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养蜂人Katie和柯公河谷的傈僳族、藏族人一起养中华蜜蜂，在当地独特的自然生态里，他们对蜜蜂的关心正在创造一个个小的奇迹。｜国家地理图片集
午后松林里，蝉鸣、蜂群和风吹动树叶的声音交织在一起。蜂农和国庆正在查看巢框，要从密密麻麻的蜜蜂中找出蜂王。他突然停下来，深吸一口气，为了缓解疼痛，他把手指没进蜂箱防雨板的凹槽，那里蓄了一点上午的雨水。
养中华蜜蜂被蛰是常事，他通常只是看一眼伤口，在衣服上蹭一下就接着干活，这次有一点不同，他被蛰到指甲缝了。
当初决定养蜜蜂时，他已经准备好接受被蛰的疼痛。毕竟和蜜蜂所失去的比起来，这种疼痛微乎其微。后来，他发现自己的身体可以慢慢适应蜂毒——起初，手背、手指、脸部被蛰后都会肿好几天，现在，伤口发肿的情况已经很少出现。
十几年来，他的疼痛经验是：一方面，疼痛程度常常取决于被蛰部位，指甲缝就是最难受的部位之一。另一方面，在柯公山谷里，高海拔的中华蜜蜂比低海拔的中华蜜蜂更容易蜇人，他猜这是因为前者更少接触人类。
让身体适应疼痛是养中华蜜蜂的第一步。柯公河谷里的傈僳族养蜂人在小时候就迈过了这一步。他们住的地方海拔高、耕地少，据说一百多年前，他们的先辈最初抵达这个山谷时就已经在养蜂了。无论是抓野蜂、查蜂箱，或者取蜜，他们从来不戴防蜂手套。
和国庆的这一步比他的傈僳族朋友都晚。他生于一个鲜少养蜂的藏族村子，但从小喜欢和傈僳族朋友去山里玩，因此能把傈僳语说得和藏语一样好。
他也从小喜欢吃蜂蜜，但因为怕疼，从没考虑过养蜂。作为一名木匠，他曾走遍香格里拉周边的寺庙，打造藏式木房，或在家具上刻花纹，画绚丽的图案。
和国庆养蜂，是Katie走进这片山谷之后的事。后来和Katie去美国的集中养蜂场，他发现西方蜜蜂个头比中华蜜蜂大，但个个都像宠物一样，温顺，不蜇人。
“我最初就是很好奇一个外国人能在这儿怎么养蜂，所以经常去看。然后觉得这件事我也可以做。”和国庆说。结果他一养蜂就养了十几年，和Katie也从最初的朋友、工作伙伴变成了夫妻。
在美国养蜂世家长大的Katie自小跟随家人南北辗转，学习和适应力极强。在与和国庆结婚后，她每次回到村里都参与家里的农活。这片刚刚收获完青稞的地里准备种植玉米，Katie就在国庆的指导下用手扶拖拉机翻整土地。｜摄影：孙晓东，国家地理图片集
5月是当地植物的大流蜜期，在美国读博士的Katie回到云南维西的家里。公公婆婆会给她做她最喜欢吃的木瓜鸡，这也是当地一道传统美食。｜摄影：孙晓东，国家地理图片集
Katie的全名是Katrina Klett，她于1987年出生在一个美国的养蜂家庭。也是那一年，一艘从韩国出发的船抵达美国，带来了亚洲的中华蜜蜂，也无意间带来了它们身上的蜂螨。
蜂螨和中蜂在长期的斗争中共同进化，使中蜂发展出了一套相应的清洁机制。但这种对中蜂威胁不大的蜂螨，对生活在美国的西方蜜蜂来说，是一场空前的灾难。
“那一年，美国90%的野蜂都死了。所以在我的成长中，我只见过集约化养蜂，蜜蜂就是牲口，和牛一样，和鸡一样。而且每年要被蜂农拉来拉去。”Katie说。
她的童年大多是在路上。一群蜂农拖着自己的蜂群进行南北迁徙，每年5到6月在北塔科他州采蜜，9月到10月完成取蜜之后，前往加州为杏花授粉，然后在春季搬到德州培育蜂王。
其中，育王是他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通常，他们会花一年时间从大量蜂群中筛选最优蜂群，然后用特殊的设备检测它们是否具备“卫生行为”。这种行为意味着蜂群自身有抵抗力，即蜜蜂在幼虫尚未孵化时能自己筛选出带病幼虫，并进行清理。
他们从这种蜂群里培育出蜂王，然后卖给其他蜂农。这是一种人类技术和蜜蜂的协同进化，蜂群的显性基因会因此得到改善，但筛选和培育不能暂停，否则蜂群会退回到原来的样子。
2009年，Katie正在中国农科院实习，被导师派往云南维西的柯公河谷，在傈僳村子格花箐培训现代养蜂技术。
“我记得我一下车，还没和任何人说话，就意识到这里是养蜂天堂！”她说，“因为我看见到处有蝴蝶、有昆虫，也看到这里农业规模非常小，看见如此多样的植被，以及温暖的阳光。”
她几乎立刻就决定取消回国的计划，留了下来。村民们抽着兰花烟，围着Katie和她的蜂箱，议论纷纷。从一位说点汉语的村民口中，Katie得知，村里14户人都养蜂，而且每家人都姓“蜂”。
烟雾能够干扰蜜蜂之间信息素的交流，防止蜜蜂发动群体攻击，因此蜂农在检查巢箱、分蜂以及取蜜时都会用发烟器喷洒蜂箱。而傈僳族传统上会用“兰花烟”来实现这一目的，这是一种后劲儿很足的手工烟叶，傈僳族村落里经常能够见到手持兰花烟的人。｜摄影：孙晓东，国家地理图片集
在塔城镇格花箐村后三公里的山坡上的蜂场，养蜂人德都用蜂桶培育了中华蜜蜂。用蜂桶养蜂是当地傈僳族的传统养蜂方式。与现代蜂箱相比，蜂桶养蜂没办法仔细检查里面蜜蜂的状况，但好处是不用花费养蜂人太多时间。｜摄影：孙晓东，国家地理图片集
在之后的很多年里，Katie拜访了许多养中华蜜蜂的地方，包括越南北部、泰国北部、巴厘岛、印度南部等。她发现这些地方与柯公河谷有类似的特质：都是多山、多野生植被、少农田，当地人都喜欢用树筒随便养一点蜜蜂、几乎不管理。
横断山脉垂直海拔落差大，拥有显著的立体气候带谱。在同一个山谷里，可能囊括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等不同气候类型。白马雪山位于横断山脉东部，主要受西南季风影响，以至于这里的植物区系虽是温带山地性质，但同时具备丰富的亚热带成分。因此，这里常常会被称为“物种基因库”，或者珍稀生物的“诺亚方舟”。
柯公河谷位于白马雪山东南部，是横断山脉三江并流地区无数个山谷中的一个，不过，这里比其它许多山谷都更早通车。公路连接了215国道香格里拉-维西段和白马雪山腹地，海拔从2000米抬升到3000米，和国庆生长的柯公村，是这条路上海拔最高的藏族村子，有小规模的梯田，种稻米。再往上都是傈僳族村，地势陡峭，很少有农田。在他的儿时记忆中，这条路起初是伐木公司为了运输木材而挖的。在1983年白马雪山保护区成立之前，山上的大树已经几乎被伐尽了。
道路尽头的施夸底村是柯公山谷海拔最高的村庄，居住着彝族和傈僳族，再往里就是白马雪山保护区。和国庆带领我们在新村和旧村里逛，认出各种蜜源植物，介绍它们的傈僳语名字。
“施夸底”也是傈僳语，意指长满大树的台地。眼前光秃秃的景象，让人很难相信这里曾长满云杉和青冈栎，森林密集得透不过光。和国庆从养蜂人的经验，猜想当年的砍伐或许无意中造成了施夸底的丰富蜜源：在大树被抹去的地方，野蔷薇、樱桃、蓝莓、羊奶果、猕猴桃、接骨木、草莓、沙棘等野生植物疯长，从开春到入冬，轮流开花结果。山里的蜜蜂、鸟和松鼠、施夸底村民，都仰仗它们带来的盛宴。
在Katie看来，本土中华蜜蜂与本土植物是共同进化的。在柯公山谷，今天的农作物大多是外地品种，受农药和化肥的影响，这些农作物的花不是中华蜜蜂的首选蜜源。它们喜欢的蜜源植物往往长在大山里，在林地隐蔽处，花朵小到难以察觉。中华蜜蜂的嘴和舌刚好适合这些小花，又因为单个植物花蜜量太小，它们每次出门都必须造访各种各样的花朵，这些来自不同植物的花蜜，就是俗称的“百花蜜”。
中华蜜蜂和蜜源植物之间是持续的共生互惠关系，后者为前者提供食物，前者在觅食时为后者实现了授粉。整个森林正是因此而热闹起来。“如果这些蜜蜂消失了，很多植物也会消失，依赖它们的其它生物也将受到威胁。” Katie说。
在一项针对澜沧江流域北部的中华蜜蜂与其食源的研究中，研究者陈顺安等人分析了海拔2200米至2800米的中华蜜蜂所产蜂蜜的花粉成分，发现中华蜜蜂与多种蜜源植物之间存在供食和授粉的互惠关系，这对当地生态多样性的维系至关重要。
面向河谷的山坡上，一只中华蜜蜂正趴在一朵流蜜期的羊奶果花上，采集花蜜和花粉。中华蜜蜂的蜜源植物往往长在大山里的林地隐蔽处，中华蜜蜂的嘴刚好适合这些小花。这些蜜蜂和蜜源植物在长期的协同进化中形成了互惠共生关系。｜摄影：孙晓东，国家地理图片集
外地来的西方蜜蜂无法参与到这种关系中来。首先，西方蜜蜂不习惯在山区寻找零星蜜源，“它们来到这里很快就会饿死，”Katie补充道，“或者被胡蜂咬死。因为它们没有和这里的植物、动物一起进化过。”为了逃离天敌胡蜂的追捕，本土中华蜜蜂的策略是飞Z字形路线，“而西蜂没有这个经验和能力，只会直线飞行，所以在这里，胡蜂可以很快把它们消灭掉。”
由于这种互惠关系，施夸底从柯公河谷内海拔最高、耕地最少、最贫穷的村庄，变成河谷的蜂农眼中最特别的村庄。
2013年，柯公河谷的蜂群中开始出现中囊病。这种已经重创世界各地中华蜜蜂的病毒，曾导致尼泊尔90%的野蜂死亡。这一年，在柯公河谷，80%的蜜蜂也因此死去，或逃离蜂巢、最后死在森林里。
没人知道这种病是怎么传染的，主流的应对方法是大量用药。但中囊病会不断产生变体，用药会伤害蜂群，却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柯公河谷的蜂农们选择了一条漫长的道路，他们看着染病的蜂群一批一批死掉，等待蜂群自然地形成免疫屏障，这通常要花好几年时间。
白马雪山保护区里云杉耸立的蜂场经常有熊的光顾，为了防止熊吃蜂蜜、并且捣毁蜂桶，当地养蜂人便把蜂箱高高地挂在空中，贪吃的熊们只能望蜜兴叹了。｜摄影：孙晓东，国家地理图片集
除了熊的骚扰之外，中华蜜蜂也会遭受各种真菌或者疾病的攻击，这个巣脾里的幼虫因为真菌的感染已经死亡，这会大大影响整个蜂巢的健康以及蜂蜜的产量。｜摄影：孙晓东，国家地理图片集
2015年，情况出现了转机。那年施夸底的蜜源植物比往年丰富，蜂农们将仅剩的蜂群拉到那里，希望它们可以活下去。令人惊喜的是，这些蜜蜂抵达施夸底之后，不再死亡或逃逸，尽管病毒还在，但抵抗力似乎开始恢复了。
这20%的蜜蜂最终发展成大量的健康蜂群。这某种程度上也验证了Katie目前正在研究的博士课题——蜜源植物的多样性可能有助于蜜蜂免疫力提升，更确切地说，花粉作为蜜蜂的主要食物，其多样性决定了蜜蜂所能获得的蛋白质、氨基酸的多样性。
对蜂农和科学家来说，中囊病的起因仍旧是谜。唯一能确定的是，这种病如同潮汐，不会永远消失，每隔十至十五年，便会重新席卷蜂群。它是柯公河谷每个蜂农心里的阴影，但施夸底就像一个象征，为熬过下一波浪潮留下一丝希望。
每次去昆明或大理，Katie总是会遇到有人感叹她怎么会在维西生活，“那么落后的地方……”他们说。还有很多人连维西都没有听说过，更何况塔城镇、柯公山谷。她不认同那种对“落后”的认知：“这里的傈僳族可能不习惯花心思去装修房子，或种很多地。但如果跟着他们走进森林，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厉害。”
在Katie带来活框蜂箱之前，傈僳族已有漫长的养蜂历史，追野蜂、掏树洞、用蜂筒，都是沿用至今的传统技术。傈僳语中有不同的词汇用来称呼蜜蜂。比如，喜欢住在森林里的蜜蜂被称作“Bia Ma”（音译），意指“产蜜的女性”；而住在悬崖上的蜜蜂，被称作“La Bia”（音译），意指“崖蜂”。树筒、蜂笼是他们传统的养蜂工具，前者是一种模仿天然树洞的仿生装置，只需放在背阴朝阳处，就常会有蜂群自己搬进去；后者取材于森林里的竹子，形状像蜜蜂的肚子。
起初，村民们很难相信活框蜂箱能有什么建树，也不觉得需要花精力管理蜜蜂，只是将树筒放在村子附近，偶尔去看看蜜蜂还在不在里面。Katie回忆道：“以前他们认为蜜蜂是无限的，如果告诉他们把蜜取完蜜蜂冬天就死了，他们会说，哎呀，没事，蜜蜂多的是。”
为了证明活框蜂箱的可行性，以及持续管理蜂群的可能性，Katie提议和村民们一起养一个季节的蜜蜂。“我们语言不通，但他们本来就熟悉蜜蜂，一眼就能看懂我在做什么。”
每个蜂场的蜂农小屋里，都随时备好转移蜂群用的蜂笼，以便随时发现分蜂的蜂群后进行转移。很多傈僳族的养蜂人都是木匠，他们根据对蜜蜂的了解自制蜂箱及蜂笼。｜摄影：孙晓东，国家地理图片集
在短暂地检查过蜂桶里中华蜜蜂的状况后，德都盖上蜂桶的盖板，只留下工蜂进出的一条窄缝，随后骑摩托车赶往他的下一个蜂场。｜摄影：孙晓东，国家地理图片集
在这个过程中，村民们开始理解使用蜂筒和蜂箱的区别——蜂筒中的巢脾是固定的，养蜂人只能打开盖子估计蜂群的情况，但无法仔细检查蜂王、病害，也无法判断蜜蜂是否会分蜂、逃逸。
当活框蜂箱在1851年被发明出来时，人类的养蜂方式从被动变为主动——蜜蜂将巢脾结在灵活的巢框上，养蜂人可以取出来，查看是否有病害，是否有蜂王，或者空间够不够，从而作出相应的管理对策。在Katie看来，如果一个人要把养蜂当成事业来做，用蜂箱是最合理的。
管理蜜蜂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给蜜蜂喂食。在取蜜时给蜜蜂留蜜，也不一定能保证它们过冬的食物需求。因为每个蜂群的强弱程度不同，对食物的需求量也会不同。因此，如果希望蜜蜂安然过冬，养蜂人通常要在10月中旬检查所有蜂群，看它们是否储存了足够的食物。
就活框蜂箱而言，如果这时还存有两框蜂蜜，就不用给蜜蜂喂食，整个冬天不再打开盖子，直到来年春天。 如果发现存蜜不足两框，就必须给蜜蜂喂白糖水——一种相对便宜的蜂蜜替代品。尽管白糖营养价值不及蜂蜜，其来源也可能带有农药化肥，但喂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如Katie所言：“不喂就是不负责任。”
“没有对与错，只有合不合适。”每当我们问起养蜂操作细节，和国庆最喜欢这样来回答。因为养中华蜜蜂其实没有万能定律。不同于已被驯化的西方蜜蜂，中华蜜蜂生活在复杂多样的环境里，与自然环境有很强的互动性，也常常自然分蜂飞回大山。
蜂农必须是扎根于这个山谷的人，熟悉这里的一切，才可能很快预测什么时候会流蜜，什么时候会分蜂，什么时候该喂食。这些知识随时都在变化，不是印在“操作指南”里的固定数据。Katie也惊喜地发现，村民们从来不对自己带来的养蜂技术照单全收，而是结合自己的经验来进行调整。比如，在接受活框蜂箱技术的同时，他们也认为外地蜂箱并不适合本土气候，坚持要根据自己对蜜蜂和本土环境的理解做自己的蜂箱。
“我起初觉得没这个必要，因为我没见过这样做的。”Katie说，“但是他们一定要试。结果几年后，我们发现这确实有用。如果蜂箱比常规蜂箱更厚，蜜蜂感到暖和，就不需要那么多食物。如果用薄薄的蜂箱，蜜蜂不一定会死，但是你会必须喂更多，成本更高。”
在柯公河谷之后，为了继续研究中华蜜蜂，Katie曾在不同国家与当地蜂农合作养蜂。每到一个地方，她都会积极地寻求当地人的意见。在长期的合作中，Katie和当地村民之间形成了一种互补关系：由她告诉村民们关于蜜蜂的科学概念，由村民们来告诉她当地到底在发生什么。她发现自己“年纪越大越尊重那些知识——以前他们会告诉我一些关于蜜蜂的听起来不科学的说法，我会不在意。但现在我发现，大部分时候他们是没有说错的。”
那些听起来没有科学数据和实验支撑的说法，是村民们对当地环境的直接感受，包括他们从小到大的经验，以及他们祖辈的记忆。“他们会教我每个季节会发生什么，下雨太多会怎样，天气干旱会怎样。所有跟本地气候相关的知识都是他们教我的。”要在这里养蜂，她必须依赖这些知识，“而他们从骨子里知道这些知识。”
高大的云杉上有一些不起眼的小洞，这是当地养蜂人为吸引蜂群开凿的人工树洞，优先选择背风向阳、周围没有遮挡的开阔高处，让挑剔的蜂群能够选择为它们准备的“旅馆”，待到移蜂时周围搭上木架，用这种方式逐渐取代之前从野外寻找野生蜂群的传统方式。｜摄影：孙晓东，国家地理图片集
每次跟着柯公山谷的傈僳村民上山，Katie都感觉自己眼中的森林和他们眼中的森林相比，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可以非常深刻地看到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或者这里应该会长出什么植物。如果饿了，他们会知道这附近长出什么能吃的。
和他们一起坐在树上，他们会看昆虫怎么飞，然后判断胡蜂可能在那边，结果就真的在那边。而我坐在那里很努力地看，能看到的只是很多树叶。如果在山里出什么问题，我们可能会死在那儿，但他们可以很快处理问题。非常了不起，现在这个世界没有很多这样的人，已经没有了。”
这种对当地环境的体察是从小积累起来的。过去，傈僳族是优秀的猎人，不必带什么食物，就可以在山里生活很多天。如今他们进山找野蜜蜂，也只是带一条毯子。山上到处都是他们的食材。他们和山里的其它生灵一起，切身地体会山里的变化。
傈僳族养蜂人向岑是和国庆的发小，他们小时候常常一起跑进山里玩。向岑对蜜蜂的热爱远近闻名。他经常感叹大山的好：“这里除了竹子和蕨类，所有植物都会流蜜。”现在，他被大家戏称为“蜂（疯）子”，和国庆打趣道，“大家都受不了他，因为跟他一讲话，句句离不开蜜蜂。”
向岑会走路的时候就跟着父亲和爷爷养蜂了。那时候他们家有几十个蜂筒，所产出的蜂蜜会被储存在罐子里，然后一整年用来沾“三吹三打”吃。这其实是在火灰里面烤熟的玉米面或面粉粑粑，吃之前要吹和打掉表面的灰。当地人戏称这种傈僳族食物为“三吹三打”。实际上，这种粑粑很硬，在当时目之所及的食物中，只有蜂蜜可以帮助人们咽下去。向岑小时候，最喜欢的食物就是“三吹三打”沾蜂蜜。
抵达柯公山谷不久，Katie就见到了向岑如何在森林里抓野蜂。在那之前，她只从父辈嘴里听说过这种生活。动物行为学家托马斯·戴尔·西利(Thomas Dyer Seeley)推测人类追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的狩猎采集社会，生活在公元一世纪的古罗马农事作家科卢梅拉(Columella)已经记载过如何吸引蜜蜂，然后追踪它们回到蜂群的“潜伏地”。
向岑从小就爱往山里跑，上过半年学，辍学后主要是在山上放羊和养蜂。抓野蜂的技术，是跟父亲学的。这个技术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跟踪蜜蜂，另一部分是把蜜蜂带回家。
“和父亲去放羊的时候，他会带着我去追蜜蜂。先是在树叶上沾一点蜂蜜吸引蜜蜂，然后跟着它们找过去。有时候一天很快就找到了，有时候一整天都找不到。还要爬树，很危险。经常肚子饿得连回小屋的力气都没有了。”
他所说的小屋，是牧羊人建在森林牧场附近的临时居所。如今，他在海拔3000米的云杉林里有一个蜂场，也有一间小木屋。堆放一些工具、食物，有时他会一个人在那里住。有一年冬天，向岑在家里突然感到腹痛，冥冥中觉得蜂场出了事，就好像蜜蜂的警报信息素翻山越岭传到了他身上似的。他急忙上山去，发现蜂场已经被黑熊破坏。现在说起这件事他还会心疼：“老熊吃蜂蜜不可怕，可怕的是吃不完它还会故意打烂其它蜂群。”
从那以后的每个冬天，他都会一个人住在小木屋，吃“三吹三打”，守护蜂群。
向岑小时候的森林里，树洞都是天然的，蜜蜂会挑干燥、温暖的搬进去。四月正值中华蜜蜂自然分蜂的季节，向岑和父亲会去查看有没有蜜蜂飞进去。现在森林里到处都是人工挖的树洞，这些树洞通常在很高的树上、或者悬崖边的树上——这也是为了防熊。
如果发现有蜜蜂入驻树洞，他就会背着蜂笼和篮子爬上去。首先要抽一口兰花烟吐进树洞，干扰蜜蜂的警报信息素。然后开始割巢脾。必须先割蜂蜜脾，然后割幼虫脾，因为前者容易破开，蜂群会变得很激动，甚至可能杀蜂王。直到所有的巢脾被割干净了，才能开始抓蜜蜂。
蜂笼必须挂在树洞口，因为需要一边抓一边查看蜂王是否已经进去。如果蜂王已经进入蜂笼，就大功告成了，剩下所有的蜜蜂会自己跟着进去。向岑的父亲告诉他，越强大的蜂群越难抓蜂王，失手是常事。向岑估摸过自己的失手率，大约是30%。而技术不好的蜂农，失手率大概是50%。被抓到的蜜蜂会被安置在背风向阳的蜂筒里，这样的地方干燥、温暖，才留得住蜜蜂。
除了抓蜜蜂回家养，有人有时候也会直接在森林里取蜜。无论抓野蜂还是取蜜都需要爬树，但有人曾为了方便，想直接砍掉大树。“为了那么一点儿蜂蜜，砍倒一棵上百年的大树，太不值了。”和国庆说。向岑也觉得可惜极了，不过他最在意的是蜜蜂：“太不值了，树倒下来的时候会砸死那个蜂群。” 他告诉和国庆，自己前两天在森林里碰见有人准备砍倒两棵树，他给了那人三百块钱。“那两棵树上的蜜蜂就可以留下来继续分蜂了。”在向岑眼里，大树在，蜜蜂就可以在。
五月下旬的一天，和国庆家的一群蜜蜂自然分蜂了。他及时发现了跟着新蜂王出来的蜂群，用蜂笼把这团蜜蜂收进了新的蜂箱，再用挡蜂板挡住蜂巢出入口，确保蜂王不会逃逸，几天后这箱中华蜜蜂的状态将趋于稳定。｜摄影：孙晓东，国家地理图片集
此外，向岑还自己创造了特别的养蜂工具和管理策略。在白马雪山深处的杉树林中，可以看见一些被串起来悬在空中的蜂箱，这是向岑想出来的防熊措施。以前人们能想到的是在树洞口安装钢锯，或者把蜂筒放在高处，但没人想到还可以“在空中养蜂”。
在这个蜂场，还可以看见另一种向岑的独家设计——我暂且叫它“蜂箱筒”。不同于传统的横置蜂筒，这种装置是竖置的巨大原木。他在里面放活动巢框，既结合了活框蜂箱和传统蜂筒的优势——可以仔细检查，也可以保温——还增加了蜂巢空间，以收获更多蜂蜜。
向岑对管理蜜蜂的策略是从全局的角度出发的。就好像他心里有一套灵活的算法，或者一幅复杂的地图，让他能够判断每个蜂群应该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以及它们之间可以怎样互为补充。他以此为依据分配了不同的材料和装置，以及不同蜂群的位置，让一些蜂群被养在蜂箱里、蜂筒里、“蜂箱筒”里，还有一些就留在树洞里。
“以前是蜜蜂养人，现在是人养蜜蜂。”他说。如今山谷里的气候已经不同往昔。纵使最有经验的农人，也无法预估雨季什么时候来，或将下多少雨。有时候雨会从三月下到十一月，有时候则会遇上整年的干旱。在这种情况下，蜜蜂更难生存，养蜂人亦然。
为了应对越来越不稳定的气候，向岑将蜂群分散在不同海拔和环境的蜂场。这些蜂场周边的蜜源植物类型有细微的差别，流蜜期也会因为海拔变化而错开。这样的分配降低了养蜂风险，让他成为在蜂螨肆虐或天气干旱的年月里，唯一还能收获蜂蜜的人。
向岑的养蜂技术始于他对蜜蜂的“心疼”。他最喜欢守在蜂巢门口看蜜蜂回家的样子，可以看一整天。有时候，工蜂会背着花粉停在门口休息，他看见她们的肚子一鼓一鼓的，觉得她们和人一样，也会累到连连喘气。他就像描述某个亲戚或老友一样，说：“蜜蜂这种动物，越养越会心疼她们。”
因此，检查蜂箱的时候他比谁都小心。放巢框之前，他会费劲儿地吹半天，直到所有可能被压到的蜜蜂已经挪开。于是他检查蜂箱的时间比别人多出一半。其他养蜂人认为取框和放框时死几只蜜蜂是可以接受的损失，因为整个蜂群的健康是更重要的。向岑明白这样的道理，但就是不忍心。
向岑对蜜蜂的关心超越了物种的边界。当地的森林为蜜蜂提供居所，蜜源植物为蜜蜂提供食物；而蜜蜂为当地植物进行授粉，维护了当地生态多样性，为人类提供营养丰富的蜂蜜，并增加了当地人的经济收入；而养蜂人在享受蜂蜜的同时，必须考虑到蜜蜂种群的延续。
这种跨物种的亲密链条可能贯穿了整个人类进化历史：营养学家阿丽莎·克里滕登(Alyssa Crittenden)认为，人类大脑活动主要会消耗葡萄糖形式的能量，而蜂蜜是人类饮食中葡萄糖含量最高的天然食物。因此她推测，蜂蜜可能出现在人类进化史的所有关键节点上，为人类的祖先完成复杂的智力任务提供了营养支持。
人类今天所有的养蜂技术都深入地介入了蜜蜂的繁衍和生存，两者的命运因此紧紧缠绕在一起。这些介入，对蜜蜂的种群产生了或深或浅的影响。比起移动养蜂人每年拖着蜜蜂为集约化农场提供授粉劳动，很多蜜蜂在旅途奔波中死去，向岑对蜂群生活环境的多样分配从对蜜蜂的关心和爱护出发的。这种关心正在创造小小的奇迹。
通常，一个人能管理的中华蜜蜂顶多在50箱左右，向岑已经突破了很多人的极限。“我从没见过一个人可以养得跟他一样多。一个人养几百群中蜂，而且养得那么好，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Katie说。
在柯公河谷的每一个蜂场，都可以听见流水声。无数溪流从山上向下，汇聚成柯公河，然后淌入腊普河，最终在小河口汇入长江上游的金沙江。
水源附近的草丛、泥地，是蜜蜂的饮水和采水处。天气炎热的时候，工蜂不仅需要饮水止渴，还需要采水回蜂巢。采水蜂会将采来的水涂抹在巢房上，以达到降温的目的。另一种方式是工蜂列在巢门口用翅膀扇风，通过促进蜂巢空气流通来实现降温。相反，在寒冷的季节，加热蜂会通过抖动身体产生热量来为蜂巢保温，或者聚成一团来取暖。巢内巢外的温度对蜜蜂都性命攸关：在巢外的婚飞和劳作都需要适宜的气温，而巢内的温度也同样关乎蜂群存续，低温容易导致病害和死亡，高温也会导致幼虫发育不良或者死亡 。
塔城的山谷里有几百种蜜源植物，在花蜜和花粉丰富的大流蜜期，工蜂每天不知疲惫地往返蜜源植物和蜂巢，蜂农会略微改造一下蜂场附近的水源，方便这些疲惫的工蜂随时补充水分。｜摄影：孙晓东，国家地理图片集
蜜蜂复杂的社会结构还并未完全被人类所认识，但目前能够观察到的是，蜂王、工蜂和雄蜂有着非常明确的分工。如果将一整个蜂群理解成一个生命体，每一只蜜蜂更像是构成这个生命体的细胞，它们各司其职，维持这个有机体存活下去：蜂王终其一生都吃着工蜂提供的蜂王浆，不断地为蜂群生育新的劳动力；工蜂的食物主要是花蜜，她们搭建巢房和巢脾，培育和拥立蜂王，或者咬死不合适的蜂王，采花粉，酿蜂蜜，以及守卫蜂巢等，调节蜂巢温度的工作也属于她们；雄蜂通常只吃花粉，除了在婚飞期和蜂王交尾，他们什么都不做。
五月是蜂王婚飞的高峰期，下午在蜂场总能听见天空中热闹非凡，那就是蜂王飞到高空，一群雄蜂正追逐着与她交尾的声音。等蜂王的受精囊装入了足够的精子，她就会回到蜂巢中，用好几年的时间产卵。如果一切顺利，她每天都会产下600到1000个卵。这些卵将孵出工蜂，不断补充劳动力的空缺， 整个蜂群由此存续。而雄蜂在交尾之后将成为整个蜂群的累赘，为了不让他们消耗花粉、占据空间，工蜂这时会将他们咬死，或者将他们赶出蜂巢、流浪致死。
每年的夏初蜂巢里就会培育新的蜂王，蜂王幼虫的巢更大更突出，称为“王台”，和国庆仔细查看这个巢框上的王台，转移到新蜂箱之后，它将是新的蜂王。｜摄影：孙晓东，国家地理图片集
和国庆在自己蜂场里一个空置的蜂箱里，意外发现了一群蜜蜂进驻并开始建巢繁殖，于是将它们转移到已经放好巢框的蜂箱里。在转移好蜂王之后，国庆徒手一把一把将工蜂小心翼翼地进行转移。｜摄影：孙晓东，国家地理图片集
一只中华蜜蜂背着沉重的花粉返回巢箱，如果说花蜜是蜂群的“米”，那花粉便是蜂群的“肉”，在确保蜂群健康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摄影：孙晓东，国家地理图片集
山谷里的每个人都感受到了气候的变化——向岑发现小时候会在冬天结冰的溪流如今不再结冰；而Katie记忆里十多年前的柯公山谷，夜晚总是寒冷，“如今无论夏季或冬季，晚上都不怎么冷了。”在越来越不稳定的气候条件下，蜜蜂的自我调节和更新能力也受到了影响。
和国庆说：“去年整个山谷的蜂蜜都绝收了，因为干旱，大部分植物都没有流蜜。蜜蜂没有吃的，也没有产出。”而今年的雨季似乎却提前了，下雨时气温降低，很多花没来得及盛开就凋落了，村民们经历了一场倒春寒，在五月初穿起了羽绒服。
在大流蜜期，一只工蜂的寿命非常短，它们一刻不停地忙碌，直到翅膀震碎。“差不多20天就全都碎了。”和国庆说。柯公河谷的大流蜜期一般始于五月中旬，分蜂期在四月中旬。傈僳族喜欢把“分蜂”说成“分家”，“和人一样”，家族人口多了，居住空间满了，就得寻找新家园。但四月之后的分蜂热潮是蜂农不愿意看见的事，因为分蜂可能导致一些蜜蜂错过接下来的大流蜜期。蜂群有时会自己进行调节，一些工蜂会在大流蜜期中咬死多出来的蜂王。蜂农能做的是在蜂箱之上加继箱，给蜂群多一点空间。按照和国庆的经验，今年五月下旬还不断有蜂群在分蜂，这可能又是“不正常”的一年。
除了愈加捉摸不定的气候和分蜂，让蜂农们更加无法把握的是市场销售。靠养蜂赚钱，在柯公河谷还只是近十年才有的事。
以前人们只是把蜂筒放在村子附近，蜜蜂是否入驻全看天意。而蜂蜜从来不是一种商品，除了自家吃，顶多还可以赠送和交换。端午节前夕，傈僳族会把他们多余的蜂蜜带到山下的藏族村庄，用蜂蜜交换一些大米，或者别的物品。这些藏族村庄有端午节用蜂蜜配草药的习俗，人们认为一起喝下去可以防病害。
刚到格花箐时Katie就注意到，村民们种的玉米仅供自己吃，能售卖的东西仅限于从山里找到的药材和松茸。花了好几年时间，Katie才让大家意识到蜂蜜是可以买卖的，而且，不同于村民们喜欢的混合着花粉、花蜜、幼虫、巢脾的蜂蜜，外地市场更喜欢过滤干净的纯蜜。前者营养更丰富，但也更容易变质。
喇嘛寺村向岑的蜂场里，他正从巢框上割下新鲜的巢蜜。傈僳族传统上食物比较简单粗糙，蜂蜜给当地人的餐桌上提供了难得的营养和口感，因此家家都会养上几箱蜜蜂，在端午节等传统节日里还有互相馈赠的习俗。｜摄影：孙晓东，国家地理图片集
Katie开始意识到，帮助蜂农不止是培训技术，也不是直接给钱，而是找到一个可持续运转的良性市场。于是她与和国庆成立了一家蜂蜜公司，收购村民们的蜂蜜，再推销到更广阔的市场。这时他们才意识到，经营和销售对自己来说，完全是一个陌生的领域。
“或许最好的方式是，蜂农不要百分之百靠卖蜂蜜生活。否则下次中囊病来了怎么办？”Katie说，“我能想到的最好状态，是村民们可以卖松茸，卖虫草，也卖蜂蜜。然后也接待一些游学团住在他们家，学习关于蜜蜂和植物的知识。”
后来几天我们都没有见到向岑，才知道他去挖虫草了，又要在山里待许多天。
在柯公河谷的其它村庄，我们还遇见几位傈僳族养蜂人，他们曾在东部省份打工，修隧道，建房子，如今为了照顾小孩留在家里。他们热心地从树筒里割下一块巢脾来请我们吃，一边割一边拍视频直播，观众也都是傈僳族。
柯公村一部分青稞已经可以收了。Katie与和国庆在上午割完青稞之后，领着我们去了山上的蜂场。在路上我们碰见了向岑的哥哥，他在森林里举着望远镜，寻找崖蜂的踪迹。
蜂场在海拔2800米的云杉林里，林地里，各种植物纠缠在一起，不留空隙，很难分清谁是谁。夫妻俩开始检查蜂箱，Katie愉快地哼着歌。一个巢框上的干瘪蜂卵让气氛突然凝重起来，这是典型的中囊病症状。
“如果一直下雨这种病会很容易出来。如果开始大量流蜜，有时候就会自己变好了。”Katie说。她相信蜂群感染中囊病，就像人类得感冒，无法彻底根治，但可以靠增强抵抗力来获得康复。“所以，丰富的花粉和流蜜就是最好的治疗。”两个人神色担忧地把巢框放回去。“只能等它们自己调节。”她听起来不太确定，“也许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这里的蜜源很好。”
Katie与和国庆夫妻俩正在牙洒附近的蜂场检查巢箱，他们根据巣脾里蜂蜜的储存情况判断是否要在上面增加继箱，增加单个蜂箱的蜂蜜产量。｜摄影：孙晓东，国家地理图片集
作者简介：格布，写作、制片、策展。对身份认同、移工权益、种植园经济等议题感兴趣。目前深耕东南亚山区少数民族发展与性别平等问题。摄影师孙晓东，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年度公益摄影师，联合发起非遗保护公益机构“稀捍行动”，专注于用影像挖掘生态物种和人文传承之间多元而又共生的内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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