显的不和。
李叔同与俞氏生育三子。长子早夭，移居上海后生了李准和李端。
1905年，李叔同的生母王氏在上海病故，李叔同随即将其归葬于家族墓地。
随后，他把妻子和两个孩子留在天津，独自东渡日本留学。
从此以后，俞氏携李准、李端一直生活在天津，直至去世。
1905年李叔同到日本留学时，李准只有5岁，李端更为年幼。
俞氏一人操持全家，独自抚养李准、李端兄弟二人。
幼子李端曾说，他非常感谢家中的保姆王妈妈。
她在李家劳动了50多年，到70多岁时才离开，勤勤恳恳地照顾和伺候了李叔同祖孙三代。
王妈妈本来是专门侍候王氏的，却不想成了李家最忠实的亲人。
李叔同出国留学后，王妈妈与俞氏及李准兄弟二人朝夕相处，对母子三人照顾有加。
为了表达对王妈妈的尊重，俞氏一直让兄弟二人称王妈妈为“妈妈”，这是对这位老仆人最大的肯定和慰藉。
1911年3月，李叔同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同年携日籍妻子回国抵沪，在直隶高等工业学堂任图画教员。
李叔同留学归来，曾在天津小住一段时间，后再次南下，从此再未踏足天津。
1918年，李叔同拜了悟和尚为在家弟子，取名演音，号弘一。
农历七月十三日，入虎跑定慧寺，正式出家为僧。
李叔同出家一事，俞氏事前并不知情。
1927年，李叔同的侄子李麟玉到杭州拜访他时，李叔同对侄子说：“我出家的事，事前没有和你三婶母商量，很对不起她。”
李叔同出家后，他的兄长曾与俞氏商量，让她去杭州劝李叔同还俗，但俞氏虽然十分伤心，却知晓自己的丈夫行事决绝，已无法挽回，就对兄长说：“您不用管了。”
当然俞氏也曾跑到寺院来寻人，可是无论她在房门口如何苦苦哀求，李叔同都避而不见。
俞氏索性跪在寺门口不走，而李叔同只是托人捎了一句：
“当作我患虎疫死 ， 不必再念。”
据李端回忆，李叔同的出家，对俞氏的刺激是非常大的。
有两年时间，俞氏到一家刺绣学校学绣花解闷，后来又在家里找了几位女伴，教她们绣花。
劝说无果后，回到天津的俞氏还是常给李叔同写信，但每次都被原封退回来。
李叔同离津后，曾托付李绍莲照顾俞氏母子。
两家的后辈子孙很要好，每年暑假，俞氏都会带两个儿子去李绍莲家住上一段时间。
“我的母亲和李绍莲的夫人要好，她有两个孩子，和我们也能玩在一起。”后来的李端回忆起年幼时在李家玩耍的日子，仍然觉得温馨。
李端回忆说，在他岁数稍大的时候，父亲曾经来过两封信，都是在给二伯父的信中另纸附书，没有称谓也没有签名。
第一封信是父亲在出家后不久寄来的，当时李端正在上中学。
信中说他已经出家当了和尚，让一家人也吃斋念佛，并嘱咐他们兄弟二人要用功读书，长大后在教育界做事。
信笺是在白纸上印着一个和尚坐在那里的图案。看到这封信，一家人都哭了。
俞氏自知与李叔同并没有真正的夫妻感情，但作为合法妻子她依然无法接受他的出家。
弘一法师出家后，并没有彻底断绝尘缘，时常与家人、朋友通信，却很少提到自己的发妻。
1922年，年仅43岁的俞氏离世，这个在苦闷中等候了丈夫4年的女人，终是郁郁而终。
那时的弘一法师已转居温州庆福寺，发妻正月初三过世，弘一大师直到正月下旬才接到兄长从天津寄来的家书。
于是，在给温州庆福寺住持寂山和尚的书信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段珍贵的文字：
“前数日得天津俗家兄函，谓在家之妻室已于正月初旬谢世，属弟子返津一次。但现在变乱未宁，弟子拟缓数月再定行期，一时未能动身也。
再者吴璧华居士不久即返温，弟子拟请彼授与神咒一种，或往生咒或他种的咒，便中乞恩师与彼言之。弟子现在虽禁语之时，不能多言，但为传授佛法之事，亦拟变通与吴居士晤谈一次，俾便面授也。”
尽管弘一大师在与师父的通信中表露了回家探望的打算，但实际上并没有北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