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结束答辩，理论上说，我的与学术有关的硕士生活告一段落。我确实是记吃不记打的人，这两年没有任何假期，天天喊苦喊累，希望赶紧结束躺个两年。这一天到来时，竟然是退休大叔的心情。
答辩有点像最后一课，长达一个半小时。除了自己演讲的15分钟，剩下时间是导师和另一同领域学者对论文做Remarque，像一个只关于你的研究的小研讨会。当然，没有任何对dress code的无理斥责，没有不读论文为了彰显权力的随意刁难（这是我在本科答辩时遇到的）。我发现，在一个正常的学术环境里，遇到给你藤野先生感觉的导师太容易了。
这是一种很古典的师生关系。每周和导师见面，剩下的时间在读他列的书单，然后每个月写一封长达七八页的报告寄给他，很不好意思地为这么长的信件道歉。旁听他的所有课，读他的几乎所有论文，然后读他的前辈、他的后辈的论文。虽然联系非常频繁，但我对导师除学术生涯外的任何信息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有一只猫和一只狗，有次网课突然在屏幕里一起叫起来。导师对我的除学业外的信息也一无所知，直到答辩阐述动机和研究难点，才知道我的出生地和母语。很severance，这种联系简直太理想了，不掺杂任何生活气息。
导师写了十几页的Remarque（我的讲稿倒只有三页）。“令我最惊讶又好笑的是，你实在是太听话了…每次我跟你提到什么作者什么作品，你立刻一声不响呱全部读完。（向同事）你知道吧她连某某的博士论文都读完了！”（我以为这是obligation呀）
“在女权主义这部分，我真是费了很大气力才把你从对美国学派的深深吸引中拉开…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有一种简单化，是我不想让你受到影响的（转向同事）他们总是现实主义，是男性的！阳具的！…我是普遍主义女权主义者，不是差异主义的。”（我也是普遍主义呀。以及普遍主义自己就很北美啊，笑）
“友谊是有机主义社会的基础，它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了联系，它是反对革命的。卢梭发明了社会契约作为社会构建的法律基础，桑认为仅仅靠这是不够的，需要在此之上再叠加集体情感的层面。集体应该分享某种共同的情感。这种人类的情感联系应该被艺术所发明。”
“在致谢里你写的关于文学的使命的话很感人。”当然这并不是让老师高兴一下的礼貌。在答辩中，我谈到了伴随论文写作期间，对人类社会不断滋长的绝望。并在最后谈到将来的计划：“我希望从19世纪文学研究中继续探索虚构对于现实世界的超越方式，同时汲取我对于人类未来的信心：人类应该期待怎样的未来，而文学能够帮助我们想象到多远。”
当然虽然硕士研究的passion是被前记者的视角所喂养的，我也清楚地意识到，作为记者我可能已经没有什么能做的了。同时，在我的出生地，可能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而作为研究者的身份也已经逐渐覆盖上实践者的身份。当你走到半山腰时，你已经不可能再往回走或者就此歇息。我已经没有办法向生命敞开其他可能性了，这两年命令我将学术作为一种志业。
